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广西内陆沿线地区日渐开发，其文化特色与中原地区渐趋一致，中原文化成为桂北、桂东、桂东南沿线城市的主体文化，对推动广西地区的文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汉文化传入广西，也和广西瓯骆本土文化相互交融，装饰纹样和器具出现了瓯骆本土化的倾向。汉代这种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的设计思想，对当代设计仍有借鉴意义。
　　一、广西汉代器物营造与纹样设计思想
　　广西汉文化来源于中原及荆楚等春秋之前就已经开发地区的汉文化，汉文化下有制器尚象、敬神祀鬼、喜动恶静、好丽喜繁等设计思想。
　　《周易·系辞上》说：“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庄子·天道》曰：“夫尊卑先后，天地之行也，故圣人取象焉。”说明观“象”之说是远古华夏神灵崇拜意识下的重要方法论。华夏先民在造物时，是从原始仿生学的万物比拟而来。宋代的郑樵则认为古人造器不完全是为了器的实用，而“皆有所取象”[1]。汉代盛行敬祀鬼神的厚葬之风，有事死如生之说，死者生前所用的器物大多均要作为陪葬品，大量的陪葬器物及其装饰纹样具有祭祀死去的神灵、引导灵魂升天的功能。广西汉代出土器物装饰纹样中富有动态美感，视觉张力较强，表现出生机盎然的状态，是汉初占据意识形态主体地位的黄老道家文化“飞化流行，生生不息”观念的反映，是喜动恶静的设计思想的体现。与瓯骆本土纹样相对比，古代广西汉纹样大多造型秀丽，表现了崇尚优雅的审美情趣。纹样中包含了大量的细节，具备强烈的秩序感，显得秀丽、灵动，表现了好丽喜繁的造物思想。
　　传入广西的汉文化纹样，其主体虽仍是中原及荆楚等地的汉文化，但并没有局限于文化源头的复制，而是依据以人为本的设计思想，因地制宜产生了地域性的变化。
　　二、汉器物与纹样的地域化
　　以陶器为例，从中国陶瓷发展史来说，两汉时期正值原始青瓷向成熟青瓷过渡的时期。汉代中原地区陶器的工艺水平很高，造型优美，质地精良，出土的随葬陶器数量与品种都超过以往各代的陶器。除实用器外，多为仿商周青铜器烧制，有灰陶，红陶、铅釉陶和硬陶等。器具表面各种纹饰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汉代以前广西地区基尚未开发，带有较多的原始特征。原始社会的陶器纹样普遍有明显的几何化抽象化特征，且线条造型粗犷。广西出土的汉官僚贵族墓葬瓷器极少，陶器造型制式来源于中原，但装饰纹样普遍具有瓯骆原始文化特征。
　　《论衡·薄葬篇》说“谓生如死”，汉帝国中心地区的厚葬之风同样在边远的广西汉族聚居区盛行。民众尽量把生人所用生活用品随葬入墓，还制作了房屋、田地、家畜、家禽、水井等陶器模型造像作为随葬品。这些器物和其装饰纹样虽以中原风格为主特征，但与中原地区有所差别，出现了地域本土化的趋向变化。早期瓯骆文化的几何印纹陶器成为了广西出土陶器中最具地方特色的器物，在广西合浦几乎所有的汉墓中均有出土。这些汉墓中出土的陶器，许多饰有中原特点文化的卷云纹、圆形方孔钱纹等各种纹样，但线条略简洁粗犷，带有瓯骆原始纹样的一些特征，部分图案纹样源自本土。
　　西汉中期后，礼器逐渐衰落，仓、灶、井、房等与生活相联系的明器普遍出现。广西汉墓同样有较多陶制明器房屋模型出土，但多无中原、江南等地出土陶器的绘色，刻纹，地域特征较明显。干栏式建筑是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民居建筑，具有透风防潮的特点，合浦汉墓出土的陶屋、陶仓全部为这种具有南方地域特色的干栏式建筑结构。
　　铜器方面，汉代南方兴起了青铜錾刻工艺，“在秦汉时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阶段”[2]。合浦望牛岭西汉1号墓出土的羽纹铜凤灯，工艺精湛、构思巧妙，錾刻花纹十分精致华丽，但其凤鸟造型与汉代中原地区凤鸟画像有所不同，略胖圆，具有南方的稚拙可爱特点。合浦风门岭26号汉墓出土1件铜马。马身修长匀称，腚部浑圆，股沟较深，肌肉结实，显得刚健有力，马头略昂作嘶鸣状，张口露牙，两眼圆挣，尖竖耳;上下唇宽厚外翻，鼻孔圆大，表情较为夸张;四短腿竖立略向前倾作欲奔状，尾巴曲折有趣。该墓还出土铜马车。
　　由于马在人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原自古以来形成丰富的与马相关的文化。马的造型在汉代纹样及雕塑、器物造型及画像中十分常见。最为著名的是甘肃省武威县雷台出土的称为“马踏飞燕”的东汉铜奔马。何志国分析东汉陶马、铜马造型总结说甘肃武威县出土的“马踏飞燕”东汉铜奔马：“马头瘦长，颈部颀长，胸部结实而不臃肿，尾髙，四肢细长，筋腱发达。”马头与马身等部位“比例匀称，造型准确”[3]。合浦风门岭26号汉墓出土铜马造型与之有较多相像，但是合浦铜马四腿相对较短竖立状，无张开腿奔跑的动态，整个头部、四肢与身体比例也较大，而有广西巴马山区出产的一种十分适于在崎岖山区翻山越岭的矮马特点，整体造型除夸张外翻的上下唇部外与巴马矮马相似。
　　三、小结：
　　从设计学角度上看，广西汉纹样和器物造型，其精神内涵仍是中原汉文化中神灵崇拜与民间信仰为主要精神追求;在设计的外在形式上，则根据以人为本的地域适用原则，从实用性角度出发作了恰当的改变。这种从实用观念出发，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的設计观念对现今设计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邵琦等.中国古代设计思想史略.[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
　　[2]蒋廷瑜.汉代錾刻花纹铜器研究.[J].北京：考古学报，2002年第3期.
　　[3]何国志.甘肃威武市雷台出土铜奔马年代考辨.[J].北京：考古，2018年第4期.
　　基金项目：本文为广西艺术学院校级科研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的广西北部湾地区出土汉代文物纹样研究》（项目编号：BY201817）阶段成果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