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通过线条来创作,作家通过文字来创作。他们都会用自己的方式给作品着色,有着“英国短篇小说女王”之称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也不例外。素雅的文字,细腻的心理描写,曼斯菲尔德淡化故事情节,客观地向人们呈现出现实世界和人物内心世界两个层次。然而,看似平实的描述却饱含作家的深刻寓意,曼斯菲尔德内在的激情正是藏在那些冷静客观的描写背后。
　　被誉为“中国色彩第一人”,也是中国色咨询行业的创始人的于西蔓女士说过:“爱美是女人的天性,每一个女人对色彩都有天生的敏感。”即便是生活在100多年前的曼斯菲尔德对于色彩亦是如此。她对于色彩的钟情与敏感在其短篇小说《幸福》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小说中,曼斯菲尔德用颜色来反映不同人物的不同个性,用颜色来暗示象征意义,用颜色完成了一部带有印象主义色彩的作品。这其中或许有些是出于她,作为一个女性,对于色彩的直觉,但是也不乏曼氏的精心安排。
　　
　　颜色与人物个性
　　
　　《幸福》这个故事主要是围绕三个人物展开的:女主人柏莎,男主人哈里以及哈里的情人富尔顿。在刻画这三个人物时,曼斯菲尔德借助颜色（人物衣着的颜色、喜爱的食物的颜色等）巧妙地向读者展现了人物各自的性格和心理活动,并且暗示了三者之间的关系。
　　一袭白色礼服,一串翠玉珠链,一对绿袜,一双绿鞋,这就是女主人柏莎为宴客而精心挑选的着装。曼斯菲尔德以简单的两种颜色（白色和绿色）暗示女主人的性格,引发无限的遐想。
　　西方人认为白色高雅纯洁,所以它是西方文化中的崇尚色,它代表纯真无邪。“尽管柏莎·杨已经30岁了,可走路的时候有时还会想跑上几步,在人行道上跳上跳下,来几个舞步,或者滚一下铁环,把东西抛向空中再接住,或者干脆一动不动地站着傻笑——其实没有什么可笑的,只是想笑而已”,她天真的像个孩子,觉得自己幸福无比;而晚餐时,丈夫哈里漫不经心的赞美,更是让她觉得“所有发生的一切似乎再次注入她那快要溢出的幸福之杯”,她就像无邪的孩童般渴望他人的赞美。此外,白色表达了人的好奇心。柏莎对于富尔顿小姐充满了好奇,“柏莎喜欢她,因为柏莎总是喜欢那些有点让人捉摸不透的漂亮女人”。富尔顿的坐姿和笑容更令柏莎相信她身上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柏莎试图解开那些谜,但结果却不是她想要的。
　　除了白色,绿色是柏莎宴会装的另一主色调。在西方文化中,绿色是植物的生命色。阿思海姆说:“绿色唤起自然的爽快的想法。”它代表着青春、活力,给人以温暖的感觉,但也表示幼稚、没有经验。而立之年的柏莎稚气未脱。拥有舒适的房子,爱她的丈夫,可爱的孩子,体面的朋友,不需要为钱发愁的她觉得自己拥有了一切,幸福的无法言语;但是事实上她却很不幸福:宽敞的房子时而让她觉得阴冷孤寂,自认为深爱自己的丈夫若无其事地欺骗她,心爱的孩子成了保姆的“洋娃娃”,令她欣慰的朋友们事实上是那般的华而不实。柏莎天真地被表面幸福的假象所蒙蔽,或许是因为她经历的太少了,婚姻筑起的高墙让她成为了井底之蛙。
　　仅仅用两种颜色,曼斯菲尔德便勾画出柏莎这一孩童式的少妇形象,加上细腻的心理描写,白描式的细节描绘,婚姻不幸,稚气未脱的柏莎跃然纸上。
　　曼斯菲尔德没有花笔墨描绘男主人哈里的衣着。对于哈里的描述,唯一涉及颜色的是描写哈里沉浸于美食享受时的一段。“他喜欢谈论食物。炫耀他对大虾白色肉体,阿月浑子绿色果冰——又绿又冷,像埃及舞女的眼皮——赤裸裸的贪婪激情。”透过形象的描写,可见,哈里对于美食的钟爱,不仅仅取决于食物的香、味,还取决于食物对其感官的刺激,包括颜色和质感。将美食与美女作比,更加突显哈里贪吃好色的秉性。而令哈里垂涎的美食的颜色和柏莎的宴会装的颜色相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哈里渴望与妻子的亲密接触,性爱对他来说是同美食一样重要的生活必需品。这与柏莎的想法背道而驰。“是的,她一直是爱他的——她一直爱他,当然在哪个方面都是爱他的,但不是那个方面……他们相互是那么坦诚,他们是那样匹配的伴侣。这才是最现代的。”柏莎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她认为很现代的“幸福”的无性婚姻中,而当她发觉自己想真正得到自己的丈夫时,她却发现了丈夫与富尔顿的私情。哈里和富尔顿的关系在对哈里钟爱美食的描写中,也有所暗示。哈里由美食联想到“埃及舞女的眼皮”,而文中唯有提到富尔顿那画了浓妆的眼皮,曼斯菲尔德通过这一细节暗示哈里与富尔顿有染。“冰冷”的妻子满足不了哈里的胃口,富尔顿却满足了他的贪婪。
　　富尔顿以一身银色出场。银色是充满诱惑感的颜色。一方面富尔顿的精心打扮是为了诱惑情人哈里,使得他在晚宴告别时终于“真情流露”;另一方面也是对柏莎的诱惑,让充满好奇感的柏莎越发对富尔顿感兴趣。银色也给人以错觉感。富尔顿寡言少语,与周围的人没有眼神交流,她如此谨言慎行,是为了掩饰与哈里的关系,不露破绽,但却让柏莎视她为知己,认为她们是同一类人。银色将富尔顿的虚伪表现的淋漓尽致。
　　
　　颜色与象征手法
　　
　　象征主义兴起于19世纪80年代的法国,是一种现代主义的文学流派。作为象征主义的先驱,法国作家波德莱尔提出了“对应”理论:万事万物皆能相互感应契合,只要通过人的主观投射,山水草木可以体现人的情感,即外界事物可以成为人类内心世界的感应物。受象征主义作家的影响,曼斯菲尔德擅长在作品中通过暗示性的具体意象来表达人物抽象的内心和感觉。《幸福》一文便体现了其娴熟的象征手法。
　　专业色彩顾问于西蔓说过:“色彩是人的视觉产生的感受,从色彩心理学的角度讲,环境色彩对人的心理的影响是巨大的,当你去体验一种感情、一种感觉的时候,最初传递给你的是视觉等感官印象。”曼斯菲尔德巧妙地以颜色为纽带,将“形象简约而又富有特征化的意象”和人的内心深处联系起来。
　　曼斯菲尔德通过白绿两色（女主人的装扮）将梨树和柏莎联系起来。柏莎的情感变化通过梨树外化得以体现。晚宴开始前,纤长的梨树静谧地站立于花园一角,梨花盛开,繁花似锦,表现出此时的柏莎正沉浸在极大的幸福中,心花怒放;晚宴用餐过后,柏莎带着富尔顿参观花园,此时的梨树看似静谧,却在颤抖,在努力,力求长的更高,表明此时的柏莎觉得富尔顿是那般的令人琢磨不透,她试图揭开事实的真相;晚宴快结束时,正值繁花期的梨树如往常般可人,静静地矗立在花园一隅,暗指柏莎无意间发现了丈夫对富尔顿的出轨,可是面对残酷的事实,面对两个如此虚伪的人,面对并不是真正幸福的婚姻,她依然乐观,依然坚强。这表现出女性的觉醒:婚姻并不是女性的全部,不是拥有婚姻就等于拥有了幸福;即便没有婚姻,女性也可以追求到幸福。
　　曼斯菲尔德高超的象征手法还可以通过她对银色的运用来诠释。银色和灰色是两种很相近的颜色。富尔顿的礼服是银色的,梨树下的猫有一只是灰色的。设想在那样一个月光闪耀的夜晚,灰色的猫在银色月光的照耀下,也就显得像是银色的。显然,灰猫意指富尔顿。而那躲在灰猫影子下尾随其后的黑猫指代的就是诡秘的哈里。白天的时候,灰猫和黑猫在梨树下出没,为晚宴忙碌的柏莎完全想不到丈夫哈里和“知己”富尔顿可能在幽会;月上枝头,梨树下没有猫偷偷摸摸的踪影,柏莎却在此时看到了哈里和富尔顿在调情。光天化日下的隐情在银色月光下真相曝露。灰猫在银色月光下化身为一身银色装扮的富尔顿,柏莎幸福的婚姻顿时化为乌有。
　　
　　颜色与印象主义
　　
　　印象主义流行于19世纪后半期、20世纪初期。“印象主义绘画派在绘画中注重对外光的研究和表现,表现物象在光的照射下,色彩的微妙变化。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的一些文学家也开始使用类似印象派绘画的创作手法,即致力于捕捉模糊不清的转瞬即逝的感觉印象。”
　　曼斯菲尔德在《幸福》中使用了印象主义的创作方法,作家竭尽所能向读者展现人物复杂但又不是很清晰的心理感觉的变化。此外,作家对静物的描写,就像一位印象派画家在作画一般。仆人拿来的盛放水果的容器“闪烁着一种奇异的光泽,像是在牛奶中浸过似的”;而容器中的水果也是在外光作用下显得格外诱人,“丝绸般光滑的黄色的梨子,闪着银光的白葡萄……”;随后“黑沉沉的桌子好像融入了昏暗的光线,衬得玻璃碟子和蓝色的碗像是浮在空中。”就这样一幅印象派的水果静物画便在曼斯菲尔德笔下栩栩如生。向读者展现美丽的静物画的同时,曼氏也不忘捕捉人物微妙的心理感觉,“要说柏莎彼时的心情,这里是一种无于伦比的美……她开始笑起来”,这时的柏莎因从想象意义上回归母体而感到高兴,因为碗和碟的漂浮状态体现了婴儿还在母亲子宫内的状态。但是柏莎已经是而立之年,现实要求的成熟和她所向往的童真让她左右为难。可见,她在渴望成长但又想保持原状的矛盾中苦苦挣扎。只是事情的突然,最终将迫使她成熟起来。
　　有人把曼斯菲尔德称作美丽和忧郁的守护者。她像印象主义画家般追求外光和色彩的表现,借此暗示人物复杂而微妙的情绪。散点式的叙述,实则埋下许多的线索,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她总是说:做一个作家,然后才是女人。但是女人对色彩的敏感于她是一样的。曼斯菲尔德正是用对颜色敏锐的触觉画出了《幸福》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