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评论分析经济问题，就像中医把脉问诊。不同的医生看到相同的症状，有时会做出不同的判断，开出不同的药方。经济学家对经济的“诊断”也不尽相同。
　　看到最近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不少西方媒体和中国悲观论者提出中国“过度借贷”/杠杆化过高等论调。可是，仅仅指出中国货币和信贷与GDP产出比高于他国是不够的，这种只知皮毛的方法很难能解释，为什么中国一直使用的高借贷发展模式，以前会促进高速增长，而现在会难以维系。
　　我们观察到，过去几年，国民经济中公司部门负债快于资产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生产效率增速放缓。而在诸多阻碍生产效率加速的因素之中，金融领域风险定价系统出现偏差造成资源分配系统效率下降是一个重要原因。
　　以银行贷款为主的主要金融融资渠道偏向于大型国有企业，而中小企业融资成本较高，从而造成非房地产部门的民间投资被政府主导的投资进一步挤出。而在2011年下半年开始的宏观调控环境中，这些更难获得资金的企业只好铤而走险，进一步向影子银行等灰色领域寻求融资支持。
　　其后，表外贷款和其他形式影子银行产品的快速扩张，给银行和金融体系的监管带来进一步的困难，加剧了金融领域的潜在风险。
　　对此，两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彼得森研究所的尼古拉斯·拉迪和斯坦福大学的麦金农教授，不约而同指出，金融抑制是造成目前金融资源错配的主要原因，也会制约中国经济活力的恢复。
　　早在上世纪70年代麦金农教授提出“金融抑制”这一概念时，其本意是指政府有意利用各种渠道将资金从其他部门转移回政府部门，以减少政府负债。举例而言，如果政府将利率故意长期控制在通胀水平以下，实际上是纵容通胀的上升，用通胀降低政府实际负债水平。
　　拉迪和麦金农认为，中国的金融抑制倾向具体表现为：相对于中国的通胀和增长而言，央行所控制的贷款利率太低，造成过度的银行贷款需求，从而不得不迫使央行更多地使用量化目标来控制信贷增长。
　　拉迪在《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这本书中指出，中国金融压抑的源头在于人民币汇率的低估，最终会使得通过银行系统配置资本的效率下降，助长一个巨大的地下金融市场，增加中国经济中的风险。他曾在2008年就大胆断言，金融抑制会助长地下金融的发展，将银行为中小企业融资的功能挤出，同时鼓励储户将资金转到银行存款以外以获得更高收益。
　　在麦金农的新著《失宠的美元本位制——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中国崛起》中，他基本赞同拉迪对金融抑制的判断，认为在强制执行的低利率下，国有银行往往会选择他们眼中的最优质客户——大型国有企业。而对大国企的信贷补贴以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长为代价。同时银行无法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使其倒向在监管机构控制范围之外的“影子”银行部门。
　　在拉迪和麦金农来看，他们都认为金融抑制的三宗罪在于：一、恶化投资结构；二、助长了表外借贷，影响银行监管；三、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以及阻碍人民币国际化。
　　从成因上看，拉迪认为，中国的金融压抑仍是政府主动选择压低人民币汇率的结果，而政府维持这一汇率的成本会因为其对于利率的实际控制而大大降低。而在麦金农眼中，目前中国经历的这种金融抑制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政府主动引导的一个政策选择，而是世界美元本位制的中心（美国）所实施的极低利率政策所导致的。美国的低息政策不仅对中国有影响，也使得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被迫保持低于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相适应的自然利率水平，以避免热钱流入。
　　由于对“病因”判断的分歧，拉迪和麦金农开出的药方也不尽相同。拉迪坚持主动型的金融压抑还需要用人民币升值来解决，而麦金农则认为被动型的金融压抑需要以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到一个更合理的水平为前提。
　　殊途同归。无论是汇率还是利率，最终再平衡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储蓄率的互补性调整。以中美两国为例，美国必须引导居民部门提高储蓄率，并抑制政府部门的储蓄下降，同时中国尤其需要引导企业和政府部门减少储蓄。如果麦金农以财政（而不是汇率）带动储蓄调整的方法能实现，将是中美妥协并实现软着陆的更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