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变,技术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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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古拉斯·卡尔:在100年前,当技术的变化延伸了人的体力时,我们就有了社会形态方面的变化。如今,我们又到了一个社会形态发生变化的时刻,因为今天的技术已经延伸了我们的智力
  
  2005年初,美国俄勒冈州北部的一个名叫Dalles的普通小镇进驻了一个神秘的公司。之所以说它神秘,是因为没有人知道它的背景,而它与当地政府的谈判也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最终,这家名叫“Design LLC”的公司从政府手中购得了位于哥伦比亚河边的一块工业园区用地。但是这个神秘买家的背景不久就被美国媒体曝光。原来它是Google的代表,之所以采取委托代理的形式,是为了避开竞争对手微软的目光。
  很快,Google就在这块土地上建造起了一个超大型的数据处理工厂。50万台没有机箱的电脑被尼龙拉链串在一起,固定在金属高架上。它们一起运转时就像一台电脑一样,拥有了无比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美国著名商业评论家尼古拉斯·卡尔认为,这是一个信息处理领域里的核电厂,不但代表了电脑公用运算能力方面的最先进水平,而且象征着正在冲击电脑行业的一场剧变。更可怕的是,对于Google来讲,这样的神秘数据服务基地,在全球各地都分布着。它们像蜘蛛网一样,对网民的所有数据进行串联和分析。而对于网民来说,这些数据处理基地更像是一片片飘忽不定的“云”,他们根本无法知道自己需要的资料到底储存在哪里。
  也许,尼占拉斯 卡尔是最早意识到信息技术行业将要面临一次巨变的学者之一。他在2004年的一篇《IT不在重要》(Does It Matter)中,就曾经预言了信息技术将由公司服务向公众服务转变的趋势。公司内部的信息技术部门将被公众服务器所取代,而这和当初供电系统的发展脉络如出一辙。
  
  英萨尔的洞见
  
  1881年,清瘦、近视的英萨尔从英国来到了纽约,他的任务是做大发明家爱迪生的助手。此时,爱迪生刚刚完成了一项足以改变人类命运的发明——白炽灯。有历史学者将其重要性等同于灯芯的发明,因为灯芯加速了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白炽灯则可以让人类对能源的利用进入新的阶段。
  英萨尔来到爱迪生身边后,立刻开始了将电力进行规模化生产的工作。他帮助爱迪生的商业公司和几家制造公司进行合并,并在1892年组成了通用电气公司。然而此时,英萨尔对导师爱迪生只建造小电厂系统的思路表示了质疑。他看到了中央大规模送电系统的未来。
  英萨尔开始尝试对电厂进行改造,他不断地提高发电能力,联络客户。很多自备电厂的企业都成为了他的客户。因为制造商们发现从电力公司购电可以降低电价,还能够节省昂贵的设备费用,因此他们纷纷转向公用电网购电。1907年公用电网在美国供电格局中占的比重是40%,1930年这个比重就上升到了80%。就这样,公用电网时代来到了。
  请不要着急,这仅仅是一个前奏。正是大型电力输送线路的不断完善、发电系统的日益升级,使得发电能力可以进一步扩大规模经济。廉价动力渗透到了工业、商业和家庭领域。电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电动组装线使工业和加工有了新的定义,而家庭电器则使工业革命进入了家庭。其中,尤其对于商业领域来说,1911年最早发明穿孔卡制表机的霍勒瑞斯的公司与当时另一家大型商业机器供应商合并,一度使得它们几乎垄断了全美国的穿孔卡市场。13年后,这家公司更名为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对于历史来讲,这是一个值得记载的时段,因为信息行业从此诞生了。
  尼古拉斯·卡尔在自己的著作中这样说道,“电的无数应用,从电视机、洗衣机到机床和组装线,已显得如此常见,以至于我们不再认为它们是基本技术的要素——它们已呈现出了它们自己单独的、令人熟悉的生命形态。”这句话并不令人费解。英萨尔的努力,使得电力可以成为公众服务产品。当电流进入寻常百姓家的时候,它并不是以一个个体产品的形态来出现的,而是附着于家里的几乎每一件电器之中,有着广阔的生命力。
  
  IT的公众时代
  
  对于电的阐述似乎都是在为另一个话题作准备——信息技术已经进入了公众服务时代。因为电力发展和当前信息技术的发展如此相像,都是由个体商品形态转变成了公众服务形态,都已经成为了个体、群体、民族、国家的动力组成。卡尔预言,信息的公用服务具有革命性潜力。在未来的几年,我们在家或上班时必做的信息处理任务,将越来越多地由互联网上的大型数据中心来处理。电脑应用正在变成一种公用事业,而决定我们工作和生活方式的经济等式正在被再一次改写。
  网络的财富有学者认为,如果说发电机让我们拥有了新的生活方式、是塑造20世纪的机器,那么互联网这个信息发生机将是塑造21世纪的机器。耶鲁大学法律系教授约猜·本克勒在著名的《网络财富》(The Wealth of Network)一书中宣称,社会化生产最近的爆炸式发展,是由于技术方面的三大进步。第一,用于参与信息和文化生产的实体设备在先进国家人口中几乎完全普及;第二,信息经济中的基本原料与实体经济不一样,是公共产品;第三,互联网为分散式模块化生产提供了一个平台。许多不同动机的人因为各种原因而参与进来,从而组成了新的、有用的信息、知识和文化产品。
  网络正在用自己独有的属性创造着财富,这种方式是以往任何技术时代都不具备的。因为“公众参与”第一次也是真正意义上的走入了生产链条。如果互联网真的可以为公众服务的话,那么公众同样会对其进行报答。就像Facebook、Youtube,财富皆是因为互联网的大众属性而产生。
  盖茨的焦虑 2005年,比尔·盖茨在微软内部发布了《备忘录》,题目是“互联网上的软件服务”。这个看似平淡的题目却充分显示了盖茨先生的无限焦虑。因为无论是Salesforce还是亚马逊,尤其是Google的App,都让这个依靠贩卖个人电脑软件起家的商界巨子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个人软件正面临着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转折点。
  随着光缆的大范围铺设,数据的传输速度已经无限接近于电脑本身的运算速度。按照Google的观点,这是实现将整个互联网打造成一台完整电脑的最佳时机。每一根网线所连接的终端都不过是内容接受终端而已,所谓的硬件存储设备已经没有了生命力。如果你想要什么软件,只需要在提供公众服务的公司网站上直接使用而已,无需安装,无需下载。我们的大量数据都在一个并不为我们所知的地方安静地躺着。有意思的是,这个情景恰恰是在电脑出现之时,知识分子对其的最终幻想。
  1967年,旧金山的游吟诗人 理查德·布劳提甘总是在路上对行人反复描述着自己对于电脑功能的设想:
  我们在这里免除一切劳动
  而且回归自然……
  任由充满爱心和仁厚的电脑照管我们
  然而,这个理想因为比尔·盖茨的垄断商业模式和商人们对于“商业围墙”的迷恋而没有实现。1990年,年轻的程序员伯纳斯·李编写出了万维网代码,而李的初衷和诗人理查德非常相近,他希望万维网提供的是一个无限交流的场域,可以成为一个“上帝的家园”。无奈,仍然是商业,摧毁了万维网之父的梦想。40多年后,还是因为数据传送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有理由再次充满期待。
  盖茨的焦虑正是折射出了这样一个现实:短暂而喧嚣的电脑应用的一个历史转折点来了。盖茨们为个人电脑撰写源程序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的时代属于像英萨尔那样,看到中央集成提供公众服务的企业们。
  谁是智慧的载体2004年8月初,Google的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在公司上市之前接受专访时表示他们对Google的未来充满了期待。尤其是说到人工智能的时候,两人眼里都放出了兴奋的光芒。他们认为Google的任务就是将技术和人的大脑相结合。“解决方案不是限制你所收到的信息,最终你会希望把全世界的知识都与你相连。”从这句话不难看出,当Google提出了“云”计算时代来临的时候,这不过是他们迈向最终目标的一个过渡而已。就像电流一样,人们不需要专门为了获得电流而去买电器,而是为了自己的需求去买。网络也是如此,我们不必为了获得网络而专门做出打开电脑、输入关键字的动作,我们所有的动作都将是无意识的,网络已经存在于我们的大脑之中了。
  两位创始人一直都在坚信,人工智能(A1)是人类社会发展大势,能够完成这一工作的只有像Google这样可以把万维网变成万维电脑的超级巨头。他们认为,人工智能可以让人变得更聪明,可以克服人类大脑物理的极限。这和哲学上“身体总是阻碍大脑”的论断如出一辙。
  尤其是当下,如同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新书《世界又热,又平,又挤》(Hot,Fiat,and Crowded:Why We Need a G reen Revolution--and How It Can Renew America)中反复强调的,目前人类所面临的困境正是由于人类自身无法修正的一些原因所造成的,如环境污染、人口爆炸等要素。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单纯依靠人脑和政府、企业的号召和呼吁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这是一个人类社会将要进入转折的年代,不仅因为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其向公众服务转向,更是因为在此基础之上,迎来了一个增强人类智慧的契机。如果把Google提出的人工智能的想法和弗里德曼所描述的困境加以联想的话,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高效发展、清洁而秩序井然的未来社会。
  如果说人类是被某种技术赋予更多的智慧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是数字或者信息帮助了我们。正如互联网导师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所述,“当政客们与历史的包袱纠缠时,新的一代正从数字风景中出现,他们没有多少旧的偏见,数字技术可以使人类获得实现世界更大和谐的天然力量。”最终,智慧的载体仍旧是人类自己。
  
  有关技术的申辩
  
  刘易斯·芒德福在巨著《机器的神话》中对技术的发展表示了极大的担忧。事实上的确如此。经典的法兰克福学派一直对技术启蒙持反对意见,尤其是本雅明,他认为技术是摧毁人类自然审美观点的罪魁祸首。这样的观点不无道理,起码从复制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艺术已经失去了贞操和圣洁。
  所以,芒德福反复强调,人类不应该被技术控制,而应该控制技术。这也是对人工智能一直持怀疑态度的电影大师库布里克生前的观点。
  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因为我们既要面对人文社会的终极关怀,也要看到现实——这是一个经济交换的时代。任何技术的产生和发展绝不是个人意志的产品,而是由商品交换的目的等经济力量所决定的。“在一个充满竞争的市场上,更有效率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必然胜过不那么有效的生产和消费方式。”
  历史的发展永远是多方的合力在促进,我们只有在回顾历史的时候才能把握住这其中的变化逻辑。所以,对于技术,我们在当下只能以是否可以促进生产和消费的标准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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