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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在一篇描写人性的文章中曾有过这样一段话：“只刚不柔便成脆，只柔不刚便成软，刚柔相济，才是韧。”“韧”字，从韦，从刃，联合起来表示“耐割耐划的皮张”，《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为“受外力作用时，虽然变形而不易折断”之意。用这个字来形容黄瑚，似乎最好不过。
自1979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35年来黄瑚便再没有离开过，他也因此成为这个集体同龄人中少有的守望者。回顾35年风雨，黄瑚总结自己只干了三件事：20世纪80年代专注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方向；90年代转向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教学与研究领域；进入21世纪后先后担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助理、副院长、常务副院长，主持新闻传播本科教学管理与创新改革十余年。作为丁淦林先生的开山弟子，黄瑚的骨子里多少继承了其师遗风，他将自己形容为“随遇而安”“允执其中”，却又用35年的治学之路塑造了自己在深根固本中创新求变的坚韧个性。无论是勇于打破传统的中国新闻史书写体例成一家之言，还是率先引进新闻伦理课程体系开风气之先，抑或是推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2本科跨学科培养模式”力主改革独立潮头，黄瑚凭借着随性不争、孜孜以求、善利外物、甘于奉献的处世之风，用心力书写下了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韧”字。有趣的是，在谈及学术人生的最初启航时，他坦率地称自己当初选择新闻专业并不是因为新闻理想，“我本来是个热爱文学的青年，进新闻系只是因为高考分数太高了”。这就是黄瑚，坦诚自信，云淡风轻。
父亲告诉我一定要读书
“我是50年代中期出生的，1955年生人。我们这代人从懂事开始就进入了一段非常艰苦的年代。特别是刚上小学没几年就遇到‘文化大革命’，三四年级就开始停课。在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动荡年代中长大，连基本的文化知识都还没有学到手就开始‘闹革命’，很多人沾染上了打打杀杀的不良习气，因而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我们这代人曾获得过这样一个头衔——‘文盲加流氓’。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不幸。”黄瑚回忆道，“我是1963年进入上海市卢湾区雁荡路小学开始念书的。我家就住在卢湾区，我父母有五个孩子，我在家里是最小的，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家庭教育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所以从这一点看，我还是比较幸运的。我父亲早年在师范学校毕业后做过小学教师和中学教师，后来又到上海的无锡国学专修馆读过书（注：无锡国学专修馆1920年创建于无锡惠山，是20世纪上半叶培养国学精英的摇篮，抗战期间迁徙于长沙、桂林、上海等地。学校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教学内容，学术氛围浓厚，在学界传为美谈），他们的校长是前清状元唐文治，学校主教古文。我父亲的古文功底很扎实，所以小时候他教了我许多，我从很小起就整天在家里背诗词古文，因此古代汉语基础打得很好。我父亲很有眼光，在‘文化大革命’那样动荡的年代他也一直熏陶我们：书是一定要读的。”
黄瑚继续聊道：“我小学读到1969年就自然升到中学去了，当时上海搞中学改革，初高中合二为一，既不叫高中也不叫初中，统称中学，学制为四年，所以1973年我就中学毕业了。中学四年里还包括学工、学农、野营、拉练等瞎折腾活动，教学质量连初中水平都达不到。”说到这里，黄瑚不免为自己庆幸，“因为我在家里最小，哥哥姐姐帮着带我，在‘文化大革命’最开始的三年，我就在家里背古文，受到的都是正面教育。进入中学后，我在英语上花的精力比较多。特别是尼克松访华以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专门有个频道每天播放十几个小时的英语教学节目，从初级英语到高级英语都有。中学毕业后，我就自己购买一些英语教材，每天反复听电台英语，所以高考之前还是打了一点基础的。”
黄瑚不禁感慨道：“我觉得我们这代人从整体上来说是很不幸的一代。虽然邓小平一举恢复了高考，给了每个人平等入学的机会，只要是被社会耽搁的，不论年龄大小，都可以参加高考，但是当年最吃亏、高考录取率最低的，还是我们这一批人，也就是50年代中期出生的这代人。”他举例道：“譬如当时三十来岁的考生，“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们至少高中已经读完了，只是没有机会继续上大学而已。再比我们小一些的考生，毕竟也完整读了三年初中。恰恰是我们这一代人，接受文化教育最少，文化基础最差，相当于接受了三年小学教育就去参加高考。”
在对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回忆中，最让黄瑚耿耿于怀的莫过于最好的年华没有用于接受系统的教育，这甚至成了他至今回首这段岁月时去反复丈量幸运或不幸的重要标尺。在特殊的年代里，身为家中幼子的他，在家人的庇护下已然为小小的心灵守住了一块净土，多少弥补了一些不可往复的错失年华，但这依旧不能挽回烙刻在他心中的点点遗憾。当一位几近花甲之年的学者，在穿越山河岁月的重重阻障终达彼岸之时，抚今追昔的那份惋惜又何尝不令人理解与动容。
考复旦新闻系不是因为新闻理想
“1973年中学毕业时，我的两个哥哥已经到农村插队落户做农民了，我就留在上海当上了建筑工人，这在当时已经很令人羡慕了。高考是1977年恢复的，实际上是1978年春季和秋季各招了一批，我是到了1979年才去考大学的，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是经济问题。因为当时上大学虽然不用交学费，而且还有十几元的助学金，但我家里当时的经济状况是，父亲已经退休，大哥作为知青只有考大学一条出路，因此我不可能把那时连工资带奖金每月近50块钱的收入丢掉去考大学。”黄瑚继续说道，“所以，1978年我就直接报考了可以带工资上学的研究生。”
确如黄瑚所言，1977年到1979年，全国参加高考的总人数分别为570万、610万、468万，最终录取人数分别为27万、40.2万、28万，录取率分别是4.8%、7%、6.1%。七七级学生于1978年春天入学，七八级学生于1978年秋天入学，两届考生只相隔了半年。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即将结束之时，中断了十几年的全国统招研究生工作宣布恢复，教育部在1978年1月10日决定把研究生报考资格扩大到未毕业的大学生甚至没有读过大学的“同等学力”者，黄瑚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直接报考研究生的。“结果没考上。其实很正常，当年研究生招生人数很少，被录取的大都是老大学生。1979年，工龄满5年的大学生可享受职工助学金待遇，我也就老老实实地去考大学了。”黄瑚回忆道：“复旦大学新闻系是当时文科中录取分数最高的，所以我们班的上海籍同学都是全市前几十名，外地同学也都是各省市前几名。我对高考是很自信的，自忖就算考砸了，名牌大学考不上，一般大学总是能上的。1979年那年是上海高考史上唯一的一次先公布分数再填报志愿的年份，我的成绩很高，大概在全市文科20名左右，觉得这个成绩报复旦大学中文系有点亏了，于是就报了新闻系。”黄瑚直言不讳，“考新闻系真的不是因为有新闻理想，说实在的，当时对新闻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只是一个文学青年，不可能有这个理想。” 说到这里，黄瑚聊起了刚上大学时印象最深的两位老师。“我记得我们进来后的第一门课就是葛迟胤老师的‘读报评报’课，他很关心学生，有一次问我平时看报纸吗，我说看的。他又问我最喜欢看什么内容，我说最喜欢看报纸副刊。”黄瑚笑道，“我记得葛迟胤老师听了之后一时哑然，这位热爱新闻研究近乎痴迷的老师不知道该继续跟我说什么了。这就是我当年的情况，真正学新闻懂新闻是进来以后的事。”黄瑚说道：“实际上我们这一代人要对新闻入门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我们的政治观念都很强。‘文化大革命’十年就是讲政治，你不关心也得关心，因为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就要关心你。如果对着干，就要把你打成反革命。读新闻的人必须是关心政治的人，否则是读不好的，永远不会对新闻有感觉。”
他记忆犹新地继续回忆道：“当时王中已经出山了，他是位非常倔强的人，至今我还记得他重新上任复旦新闻系系主任时的场景。那时候我们刚上大学不久，他在就职大会上慷慨陈词：‘我们新闻系要培养一个布鲁诺，不能培养姚文痞（姚文元），培养出姚文痞是我们的耻辱。’王中是老共产党员，说了几句今天人人都听得懂的真话就被打成右派了，吃了22年的苦头，但是他仍不回头，慷慨激昂地要求我们不能随风转，要坚持真理、坚持正义，他这种情绪特别强烈。”说到王中，黄瑚满怀敬意。
“我们这代人比较有吃苦精神，其实讲到底，只要肯吃苦，什么都能干好。所以当年读书的时候，我们的教室、图书馆都是人满为患。大学四年毕业后，我又考上了研究生，我考研的那年应该说是新闻系最难考的一年，公布的招生名额是两个，并强调宁缺毋滥，结果只录取了我一个人。”就这样，当年懵懵懂懂考入复旦新闻系的黄瑚，在以优异成绩完成本科学业之后又如愿留下来继续攻读硕士学位。那个起初对新闻学毫无兴趣的上海青年渐渐走出了家庭的指引，摸索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学术之路。“丁淦林老师那年刚刚评上副教授，可以招收硕士生了。我的本科论文就是丁老师指导的，于是我选择了丁老师，选择了新闻史。”黄瑚平淡而又深情地说。
新闻学不重视新闻史是不对的
1983年，黄瑚成为复旦大学新闻系这一年唯一的一名硕士研究生，从此开启了他学术人生的第一步。“那时候还没有博士点，硕士生就是最高级专门人才了，考硕士的时候就知道毕业后大都是留校当老师的。因此，我读研究生觉得学好历史和理论很重要，要掌握一门学科必须从掌握它的历史入手。你看学文学的人都很看重文学史，哲学教授、历史学教授也都对自己学科的历史非常熟悉，但是我们新闻学的情况就有点不一样了。新闻学教学与研究不重视新闻史是不对的，这是我们这门学科不成熟的一个表现。只有学了历史，才能有研究根基，才能有职业认同感。”黄瑚说，“所以我当时想，既然要搞科学研究，以后还要当老师，就得扎扎实实地首先学好新闻史。”就这样，黄瑚成了丁淦林老师的开山大弟子。
“硕士三年主要是搞新闻史，很扎实地在看书中度过。当年只有我一个人，所以也很自由。当时是导师负责制，研究生的课程都是导师安排的。丁老师给我安排的课程，师生比是一比一，像余家宏老师、徐培汀老师，还有历史系的余子道老师等都单独给我一个人开过课。余家宏老师给我上的是马列原著选读课。至今让我感动的是，当他得知为我上课后，从家里找了两本新闻系自己铅印的马列原著选读，跑了好长的路送到我的宿舍去。碰巧我不在宿舍，他就把书放在我寝室后离开了。老先生那年都已经70多岁了。”黄瑚谈及此事不禁动容。“我上他的课在时间上很自由，反正他退休在家，什么时候想去都行，我就挑我合适的时间骑辆自行车去找他求教。丁老师给我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课，其实一堂课也不讲，就是教我找文献、读文献，让我自己去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有关新闻史的各种重要文献，最后我们两个合作编写了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教学参考资料选注》，这本教材编完了，丁老师的这门课也上完了，这门课的期末考试成绩依据也有了。后来这本参考资料作为内部教材，在复旦大学新闻系用了十几年。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以研究为导向学习的，研究生就是真研究，不像现在的研究生，像本科生一样整天在课堂上接受老师的灌输。”黄瑚笑道。
黄瑚说，回想起来，从本科毕业论文研究邹韬奋的《生活日报》，到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孤岛时期的抗日报刊，再到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论，一路上都是丁淦林老师亲手指导的。“丁老师搞历史有个特点，就是注重填补空白。当年新闻史有很多空白，比较容易做，而且都很有价值。我们可以随便选一个题目，都是前人没有研究过的，非常有意思。1983年到1986年之间，我在新闻史研究领域打下了一些基础，做了许多事情，为了写硕士论文还在上海市档案馆泡了一个多月，天天抄档案，毕业以后我就当老师了。”
1986年，黄瑚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从此坚守至今，未曾离开。“80年代百业待兴，新闻系留了很多老师，但是到90年代不少人都走了，因为当大学老师太清贫了。”黄瑚解释道，“90年代中期的时候，学校的工资是1500元，最好的媒体的工资是7500元，差距很大。严格地说，从来没有离开过新闻系的教师就我一个，这里面当然也有机遇问题，但也和我的个性有关系。我为人比较中庸、保守、不张扬，不喜欢冒尖，这点我和丁老师蛮像的。”然而，不独是机遇与性格的缘故，就在90年代复旦新闻系教师纷纷转行的背景下，黄瑚却开启了学术研究的另一段征程——攻读博士学位。
“我是1994年读博士的，1998年拿的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论》是法制研究和历史研究的结合，这两块正好是我的专长。我读了四年博士，这也是走不了的原因。1995年我评上了副教授，教学方面还是一直讲中国新闻事业史，这是我的老本行。2001年我出了一本书《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我用了‘发展’两个字，就是要强调新闻事业是怎么发展过来的，虽然新闻和政治、经济、文化肯定相互关联，但毕竟不可能完全同步。所以我觉得和革命史同步的历史分期是没有道理的，这本书在这方面就做了一些突破。”关于这本书在体例突破方面的尝试，黄瑚的自我评价比较中肯：“这本书我用的历史史料并不怎么好，有些历史专著必须在史料上有新的发现和新的突破，这方面我虽然有一点，但却不多。我主要是把它的体例打破了，我的想法是按照新闻事业本身的面貌来做历史分期，所以这本书出版以后还是有点影响的。当然，2001年出版的那个分期还是比较仓促，我后来又进一步研究，出了一版新的《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把它分成四大块，历史分期就更加明确了。” 对于此事，吴廷俊教授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评价：“黄瑚‘将新闻事业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诉求相结合’，认为中国新闻史可分为四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为近代报刊的诞生与初步发展阶段（1815年至1895年），第二个阶段为以民办报刊为主体的民族报业的日趋兴旺与新闻事业的全面发展阶段（1895年至1927年），第三个阶段为两极新闻事业的出现与发展阶段（1927年至1949年），第四个阶段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建立与发展阶段（1949年至今）。不论他的分期是否合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他想力求转换角度，从政治新闻学角度转换为新闻社会学角度。”（吴廷俊、阳海洪，《新闻史研究者要加强史学修养——论中国新闻史研究如何走出“学术内卷化”状态》，《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如其所言，黄瑚对传统新闻史学体例的创新突破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不仅如此，还有一段史学研究经历也让黄瑚记忆犹深，“这段时间正好是方汉奇老师主持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这个项目，骨干团队就在人大、复旦两个单位，所以我们复旦所有人都加入了。我一开始只是写了一点点，我干完一点丁老师就再给我一点，后来就越写越多。复旦新闻系数秦绍德老师写得最多，将近11万字；其次是我，写了9.6万字。我们两人写的加起来就有20万字了。”黄瑚对此不无欣慰。
我编写了中国大陆第一本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教材
除了一脉相承的新闻史研究外，黄瑚在90年代初期的一次出国进修经历，再次为他开启了另一扇学术大门。“1991年我出国进修，去美国夏威夷东西方研究中心进修了一年，回来之后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其新闻教育体系当中都有新闻法规和新闻伦理这一块，90年代初期时将新闻伦理作为必修课的美国学校已经有50%了。相比之下，我们只有新闻理论，没有新闻伦理。”黄瑚进一步介绍道，“虽然新闻伦理听起来好像是哲学分支，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主要还是行为规范。徐培汀老师当年也开过新闻侵权方面的选修课，但都是研究性质的，不是从教学方面考虑的。把新闻伦理作为教学体系的一部分在以前是完全没有过的。我发现了这个事实后，就向丁老师提出来这个设想，丁老师当时在做院长，他虽然为人温和低调，但也乐于接受新鲜事物，所以在他的支持下，我下了很大功夫准备这门课程，1994年就正式开课了。如果说90年代我对新闻教育稍稍有点贡献，那就是把这个东西引进了。”
黄瑚回忆说：“1994年，这门课先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作为本科生和硕士生的选修课程。到1998年，又被教育部新颁布的新闻学专业目录介绍中列为本科生的必修课程，叫作《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1998年的专业目录修订，丁老师是新闻传播学科修订工作的主持人，他对这门课程是蛮支持关爱的。老实说，这门课程既是我搞起来的，也是在丁老师的支持下做出来的。1998年以后，全国各高校新闻传播学院就陆续开设起了这门课程。”而即便如此，黄瑚仍颇有些无奈，“近些年来，这门课虽然有了，但是对这门课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上这门课的大都是在学校里属于小字辈的、比较边缘的教师。亏得我是本科教学的分管院长，否则我在复旦只靠这门课也是没人理我的，”他笑道，“根本原因还是不重视。”
然而，黄瑚当年引进新闻伦理课程体系的先见之明还是得到了验证和肯定。2014年年初，在刘云山同志的指示下，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托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承办了“媒介伦理与法规”专题培训，黄瑚与来自国内其他高校的数位专家应邀授课，全国83所高校的120多位教师接受了培训，这一次专题培训将高校新闻传播院系学生的职业道德法律教育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黄瑚直言不讳道：“中国还是长官意识比较强，我搞了20年都没人这么重视过，现在领导批了，才开始要推动这件事，包括开设媒介伦理与法规必修课，编写全国示范性教材，改革教学团队发展模式，组织面向全国的任课教师培训等等。”对此，他无奈却也庆幸。
黄瑚说：“其实把新闻法这个理念引进到中国来也是要动点脑筋的。用‘新闻法’这个词可能会被误解为一部专门的法律，用‘新闻法规’来涵盖各种法律规定的总和是比较恰当的。‘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这个最早的名称也是我和丁老师两个人商量出来的。1998年我出了一本教材，就是在我的讲义基础上修订完成的《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不管怎么样，这是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本相关教材。我后来又编写了第二本，为了写得好一点，我组织了一批国内比较有名的新闻学者，我们十人磨一剑，共同编写这本教材，即《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这本书后来成了‘十一五’规划教材，从2003年一直用到现在，大概印了14万册，作为教材，这已经很厉害了。”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国内有关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的教学及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共识，新闻法规、新闻伦理、媒介伦理、新闻职业道德等不同内涵与外延的概念依旧在混用。“学科建设应该把这门课程作为重点建设对象，所以这次中央提出来要重视，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我们应该趁着这个机会做些事情。”黄瑚心存忧虑又不无期待。
我30多年也就做了三件事
从新闻史到新闻伦理，黄瑚也在思考着他几十年学术之路上的某种偶然或必然的关联，“如果一定要说这两者之间的关联，首先应该是他们在研究方法上比较一致，都属于定性研究。另外，新闻史教育本身也是具有伦理教育内涵的，但我不是因为这两者的内在联系才这样研究的，当时根本没有考虑这些，就是因为偶然。”
“我在学术上强调脚踏实地，特别是新闻教育。这个学科一定要面向实践，强化它的实践教育，培养学生的实践品格。我觉得新闻学不应该是一个很理论化的学科，如果把新闻学仅仅理解为写学术文章，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黄瑚一再强调，“新闻人才应该注重培养他们的实践品格，这也是我30多年来的一个最大体会。”黄瑚总结自己道：“这30多年，前十年我是在搞新闻史，90年代重新探讨了一个历史分期问题；90年代以后我就开始转向研究新闻法规和新闻职业道德，编写了中国第一本相关教材；2003年我出任副院长以后，更多的精力就放在了新闻教学和新闻教育改革上，所以最近我做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本科教学的‘2+2培养模式’改革。改革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当然人家要是不理解我，我也没有办法，但是我觉得很有意义。” 说到此，黄瑚饶有兴致地介绍起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12年推出的本科教育改革方案，“所谓‘2+2培养模式’，就是指本科生第一、第二学年，可以在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汉语言文学、国际政治、行政管理、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等专业中任选一个方向，并按照这些方向的教学计划进行学习；第三、第四学年，再按照新闻传播学各专业的培养方案学习。这不同于复旦大学四大书院以育人为目的的通识教育改革，我们是直接在教书这个层面进行了改革，我认为力度是很大的。从2012年开始，我们的学生一年级、二年级都不在新闻学院，他们主要的时间都放在了其他专业的学习上。我一个总的思想就是要跨学科培养，为实践服务。”“本科教育不就是培养记者编辑吗，学生未来在具体的岗位上所需要的专业知识会比对新闻传播学的专业要求更多，我们希望学生将来至少不会犯常识性的错误。”黄瑚语重心长地说。
“所以说，我的第三块贡献就在本科教学上了，我干了十几年院长，临近卸任之前，我看到了这项改革的成功，虽然结果最后怎么样我还不知道，但是我认为肯定是对的。当然，对的也可能失败，错的也可能成功，这个就说不清楚了。”黄瑚评价自己道，“我是个随遇而安的人，既然叫我搞了本科教学，别的没什么，至少有一点事实，我干什么都是很认真的，而不是闭着眼睛干。现在我又是在认认真真搞改革，并且我相信整个中国的新闻教育，要数我的这个改革力度最大了。”他气定神闲，自信不疑。
总体来说，初识黄瑚容易给人一种温和绵缓的印象，而真正接触之后就能发现他个性中坚持甚至倔强的一面。相比于有的学者一生大风大浪大起大落，黄瑚的学术人生可谓平淡从容波澜不惊，虽然少了些轰轰烈烈异彩纷呈，却也因细水长流的隽永让人回味无限。作为一名典型的海派学者，黄瑚的精致与优越与生俱来，但这丝毫不妨碍他孜孜不倦、安心定志的求索姿态。从1979年进入复旦求学至今，黄瑚见证了那些在不同时代为新中国的新闻教育呕心沥血的先行前辈，也亲历了复旦大学新闻教育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起转腾挪。在守业中求变，在固本中创新，黄瑚的学术人生又何尝不是一个时代学人的心路写照。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0CXW001；特别鸣谢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1级学生王倩为本文整理原始录音素材）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国家行政学院博士后）
编校：郑 艳
自1979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35年来黄瑚便再没有离开过，他也因此成为这个集体同龄人中少有的守望者。回顾35年风雨，黄瑚总结自己只干了三件事：20世纪80年代专注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方向；90年代转向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教学与研究领域；进入21世纪后先后担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助理、副院长、常务副院长，主持新闻传播本科教学管理与创新改革十余年。作为丁淦林先生的开山弟子，黄瑚的骨子里多少继承了其师遗风，他将自己形容为“随遇而安”“允执其中”，却又用35年的治学之路塑造了自己在深根固本中创新求变的坚韧个性。无论是勇于打破传统的中国新闻史书写体例成一家之言，还是率先引进新闻伦理课程体系开风气之先，抑或是推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2本科跨学科培养模式”力主改革独立潮头，黄瑚凭借着随性不争、孜孜以求、善利外物、甘于奉献的处世之风，用心力书写下了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韧”字。有趣的是，在谈及学术人生的最初启航时，他坦率地称自己当初选择新闻专业并不是因为新闻理想，“我本来是个热爱文学的青年，进新闻系只是因为高考分数太高了”。这就是黄瑚，坦诚自信，云淡风轻。
父亲告诉我一定要读书
“我是50年代中期出生的，1955年生人。我们这代人从懂事开始就进入了一段非常艰苦的年代。特别是刚上小学没几年就遇到‘文化大革命’，三四年级就开始停课。在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动荡年代中长大，连基本的文化知识都还没有学到手就开始‘闹革命’，很多人沾染上了打打杀杀的不良习气，因而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我们这代人曾获得过这样一个头衔——‘文盲加流氓’。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不幸。”黄瑚回忆道，“我是1963年进入上海市卢湾区雁荡路小学开始念书的。我家就住在卢湾区，我父母有五个孩子，我在家里是最小的，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家庭教育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所以从这一点看，我还是比较幸运的。我父亲早年在师范学校毕业后做过小学教师和中学教师，后来又到上海的无锡国学专修馆读过书（注：无锡国学专修馆1920年创建于无锡惠山，是20世纪上半叶培养国学精英的摇篮，抗战期间迁徙于长沙、桂林、上海等地。学校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教学内容，学术氛围浓厚，在学界传为美谈），他们的校长是前清状元唐文治，学校主教古文。我父亲的古文功底很扎实，所以小时候他教了我许多，我从很小起就整天在家里背诗词古文，因此古代汉语基础打得很好。我父亲很有眼光，在‘文化大革命’那样动荡的年代他也一直熏陶我们：书是一定要读的。”
黄瑚继续聊道：“我小学读到1969年就自然升到中学去了，当时上海搞中学改革，初高中合二为一，既不叫高中也不叫初中，统称中学，学制为四年，所以1973年我就中学毕业了。中学四年里还包括学工、学农、野营、拉练等瞎折腾活动，教学质量连初中水平都达不到。”说到这里，黄瑚不免为自己庆幸，“因为我在家里最小，哥哥姐姐帮着带我，在‘文化大革命’最开始的三年，我就在家里背古文，受到的都是正面教育。进入中学后，我在英语上花的精力比较多。特别是尼克松访华以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专门有个频道每天播放十几个小时的英语教学节目，从初级英语到高级英语都有。中学毕业后，我就自己购买一些英语教材，每天反复听电台英语，所以高考之前还是打了一点基础的。”
黄瑚不禁感慨道：“我觉得我们这代人从整体上来说是很不幸的一代。虽然邓小平一举恢复了高考，给了每个人平等入学的机会，只要是被社会耽搁的，不论年龄大小，都可以参加高考，但是当年最吃亏、高考录取率最低的，还是我们这一批人，也就是50年代中期出生的这代人。”他举例道：“譬如当时三十来岁的考生，“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们至少高中已经读完了，只是没有机会继续上大学而已。再比我们小一些的考生，毕竟也完整读了三年初中。恰恰是我们这一代人，接受文化教育最少，文化基础最差，相当于接受了三年小学教育就去参加高考。”
在对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回忆中，最让黄瑚耿耿于怀的莫过于最好的年华没有用于接受系统的教育，这甚至成了他至今回首这段岁月时去反复丈量幸运或不幸的重要标尺。在特殊的年代里，身为家中幼子的他，在家人的庇护下已然为小小的心灵守住了一块净土，多少弥补了一些不可往复的错失年华，但这依旧不能挽回烙刻在他心中的点点遗憾。当一位几近花甲之年的学者，在穿越山河岁月的重重阻障终达彼岸之时，抚今追昔的那份惋惜又何尝不令人理解与动容。
考复旦新闻系不是因为新闻理想
“1973年中学毕业时，我的两个哥哥已经到农村插队落户做农民了，我就留在上海当上了建筑工人，这在当时已经很令人羡慕了。高考是1977年恢复的，实际上是1978年春季和秋季各招了一批，我是到了1979年才去考大学的，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是经济问题。因为当时上大学虽然不用交学费，而且还有十几元的助学金，但我家里当时的经济状况是，父亲已经退休，大哥作为知青只有考大学一条出路，因此我不可能把那时连工资带奖金每月近50块钱的收入丢掉去考大学。”黄瑚继续说道，“所以，1978年我就直接报考了可以带工资上学的研究生。”
确如黄瑚所言，1977年到1979年，全国参加高考的总人数分别为570万、610万、468万，最终录取人数分别为27万、40.2万、28万，录取率分别是4.8%、7%、6.1%。七七级学生于1978年春天入学，七八级学生于1978年秋天入学，两届考生只相隔了半年。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即将结束之时，中断了十几年的全国统招研究生工作宣布恢复，教育部在1978年1月10日决定把研究生报考资格扩大到未毕业的大学生甚至没有读过大学的“同等学力”者，黄瑚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直接报考研究生的。“结果没考上。其实很正常，当年研究生招生人数很少，被录取的大都是老大学生。1979年，工龄满5年的大学生可享受职工助学金待遇，我也就老老实实地去考大学了。”黄瑚回忆道：“复旦大学新闻系是当时文科中录取分数最高的，所以我们班的上海籍同学都是全市前几十名，外地同学也都是各省市前几名。我对高考是很自信的，自忖就算考砸了，名牌大学考不上，一般大学总是能上的。1979年那年是上海高考史上唯一的一次先公布分数再填报志愿的年份，我的成绩很高，大概在全市文科20名左右，觉得这个成绩报复旦大学中文系有点亏了，于是就报了新闻系。”黄瑚直言不讳，“考新闻系真的不是因为有新闻理想，说实在的，当时对新闻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只是一个文学青年，不可能有这个理想。” 说到这里，黄瑚聊起了刚上大学时印象最深的两位老师。“我记得我们进来后的第一门课就是葛迟胤老师的‘读报评报’课，他很关心学生，有一次问我平时看报纸吗，我说看的。他又问我最喜欢看什么内容，我说最喜欢看报纸副刊。”黄瑚笑道，“我记得葛迟胤老师听了之后一时哑然，这位热爱新闻研究近乎痴迷的老师不知道该继续跟我说什么了。这就是我当年的情况，真正学新闻懂新闻是进来以后的事。”黄瑚说道：“实际上我们这一代人要对新闻入门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我们的政治观念都很强。‘文化大革命’十年就是讲政治，你不关心也得关心，因为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就要关心你。如果对着干，就要把你打成反革命。读新闻的人必须是关心政治的人，否则是读不好的，永远不会对新闻有感觉。”
他记忆犹新地继续回忆道：“当时王中已经出山了，他是位非常倔强的人，至今我还记得他重新上任复旦新闻系系主任时的场景。那时候我们刚上大学不久，他在就职大会上慷慨陈词：‘我们新闻系要培养一个布鲁诺，不能培养姚文痞（姚文元），培养出姚文痞是我们的耻辱。’王中是老共产党员，说了几句今天人人都听得懂的真话就被打成右派了，吃了22年的苦头，但是他仍不回头，慷慨激昂地要求我们不能随风转，要坚持真理、坚持正义，他这种情绪特别强烈。”说到王中，黄瑚满怀敬意。
“我们这代人比较有吃苦精神，其实讲到底，只要肯吃苦，什么都能干好。所以当年读书的时候，我们的教室、图书馆都是人满为患。大学四年毕业后，我又考上了研究生，我考研的那年应该说是新闻系最难考的一年，公布的招生名额是两个，并强调宁缺毋滥，结果只录取了我一个人。”就这样，当年懵懵懂懂考入复旦新闻系的黄瑚，在以优异成绩完成本科学业之后又如愿留下来继续攻读硕士学位。那个起初对新闻学毫无兴趣的上海青年渐渐走出了家庭的指引，摸索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学术之路。“丁淦林老师那年刚刚评上副教授，可以招收硕士生了。我的本科论文就是丁老师指导的，于是我选择了丁老师，选择了新闻史。”黄瑚平淡而又深情地说。
新闻学不重视新闻史是不对的
1983年，黄瑚成为复旦大学新闻系这一年唯一的一名硕士研究生，从此开启了他学术人生的第一步。“那时候还没有博士点，硕士生就是最高级专门人才了，考硕士的时候就知道毕业后大都是留校当老师的。因此，我读研究生觉得学好历史和理论很重要，要掌握一门学科必须从掌握它的历史入手。你看学文学的人都很看重文学史，哲学教授、历史学教授也都对自己学科的历史非常熟悉，但是我们新闻学的情况就有点不一样了。新闻学教学与研究不重视新闻史是不对的，这是我们这门学科不成熟的一个表现。只有学了历史，才能有研究根基，才能有职业认同感。”黄瑚说，“所以我当时想，既然要搞科学研究，以后还要当老师，就得扎扎实实地首先学好新闻史。”就这样，黄瑚成了丁淦林老师的开山大弟子。
“硕士三年主要是搞新闻史，很扎实地在看书中度过。当年只有我一个人，所以也很自由。当时是导师负责制，研究生的课程都是导师安排的。丁老师给我安排的课程，师生比是一比一，像余家宏老师、徐培汀老师，还有历史系的余子道老师等都单独给我一个人开过课。余家宏老师给我上的是马列原著选读课。至今让我感动的是，当他得知为我上课后，从家里找了两本新闻系自己铅印的马列原著选读，跑了好长的路送到我的宿舍去。碰巧我不在宿舍，他就把书放在我寝室后离开了。老先生那年都已经70多岁了。”黄瑚谈及此事不禁动容。“我上他的课在时间上很自由，反正他退休在家，什么时候想去都行，我就挑我合适的时间骑辆自行车去找他求教。丁老师给我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课，其实一堂课也不讲，就是教我找文献、读文献，让我自己去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有关新闻史的各种重要文献，最后我们两个合作编写了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教学参考资料选注》，这本教材编完了，丁老师的这门课也上完了，这门课的期末考试成绩依据也有了。后来这本参考资料作为内部教材，在复旦大学新闻系用了十几年。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以研究为导向学习的，研究生就是真研究，不像现在的研究生，像本科生一样整天在课堂上接受老师的灌输。”黄瑚笑道。
黄瑚说，回想起来，从本科毕业论文研究邹韬奋的《生活日报》，到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孤岛时期的抗日报刊，再到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论，一路上都是丁淦林老师亲手指导的。“丁老师搞历史有个特点，就是注重填补空白。当年新闻史有很多空白，比较容易做，而且都很有价值。我们可以随便选一个题目，都是前人没有研究过的，非常有意思。1983年到1986年之间，我在新闻史研究领域打下了一些基础，做了许多事情，为了写硕士论文还在上海市档案馆泡了一个多月，天天抄档案，毕业以后我就当老师了。”
1986年，黄瑚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从此坚守至今，未曾离开。“80年代百业待兴，新闻系留了很多老师，但是到90年代不少人都走了，因为当大学老师太清贫了。”黄瑚解释道，“90年代中期的时候，学校的工资是1500元，最好的媒体的工资是7500元，差距很大。严格地说，从来没有离开过新闻系的教师就我一个，这里面当然也有机遇问题，但也和我的个性有关系。我为人比较中庸、保守、不张扬，不喜欢冒尖，这点我和丁老师蛮像的。”然而，不独是机遇与性格的缘故，就在90年代复旦新闻系教师纷纷转行的背景下，黄瑚却开启了学术研究的另一段征程——攻读博士学位。
“我是1994年读博士的，1998年拿的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论》是法制研究和历史研究的结合，这两块正好是我的专长。我读了四年博士，这也是走不了的原因。1995年我评上了副教授，教学方面还是一直讲中国新闻事业史，这是我的老本行。2001年我出了一本书《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我用了‘发展’两个字，就是要强调新闻事业是怎么发展过来的，虽然新闻和政治、经济、文化肯定相互关联，但毕竟不可能完全同步。所以我觉得和革命史同步的历史分期是没有道理的，这本书在这方面就做了一些突破。”关于这本书在体例突破方面的尝试，黄瑚的自我评价比较中肯：“这本书我用的历史史料并不怎么好，有些历史专著必须在史料上有新的发现和新的突破，这方面我虽然有一点，但却不多。我主要是把它的体例打破了，我的想法是按照新闻事业本身的面貌来做历史分期，所以这本书出版以后还是有点影响的。当然，2001年出版的那个分期还是比较仓促，我后来又进一步研究，出了一版新的《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把它分成四大块，历史分期就更加明确了。” 对于此事，吴廷俊教授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评价：“黄瑚‘将新闻事业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诉求相结合’，认为中国新闻史可分为四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为近代报刊的诞生与初步发展阶段（1815年至1895年），第二个阶段为以民办报刊为主体的民族报业的日趋兴旺与新闻事业的全面发展阶段（1895年至1927年），第三个阶段为两极新闻事业的出现与发展阶段（1927年至1949年），第四个阶段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建立与发展阶段（1949年至今）。不论他的分期是否合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他想力求转换角度，从政治新闻学角度转换为新闻社会学角度。”（吴廷俊、阳海洪，《新闻史研究者要加强史学修养——论中国新闻史研究如何走出“学术内卷化”状态》，《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如其所言，黄瑚对传统新闻史学体例的创新突破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不仅如此，还有一段史学研究经历也让黄瑚记忆犹深，“这段时间正好是方汉奇老师主持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这个项目，骨干团队就在人大、复旦两个单位，所以我们复旦所有人都加入了。我一开始只是写了一点点，我干完一点丁老师就再给我一点，后来就越写越多。复旦新闻系数秦绍德老师写得最多，将近11万字；其次是我，写了9.6万字。我们两人写的加起来就有20万字了。”黄瑚对此不无欣慰。
我编写了中国大陆第一本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教材
除了一脉相承的新闻史研究外，黄瑚在90年代初期的一次出国进修经历，再次为他开启了另一扇学术大门。“1991年我出国进修，去美国夏威夷东西方研究中心进修了一年，回来之后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其新闻教育体系当中都有新闻法规和新闻伦理这一块，90年代初期时将新闻伦理作为必修课的美国学校已经有50%了。相比之下，我们只有新闻理论，没有新闻伦理。”黄瑚进一步介绍道，“虽然新闻伦理听起来好像是哲学分支，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主要还是行为规范。徐培汀老师当年也开过新闻侵权方面的选修课，但都是研究性质的，不是从教学方面考虑的。把新闻伦理作为教学体系的一部分在以前是完全没有过的。我发现了这个事实后，就向丁老师提出来这个设想，丁老师当时在做院长，他虽然为人温和低调，但也乐于接受新鲜事物，所以在他的支持下，我下了很大功夫准备这门课程，1994年就正式开课了。如果说90年代我对新闻教育稍稍有点贡献，那就是把这个东西引进了。”
黄瑚回忆说：“1994年，这门课先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作为本科生和硕士生的选修课程。到1998年，又被教育部新颁布的新闻学专业目录介绍中列为本科生的必修课程，叫作《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1998年的专业目录修订，丁老师是新闻传播学科修订工作的主持人，他对这门课程是蛮支持关爱的。老实说，这门课程既是我搞起来的，也是在丁老师的支持下做出来的。1998年以后，全国各高校新闻传播学院就陆续开设起了这门课程。”而即便如此，黄瑚仍颇有些无奈，“近些年来，这门课虽然有了，但是对这门课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上这门课的大都是在学校里属于小字辈的、比较边缘的教师。亏得我是本科教学的分管院长，否则我在复旦只靠这门课也是没人理我的，”他笑道，“根本原因还是不重视。”
然而，黄瑚当年引进新闻伦理课程体系的先见之明还是得到了验证和肯定。2014年年初，在刘云山同志的指示下，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托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承办了“媒介伦理与法规”专题培训，黄瑚与来自国内其他高校的数位专家应邀授课，全国83所高校的120多位教师接受了培训，这一次专题培训将高校新闻传播院系学生的职业道德法律教育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黄瑚直言不讳道：“中国还是长官意识比较强，我搞了20年都没人这么重视过，现在领导批了，才开始要推动这件事，包括开设媒介伦理与法规必修课，编写全国示范性教材，改革教学团队发展模式，组织面向全国的任课教师培训等等。”对此，他无奈却也庆幸。
黄瑚说：“其实把新闻法这个理念引进到中国来也是要动点脑筋的。用‘新闻法’这个词可能会被误解为一部专门的法律，用‘新闻法规’来涵盖各种法律规定的总和是比较恰当的。‘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这个最早的名称也是我和丁老师两个人商量出来的。1998年我出了一本教材，就是在我的讲义基础上修订完成的《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不管怎么样，这是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本相关教材。我后来又编写了第二本，为了写得好一点，我组织了一批国内比较有名的新闻学者，我们十人磨一剑，共同编写这本教材，即《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这本书后来成了‘十一五’规划教材，从2003年一直用到现在，大概印了14万册，作为教材，这已经很厉害了。”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国内有关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的教学及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共识，新闻法规、新闻伦理、媒介伦理、新闻职业道德等不同内涵与外延的概念依旧在混用。“学科建设应该把这门课程作为重点建设对象，所以这次中央提出来要重视，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我们应该趁着这个机会做些事情。”黄瑚心存忧虑又不无期待。
我30多年也就做了三件事
从新闻史到新闻伦理，黄瑚也在思考着他几十年学术之路上的某种偶然或必然的关联，“如果一定要说这两者之间的关联，首先应该是他们在研究方法上比较一致，都属于定性研究。另外，新闻史教育本身也是具有伦理教育内涵的，但我不是因为这两者的内在联系才这样研究的，当时根本没有考虑这些，就是因为偶然。”
“我在学术上强调脚踏实地，特别是新闻教育。这个学科一定要面向实践，强化它的实践教育，培养学生的实践品格。我觉得新闻学不应该是一个很理论化的学科，如果把新闻学仅仅理解为写学术文章，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黄瑚一再强调，“新闻人才应该注重培养他们的实践品格，这也是我30多年来的一个最大体会。”黄瑚总结自己道：“这30多年，前十年我是在搞新闻史，90年代重新探讨了一个历史分期问题；90年代以后我就开始转向研究新闻法规和新闻职业道德，编写了中国第一本相关教材；2003年我出任副院长以后，更多的精力就放在了新闻教学和新闻教育改革上，所以最近我做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本科教学的‘2+2培养模式’改革。改革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当然人家要是不理解我，我也没有办法，但是我觉得很有意义。” 说到此，黄瑚饶有兴致地介绍起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12年推出的本科教育改革方案，“所谓‘2+2培养模式’，就是指本科生第一、第二学年，可以在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汉语言文学、国际政治、行政管理、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等专业中任选一个方向，并按照这些方向的教学计划进行学习；第三、第四学年，再按照新闻传播学各专业的培养方案学习。这不同于复旦大学四大书院以育人为目的的通识教育改革，我们是直接在教书这个层面进行了改革，我认为力度是很大的。从2012年开始，我们的学生一年级、二年级都不在新闻学院，他们主要的时间都放在了其他专业的学习上。我一个总的思想就是要跨学科培养，为实践服务。”“本科教育不就是培养记者编辑吗，学生未来在具体的岗位上所需要的专业知识会比对新闻传播学的专业要求更多，我们希望学生将来至少不会犯常识性的错误。”黄瑚语重心长地说。
“所以说，我的第三块贡献就在本科教学上了，我干了十几年院长，临近卸任之前，我看到了这项改革的成功，虽然结果最后怎么样我还不知道，但是我认为肯定是对的。当然，对的也可能失败，错的也可能成功，这个就说不清楚了。”黄瑚评价自己道，“我是个随遇而安的人，既然叫我搞了本科教学，别的没什么，至少有一点事实，我干什么都是很认真的，而不是闭着眼睛干。现在我又是在认认真真搞改革，并且我相信整个中国的新闻教育，要数我的这个改革力度最大了。”他气定神闲，自信不疑。
总体来说，初识黄瑚容易给人一种温和绵缓的印象，而真正接触之后就能发现他个性中坚持甚至倔强的一面。相比于有的学者一生大风大浪大起大落，黄瑚的学术人生可谓平淡从容波澜不惊，虽然少了些轰轰烈烈异彩纷呈，却也因细水长流的隽永让人回味无限。作为一名典型的海派学者，黄瑚的精致与优越与生俱来，但这丝毫不妨碍他孜孜不倦、安心定志的求索姿态。从1979年进入复旦求学至今，黄瑚见证了那些在不同时代为新中国的新闻教育呕心沥血的先行前辈，也亲历了复旦大学新闻教育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起转腾挪。在守业中求变，在固本中创新，黄瑚的学术人生又何尝不是一个时代学人的心路写照。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0CXW001；特别鸣谢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1级学生王倩为本文整理原始录音素材）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国家行政学院博士后）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