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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资源型企业的迁移是在产业升级背景下的一种客观现象。本文以江苏、湖北、湖南、贵州四省的资源型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问卷调查与企业高层访谈，通过构建企业迁移意愿指标体系，运用Logit计量模型研究了政府政策因素对资源型企业迁移决策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政策、经济、战略和情感四大影响企业迁移的因素中，政府政策因素对资源型企业迁移的影响最为显著，情感因素也是促进资源型企业迁移的重要因素，但作用力度小于政策因素，经济因素则是阻碍企业迁移的因素；而政策因素中的环境管制、土地优惠、政府配套设施和公平竞争环境是促进资源型企业迁移行为发生的显著因素，其中政府配套设施的作用最为显著，其次分别是公平竞争环境、土地优惠与环境管制，行政效率是阻碍资源型企业迁移行为发生的显著因素。根据实证结果，各地区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空间布局结构，应充分考虑影响资源型企业迁移的各种因素，制定有针对性政策措施。对于发达地区而言，实行更为严格的环境管制政策对推动本地资源型企业外迁有积极的意义；对于落后地区而言，要想吸引资源型企业的迁入，应在提供政府配套设施、公平竞争环境、土地与税收等优惠的同时，大力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仅靠政策的优惠是不够的，信息技术、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市场开放等经济要素的建设以及能使企业家在新区位获得归属感等情感因素，对于吸引资源型企业的迁入也是必不可少的。
关键词资源型企业；企业迁移；政策因素；迁移决策
中图分类号F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5）06-0135-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6.019
企业迁移是企业区位调整的一种特殊的形式，也是产业转移的微观基础[1]。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以及产业转移步伐加快，企业迁移现象变得异常活跃。尤其是依赖自然资源为开采、加工对象的资源型企业的企业，在东部发达省份环境管制日益严格、所在地资源耗竭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在迫于竞争激烈、成本上涨、环境质量、产业结构布局等多重压力之下，资源型企业正在通过生存空间的转移来完成其战略性升级的目标。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发展相对落后，对资源型企业的迁入采取更加宽容的政策，甚至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资源型企业的迁入。这些政策对资源型企业的迁移决策无疑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以江苏、湖北、湖南、贵州四省的资源型企业为研究对象，在对资源型企业大样本调查与访谈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政府政策对资源型企业迁移决策影响以及具体政策措施对企业迁移影响的差异性，对于各地区根据发展需要制定有针对性政策措施，引导资源型企业的迁移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文献综述
企业迁移理论最早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当时学者关注的是当时美国制造业从东北部向东南部的迁移现象[2]。随后，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也对企业迁移现象进行研究。国外关于企业迁移的研究多是实证和案例研究，其主要内容是研究企业迁移的动因[3-6]、影响因素[7-10]、决策过程[11-15]以及政策对企业迁移的影响[16-18]等方面。
国内学者对企业迁移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始于本世纪初，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企业迁移的影响因素、动机、模式等方面 [19-28]。而对资源型企业的研究，也主要是从产业转移的宏观视角进行研究。
从企业迁移视角对资源型企业的研究，近几年才开始出现，但成果还比较少。徐敏燕、黄祖辉从资源型产业集群的无标度网络性出发，研究了资源型产业集群企业迁移的效应，认为企业外迁有利于突破内部的强联系，加强外向关联，化解风险[29]。李存芳等运用组织行为学和系统工程学的理论，从决策偏好，法制环境，资源禀赋，区位成本，经济区位，政策引力，民众素质7个因素研究了可耗竭资源型企业区位选择行为影响因素，认为只有区位成本最终表现为负的影响，其他因素都为正的影响[30]。刘颖、周沂、贺灿飞基于32 家浙江省上虞市污染企业及相关部门的访谈，研究了污染企业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认为企业规模是一个重要的影响污染企业迁移意愿的内部因素[31]。
对资源型企业而言，无论是原区位的管制政策还是目标区位的优惠政策，对企业的迁移决策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目前对资源型企业迁移的研究还不多见，更鲜见政府政策对企业迁移影响的研究。基于此，本文在对资源型企业大样本调查与访谈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政府政策对资源型企业迁移决策影响以及不同政策措施对企业迁移影响的差异性。
2资源型企业迁移决策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构建
企业的迁移既受地方或中央政府各种政策的影响，也受到生产要素的可得性和成本、竞争力的获取和保持、情感寄托和个人偏好等方面的影响。本文借鉴Eenennaam和Brouthers以及Burmester等学者的研究，将影响企业迁移意愿与决策的因素分为四大类：政策因素、经济因素、战略因素和情感因素，同时加入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两个控制变量（见表1）。
表1中的政策因素下共有七个二级指标，包括环境管制、行政效率、土地优惠、税收优惠、政府配套设施、信贷支持和公平竞争环境。
（1）环境管制：政府通过制定有害物质的排放标准来控制、最优收费水平来提高环境污染者的生产成本。而治理污染的高成本是一般的企业无法承担的，苛刻的环境管制政策阻碍一些企业的进入，迫使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迁往郊区或欠发达的地区。
（2）行政效率：指公共组织和行政工作人员从事公共行政管理工作所投入的各种资源与所取得的成果和效益之间的比例关系。本文中主要指政府机关为以最少的成本、快速低为企业办理合理的事项。对于迁出地来说，政府的办事效率越高，企业外迁的可能性小些；而对于迁入地来说，政府的办事效率越高，越吸引企业的迁入。
（3）土地优惠：为了鼓励优势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的迁入，政府给予减征或分期缴纳土地使用费，鼓励和引导客商以租赁等形式使用区内企业闲置的厂区、厂房等 。土地优惠政策越多，越吸引企业的迁入。 （4）税收优惠：免征或减免企业所得税，同时给予技术和研发费用的支持。税收优惠的政策越多，越吸引企业的迁入。
（5）政府配套设施：政府配套设施包括市政公用工程设施和公共生活服务设施等。政府在配套设施方面的投入的倾斜，更容易形成产业集聚，带动一批相关或配套企业跟随迁入。
（6）信贷支持：由于沉没成本的存在和新建厂房所需的资金，企业搬迁过程中要支付高额的运输费、损失迁走期间的销售额，并且伴随大批员工的流失，政府加大对企业搬迁的补偿，和企业、银行三方建立保证金制度，放松信贷条件但并不降低风险，为企业迁移解决资金衔接的困难。
（7）公平竞争环境：政府制定标准使企业的产品更容易获得认证，竞争力更强，销售业绩更好，消除地方保护主义，让企业在区域间占据一席之地，分享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企业在当地稳定发展，迁移倾向越小。
3数据收集与模型分析
3.1数据收集和数据预处理
本次研究对象为江苏徐州、湖北武汉、湖南新晃、贵州铜仁等地的资源型企业，样本点跨越了东中西三个区域，数据真实且代表性较强。源型企业的有效问卷数为124份，其中食品加工业企业43家，纺织业和羽毛绒制品业企业15家，造纸及纸制品企业3家，金属矿产品加工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包括水泥制造、砼制品、陶瓷制品及石灰建筑材料、重晶石）15家，黑色金属矿采加工业31家，有色金属开采加工企业17家。
调查问卷以选择题为主，同时用李克特5级打分法将定性指标量化，调查内容包括企业基本情况、企业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调查、企业迁移意愿调查以及企业迁移效果，涉及政策、经济、情感、战略因素，区位、内部以及外部因素。
对情感因素、政策因素、战略因素和经济因素使用加权方法，得出综合性衡量指标，权重为二级因素的列总和占全部总和的比例，分别用情感、政策、经济、战略表示四个综合性指标。
当各政策因素对企业具有影响时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对于企业迁移决策指标，当企业做出迁移决策时，赋值为1；当企业不作出迁移决策时，赋值为0。企业规模的指标采用国家分类标准，按照行业门类、大类、中类和组合类别，依据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或替代指标，将我国的企业划分为分为微型、小型、中型和大型共四级，本文在此基础上将企业规模分为小型和中大型，小型包括国家分类标准中的微型和小型，中大型包括国家分类标准中的中型和大型，分别用0和1表示。企业年龄分为两级，10年以下和10年以上的，分别用0和1表示。
本文首先用经济、情感、政策、战略和企业年龄、企业规模共六个指标对企业迁移决策指标做logit回归，观察这六个指标对企业迁移决策概率的影响情况，再引入政府政策的各个二级因素，以考察在控制其它三个一级指标和两个企业属性指标的情况下，各个政策二级因素对企业迁移的影响。
3.2描述性统计分析
四大因素分析的总样本容量为124个。表2给出了这四大因素和企业年龄的描述性统计量，包括极小值、极大值、均值和标准差。
资源型企业迁移样本中，未发生迁移行为和发生迁移行为的企业数量占比分别约为66.1%和33.9%。企业年龄中，10年以下的企业占比71.8%，10年以上的占比28.2%。小型企业和中大型企业占比分别约为29.8%和70.2%。研究对象认为环境管制、行政效率、土地优惠、税收优惠、政府配套设施、信贷支持和公平竞争环境对其企业本身的迁移行为产生影响的占比分别约为31.5%、79.0%、37.9%、21.8%、40.3%、45.2%和61.3%（见表3）。
3.3参数估计
对各变量对企业迁移行为的影响，我们通过建立模型进行分析。被解释变量为企业迁移行为，第一个模型中将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作为控制变量，将战略、情感、政策和经济因素对企业迁移行为做Logit回归，第二个模型将战略、情感、经济、企业规模和年龄作为控制变量，政策因素的各个二级指标对企业迁移行为做Logit回归，分别记为
①对模型做初步回归时，发现模型存在异方差，且方差来源为土地优惠、政府配套设施和公平竞争环境三个变量，故将三个变量的交叉变量引入模型。另外，cook距离和残差显示出样本存在六个异常观测值，删除异常值后实际使用样本容量为118个。
模型1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的情况下，模型1中情感、政策和经济因素均通过了统计量的显著性检验（P<005）。这说明作为综合性指标的政策、经济和情感因素确实对企业迁移行为发生了影响。其中，政策和情感因素都对企业迁移行为具有促进作用，经济因素则为一个阻碍因素。政策因素的作用力度大于情感因素，分别约会导致企业迁移行为发生概率增加8倍和6倍。经济因素之所以成为企业迁移的阻碍因素，说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有着强大的市场力量和消费群体，市场辐射力强大，企业愿意留在原地，保持市场份额，有利于未来发展。而企业迁移的目标区位虽然在原材料、土地与劳动力成本上可能具有优势，但是信息与技术、交通物流成本、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水平等相对落后于企业原所在地，因而成为阻碍企业迁移的障碍性因素。
模型2的结果表明在控制其它变量的情况下，5%的显著性水平下，对企业迁移行为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有环境管制、行政效率、土地优惠、政府配套设施和公平竞争环境。促进因素有环境管制、土地优惠、政府配套设施和公平竞争环境，其中，政府配套设施是影响企业发生迁移行为的最显著因素，其次分别是公平竞争环境、土地优惠与环境管制。行政效率为阻碍因素，行政效率因素低的地区企业发生迁入行为的概率只约为行政效率高的地区的6.8%。
3.4模型检验与预测
对模型系数的整体显著性、模型适宜性、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标、多重共线性、异方差进行检验（见表5）。卡方统计量对应的P值小于0.0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模型估计的参数整体是显著的。 表6说明模型的整体拟合情况，通过判决系数R方的两个指标Cox & Snell R 方和Nagelkerke R 方，可以看出模型2的拟合优度好于模型1，说明控制经济、战略和情感因素和企业年龄、规模的情况下，政策因素整体上对企业迁移行为有良好的解释。
表7说明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两个模型都是适宜做Logit回归的。
多重共线性检验采用VIF和容差统计量，一般认为，VIF大于10时，容差接近于0时多重共线性问题才是一个
严重问题，而结果如表7所示，VIF均小于10，容差指标均远大于0，两个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模型的异方差检验结果表9。使用Levene方差齐性检验，原假设为模型不存在异方差，Levene统计量的值对应的P值均大于0.05，说明两个模型均不存在异方差。
表10给出了两个模型的预测情况，模型1对被解释变量已迁移行为的预测准确率为70.7%，对未迁移行为的预测率为66.3%。模型2的这两个比例分别为87.8%和63.2%。两个模型预测效果均较好，回归结果可靠。
4结论与启示
资源型企业的迁移是在产业升级背景下的一种客观现象。资源型企业的迁移受外部环境与企业自身因素的影响，其中政策因素在资源型企业的迁移决策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影响大于战略与情感因素，而经济因素在资源型企业的迁移中具有阻碍作用。而在政府出台的各项具体政策中，对企业迁移行为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有环境管制、行政效率、土地优惠、政府配套设施和公平竞争环境。其中，政府配套设施是对资源型企业迁移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分别是公平竞争环境、土地优惠与环境管制，行政效率则是阻碍企业迁移的因素。因此，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空间布局结构，各地政府应在考虑影响企业迁移的各种因素基础上，制定实施一系列政策措施，同时应针对不同政策措施对企业迁移决策影响程度的不同，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从而鼓励和引导企业合理迁移。
对于发达地区而言，实行更为严格的环境管制政策对推动本地资源型企业外迁，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对于落后地区而言，要想吸引资源型企业的迁入，仅靠土地、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是不够的。信息技术、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市场开放等经济要素的建设以及使得企业家在新区位获得归属感等情感因素，也是影响企业迁入必不可少的因素。因此，要通过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与营造创业、壮业、强业、乐业的环境与氛围，吸引包括资源型企业在内的更多类型企业主动来投资创业。
另外，资源型企业的迁移会造成污染的空间转移，中西部地区应高度重视资源型企业迁移中的环境负外部性，否则，中西部地区难免会重新走上沿海地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最终导致严重的环境退化甚至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
（编辑：刘呈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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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igrating of resourcebased enterprises is an objective phenomen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Focused on the resourcebased enterprises in Jiangsu， Hubei， Hunan and Guizhou provinces，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the highlevel managers’ interview， the paper explored the influence of government policy on the relocation of resourcebased enterprise by building index system of firm migration and adopting Logit econometric model. The result shows that， policy factors play the more important role on firm relocation than economic factors， strategic factors and emotional factors. The emotion factors are important for relocation of resourcebased enterprises， but less than policy factors.And economic factors are barriers to firm relocati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referential land policy， government facilities and fair competition environment in the policy factors are the contributing factors of firm relocation. The role of government facilities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among them， followed by the fair competition environment， preferential land policy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while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is a hindrance factor.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results， the local government should make targeted policy by fully consider the various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migration of resourcebased enterprises. To developed regions， the stricte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y has a positive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of local resourcebased enterprises move out. For the undeveloped regions， in order to attract resourcebased enterprises to move into，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vide facilities， fair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land and tax incentives， and vigorously improve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At the same time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the preferential policy alone is not enough， economic factors such a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matching ability， infrastructure， market opening，and emotional factors enabling entrepreneurs to get a sense of belonging are also necessary to attract resourcebased enterprises to move in.
Key wordsresourcebased enterprises； firm relocation； policy factors； relocation choice
资源型企业的迁移是在产业升级背景下的一种客观现象。本文以江苏、湖北、湖南、贵州四省的资源型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问卷调查与企业高层访谈，通过构建企业迁移意愿指标体系，运用Logit计量模型研究了政府政策因素对资源型企业迁移决策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政策、经济、战略和情感四大影响企业迁移的因素中，政府政策因素对资源型企业迁移的影响最为显著，情感因素也是促进资源型企业迁移的重要因素，但作用力度小于政策因素，经济因素则是阻碍企业迁移的因素；而政策因素中的环境管制、土地优惠、政府配套设施和公平竞争环境是促进资源型企业迁移行为发生的显著因素，其中政府配套设施的作用最为显著，其次分别是公平竞争环境、土地优惠与环境管制，行政效率是阻碍资源型企业迁移行为发生的显著因素。根据实证结果，各地区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空间布局结构，应充分考虑影响资源型企业迁移的各种因素，制定有针对性政策措施。对于发达地区而言，实行更为严格的环境管制政策对推动本地资源型企业外迁有积极的意义；对于落后地区而言，要想吸引资源型企业的迁入，应在提供政府配套设施、公平竞争环境、土地与税收等优惠的同时，大力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仅靠政策的优惠是不够的，信息技术、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市场开放等经济要素的建设以及能使企业家在新区位获得归属感等情感因素，对于吸引资源型企业的迁入也是必不可少的。
关键词资源型企业；企业迁移；政策因素；迁移决策
中图分类号F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5）06-0135-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6.019
企业迁移是企业区位调整的一种特殊的形式，也是产业转移的微观基础[1]。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以及产业转移步伐加快，企业迁移现象变得异常活跃。尤其是依赖自然资源为开采、加工对象的资源型企业的企业，在东部发达省份环境管制日益严格、所在地资源耗竭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在迫于竞争激烈、成本上涨、环境质量、产业结构布局等多重压力之下，资源型企业正在通过生存空间的转移来完成其战略性升级的目标。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发展相对落后，对资源型企业的迁入采取更加宽容的政策，甚至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资源型企业的迁入。这些政策对资源型企业的迁移决策无疑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以江苏、湖北、湖南、贵州四省的资源型企业为研究对象，在对资源型企业大样本调查与访谈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政府政策对资源型企业迁移决策影响以及具体政策措施对企业迁移影响的差异性，对于各地区根据发展需要制定有针对性政策措施，引导资源型企业的迁移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文献综述
企业迁移理论最早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当时学者关注的是当时美国制造业从东北部向东南部的迁移现象[2]。随后，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也对企业迁移现象进行研究。国外关于企业迁移的研究多是实证和案例研究，其主要内容是研究企业迁移的动因[3-6]、影响因素[7-10]、决策过程[11-15]以及政策对企业迁移的影响[16-18]等方面。
国内学者对企业迁移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始于本世纪初，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企业迁移的影响因素、动机、模式等方面 [19-28]。而对资源型企业的研究，也主要是从产业转移的宏观视角进行研究。
从企业迁移视角对资源型企业的研究，近几年才开始出现，但成果还比较少。徐敏燕、黄祖辉从资源型产业集群的无标度网络性出发，研究了资源型产业集群企业迁移的效应，认为企业外迁有利于突破内部的强联系，加强外向关联，化解风险[29]。李存芳等运用组织行为学和系统工程学的理论，从决策偏好，法制环境，资源禀赋，区位成本，经济区位，政策引力，民众素质7个因素研究了可耗竭资源型企业区位选择行为影响因素，认为只有区位成本最终表现为负的影响，其他因素都为正的影响[30]。刘颖、周沂、贺灿飞基于32 家浙江省上虞市污染企业及相关部门的访谈，研究了污染企业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认为企业规模是一个重要的影响污染企业迁移意愿的内部因素[31]。
对资源型企业而言，无论是原区位的管制政策还是目标区位的优惠政策，对企业的迁移决策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目前对资源型企业迁移的研究还不多见，更鲜见政府政策对企业迁移影响的研究。基于此，本文在对资源型企业大样本调查与访谈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政府政策对资源型企业迁移决策影响以及不同政策措施对企业迁移影响的差异性。
2资源型企业迁移决策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构建
企业的迁移既受地方或中央政府各种政策的影响，也受到生产要素的可得性和成本、竞争力的获取和保持、情感寄托和个人偏好等方面的影响。本文借鉴Eenennaam和Brouthers以及Burmester等学者的研究，将影响企业迁移意愿与决策的因素分为四大类：政策因素、经济因素、战略因素和情感因素，同时加入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两个控制变量（见表1）。
表1中的政策因素下共有七个二级指标，包括环境管制、行政效率、土地优惠、税收优惠、政府配套设施、信贷支持和公平竞争环境。
（1）环境管制：政府通过制定有害物质的排放标准来控制、最优收费水平来提高环境污染者的生产成本。而治理污染的高成本是一般的企业无法承担的，苛刻的环境管制政策阻碍一些企业的进入，迫使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迁往郊区或欠发达的地区。
（2）行政效率：指公共组织和行政工作人员从事公共行政管理工作所投入的各种资源与所取得的成果和效益之间的比例关系。本文中主要指政府机关为以最少的成本、快速低为企业办理合理的事项。对于迁出地来说，政府的办事效率越高，企业外迁的可能性小些；而对于迁入地来说，政府的办事效率越高，越吸引企业的迁入。
（3）土地优惠：为了鼓励优势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的迁入，政府给予减征或分期缴纳土地使用费，鼓励和引导客商以租赁等形式使用区内企业闲置的厂区、厂房等 。土地优惠政策越多，越吸引企业的迁入。 （4）税收优惠：免征或减免企业所得税，同时给予技术和研发费用的支持。税收优惠的政策越多，越吸引企业的迁入。
（5）政府配套设施：政府配套设施包括市政公用工程设施和公共生活服务设施等。政府在配套设施方面的投入的倾斜，更容易形成产业集聚，带动一批相关或配套企业跟随迁入。
（6）信贷支持：由于沉没成本的存在和新建厂房所需的资金，企业搬迁过程中要支付高额的运输费、损失迁走期间的销售额，并且伴随大批员工的流失，政府加大对企业搬迁的补偿，和企业、银行三方建立保证金制度，放松信贷条件但并不降低风险，为企业迁移解决资金衔接的困难。
（7）公平竞争环境：政府制定标准使企业的产品更容易获得认证，竞争力更强，销售业绩更好，消除地方保护主义，让企业在区域间占据一席之地，分享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企业在当地稳定发展，迁移倾向越小。
3数据收集与模型分析
3.1数据收集和数据预处理
本次研究对象为江苏徐州、湖北武汉、湖南新晃、贵州铜仁等地的资源型企业，样本点跨越了东中西三个区域，数据真实且代表性较强。源型企业的有效问卷数为124份，其中食品加工业企业43家，纺织业和羽毛绒制品业企业15家，造纸及纸制品企业3家，金属矿产品加工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包括水泥制造、砼制品、陶瓷制品及石灰建筑材料、重晶石）15家，黑色金属矿采加工业31家，有色金属开采加工企业17家。
调查问卷以选择题为主，同时用李克特5级打分法将定性指标量化，调查内容包括企业基本情况、企业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调查、企业迁移意愿调查以及企业迁移效果，涉及政策、经济、情感、战略因素，区位、内部以及外部因素。
对情感因素、政策因素、战略因素和经济因素使用加权方法，得出综合性衡量指标，权重为二级因素的列总和占全部总和的比例，分别用情感、政策、经济、战略表示四个综合性指标。
当各政策因素对企业具有影响时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对于企业迁移决策指标，当企业做出迁移决策时，赋值为1；当企业不作出迁移决策时，赋值为0。企业规模的指标采用国家分类标准，按照行业门类、大类、中类和组合类别，依据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或替代指标，将我国的企业划分为分为微型、小型、中型和大型共四级，本文在此基础上将企业规模分为小型和中大型，小型包括国家分类标准中的微型和小型，中大型包括国家分类标准中的中型和大型，分别用0和1表示。企业年龄分为两级，10年以下和10年以上的，分别用0和1表示。
本文首先用经济、情感、政策、战略和企业年龄、企业规模共六个指标对企业迁移决策指标做logit回归，观察这六个指标对企业迁移决策概率的影响情况，再引入政府政策的各个二级因素，以考察在控制其它三个一级指标和两个企业属性指标的情况下，各个政策二级因素对企业迁移的影响。
3.2描述性统计分析
四大因素分析的总样本容量为124个。表2给出了这四大因素和企业年龄的描述性统计量，包括极小值、极大值、均值和标准差。
资源型企业迁移样本中，未发生迁移行为和发生迁移行为的企业数量占比分别约为66.1%和33.9%。企业年龄中，10年以下的企业占比71.8%，10年以上的占比28.2%。小型企业和中大型企业占比分别约为29.8%和70.2%。研究对象认为环境管制、行政效率、土地优惠、税收优惠、政府配套设施、信贷支持和公平竞争环境对其企业本身的迁移行为产生影响的占比分别约为31.5%、79.0%、37.9%、21.8%、40.3%、45.2%和61.3%（见表3）。
3.3参数估计
对各变量对企业迁移行为的影响，我们通过建立模型进行分析。被解释变量为企业迁移行为，第一个模型中将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作为控制变量，将战略、情感、政策和经济因素对企业迁移行为做Logit回归，第二个模型将战略、情感、经济、企业规模和年龄作为控制变量，政策因素的各个二级指标对企业迁移行为做Logit回归，分别记为
①对模型做初步回归时，发现模型存在异方差，且方差来源为土地优惠、政府配套设施和公平竞争环境三个变量，故将三个变量的交叉变量引入模型。另外，cook距离和残差显示出样本存在六个异常观测值，删除异常值后实际使用样本容量为118个。
模型1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的情况下，模型1中情感、政策和经济因素均通过了统计量的显著性检验（P<005）。这说明作为综合性指标的政策、经济和情感因素确实对企业迁移行为发生了影响。其中，政策和情感因素都对企业迁移行为具有促进作用，经济因素则为一个阻碍因素。政策因素的作用力度大于情感因素，分别约会导致企业迁移行为发生概率增加8倍和6倍。经济因素之所以成为企业迁移的阻碍因素，说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有着强大的市场力量和消费群体，市场辐射力强大，企业愿意留在原地，保持市场份额，有利于未来发展。而企业迁移的目标区位虽然在原材料、土地与劳动力成本上可能具有优势，但是信息与技术、交通物流成本、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水平等相对落后于企业原所在地，因而成为阻碍企业迁移的障碍性因素。
模型2的结果表明在控制其它变量的情况下，5%的显著性水平下，对企业迁移行为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有环境管制、行政效率、土地优惠、政府配套设施和公平竞争环境。促进因素有环境管制、土地优惠、政府配套设施和公平竞争环境，其中，政府配套设施是影响企业发生迁移行为的最显著因素，其次分别是公平竞争环境、土地优惠与环境管制。行政效率为阻碍因素，行政效率因素低的地区企业发生迁入行为的概率只约为行政效率高的地区的6.8%。
3.4模型检验与预测
对模型系数的整体显著性、模型适宜性、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标、多重共线性、异方差进行检验（见表5）。卡方统计量对应的P值小于0.0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模型估计的参数整体是显著的。 表6说明模型的整体拟合情况，通过判决系数R方的两个指标Cox & Snell R 方和Nagelkerke R 方，可以看出模型2的拟合优度好于模型1，说明控制经济、战略和情感因素和企业年龄、规模的情况下，政策因素整体上对企业迁移行为有良好的解释。
表7说明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两个模型都是适宜做Logit回归的。
多重共线性检验采用VIF和容差统计量，一般认为，VIF大于10时，容差接近于0时多重共线性问题才是一个
严重问题，而结果如表7所示，VIF均小于10，容差指标均远大于0，两个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模型的异方差检验结果表9。使用Levene方差齐性检验，原假设为模型不存在异方差，Levene统计量的值对应的P值均大于0.05，说明两个模型均不存在异方差。
表10给出了两个模型的预测情况，模型1对被解释变量已迁移行为的预测准确率为70.7%，对未迁移行为的预测率为66.3%。模型2的这两个比例分别为87.8%和63.2%。两个模型预测效果均较好，回归结果可靠。
4结论与启示
资源型企业的迁移是在产业升级背景下的一种客观现象。资源型企业的迁移受外部环境与企业自身因素的影响，其中政策因素在资源型企业的迁移决策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影响大于战略与情感因素，而经济因素在资源型企业的迁移中具有阻碍作用。而在政府出台的各项具体政策中，对企业迁移行为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有环境管制、行政效率、土地优惠、政府配套设施和公平竞争环境。其中，政府配套设施是对资源型企业迁移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分别是公平竞争环境、土地优惠与环境管制，行政效率则是阻碍企业迁移的因素。因此，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空间布局结构，各地政府应在考虑影响企业迁移的各种因素基础上，制定实施一系列政策措施，同时应针对不同政策措施对企业迁移决策影响程度的不同，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从而鼓励和引导企业合理迁移。
对于发达地区而言，实行更为严格的环境管制政策对推动本地资源型企业外迁，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对于落后地区而言，要想吸引资源型企业的迁入，仅靠土地、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是不够的。信息技术、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市场开放等经济要素的建设以及使得企业家在新区位获得归属感等情感因素，也是影响企业迁入必不可少的因素。因此，要通过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与营造创业、壮业、强业、乐业的环境与氛围，吸引包括资源型企业在内的更多类型企业主动来投资创业。
另外，资源型企业的迁移会造成污染的空间转移，中西部地区应高度重视资源型企业迁移中的环境负外部性，否则，中西部地区难免会重新走上沿海地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最终导致严重的环境退化甚至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
（编辑：刘呈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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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igrating of resourcebased enterprises is an objective phenomen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Focused on the resourcebased enterprises in Jiangsu， Hubei， Hunan and Guizhou provinces，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the highlevel managers’ interview， the paper explored the influence of government policy on the relocation of resourcebased enterprise by building index system of firm migration and adopting Logit econometric model. The result shows that， policy factors play the more important role on firm relocation than economic factors， strategic factors and emotional factors. The emotion factors are important for relocation of resourcebased enterprises， but less than policy factors.And economic factors are barriers to firm relocati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referential land policy， government facilities and fair competition environment in the policy factors are the contributing factors of firm relocation. The role of government facilities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among them， followed by the fair competition environment， preferential land policy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while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is a hindrance factor.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results， the local government should make targeted policy by fully consider the various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migration of resourcebased enterprises. To developed regions， the stricte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y has a positive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of local resourcebased enterprises move out. For the undeveloped regions， in order to attract resourcebased enterprises to move into，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vide facilities， fair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land and tax incentives， and vigorously improve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At the same time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the preferential policy alone is not enough， economic factors such a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matching ability， infrastructure， market opening，and emotional factors enabling entrepreneurs to get a sense of belonging are also necessary to attract resourcebased enterprises to move in.
Key wordsresourcebased enterprises； firm relocation； policy factors； relocation cho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