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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达沃斯已经成为政商界固定的时尚话题，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厌倦了达沃斯所秉承的精英主义的偏见与傲慢，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声誉重重的达沃斯也开始了自我沉溺与迷失。
去达沃斯听起来更像是去度假，当然，这倒不是因为这个安静的瑞士小镇风景太过迷人。或许更多的人将达沃斯论坛比喻成为关于未来世界的形而上的乌托邦式讨论，但事实上，每年一期的论坛已经开始成为在精英主义冠冕外衣下的全球化名利场。
全球新神话
一座居民仅逾万的瑞士小镇，每年却能够在固定的时期内吸引着全世界的关注，因为这里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政界领袖和商贾名流。尽管达沃斯显得僻静而狭小，但这并不妨碍它在全球化浪潮中成为新的神话中心，一个关于未来世界的智力朝圣地。
1970年，在一位名叫克劳斯·施瓦布的瑞士人的提倡下，欧洲一些著名企业的总裁举行了一次非正式研讨会，讨论企业战略与管理。据说，会议之所以选择在了达沃斯，只不过是因为这位当时年仅32岁的经济学博士酷爱滑雪罢了。
在施瓦布的组织和公关努力下，1971年开始，这种聚会成为一年一度的“欧洲管理论坛”，而1987年，达沃斯论坛也成为现在为我们所熟知的“世界经济论坛”。随着达沃斯论坛影响的不断扩大，与会人数也不断的增长，并且参加者也由商界扩展到了政界、学界，级别也越来越高。甚至，如今的达沃斯论坛更是被称为“非官方的国际经济最高级会谈”。
于是，每年1月，2500名左右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商界人士、政治人士、艺术家都将来到这座瑞士小镇，他们已经或许刚刚被冠以“世界领袖”的头衔，而这背后则是1万名左右的后援团队、记者和随从。全球化的名单也似乎在告诉媒体与公众，这是一次全球化的高峰论坛。
达沃斯论坛设立当初备受争议，因为越来越多的反全球化人士指出它的偏见与傲慢，达沃斯永远只是精英主义，并且缺少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声音。老谋深算的施瓦布开始直面这一疑问，于是他不但邀请了来自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政商人士，并且达沃斯的话题也拥有了更多诸如全球气候变暖、第三世界的饥饿与贫困那样的问题。
关于达沃斯的争议开始逐渐消退，这个论坛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论坛，并且开始走上了神坛，成为一个被众多媒体无度举赞的节日。但无论怎样，施瓦布似乎依旧不可能改变达沃斯那种傲慢的精英主义偏好。
世界大秀场
达沃斯的成功似乎依旧是一个谜，但可以肯定的是，现实与不少媒介毫无节制的举赞不同，克劳斯·施瓦布所发明的这个全球化的论坛似乎并不是一次完整意义上的辩论会议。更多的时候，达沃斯倒成为新的名利场，并且是世界性的大秀场。
我们并不否认沟通与交流的重要，更不能断言前瞻而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与思想对于未来世界的重要。但对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而言，似乎它的秀场影响力已经盖过了发明者克劳斯·施瓦布或许曾有的初衷：为全球经济政治领袖提供一个对话交流的平台。
深谙政经之道的施瓦布将他的智力与娴熟逢迎艺术完美结合在了一起。他知道新闻媒介的偏好，于是他在邀请名单上大作文章，因此，达沃斯看起来也便拥有了新闻价值与实际意义的平衡。看吧，都有谁参加了：前美国副总统及前不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戈尔，爱尔兰的摇滚巨星波诺，前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
很显然，克劳斯·施瓦布对于媒介的新闻胃口了如指掌，或许，在他看来是否达成任何实际意义上沟通并不重要，能够不断吸引人们对于该论坛的关注才是最重要的。无论是阿尔·戈尔，还是托尼·布莱尔，还有波诺，他们到会的实际意义或许便在于他们对于媒体的吸引力了。
从政界高官到经济巨头，甚至还有演艺明星，达沃斯在告诉人们，我们的论坛是绝对的精英主义。这里未必能产生任何建设性理念，但这足够吸引世界各个媒体一周的目光。毕竟，政治、经济还包括演艺明星都摆在这了。
克劳斯·施瓦布或许早就明白，在变幻无常的政商名利场，拥有响亮而冠冕的空谈比起实际行动更有价值。也因此，更多时候，狡黠的他总是作为一名导演出现，他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政经明星们不厌其烦地发表宣言与理念，至于实际行动其实那并不重要。
所以，他总是谨慎万分地挑选出每一年的议题，因为，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似是而非的宽泛议题下得到充分的发挥。就如同，今年达沃斯所宣扬的“合作创新的力量”，几乎任何人都可以从任何角度去理解它，而将自己企业（政府）的理念与宣言赋予其中则是必不可少的。
达沃斯生意
有人将达沃斯比作清谈之地，并且认为，“达沃斯只是清谈之地 （A Talking Shop），谈不成协议、签不了合同，出不了硬成果，是浪费时间”。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因为，企业家如何冠冕的口号背后总是掩藏不了对于利润的追求。
或许，更多的人将这个聚会当作政治与商业日程上的固定节日，因为在这里，你可以空谈全球化，也可以无节制地发表自己的企业宣言与公司理念，并且参加各类聚会、晚宴。—这确实是逃避办公室与永无休止的会议、财务数据的借口。实际上，更多的企业家到达沃斯只是把它当作一项企业任务来完成。
在这里既能够结识潜在的顾客，也可以利用达沃斯的影响力与媒体对于它的关注度，扩大或维护企业的品牌形象。毕竟能够参加此次年会，必须拥有一定的资格，并且开销一笔不菲的费用。
这似乎解释了达沃斯论坛的众多疑云，为什么更多企业的到来，它们只是一味的发表宣言而不是切实讨论与沟通？为什么会有众多投行和咨询公司愿意为达沃斯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
在全球瞩目的世界经济论坛亮相，有着无数的媒体镁光灯的照耀，似乎成为“全球领袖”不但可以达成企业的宣传目的，更可以满足企业家们对于自我的成就感。但是，当我们看到比尔·盖茨在达沃斯侃侃而言，名利双收的时候，似乎也不应该忘记那个著名的“达沃斯诅咒”。惠普的前首席执行官，卡莉·菲奥莉娜就是其中一例，惠普业绩开始蹒跚慢步的时候，她却极富兴致地来到了这所瑞士小镇，而年会不久，她便下课辞职。
当然，就像达沃斯所秉持的精英主义偏见一样牢固，能够参加世界经济论坛，也需要一定的资质。对于众多中国企业而言，尽管参加达沃斯论坛并不能带来任何实际意义上的订单，但对于品牌而言似乎是个莫大的殊荣。无论是花旗的冯军，还是阿里巴巴的马云，抑或是SOHO中国的张欣，达沃斯确实是一个很有必要的去处。尽管费用不菲，但达沃斯也是值得一去的，因为，它们像众多中国企业一样，并不缺钱，真正缺少的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
去达沃斯听起来更像是去度假，当然，这倒不是因为这个安静的瑞士小镇风景太过迷人。或许更多的人将达沃斯论坛比喻成为关于未来世界的形而上的乌托邦式讨论，但事实上，每年一期的论坛已经开始成为在精英主义冠冕外衣下的全球化名利场。
全球新神话
一座居民仅逾万的瑞士小镇，每年却能够在固定的时期内吸引着全世界的关注，因为这里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政界领袖和商贾名流。尽管达沃斯显得僻静而狭小，但这并不妨碍它在全球化浪潮中成为新的神话中心，一个关于未来世界的智力朝圣地。
1970年，在一位名叫克劳斯·施瓦布的瑞士人的提倡下，欧洲一些著名企业的总裁举行了一次非正式研讨会，讨论企业战略与管理。据说，会议之所以选择在了达沃斯，只不过是因为这位当时年仅32岁的经济学博士酷爱滑雪罢了。
在施瓦布的组织和公关努力下，1971年开始，这种聚会成为一年一度的“欧洲管理论坛”，而1987年，达沃斯论坛也成为现在为我们所熟知的“世界经济论坛”。随着达沃斯论坛影响的不断扩大，与会人数也不断的增长，并且参加者也由商界扩展到了政界、学界，级别也越来越高。甚至，如今的达沃斯论坛更是被称为“非官方的国际经济最高级会谈”。
于是，每年1月，2500名左右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商界人士、政治人士、艺术家都将来到这座瑞士小镇，他们已经或许刚刚被冠以“世界领袖”的头衔，而这背后则是1万名左右的后援团队、记者和随从。全球化的名单也似乎在告诉媒体与公众，这是一次全球化的高峰论坛。
达沃斯论坛设立当初备受争议，因为越来越多的反全球化人士指出它的偏见与傲慢，达沃斯永远只是精英主义，并且缺少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声音。老谋深算的施瓦布开始直面这一疑问，于是他不但邀请了来自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政商人士，并且达沃斯的话题也拥有了更多诸如全球气候变暖、第三世界的饥饿与贫困那样的问题。
关于达沃斯的争议开始逐渐消退，这个论坛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论坛，并且开始走上了神坛，成为一个被众多媒体无度举赞的节日。但无论怎样，施瓦布似乎依旧不可能改变达沃斯那种傲慢的精英主义偏好。
世界大秀场
达沃斯的成功似乎依旧是一个谜，但可以肯定的是，现实与不少媒介毫无节制的举赞不同，克劳斯·施瓦布所发明的这个全球化的论坛似乎并不是一次完整意义上的辩论会议。更多的时候，达沃斯倒成为新的名利场，并且是世界性的大秀场。
我们并不否认沟通与交流的重要，更不能断言前瞻而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与思想对于未来世界的重要。但对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而言，似乎它的秀场影响力已经盖过了发明者克劳斯·施瓦布或许曾有的初衷：为全球经济政治领袖提供一个对话交流的平台。
深谙政经之道的施瓦布将他的智力与娴熟逢迎艺术完美结合在了一起。他知道新闻媒介的偏好，于是他在邀请名单上大作文章，因此，达沃斯看起来也便拥有了新闻价值与实际意义的平衡。看吧，都有谁参加了：前美国副总统及前不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戈尔，爱尔兰的摇滚巨星波诺，前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
很显然，克劳斯·施瓦布对于媒介的新闻胃口了如指掌，或许，在他看来是否达成任何实际意义上沟通并不重要，能够不断吸引人们对于该论坛的关注才是最重要的。无论是阿尔·戈尔，还是托尼·布莱尔，还有波诺，他们到会的实际意义或许便在于他们对于媒体的吸引力了。
从政界高官到经济巨头，甚至还有演艺明星，达沃斯在告诉人们，我们的论坛是绝对的精英主义。这里未必能产生任何建设性理念，但这足够吸引世界各个媒体一周的目光。毕竟，政治、经济还包括演艺明星都摆在这了。
克劳斯·施瓦布或许早就明白，在变幻无常的政商名利场，拥有响亮而冠冕的空谈比起实际行动更有价值。也因此，更多时候，狡黠的他总是作为一名导演出现，他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政经明星们不厌其烦地发表宣言与理念，至于实际行动其实那并不重要。
所以，他总是谨慎万分地挑选出每一年的议题，因为，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似是而非的宽泛议题下得到充分的发挥。就如同，今年达沃斯所宣扬的“合作创新的力量”，几乎任何人都可以从任何角度去理解它，而将自己企业（政府）的理念与宣言赋予其中则是必不可少的。
达沃斯生意
有人将达沃斯比作清谈之地，并且认为，“达沃斯只是清谈之地 （A Talking Shop），谈不成协议、签不了合同，出不了硬成果，是浪费时间”。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因为，企业家如何冠冕的口号背后总是掩藏不了对于利润的追求。
或许，更多的人将这个聚会当作政治与商业日程上的固定节日，因为在这里，你可以空谈全球化，也可以无节制地发表自己的企业宣言与公司理念，并且参加各类聚会、晚宴。—这确实是逃避办公室与永无休止的会议、财务数据的借口。实际上，更多的企业家到达沃斯只是把它当作一项企业任务来完成。
在这里既能够结识潜在的顾客，也可以利用达沃斯的影响力与媒体对于它的关注度，扩大或维护企业的品牌形象。毕竟能够参加此次年会，必须拥有一定的资格，并且开销一笔不菲的费用。
这似乎解释了达沃斯论坛的众多疑云，为什么更多企业的到来，它们只是一味的发表宣言而不是切实讨论与沟通？为什么会有众多投行和咨询公司愿意为达沃斯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
在全球瞩目的世界经济论坛亮相，有着无数的媒体镁光灯的照耀，似乎成为“全球领袖”不但可以达成企业的宣传目的，更可以满足企业家们对于自我的成就感。但是，当我们看到比尔·盖茨在达沃斯侃侃而言，名利双收的时候，似乎也不应该忘记那个著名的“达沃斯诅咒”。惠普的前首席执行官，卡莉·菲奥莉娜就是其中一例，惠普业绩开始蹒跚慢步的时候，她却极富兴致地来到了这所瑞士小镇，而年会不久，她便下课辞职。
当然，就像达沃斯所秉持的精英主义偏见一样牢固，能够参加世界经济论坛，也需要一定的资质。对于众多中国企业而言，尽管参加达沃斯论坛并不能带来任何实际意义上的订单，但对于品牌而言似乎是个莫大的殊荣。无论是花旗的冯军，还是阿里巴巴的马云，抑或是SOHO中国的张欣，达沃斯确实是一个很有必要的去处。尽管费用不菲，但达沃斯也是值得一去的，因为，它们像众多中国企业一样，并不缺钱，真正缺少的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