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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效祖国
1927年，5岁的吴孟超跟着母亲从老家闽清县下南洋，到马来西亚投奔在那谋生的父亲。迫于生计，吴孟超8岁开始在橡胶园里割橡胶，每每是半夜起来一直割到天亮。9岁时，吴孟超被父亲送进了光华学校。吴孟超边割胶边读书，成绩很好。
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撼动了中华大地，也传到了马来西亚。光华学校新来的校长思想进步，经常给学生讲述国内抗日战争形势。此时陈嘉庚先生组织的华侨抗日救国、支援延安活动也在马来西亚各地开展。这些活动成了吴孟超最初感受到的爱国教育。
1939年，吴孟超完成了初中学业。有感于上一届同学的捐款义举，他向全班同学倡议不举行毕业会餐，把钱省下来，大家再凑一点，寄给延安八路军。不久，学校收到了延安发来的感谢电，落款是：毛泽东、朱德。
报效祖国的激情在吴孟超心底涌动。第二年春节刚过，吴孟超便和6位同学一起相约回国。
踏上祖国土地的一刹那，吴孟超暗下决心：今生今世再也不离开这块土地了，一定要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同胞们做点什么！
“我这一生有三条路走对了：回国、参军、入党。如果不是在自己的祖国，我也许会很有钱，但不会有我的事业；如果不是在人民军队，我可能会当个医生，但不会有我的今天；如果不是在党组织，我可能会做个好人，但不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份子。”2006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吴孟超如是说。
二、敢闯禁区
在随后的医学生涯中，吴孟超不断创新，闯向一个个科学禁区，用一次次的突破，让千千万万个病人获得了新生。
上世纪50年代，吴孟超跟随恩师——有“中国外科之父”美誉的裘法祖教授学习外科手术，聪颖勤奋的他颇得“裘氏刀法”之精要。但吴孟超很快意识到，仅有麻利的外科手术技能似乎还不够，自己应该再有点专攻。听到学生的请教，裘法祖说：“普外是个古老的专业，胸外科是从这里分出去的，现在肝脏外科薄弱，你可朝这个方向发展。”
恩师一言，指明了吴孟超一生的方向。当时，我国的肝癌手术尚处探索阶段，肝癌的防治研究也处于空白状态。
吴孟超扎进图书馆，和同事一起翻译出世界上第一本中文版肝脏外科译著《肝脏外科入门》。随后他又与同事组成“3人小组”，历经数月的辛苦努力，成功用赛璐珞材料灌注出我国第一具结构完整的肝脏血管模型。通过亲手大量制作标本，吴孟超对照文献研究肝脏的血管走向和分布规律，大胆提出了“五叶四段”的肝脏解剖学理论，这也是国际上关于“五叶四段”的最早表述。这一理论运用至今，指导了国际上数量最多的肝脏手术。
1960年，掌握了肝脏“禁区密码”的吴孟超主刀完成了我国第一例成功的肝癌切除手术，实现了中国肝脏外科零的突破。
有了基础研究和技术突破的积累，吴孟超很快又闯入肝脏外科“禁区中的禁区”，1963年，他成功进行了中肝叶切除手术，把我国的肝脏外科水平一举推向国际前沿。
此后，一连串的“禁区”被吴孟超突破：提出肝硬化肝脏术后生化代谢改变的特点和支持治疗的理论；提出“肝癌复发再手术”和晚期巨大肝癌“二期手术”概念；和同事研究出一系列肝癌标记物，大幅提升早期诊断率；领导研究小组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支肝癌疫苗；带领学生开展的肝癌信号传导、生物治疗、基因治疗等方法相继投入临床……
三、四次腾飞
“我毕生的愿望就是攻克肝癌。在这条路上，我们的团队经历了四个时期的腾飞。”吴孟超说。
第一次是对肝脏外科治疗方法的探索。上世纪50年代，吴孟超和同事张晓华、胡宏楷成立“3人小组”，在解剖、止血、术后治疗方法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1975年，吴孟超为安徽农民陆本海切除了一个重达18公斤的肝海绵状血管瘤。手术的成功使得肝胆外科威信大增。
第二次是肝胆外科的成立。1978年，肝胆外科从大外科里分出来，成为单列编制的独立科室，床位由原来的24张增加至50张。同年，吴孟超申报了第一批硕士培养点，1981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上世纪90年代，吴孟超提出了开展长期国际科技合作的“哑铃模式”，为我国肝胆外科发展储备了大量高层次人才。
第三次是肝胆专科医院和研究所的成立。1996年，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大楼在上海的长海路上拔地而起。十多年来，小楼变大楼，院中院发展成了三甲医院，床位也从最初的100多张扩增为700多张。一大批优秀肝脏外科人才在临床和科研的沃土中茁壮成长。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肝癌病人继续增多。而吴孟超发现，术后五年生存率虽然从上世纪60年代的18%提高到目前的53%，但近年来提速缓慢，说明肝癌研究中有一些重要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2006年初，吴孟超联合6位院士提交了“集成式进行肝病诊疗研究”的报告。随后，肝癌集成式研究被列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的“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重大专项中。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牵头的“肝炎进展为肝癌的早期诊断标志物筛选与诊断试剂研制”等三个课题通过评审，获课题经费1.72亿元。
值得欣喜的是，“十一五”期间，课题组在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两方面形成了研究亮点：一是发现了肝癌早期诊断的新标志物，新试剂盒可使诊断率大幅提高；二是发现了治疗肝癌的新方法，目前已进入临床第二期，预计到“十二五”可出成果。
这时，成立一个国家级肝癌科学研究中心的想法在吴孟超脑海中形成。 2012年，这个投资4亿元的国家肝癌科学中心正在上海市嘉定区开工建设。同时，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也将整体搬迁到中心附近，床位设计规模为1 500张，以便为中心提供更多病例资源。
两年内，长三角的交通枢纽上将建起一座集成式和高度开放式的科研平台和一家国际一流的肝胆外科特色综合医院。这将是我国肝脏科学事业发展的重大跨越，也是吴孟超团队的第四次腾飞。
“健康问题关乎富国强民。在我的有生之年，我要不断创新，一直做下去。”吴孟超说。
1927年，5岁的吴孟超跟着母亲从老家闽清县下南洋，到马来西亚投奔在那谋生的父亲。迫于生计，吴孟超8岁开始在橡胶园里割橡胶，每每是半夜起来一直割到天亮。9岁时，吴孟超被父亲送进了光华学校。吴孟超边割胶边读书，成绩很好。
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撼动了中华大地，也传到了马来西亚。光华学校新来的校长思想进步，经常给学生讲述国内抗日战争形势。此时陈嘉庚先生组织的华侨抗日救国、支援延安活动也在马来西亚各地开展。这些活动成了吴孟超最初感受到的爱国教育。
1939年，吴孟超完成了初中学业。有感于上一届同学的捐款义举，他向全班同学倡议不举行毕业会餐，把钱省下来，大家再凑一点，寄给延安八路军。不久，学校收到了延安发来的感谢电，落款是：毛泽东、朱德。
报效祖国的激情在吴孟超心底涌动。第二年春节刚过，吴孟超便和6位同学一起相约回国。
踏上祖国土地的一刹那，吴孟超暗下决心：今生今世再也不离开这块土地了，一定要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同胞们做点什么！
“我这一生有三条路走对了：回国、参军、入党。如果不是在自己的祖国，我也许会很有钱，但不会有我的事业；如果不是在人民军队，我可能会当个医生，但不会有我的今天；如果不是在党组织，我可能会做个好人，但不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份子。”2006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吴孟超如是说。
二、敢闯禁区
在随后的医学生涯中，吴孟超不断创新，闯向一个个科学禁区，用一次次的突破，让千千万万个病人获得了新生。
上世纪50年代，吴孟超跟随恩师——有“中国外科之父”美誉的裘法祖教授学习外科手术，聪颖勤奋的他颇得“裘氏刀法”之精要。但吴孟超很快意识到，仅有麻利的外科手术技能似乎还不够，自己应该再有点专攻。听到学生的请教，裘法祖说：“普外是个古老的专业，胸外科是从这里分出去的，现在肝脏外科薄弱，你可朝这个方向发展。”
恩师一言，指明了吴孟超一生的方向。当时，我国的肝癌手术尚处探索阶段，肝癌的防治研究也处于空白状态。
吴孟超扎进图书馆，和同事一起翻译出世界上第一本中文版肝脏外科译著《肝脏外科入门》。随后他又与同事组成“3人小组”，历经数月的辛苦努力，成功用赛璐珞材料灌注出我国第一具结构完整的肝脏血管模型。通过亲手大量制作标本，吴孟超对照文献研究肝脏的血管走向和分布规律，大胆提出了“五叶四段”的肝脏解剖学理论，这也是国际上关于“五叶四段”的最早表述。这一理论运用至今，指导了国际上数量最多的肝脏手术。
1960年，掌握了肝脏“禁区密码”的吴孟超主刀完成了我国第一例成功的肝癌切除手术，实现了中国肝脏外科零的突破。
有了基础研究和技术突破的积累，吴孟超很快又闯入肝脏外科“禁区中的禁区”，1963年，他成功进行了中肝叶切除手术，把我国的肝脏外科水平一举推向国际前沿。
此后，一连串的“禁区”被吴孟超突破：提出肝硬化肝脏术后生化代谢改变的特点和支持治疗的理论；提出“肝癌复发再手术”和晚期巨大肝癌“二期手术”概念；和同事研究出一系列肝癌标记物，大幅提升早期诊断率；领导研究小组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支肝癌疫苗；带领学生开展的肝癌信号传导、生物治疗、基因治疗等方法相继投入临床……
三、四次腾飞
“我毕生的愿望就是攻克肝癌。在这条路上，我们的团队经历了四个时期的腾飞。”吴孟超说。
第一次是对肝脏外科治疗方法的探索。上世纪50年代，吴孟超和同事张晓华、胡宏楷成立“3人小组”，在解剖、止血、术后治疗方法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1975年，吴孟超为安徽农民陆本海切除了一个重达18公斤的肝海绵状血管瘤。手术的成功使得肝胆外科威信大增。
第二次是肝胆外科的成立。1978年，肝胆外科从大外科里分出来，成为单列编制的独立科室，床位由原来的24张增加至50张。同年，吴孟超申报了第一批硕士培养点，1981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上世纪90年代，吴孟超提出了开展长期国际科技合作的“哑铃模式”，为我国肝胆外科发展储备了大量高层次人才。
第三次是肝胆专科医院和研究所的成立。1996年，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大楼在上海的长海路上拔地而起。十多年来，小楼变大楼，院中院发展成了三甲医院，床位也从最初的100多张扩增为700多张。一大批优秀肝脏外科人才在临床和科研的沃土中茁壮成长。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肝癌病人继续增多。而吴孟超发现，术后五年生存率虽然从上世纪60年代的18%提高到目前的53%，但近年来提速缓慢，说明肝癌研究中有一些重要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2006年初，吴孟超联合6位院士提交了“集成式进行肝病诊疗研究”的报告。随后，肝癌集成式研究被列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的“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重大专项中。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牵头的“肝炎进展为肝癌的早期诊断标志物筛选与诊断试剂研制”等三个课题通过评审，获课题经费1.72亿元。
值得欣喜的是，“十一五”期间，课题组在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两方面形成了研究亮点：一是发现了肝癌早期诊断的新标志物，新试剂盒可使诊断率大幅提高；二是发现了治疗肝癌的新方法，目前已进入临床第二期，预计到“十二五”可出成果。
这时，成立一个国家级肝癌科学研究中心的想法在吴孟超脑海中形成。 2012年，这个投资4亿元的国家肝癌科学中心正在上海市嘉定区开工建设。同时，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也将整体搬迁到中心附近，床位设计规模为1 500张，以便为中心提供更多病例资源。
两年内，长三角的交通枢纽上将建起一座集成式和高度开放式的科研平台和一家国际一流的肝胆外科特色综合医院。这将是我国肝脏科学事业发展的重大跨越，也是吴孟超团队的第四次腾飞。
“健康问题关乎富国强民。在我的有生之年，我要不断创新，一直做下去。”吴孟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