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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机会读到了奉荣梅的两本散文集《寒花淡影》和《浪漫的鱼》，感受颇深。作为几十年间深度接触散文作品的研究者，我觉得荣梅女士和她的散文具有鲜明而突出的优点与特色。这些特色自然意味着在同类散文中是不多见的。
其一，是作家对于地域文化情有独钟，与此相联系的是她对“文化散文”的深湛领略和具有独特风格的展示。荣梅女士自幼生长于湖南潇水流域的道县。此地毗邻广西，自古即为南北通衢。潇水水流清澈，滩多水急，然仍可通航。自然环境多姿多彩，风光非俗。道县自古文化风气浓郁，历史遗址良多。作者生长于这片文风习习，多经熏陶之域，加之家庭教育的影响，故尔对地域文化浸润极深，可谓由衷酷爱。自唐宋迤至明清，道县并扩及到附近的永州，便有本地与被贬至此的显官和文人如柳宗元、寇准、周敦颐、蔡元定、何绍基等巨子。实际上，热爱乡梓与崇慕名士一直是密不可分的。而这一切，又无不是源于对文化的崇尚，对中华民族人文中最精华部分的珍重。所以我觉得，荣梅女士所写的“文化散文”（如果可以这样称之的话），绝不仅是通过眼睛看出来的，而且还是由笔尖上的爱滴出来的。且看作者对故乡道州充满感情的文字：“故乡，是一个人‘零公里’处，那里雪藏了我们曾经的笑和泪，惶惑与无奈，希望与梦想。地图上的那个小圆点，是我们的起点，梦想是半径，梦想有多大，半径就有多长，离家的路就有多么遥远。”读她的文化散文，与我们曾经看到过的某些“文化散文”有一种明显的不同感觉：她从来不以“唯我知之”自居，教你如此这般，诸如此类;而是将浸沥着感情的人和事、物与景向你倾诉，自然地感染着你，使你心向往之，与那片地方那个人产生亲和感。这无疑是一种赤子之情的魅力。
也许与女性作家的心灵细敏有关。我注意到：她每在凭吊一位值得崇仰的历史人物，观览一处有价值的历史遗址，从不是置身于其外，而是将整个心灵投注于其中，甚而能达到与其人感同身受，仿佛能吐出彼物不能言之言。真正体现了如王国维所说的：“一切景语皆情语，一切情欲皆景语。”如当她站在寇公楼前（公元1019年寇准遭奸人丁谓陷害遭贬于此），体味着寇公当时的心情：“在高高的城墙上，筑楼藏书。公务之余，或诵读经史佛道，或凭栏远眺，依风长吟。自他双目中射出的是一股凉凉的心灵之光，凝结着无穷的人生感悟。”使客体一变而为主体，从而使古今不同代之心自然融为一体;然而毕竟今日已非昨日：“回身西望鸟瞰全城时，花花绿绿的世界，随即粉碎了诗中的宁静与野趣。在川流不息的喧嚣市声中，这古檐悄然寂寥地立生残垣上，像一个年老色衰的媪妇，给人带来沉思和感喟，淹没了所有的故事，把静穆和庄严归还人世。”这段感慨系之的文字，将贯通千年的所有得失与遗憾，都凝缩在欲言又毋须尽言之中。不仅如此，作者少年时期的许多生活细节，也如地域文化遗址如影随形，如《古城墙上好读书》：“在倾圮了的古石城墙的断壁残垣，同窗分散找好了地方，或就砖墙而坐，或席地而坐，开始了各自的读书 。因为空旷，四周都是菜土和荒岗，没有房屋，可以随意地阅读，还可以肆无忌惮地大声朗诵。读得乏了，索性就势往草地上一躺，摊成一个‘大’字，看天际的晚霞沉落，远处农人荷锄牵牛，淹没于村野，甚至懒懒地做起了周公梦……在高考前鏖战的那些日子，甚至白天有时也到这城墙的遗址上读书，一读就是大半天。”
仅举几例，当更可见出，奉荣梅的“文化散文”带有她自己深深的戳证，她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嫁”给了心爱的无比深厚的（尤其是本地域）的文化底蕴，又将这些文化遗存及其派生出的浓浓意蕴浸泡在自己的心灵之中。我想，这也许就是她对“文化散文”的深湛领略和她的文化散文风格所在。
其二，荣梅女士作为一位在编、写两方面多经砺炼的创作者，给我另一突出印象是：她笔下的文字兼有现实绵密之重与典雅俊爽之美。人尚年轻，而文笔却颇见功夫，且能适应多种内容多种格调的题材。尤其在劲挑比较庄重比较厚实的“文化散文”这方面，更显谐调而从容。这种“功夫”的获得，从她的两本著作中即约略可知。我想不外是源于读书之勤，多思之利与善炼之粹。沉实却不乏味，挤掉不必要的浮华;情文兼糅并具，弃却“小女人”之忸怩;筋、骨、肉配当协同，尽显游刃有余。而这一切之根本，还是潜生于“女流”胸中之浩气，才统领了以上所表现出的诸般优点，这种浩气支配着呼吸的节奏，使文气自有抑扬而不瘟不火，如——
是永州的绮丽山水成就了柳宗元，还是柳宗元的山水佳文成全了永州山水的美名？无论如何，在我的眼里，柳宗元谪居永州十年间，无论压抑愤懑、病衰孤绝，还是纵情山水、读书著述，都浓缩成一个古代士人傲岸独钓的标志性画面，一千多年来伫立在西山脚下的潇水河畔，让中国的文学史里再添一根顶天的脊梁。
有的文字又不乏细柔，情味十足，楚楚动人。譬如：“长沙城里有母亲60年代初期医士学校老同学，结拜姊妹‘长沙姨妈’。当时，‘长沙姨妈’每次回乡省亲，便落脚湘南小县城里的我家。每次，她总少不了给我买一段漂亮的花布，乔其纱，柔姿纱，朱丽纱，府绸等等。这些质地与名字一样飘逸、柔曼的布料，在少女的梦里，无数次幻化成公主的裙衫，穿在身上炫丽成霓裳。我的衣裳，便常成了小县城里让女孩子艳羡的‘时装’。”这些时尚和美丽的布料在少女的眼里就是长沙的化身。长沙的具象，烙在我们孩童心里的还有：‘长沙姨妈’带来的大包小包的特色小吃：香辣兰花豆、灯芯糕，以及松花皮蛋、兰花干子等等……”（《在长沙跑江湖》）文字的运用达到十分圆熟的地步，便往往不再囿于现成的表达，而自然形成为新颖而不拗涩的组合，于是，“炫丽成”等这类的不俗配当便呼之即出。
至于那些形神兼备、情采奋生的典型美文更能信手拈来。如：“我只是一个匆匆的旅人。到古镇时恰逢不尽梅雨的暮春时节。八十余载过去了，龙潭的山水古檐乍一入眼，仍是沈从文描摹的那幅古典写意风景画。雨廉遮天，柄伞伫立龙潭河拱桥，我欲近观这写意风景的细节。黄龙湍急，在河心滩石高激浊浪，河身狭小，河床滩石突兀，已是不通航的样子。曾经使从文先生心跳的船夫背了纤绳身体贴在河滩石头下，那点颜色、那种声音、那派神气，那种永远使人同时得到快乐和忧愁的美丽动人光景，消失在历史的风云、自然的神力中了。站在河边，你不由自主的会眺望对河，在雨幕下，一个顶着硕大竹笠肩着背篓的窈窕身姿，疑是那个十八岁就做了匪首的出名美姣姣王夭妹，一张白白的脸儿、大大的眼睛，那副眉眼那副身段那么停匀合度。” 不难看出，作者的笔路是有变化的：因地、因事、因情、因人制宜;但又万变不离其宗，还是她总体风格之下的具体应用。我们常常肯定和推崇的语言风格，其实也不是动笔一个样，一个味儿（即老舍指斥的“一道汤”）。无变化说明不是真正的成熟，不能运用自如太多，不然会引起“阅读疲劳”。荣梅女士的语言文字好就好在静中有变，变中仍有定力。她还有很多散文写得灵动活泼，轻松幽默，又是一格。此处不再举例。
在当前散文大军铺天盖地和汹涌澎湃的作品扑面而来的情势下，最使人心烦的恐怕是一般化，欠特色。可要写出特色来亦非易事，其中之一要素得有扎实的语言文字根基，台风撼动仍能俯仰自如的招数。所谓熟能生巧，故而生新是也。如果语言文字太“水”，质地太松，立地尚且欠牢，再想出奇、有特色效果必不甚佳。
无需赘言，散文的语言文字功夫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切文学的立地之本。而荣梅女士在这方面无疑是有优势的。如更明确地意识到此点，当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和伸展。
其三，作者“文化散文”的史学价值也是不能不提到的。有人说过：“文史不分家”这话有道理，但还不可笼统地讲，还要看这“文”是什么样的文。如用在荣梅女士的“文化散文”上，那还是名副其实的。因为，她的“文化散文”中，至少有很大一部分与历史人物和史实可谓密不可分，或者说是贴得很紧。看彼时人物的命运，自然也会对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动态与变化会有更深切的认识。因为，任何的时代环境总离不开人物的活动，尤其是政治人物和杰出文化人士的命运如何。我读过部分散文，深有感触的是：荣梅女士既是一位文思泉涌的诗质作家，又是治学非常严谨的年轻学者。她对她所写的历史人物相关的史实抠得很细，关键时绝不大而化之，绝不搞“模糊哲学”。因此，当我认真读过这部分散文之后，至少还没发现不应有的“硬伤”。这一点固然应该如此，但也很不容易。有的历史人物可能对许多人说来并不很熟悉，她为此花费了更大的搜求功夫。如她对南宋时期朱熹的重要弟子蔡元定就做了剥茧抽丝般的“透析”。本来这只是她的一篇长文中的一部分，但这部分却占了相当重要的分量，给了读者以极其突出的感觉，从而也对蔡公有了清晰的了解。其实这位蔡元定是南宋时期的重要理学家和难得的音律学家，荣梅女士在这方面做出了十分有益的贡献。而况蔡氏并非本地学者，乃福建建阳人，遭诬陷贬谪于此。荣梅女士的眼界甚宽，评价出诸公正，凡正直有为之士，尤其是被奸人陷害贬至本地的贤者，更倾注了无限同情，不吝心力为之张扬正义，彰显其被掩蔽之辉光。与之同时，她对每一位历史人物尽可能考据出的事迹，务求准确详尽，这对今世诸多不准确的传述也是一桩有力的匡正之举。如寇准，应该说是人所多知的历史人物，一般皆因其正直抑邪尤其是一位主战派而为人所推崇。在戏曲和传说中，这个人物的许多地方均与史实有很大距离。仅以其活动时期而言，似乎其历程很长且模糊，大致自宋太宗经真宗直至仁宗皆有寇老西儿的身影在朝堂出现。其实他主要是活动于真宗朝，曾为宰相，但先为王钦若排挤罢相。后复相，又被奸人丁谓诬陷贬至南方的道州以及雷州。荣梅女士文章中特别强调：寇准再也未能归朝，直至死于南方（此点在戏曲和民间传说基本上是没有的）。这种结局的阐明是很重要的。另外，她对寇准的籍属和生卒年代等表述得也很确凿。准为今陕西渭南人（宋时华州下邽）。此点也并非无所谓的小节，因在东北方一带，民间惯称寇准为“寇老西儿”，使许多人误以为这个“老西”指的是山西，其实他是另一处“西”地人。还有，荣梅女士在谈及她的家乡道州时，以可观的篇幅提到太平天国起义军和长征中的红军都经过了此地，皆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述及历史真实发生的事情，同样也表现出一种应有的史家之笔。绝不像近年来某些文人那种随“时尚”之风影响，采取了一种感情用事甚至随心所欲的写法，直至将太平天国比成今天的邪教。荣梅女士显然对此则不取，她以应有的理性达到了最大程度的实事求是。这在今天是非常可贵的。
如上所述，她的散文作品不止是“文化散文”这一类。荣梅女士正当盛年，她在为文之道上还有很大潜力，今后将会以不懈努力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俾使我深有印象的那些优长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我想，这同样亦是实事求是的期待。
（作者单位：《人民日报》文艺部）
责任编辑 谢然子
其一，是作家对于地域文化情有独钟，与此相联系的是她对“文化散文”的深湛领略和具有独特风格的展示。荣梅女士自幼生长于湖南潇水流域的道县。此地毗邻广西，自古即为南北通衢。潇水水流清澈，滩多水急，然仍可通航。自然环境多姿多彩，风光非俗。道县自古文化风气浓郁，历史遗址良多。作者生长于这片文风习习，多经熏陶之域，加之家庭教育的影响，故尔对地域文化浸润极深，可谓由衷酷爱。自唐宋迤至明清，道县并扩及到附近的永州，便有本地与被贬至此的显官和文人如柳宗元、寇准、周敦颐、蔡元定、何绍基等巨子。实际上，热爱乡梓与崇慕名士一直是密不可分的。而这一切，又无不是源于对文化的崇尚，对中华民族人文中最精华部分的珍重。所以我觉得，荣梅女士所写的“文化散文”（如果可以这样称之的话），绝不仅是通过眼睛看出来的，而且还是由笔尖上的爱滴出来的。且看作者对故乡道州充满感情的文字：“故乡，是一个人‘零公里’处，那里雪藏了我们曾经的笑和泪，惶惑与无奈，希望与梦想。地图上的那个小圆点，是我们的起点，梦想是半径，梦想有多大，半径就有多长，离家的路就有多么遥远。”读她的文化散文，与我们曾经看到过的某些“文化散文”有一种明显的不同感觉：她从来不以“唯我知之”自居，教你如此这般，诸如此类;而是将浸沥着感情的人和事、物与景向你倾诉，自然地感染着你，使你心向往之，与那片地方那个人产生亲和感。这无疑是一种赤子之情的魅力。
也许与女性作家的心灵细敏有关。我注意到：她每在凭吊一位值得崇仰的历史人物，观览一处有价值的历史遗址，从不是置身于其外，而是将整个心灵投注于其中，甚而能达到与其人感同身受，仿佛能吐出彼物不能言之言。真正体现了如王国维所说的：“一切景语皆情语，一切情欲皆景语。”如当她站在寇公楼前（公元1019年寇准遭奸人丁谓陷害遭贬于此），体味着寇公当时的心情：“在高高的城墙上，筑楼藏书。公务之余，或诵读经史佛道，或凭栏远眺，依风长吟。自他双目中射出的是一股凉凉的心灵之光，凝结着无穷的人生感悟。”使客体一变而为主体，从而使古今不同代之心自然融为一体;然而毕竟今日已非昨日：“回身西望鸟瞰全城时，花花绿绿的世界，随即粉碎了诗中的宁静与野趣。在川流不息的喧嚣市声中，这古檐悄然寂寥地立生残垣上，像一个年老色衰的媪妇，给人带来沉思和感喟，淹没了所有的故事，把静穆和庄严归还人世。”这段感慨系之的文字，将贯通千年的所有得失与遗憾，都凝缩在欲言又毋须尽言之中。不仅如此，作者少年时期的许多生活细节，也如地域文化遗址如影随形，如《古城墙上好读书》：“在倾圮了的古石城墙的断壁残垣，同窗分散找好了地方，或就砖墙而坐，或席地而坐，开始了各自的读书 。因为空旷，四周都是菜土和荒岗，没有房屋，可以随意地阅读，还可以肆无忌惮地大声朗诵。读得乏了，索性就势往草地上一躺，摊成一个‘大’字，看天际的晚霞沉落，远处农人荷锄牵牛，淹没于村野，甚至懒懒地做起了周公梦……在高考前鏖战的那些日子，甚至白天有时也到这城墙的遗址上读书，一读就是大半天。”
仅举几例，当更可见出，奉荣梅的“文化散文”带有她自己深深的戳证，她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嫁”给了心爱的无比深厚的（尤其是本地域）的文化底蕴，又将这些文化遗存及其派生出的浓浓意蕴浸泡在自己的心灵之中。我想，这也许就是她对“文化散文”的深湛领略和她的文化散文风格所在。
其二，荣梅女士作为一位在编、写两方面多经砺炼的创作者，给我另一突出印象是：她笔下的文字兼有现实绵密之重与典雅俊爽之美。人尚年轻，而文笔却颇见功夫，且能适应多种内容多种格调的题材。尤其在劲挑比较庄重比较厚实的“文化散文”这方面，更显谐调而从容。这种“功夫”的获得，从她的两本著作中即约略可知。我想不外是源于读书之勤，多思之利与善炼之粹。沉实却不乏味，挤掉不必要的浮华;情文兼糅并具，弃却“小女人”之忸怩;筋、骨、肉配当协同，尽显游刃有余。而这一切之根本，还是潜生于“女流”胸中之浩气，才统领了以上所表现出的诸般优点，这种浩气支配着呼吸的节奏，使文气自有抑扬而不瘟不火，如——
是永州的绮丽山水成就了柳宗元，还是柳宗元的山水佳文成全了永州山水的美名？无论如何，在我的眼里，柳宗元谪居永州十年间，无论压抑愤懑、病衰孤绝，还是纵情山水、读书著述，都浓缩成一个古代士人傲岸独钓的标志性画面，一千多年来伫立在西山脚下的潇水河畔，让中国的文学史里再添一根顶天的脊梁。
有的文字又不乏细柔，情味十足，楚楚动人。譬如：“长沙城里有母亲60年代初期医士学校老同学，结拜姊妹‘长沙姨妈’。当时，‘长沙姨妈’每次回乡省亲，便落脚湘南小县城里的我家。每次，她总少不了给我买一段漂亮的花布，乔其纱，柔姿纱，朱丽纱，府绸等等。这些质地与名字一样飘逸、柔曼的布料，在少女的梦里，无数次幻化成公主的裙衫，穿在身上炫丽成霓裳。我的衣裳，便常成了小县城里让女孩子艳羡的‘时装’。”这些时尚和美丽的布料在少女的眼里就是长沙的化身。长沙的具象，烙在我们孩童心里的还有：‘长沙姨妈’带来的大包小包的特色小吃：香辣兰花豆、灯芯糕，以及松花皮蛋、兰花干子等等……”（《在长沙跑江湖》）文字的运用达到十分圆熟的地步，便往往不再囿于现成的表达，而自然形成为新颖而不拗涩的组合，于是，“炫丽成”等这类的不俗配当便呼之即出。
至于那些形神兼备、情采奋生的典型美文更能信手拈来。如：“我只是一个匆匆的旅人。到古镇时恰逢不尽梅雨的暮春时节。八十余载过去了，龙潭的山水古檐乍一入眼，仍是沈从文描摹的那幅古典写意风景画。雨廉遮天，柄伞伫立龙潭河拱桥，我欲近观这写意风景的细节。黄龙湍急，在河心滩石高激浊浪，河身狭小，河床滩石突兀，已是不通航的样子。曾经使从文先生心跳的船夫背了纤绳身体贴在河滩石头下，那点颜色、那种声音、那派神气，那种永远使人同时得到快乐和忧愁的美丽动人光景，消失在历史的风云、自然的神力中了。站在河边，你不由自主的会眺望对河，在雨幕下，一个顶着硕大竹笠肩着背篓的窈窕身姿，疑是那个十八岁就做了匪首的出名美姣姣王夭妹，一张白白的脸儿、大大的眼睛，那副眉眼那副身段那么停匀合度。” 不难看出，作者的笔路是有变化的：因地、因事、因情、因人制宜;但又万变不离其宗，还是她总体风格之下的具体应用。我们常常肯定和推崇的语言风格，其实也不是动笔一个样，一个味儿（即老舍指斥的“一道汤”）。无变化说明不是真正的成熟，不能运用自如太多，不然会引起“阅读疲劳”。荣梅女士的语言文字好就好在静中有变，变中仍有定力。她还有很多散文写得灵动活泼，轻松幽默，又是一格。此处不再举例。
在当前散文大军铺天盖地和汹涌澎湃的作品扑面而来的情势下，最使人心烦的恐怕是一般化，欠特色。可要写出特色来亦非易事，其中之一要素得有扎实的语言文字根基，台风撼动仍能俯仰自如的招数。所谓熟能生巧，故而生新是也。如果语言文字太“水”，质地太松，立地尚且欠牢，再想出奇、有特色效果必不甚佳。
无需赘言，散文的语言文字功夫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切文学的立地之本。而荣梅女士在这方面无疑是有优势的。如更明确地意识到此点，当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和伸展。
其三，作者“文化散文”的史学价值也是不能不提到的。有人说过：“文史不分家”这话有道理，但还不可笼统地讲，还要看这“文”是什么样的文。如用在荣梅女士的“文化散文”上，那还是名副其实的。因为，她的“文化散文”中，至少有很大一部分与历史人物和史实可谓密不可分，或者说是贴得很紧。看彼时人物的命运，自然也会对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动态与变化会有更深切的认识。因为，任何的时代环境总离不开人物的活动，尤其是政治人物和杰出文化人士的命运如何。我读过部分散文，深有感触的是：荣梅女士既是一位文思泉涌的诗质作家，又是治学非常严谨的年轻学者。她对她所写的历史人物相关的史实抠得很细，关键时绝不大而化之，绝不搞“模糊哲学”。因此，当我认真读过这部分散文之后，至少还没发现不应有的“硬伤”。这一点固然应该如此，但也很不容易。有的历史人物可能对许多人说来并不很熟悉，她为此花费了更大的搜求功夫。如她对南宋时期朱熹的重要弟子蔡元定就做了剥茧抽丝般的“透析”。本来这只是她的一篇长文中的一部分，但这部分却占了相当重要的分量，给了读者以极其突出的感觉，从而也对蔡公有了清晰的了解。其实这位蔡元定是南宋时期的重要理学家和难得的音律学家，荣梅女士在这方面做出了十分有益的贡献。而况蔡氏并非本地学者，乃福建建阳人，遭诬陷贬谪于此。荣梅女士的眼界甚宽，评价出诸公正，凡正直有为之士，尤其是被奸人陷害贬至本地的贤者，更倾注了无限同情，不吝心力为之张扬正义，彰显其被掩蔽之辉光。与之同时，她对每一位历史人物尽可能考据出的事迹，务求准确详尽，这对今世诸多不准确的传述也是一桩有力的匡正之举。如寇准，应该说是人所多知的历史人物，一般皆因其正直抑邪尤其是一位主战派而为人所推崇。在戏曲和传说中，这个人物的许多地方均与史实有很大距离。仅以其活动时期而言，似乎其历程很长且模糊，大致自宋太宗经真宗直至仁宗皆有寇老西儿的身影在朝堂出现。其实他主要是活动于真宗朝，曾为宰相，但先为王钦若排挤罢相。后复相，又被奸人丁谓诬陷贬至南方的道州以及雷州。荣梅女士文章中特别强调：寇准再也未能归朝，直至死于南方（此点在戏曲和民间传说基本上是没有的）。这种结局的阐明是很重要的。另外，她对寇准的籍属和生卒年代等表述得也很确凿。准为今陕西渭南人（宋时华州下邽）。此点也并非无所谓的小节，因在东北方一带，民间惯称寇准为“寇老西儿”，使许多人误以为这个“老西”指的是山西，其实他是另一处“西”地人。还有，荣梅女士在谈及她的家乡道州时，以可观的篇幅提到太平天国起义军和长征中的红军都经过了此地，皆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述及历史真实发生的事情，同样也表现出一种应有的史家之笔。绝不像近年来某些文人那种随“时尚”之风影响，采取了一种感情用事甚至随心所欲的写法，直至将太平天国比成今天的邪教。荣梅女士显然对此则不取，她以应有的理性达到了最大程度的实事求是。这在今天是非常可贵的。
如上所述，她的散文作品不止是“文化散文”这一类。荣梅女士正当盛年，她在为文之道上还有很大潜力，今后将会以不懈努力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俾使我深有印象的那些优长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我想，这同样亦是实事求是的期待。
（作者单位：《人民日报》文艺部）
责任编辑 谢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