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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影《红高粱》讴歌了生机勃勃的生命力，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勾勒出一幅幅富有张力的故事画面，这都依赖于影片叙事方式、色彩处理、间环境与造型处理等艺术手段的成功运用。
关键词 红高粱 张艺谋电影 生命意识
金秋十月，我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时间，莫言热度冲天，我也重温了电影《红高粱》。这部电影是根据莫言的小说〈〈红高粱〉〉改编而成的，《红高粱》上映后获得了多个奖项，被评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开山之作。整部影片在一种神秘的色彩中歌颂了人性与蓬勃旺盛的生命力，該片以赞美生命为主题，通过人物个性的塑造来赞美生命，赞美生命的那种喷涌不尽的勃勃生机，赞美生命的自由、舒展。
据电影情节介绍，该电影讲述的是“奶奶十九岁那年，曾外祖父为了换一头骡子，把她嫁给十八里坡的麻子李大头。轿子走到青杀口，突然窜出一个劫匪，劫了轿夫的工钱，又要抢我奶奶。轿夫也就是后来的我爷爷带头结果了那人，并且对我奶奶产生了好感。三天后，我奶奶回门路过高梁地，蒙面的爷爷将她拉进高梁地里，并发生了关系。不久，李大头死了，并且死因也成了迷，我奶奶成了酒坊的掌柜并得到店伙计罗汉的帮助。我爷爷找到了我奶奶并恶作剧在一坛刚酿好的酒里撒了一泡尿，后来这酒成了好酒。我奶奶给它取名叫十八里红，同时我爷爷和奶奶在一起了，喜欢我奶奶的伙计罗汉爷爷走了，后来成了抗日的共产党。
我爹九岁那年，日本鬼子来了。他们为了修路，用刀逼着乡亲们踩倒高梁，日军又将我罗汉爷爷吊在树上，逼着肉店的伙计剥他的皮。我奶奶让伙计们喝下了十八里红，大家唱着《酒神曲》去埋雷炸日本鬼子。我奶奶在家做了一桌子饭菜，等着得胜回来的我爷爷他们。我爸回去说是爷爷他们饿了，叫我奶奶送饭，我奶奶挑着担子去送饭，被日本鬼子用机枪打死。高梁地里发出怒吼声，我爷爷和众伙计冲向日本军车，日本军车炸飞了，伙计们也死了。就只有我爷爷和我爸留了下来。
这部电影里奶奶和爷爷可以说是整部影片的灵魂人物，是与高粱一样，充满生机、敢于反抗的代表。现就《红高粱》的艺术特色作以探析：
一、“我”与这个故事
影片自身有一条完整的故事线，但这条叙事线大部分由画外音来完成。影片一开始，还是全黑的画面时，声带上就传来了“我”的叙述；“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有人提起。”这是一个以现在时进行回述的视点，这个“我”在此是一个故事的叙述者。由于他没有在故事中出现，按理是一个客观的叙述者，但他又是故事中人物的后代，这又使得他具有某种参与意识，从而又具有被叙述的意义。画外音在影片中是作为一个戏剧因素渗入故事之中的，它“缝合”了过去与现在、意念与故事。
《红高粱》并不是十分具有现实性的作品，也不是一种对民族文化的寻根。相反，在这个联系三代的以过去时回叙出来的故事中，塑造的是一个未来意义的人格，是一种人格理想，超越了具体的社会表层，具有人的本性与本质的深度，影片自始至终所呼唤的主题就是勃勃的生命力，就是张扬活得不扭曲、无拘无束、坦坦荡荡的生命观。因此．摆在观众面前的作品不是一个已被理解的世界，而是对一个世界的生命的理想。这种理想就是在那具有“太阳崇拜”的神话中。《红高粱》不同于以往任何一部反映农民的影片，它的视角已从传统的对土地的礼赞转向了对生命的礼赞。故事的超常特点决定了叙事的非现实性，故事的地点也被淡化。在影片中甚至淡化了社会最基本的结构——村落。影片中的所有叙事元素与视听元素都在为这种自然生命的热烈、自由自在和痛快淋漓的风格服务。
二、浓烈的色彩
从《红高粱》开始，对色彩的大胆夸张的运用在张艺谋电影中开始运用，比如后来的《英雄》等。当我们面对《红高粱》时，就会感知到全片都被那辉煌的红色所浸透。红色是太阳、血、高粱酒的色彩。在这里，导演对色彩的运用是高度风格化的。影片一开头就是年轻漂亮、灵气逼人的我奶奶那张充满生命的红润的脸，接着就是占满银幕的红盖头，那顶热烈饱满的红轿子，野合时那在狂舞的高粱秆上闪烁的阳光，似红雨般的红高粱酒，血淋淋人肉，一直到那日全食后天地通红的世界，整部影片都被红色笼罩。导演对这种基调的选择几乎完全剥夺了我们对戏剧情节的关注，而进入一种对一个特定的造型空间的纯粹情绪性体验了。这是一种对完美自由的自然生命的渴望与赞美。影片结束在那神秘的日全食中，红色的扩张力获得了一种凝固的近乎永恒的沉寂效果。黑红色的高粱舒展流动充满了整个银幕空间，极为辉煌、华丽、壮美。
三、“高梁地”和“酿酒作坊”
影片的空间环境与造型处理，都在努力寻求一种色彩的单纯化和空间的神秘与阔大。影片主要是两个空间环境：高梁地和酿酒作坊，酿酒作坊体现出生命的远古意识，如风雨剥蚀、似古堡般的十八里坡的圆形门洞。而那片自生自灭的高粱地，则透着生命的神圣。当画面上充满了高粱地时，它是作为一个巨大的自然生命符号群，舒展、坚强、热烈。影片中三次对高粱的渲染都呈现出一种人与自然生命的整一性。当我奶奶泪水满面、仰天躺在我爷爷踩踏出来的圣坛上时，银幕上一连出现了四个叠化的狂舞的高粱镜头。在这里，高粱地是生命诞生的见证。而在日本人强迫百姓踩踏高粱的镜头中，又感到生命被摧残的震撼。影片结尾，我爷爷与我爹泥塑般立于血红的阳光里，面对那高速流动的高梁的镜头，我们内心唤起的是一种对生命的自信和对热烈悲壮的生命的礼赞。
参考文献：
[1]莫言，红高粱家族，海口：南海出版社，2000.
[2]王晓明，批评空间的开创——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7.
[3]莫言、王尧，从《红高粱》到《檀香刑》，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
作者简介：
任立国（1982—）男，山东聊城人，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语文教学。
朱 桂（1981—）江西余干人，法学硕士，研究方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
关键词 红高粱 张艺谋电影 生命意识
金秋十月，我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时间，莫言热度冲天，我也重温了电影《红高粱》。这部电影是根据莫言的小说〈〈红高粱〉〉改编而成的，《红高粱》上映后获得了多个奖项，被评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开山之作。整部影片在一种神秘的色彩中歌颂了人性与蓬勃旺盛的生命力，該片以赞美生命为主题，通过人物个性的塑造来赞美生命，赞美生命的那种喷涌不尽的勃勃生机，赞美生命的自由、舒展。
据电影情节介绍，该电影讲述的是“奶奶十九岁那年，曾外祖父为了换一头骡子，把她嫁给十八里坡的麻子李大头。轿子走到青杀口，突然窜出一个劫匪，劫了轿夫的工钱，又要抢我奶奶。轿夫也就是后来的我爷爷带头结果了那人，并且对我奶奶产生了好感。三天后，我奶奶回门路过高梁地，蒙面的爷爷将她拉进高梁地里，并发生了关系。不久，李大头死了，并且死因也成了迷，我奶奶成了酒坊的掌柜并得到店伙计罗汉的帮助。我爷爷找到了我奶奶并恶作剧在一坛刚酿好的酒里撒了一泡尿，后来这酒成了好酒。我奶奶给它取名叫十八里红，同时我爷爷和奶奶在一起了，喜欢我奶奶的伙计罗汉爷爷走了，后来成了抗日的共产党。
我爹九岁那年，日本鬼子来了。他们为了修路，用刀逼着乡亲们踩倒高梁，日军又将我罗汉爷爷吊在树上，逼着肉店的伙计剥他的皮。我奶奶让伙计们喝下了十八里红，大家唱着《酒神曲》去埋雷炸日本鬼子。我奶奶在家做了一桌子饭菜，等着得胜回来的我爷爷他们。我爸回去说是爷爷他们饿了，叫我奶奶送饭，我奶奶挑着担子去送饭，被日本鬼子用机枪打死。高梁地里发出怒吼声，我爷爷和众伙计冲向日本军车，日本军车炸飞了，伙计们也死了。就只有我爷爷和我爸留了下来。
这部电影里奶奶和爷爷可以说是整部影片的灵魂人物，是与高粱一样，充满生机、敢于反抗的代表。现就《红高粱》的艺术特色作以探析：
一、“我”与这个故事
影片自身有一条完整的故事线，但这条叙事线大部分由画外音来完成。影片一开始，还是全黑的画面时，声带上就传来了“我”的叙述；“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有人提起。”这是一个以现在时进行回述的视点，这个“我”在此是一个故事的叙述者。由于他没有在故事中出现，按理是一个客观的叙述者，但他又是故事中人物的后代，这又使得他具有某种参与意识，从而又具有被叙述的意义。画外音在影片中是作为一个戏剧因素渗入故事之中的，它“缝合”了过去与现在、意念与故事。
《红高粱》并不是十分具有现实性的作品，也不是一种对民族文化的寻根。相反，在这个联系三代的以过去时回叙出来的故事中，塑造的是一个未来意义的人格，是一种人格理想，超越了具体的社会表层，具有人的本性与本质的深度，影片自始至终所呼唤的主题就是勃勃的生命力，就是张扬活得不扭曲、无拘无束、坦坦荡荡的生命观。因此．摆在观众面前的作品不是一个已被理解的世界，而是对一个世界的生命的理想。这种理想就是在那具有“太阳崇拜”的神话中。《红高粱》不同于以往任何一部反映农民的影片，它的视角已从传统的对土地的礼赞转向了对生命的礼赞。故事的超常特点决定了叙事的非现实性，故事的地点也被淡化。在影片中甚至淡化了社会最基本的结构——村落。影片中的所有叙事元素与视听元素都在为这种自然生命的热烈、自由自在和痛快淋漓的风格服务。
二、浓烈的色彩
从《红高粱》开始，对色彩的大胆夸张的运用在张艺谋电影中开始运用，比如后来的《英雄》等。当我们面对《红高粱》时，就会感知到全片都被那辉煌的红色所浸透。红色是太阳、血、高粱酒的色彩。在这里，导演对色彩的运用是高度风格化的。影片一开头就是年轻漂亮、灵气逼人的我奶奶那张充满生命的红润的脸，接着就是占满银幕的红盖头，那顶热烈饱满的红轿子，野合时那在狂舞的高粱秆上闪烁的阳光，似红雨般的红高粱酒，血淋淋人肉，一直到那日全食后天地通红的世界，整部影片都被红色笼罩。导演对这种基调的选择几乎完全剥夺了我们对戏剧情节的关注，而进入一种对一个特定的造型空间的纯粹情绪性体验了。这是一种对完美自由的自然生命的渴望与赞美。影片结束在那神秘的日全食中，红色的扩张力获得了一种凝固的近乎永恒的沉寂效果。黑红色的高粱舒展流动充满了整个银幕空间，极为辉煌、华丽、壮美。
三、“高梁地”和“酿酒作坊”
影片的空间环境与造型处理，都在努力寻求一种色彩的单纯化和空间的神秘与阔大。影片主要是两个空间环境：高梁地和酿酒作坊，酿酒作坊体现出生命的远古意识，如风雨剥蚀、似古堡般的十八里坡的圆形门洞。而那片自生自灭的高粱地，则透着生命的神圣。当画面上充满了高粱地时，它是作为一个巨大的自然生命符号群，舒展、坚强、热烈。影片中三次对高粱的渲染都呈现出一种人与自然生命的整一性。当我奶奶泪水满面、仰天躺在我爷爷踩踏出来的圣坛上时，银幕上一连出现了四个叠化的狂舞的高粱镜头。在这里，高粱地是生命诞生的见证。而在日本人强迫百姓踩踏高粱的镜头中，又感到生命被摧残的震撼。影片结尾，我爷爷与我爹泥塑般立于血红的阳光里，面对那高速流动的高梁的镜头，我们内心唤起的是一种对生命的自信和对热烈悲壮的生命的礼赞。
参考文献：
[1]莫言，红高粱家族，海口：南海出版社，2000.
[2]王晓明，批评空间的开创——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7.
[3]莫言、王尧，从《红高粱》到《檀香刑》，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
作者简介：
任立国（1982—）男，山东聊城人，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语文教学。
朱 桂（1981—）江西余干人，法学硕士，研究方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