人们普遍认为，“现代”是与“传统”决裂而形成的。因此“现代”的精神特质不同于“传统”的精神气象。传统是一个魅惑的时代，要么政治与宗教合一、要么政治与教化合一，人们无法根据理性的法则建构公共行动的规则。而现代则是一个祛除魅惑的时代，它将一切神圣的东西驱入私人生活的隐秘幕后，而以理性来筹划人类的公共生活。
　　经过 18 世纪启蒙运动的理性荡涤之后，宗教致力维持的政教合一体制，丧失了任何自我确证的理由。曾经借助宗教力量为自己积聚正当性资源的君权政体，自此失去了政治正当性的强大支持力量。“神为人立法”的政治正当性进路，被“人为自己立法”的政治正当性进路所取代。人们从此不再需要神为人定位。这一定位，既包括人的价值定位，也包含社会政治制度的设计，以及日常生活方式的选择。这一变化，被马克斯·韦伯简要地概括为“理性祛除巫魅”。
　　祛魅之后，人类的生活世界似乎简单且分明地由“井水不犯河水”的、私人信仰世界与公共理性世界两个部分构成。
　　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首先，人们体会到宗教在人类生活中长期具有的绝对重要性明显下降，世俗化特征凸显而出。其次，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人们习惯了一种将私人生活领域与公共生活领域划分开来的生活方式：在私人生活领域，人们能够保持着自己的宗教信仰、私密关系和个人隐私，并且以非理性的情感原则来处理私人生活的各种事情；在公共生活领域，人们则以法律条文、行政规章和组织规程作为协调各种事务的手段，以理性思维基础上建构而起的规则处置复杂的公共事务。
　　但是从 18 世紀以后的人类生活经验来看，宗教并未完全退出人类的生活世界。在人类的公共生活世界中，宗教的主宰性力量确实消退。但是，在人类生活的复杂世界中，宗教的影响力并未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在政治生活领域，宗教力量一直是制约政治状态的重要因素。这不仅关系政治信念、政治价值和政治精神的塑造问题，也关系到人们从事政治的操守问题，还关系到政治制度受到规范的牵制力量问题。在经济生活领域，宗教对经济伦理的影响为人们所重视。在文化生活领域，人们是否具有虔诚的宗教精神和生活习性，决定了他们在共同体生活中的节制美德和互爱德性，并自然显现出发自个人内心深处的自我约束和服从规则。
　　除开这些公共的生活空间之外，宗教在人类的私人生活领域，影响至为深刻且无可匹敌。个人生活的价值信念、规则意识、利他行为、奉献精神等等，都与一个人是否具有宗教信仰具有密切关系。更为关键的是，在一个以个人主义为基础建构起的现代社会中，个体的信仰世界状况，会直接影响甚至制约社会-政治的状态。
　　于是，18 世纪理性主义者未曾设想，19 世纪末、20世纪初理性主义者凸显“理性祛除巫魅”的预言中从未留下余地的宗教复兴，似乎突兀地出现在人类的生活世界。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因为人类现代活动方式的两种“失败”所导致的：一种失败是基于科学理性主义的世俗主义思潮，不足以解决人类迈入现代门槛之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相反，两次世界大战倒促使人们反省科学理性主义的严重局限性；另一种失败是基于浪漫主义对现代理性主义的抵抗之无着，他们相信“上帝死了”，但感觉到生命的意义并无保障，相反人类似乎陷入了烦恼、痛苦和死亡的绝望之境。前者被人称之为乐观的世俗主义，后者被人称之为绝望的世俗主义。但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在20 世纪都没有拿出解决现代困境的方案来。于是，宗教的重新出场，似乎顺理成章。
　　宗教的复兴，使人观察到“复魅”运动的兴起。这一复魅运动，从两个视角为人们所观察：一是宗教神学重新出场，全面解释人类的处境。既避免了传统宗教神学理论对现实进行解释时的理论匮乏，又建立起了全面回应人类现代处境中种种难以解释的困惑问题的完备理论。二是新兴宗教和传统宗教的复苏相互辉映，成为 20 世纪尤其是20 世纪后半期人类社会生活的重大且引人瞩目的事件。
　　前者，促使人们保持对宗教信仰的理性力量，进而促使人们看到科学技术和世俗理论之外，宗教理论具有的解释现实问题的能力。后者，促使人们重新回到信仰的世界中，为自己确立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改变拒斥宗教生活的世俗化人生哲学态度。

任剑涛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