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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夏志清过世之后，夫人王洞整理他与兄长夏济安的往来书信，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六五年共六百多封。整理数据并输入计算机，工作量极大，费时费力，很难在几年内完成编辑工作，于是求助于王德威。王德威介绍了苏州大学的季进，带了一批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年轻人，打字编注，很快就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印出了第一卷—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年的一百二十一封书信。
近来在书店看到此书，买了一本仔细阅读，读得兴味盎然。其中最有趣的，当然是兄弟两人谈女人，特别是夏济安仔仔细细描述他对恋爱与婚姻的看法，以及追求女人过程中的自恋自责与心理挫折过程，让人联想到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中写斯万的处境。夏济安这种赤裸裸展示内心欲望的需求，并以极其冷静的理性分析来叙述感情受挫的过程，读起来像是读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个案，令人唏嘘。这也可以见证亲人之间私密信件作为史料的重要，透露了最真实的内心感受，毫无掩饰，吐露平常羞于启齿的感情真相。
二
我不认识夏济安先生，但似乎又很认得他，还不只是在中学时读过他主编的《文学杂志》，对他在台湾倡导现代主义有一种模糊的景仰之情。我会不顾父亲反对，执意去读外文系，以人文研究与文学创作为终身职志，绝对与他的倡导有关，因此，他还是我进入文化领域的引路人。我考上台大外文系那年，他早已离开台湾，就在那一年逝世于美国加州；但是，他似乎一直环绕在我生活的周边，若即若离的，像原始部族中的巫师长老，在遥远的山岗上，每到夜晚乌云密布的时候，就点起一盏灯，扑簌迷离的，好像在召唤年轻的心灵，看，文字有魔法，信者得永生。在台大读书的时候，经常从一些师友口中听到各种对他的赞誉与惋惜，赞誉他对文学的艺术敏感与睿识，惋惜他流落美国，为五斗米折腰，做一些历史的研究，却又不幸英年早逝。我到美国留学，读到他的《黑暗的闸门》，觉得他批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人的激情与冒进，有更深层的人性思考，对躁动在革命潮流中的纯洁心灵，往往要面对血污的人生处境，最后陷入悲剧下场，显示了深沉的哀悼。
在美国认识了许多直接受教于夏济安的学长，如丛苏、庄信正、白先勇、李欧梵、陈若曦等，听到更多夏先生命途多舛的故事；特别是他多愁善感，纠缠于感情世界的纷扰，分不清究竟是自己自作多情，还是意中人心有灵犀，经常作茧自缚，春蚕到死丝方尽。学生说起老师在美国的伤心事，总是有点顾忌，说得云山雾罩的，好像童话故事里勇敢忠诚的武士，遇到了圣洁的月光少女，为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少女的月光原来并非圣洁，而且阴晴圆缺不定。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唉，我们这位浪漫又腼腆的老师，命运弄人啊。我每次听学长感叹，就不禁想到，夏先生是生错了时代的贾宝玉，在二十世纪现代主义的情欲浪潮中，还没经过警幻仙姑的指点，就在情天欲海里没了顶。
读《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一，1947-1950），发现夏济安从来就有贾宝玉情结，而且是糅合了传统的贾宝玉与带点现代性的哈姆雷特，有着无尽的浪漫情怀，却又不断犹豫自责，徘徊在情欲与道德理性之间，整天在那里to be or not to be， to do or not to do。从女人的角度来看，他心细如发，绝对温柔体贴，是可以娓娓谈论华兹华斯、拜伦、雪莱的顶级知性上海男人。做朋友很好，假如他是同性恋就更好，还可以谈谈涂什么颜色的指甲油，戴什么样的发夹来配紫色的盘花扣，到哪一家咖啡馆去喝英国下午茶。可惜他不是，他是个对女人有兴趣的现代贾宝玉，他会动情，他有色欲，他更想结婚。
实在是麻烦得很。他在北京大学教英文，爱上小女孩董华奇，觉得自己找到了梦中情人，想跟她结婚，至少订定婚约。可是，董华奇比他小二十岁，年龄差距大是个问题，不过，更大的问题是，董小姐才十三岁，所以，他犹豫加惭愧，实在难以启齿，无计可施，只好通过写信，吐露给身在美国的弟弟夏志清。夏济安的行为，放到现在，就不是贾宝玉那么浪漫了，绝对是执法机关要抓起来的恋童癖。
他后来又遇到了一个年龄比较相当的女大学生刘璐，开始积极追求，好像颇有进展。可是，他满心还是想着董华奇，给夏志清的信中说：“我假如同别人结婚，她一定非常痛苦，我认为她很有点像林黛玉，刘璐则像薛宝钗（并非故作多情，我真有此感）。两个人我得了任何一个，我都是很幸福的。只要有董华奇，刘璐的事成功不成功，我并不怎样关心。”看来贾宝玉终究是爱林黛玉的，不过，娶了薛宝钗也幸福。可叹的是，夏济安不久就因战事逼近北平，先逃回上海，后来再逃到香港，再也没回去。也不知道，他心中的林妹妹下场如何。
三
夏济安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底，乘船从上海到香港。他对香港的第一印象很不错：“香港地方很好，满街汽车，无三轮车，黄包车也难得见，很整洁，有山有海，气候虽已入夏，但并不闷气，很适宜居住，你来了一定喜欢。我现在稍微不满的是住的地方太挤一点，假如一人有独用一间，那是很舒服了。”他觉得香港的东西跟上海比起来，要便宜得多。美国货，或许比美国都便宜，到处充斥着上等西装料子与讲究的衬衫。女人的旗袍料，美金才一元就可买一件。上馆子吃饭，也比上海便宜，冷饮店很多，又便宜。诸如此类的细节，把香港描绘成了当年的“购物天堂”，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在逃难，还是到香港“自由行”来的。
他到香港，住在湾仔的六国饭店，似乎十分阔气，其实手头并不宽裕，住处是他投靠的老板安排的。他特别跟夏志清解释，“六国饭店并不贵族化”，设备跟上海的大中华、东方相仿，环境是不错，而且面海，正对着维多利亚港，空气倒是很好。“六国的好处是service好，茶房都懂国语与沪语，吸收很多逃难人。六国饭店似乎比上海我讲的那些饭店干净，常常大扫除，墙壁常常粉刷，电梯新近加了一层油漆。床上没有臭虫，奇怪的是香港这样一个半热带地方，竟然没有蚊子，晚上睡不用帐子。”他还发现，六国饭店住了很多舞女，有些还是以前在上海颇有名气的交际花。他告诉弟弟，这些舞女流落到香港，情况就比较艰难：“舞女的开支大，据说对于客人很迁就，以谋开源，sex是开放的，不必在上海还有一点架子及种种delicacies，pretences。”他虽然偶尔接触，但保持一定距离：“你知道我对于这种妖姬，并无兴趣，我感到兴趣的是带点天真的女人。来港以后，毫无adventure，近来用钱省，更不敢有非分之想。” 好在他善于交际，有份闲散的工作，又有朋友安排，做些杂事补贴生活，曾到钱穆开办的“亚洲学院”（新亚书院的前身）教过英文，担任家庭英语教师，经常去舞厅，看跑马，虽然有点无聊，倒并不寂寞。夏济安多少有点海派纨绔习气，但个性腼腆，在北平任教北大的时候，就正式学过跳舞，却一直放不开来，跳不好。在香港陪朋友上舞厅，也经常是看人跳，自己抹不开脸面，不敢下场。倒是喜欢赌马，他说：“跑马赌钱我认为很有兴趣，经济情况如好，每次跑马我都想去花掉几十块钱去试试运气。”他认为跑马可以让群众发泄欲望，稳定社会秩序：“上海于胜利之后把跑马禁掉，实是大不智。香港假如没有跑马，一般人的生活一定要更无聊，更烦躁，做更大的坏事，而且这两个钱亦在别的坏事上面花掉。”他还说，台湾管制很严，不准跑马，不开反共群众大会，“民众只有恐惧而无发泄，这种统治一定失败”。看跑马还看出这样深刻的群众社会学心得，也算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了。
夏济安生活过的香港，过了六十多年，香港还是地狭人挤，照样跑马，好像没变多少。
四
夏济安本来在北京大学教英文，刚升任讲师，就碰上国共内战的转捩时刻。夏济安先回到上海家中，在一九四九年四月逃难来香港，成了当时从上海涌入香港自称“白华”群中的一员。他在香港的一段时期，跟着上海朋友学做生意，发现广东人与上海人经商赚钱的方式不同，在于社会环境的模式不同，思维方式不同，甚至生活追求也不同。有趣的是，他从老同学宋奇（后改名宋淇，笔名林以亮）在香港的发展，看到了“白华”转化成香港人的契机，更看到了士大夫文化精英转型成为资本主义精英的历程。
夏济安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一日写信给弟弟夏志清，说自己不适合做生意，因为“我的教养使我与经商格格不合”。他认为自己是封建社会的精英，属于士大夫阶层，“不治生产，而敢于用钱，讲义气，守礼教，保守怀古，反对革新”。而他当年在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的同学宋奇，“则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elite，趣味风格与我不同，因此我不会同他们很intimate。我认为他们把金钱看得比义气重要，信用都须put into black or white ……他们过着紧张的生活，不能够悠闲地享受他们的财富，拼命地赚钱，很疲劳地消费他们的钱。他们的计算精明，分毫不差，而且乐于计算，财产乃可积少成多”。他对香港资本主义社会，观察得相当深入，而最直接的认识就是来自宋奇。夏济安是出色当行的文学评论家，对社会人生有其特殊的敏感触角，又有细致缜密的分析能力，能够在生活细节中发现本质性的生命状态，通过直感掌握社会的脉动。他发现上海人与广东人的经商模式，简直是南辕北辙：“上海人常说，你问广东人买货，你先要付钱给他，他再给你货；你要卖货给他，他却要收到你的货，验对了再给你钱。上海人很少把支票退票向有司告发，据说广东人是不客气的。在香港，大本钱做大生意，小本钱做小生意，很难投机取巧，做生意失败，患难时亦不容易有人来帮忙。”
夏济安在香港初遇宋奇的时候，还以为自己与宋奇是老友，熟悉彼此处世行事的方式，曾介绍给自己做苏联生意的老板，一起合作，销售苏联肥田粉到远东各地。宋奇方面则介绍浙江兴业银行来担保，成了这笔生意的合伙人，利润对半分，并答应付给夏济安佣金。在国共内战的混乱时期，趁着各地物资流通困难，掌握商机赚钱，大家得利，本也无可厚非，至少让牵线人夏济安得意万分，给弟弟志清的信中多次提到，这是他经济生活的大转机，以后或可衣食无忧了。没想到宋奇经过精密的调查与思考后，觉得其中牵涉金融汇兑的复杂性，风险很大，不是百分百的稳赚生意，于是退出不干了，也就打消了夏济安赚钱的美梦。
夏济安在香港经商不成，生活乏善可陈，基本上就是混日子，前途茫茫，就希望能得到奖学金资助，到美国去进修。夏志清帮他安排了Oberlin的入学许可，需要一笔二千四百元美金的外汇存款证明，才能申请赴美签证。他找宋奇帮忙，宋奇没能帮，想来让夏济安觉得实在不够朋友，在写给弟弟志清的信里（1949年8月5日）说：“亏得张君秋答应划一张一万五千元港币，用我的名义在中国银行开一户头，才得解决。”这也反映了夏济安与宋奇对待金钱与友谊的不同态度，而张君秋愿意拔刀相助，显然是传统义气的展现，从戏台走入了真实人生。
在夏济安眼里，宋奇在香港活得很滋润，长袖善舞，花样很多。他在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写给志清的信里，显然带点调侃的意味：“宋奇新开了一家小型旅馆‘星都招待所’（Sanders Mansion），他的公司本来叫城大行。英文名称S.D. Sanders & Co.，他自居vice-president。这个S.D. Sanders大约是president，但并无其人，是他发明来骗人的。有一天假如真出来一个S.D. Sanders去看宋奇，倒是很合乎宋奇趣味的一部喜剧题材。”
夏济安最终离开了香港，但暂时没去成美国，退而求其次，借助他在北大教书的经历，到重新整顿的台湾大学去教书。
夏志清过世之后，夫人王洞整理他与兄长夏济安的往来书信，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六五年共六百多封。整理数据并输入计算机，工作量极大，费时费力，很难在几年内完成编辑工作，于是求助于王德威。王德威介绍了苏州大学的季进，带了一批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年轻人，打字编注，很快就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印出了第一卷—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年的一百二十一封书信。
近来在书店看到此书，买了一本仔细阅读，读得兴味盎然。其中最有趣的，当然是兄弟两人谈女人，特别是夏济安仔仔细细描述他对恋爱与婚姻的看法，以及追求女人过程中的自恋自责与心理挫折过程，让人联想到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中写斯万的处境。夏济安这种赤裸裸展示内心欲望的需求，并以极其冷静的理性分析来叙述感情受挫的过程，读起来像是读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个案，令人唏嘘。这也可以见证亲人之间私密信件作为史料的重要，透露了最真实的内心感受，毫无掩饰，吐露平常羞于启齿的感情真相。
二
我不认识夏济安先生，但似乎又很认得他，还不只是在中学时读过他主编的《文学杂志》，对他在台湾倡导现代主义有一种模糊的景仰之情。我会不顾父亲反对，执意去读外文系，以人文研究与文学创作为终身职志，绝对与他的倡导有关，因此，他还是我进入文化领域的引路人。我考上台大外文系那年，他早已离开台湾，就在那一年逝世于美国加州；但是，他似乎一直环绕在我生活的周边，若即若离的，像原始部族中的巫师长老，在遥远的山岗上，每到夜晚乌云密布的时候，就点起一盏灯，扑簌迷离的，好像在召唤年轻的心灵，看，文字有魔法，信者得永生。在台大读书的时候，经常从一些师友口中听到各种对他的赞誉与惋惜，赞誉他对文学的艺术敏感与睿识，惋惜他流落美国，为五斗米折腰，做一些历史的研究，却又不幸英年早逝。我到美国留学，读到他的《黑暗的闸门》，觉得他批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人的激情与冒进，有更深层的人性思考，对躁动在革命潮流中的纯洁心灵，往往要面对血污的人生处境，最后陷入悲剧下场，显示了深沉的哀悼。
在美国认识了许多直接受教于夏济安的学长，如丛苏、庄信正、白先勇、李欧梵、陈若曦等，听到更多夏先生命途多舛的故事；特别是他多愁善感，纠缠于感情世界的纷扰，分不清究竟是自己自作多情，还是意中人心有灵犀，经常作茧自缚，春蚕到死丝方尽。学生说起老师在美国的伤心事，总是有点顾忌，说得云山雾罩的，好像童话故事里勇敢忠诚的武士，遇到了圣洁的月光少女，为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少女的月光原来并非圣洁，而且阴晴圆缺不定。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唉，我们这位浪漫又腼腆的老师，命运弄人啊。我每次听学长感叹，就不禁想到，夏先生是生错了时代的贾宝玉，在二十世纪现代主义的情欲浪潮中，还没经过警幻仙姑的指点，就在情天欲海里没了顶。
读《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一，1947-1950），发现夏济安从来就有贾宝玉情结，而且是糅合了传统的贾宝玉与带点现代性的哈姆雷特，有着无尽的浪漫情怀，却又不断犹豫自责，徘徊在情欲与道德理性之间，整天在那里to be or not to be， to do or not to do。从女人的角度来看，他心细如发，绝对温柔体贴，是可以娓娓谈论华兹华斯、拜伦、雪莱的顶级知性上海男人。做朋友很好，假如他是同性恋就更好，还可以谈谈涂什么颜色的指甲油，戴什么样的发夹来配紫色的盘花扣，到哪一家咖啡馆去喝英国下午茶。可惜他不是，他是个对女人有兴趣的现代贾宝玉，他会动情，他有色欲，他更想结婚。
实在是麻烦得很。他在北京大学教英文，爱上小女孩董华奇，觉得自己找到了梦中情人，想跟她结婚，至少订定婚约。可是，董华奇比他小二十岁，年龄差距大是个问题，不过，更大的问题是，董小姐才十三岁，所以，他犹豫加惭愧，实在难以启齿，无计可施，只好通过写信，吐露给身在美国的弟弟夏志清。夏济安的行为，放到现在，就不是贾宝玉那么浪漫了，绝对是执法机关要抓起来的恋童癖。
他后来又遇到了一个年龄比较相当的女大学生刘璐，开始积极追求，好像颇有进展。可是，他满心还是想着董华奇，给夏志清的信中说：“我假如同别人结婚，她一定非常痛苦，我认为她很有点像林黛玉，刘璐则像薛宝钗（并非故作多情，我真有此感）。两个人我得了任何一个，我都是很幸福的。只要有董华奇，刘璐的事成功不成功，我并不怎样关心。”看来贾宝玉终究是爱林黛玉的，不过，娶了薛宝钗也幸福。可叹的是，夏济安不久就因战事逼近北平，先逃回上海，后来再逃到香港，再也没回去。也不知道，他心中的林妹妹下场如何。
三
夏济安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底，乘船从上海到香港。他对香港的第一印象很不错：“香港地方很好，满街汽车，无三轮车，黄包车也难得见，很整洁，有山有海，气候虽已入夏，但并不闷气，很适宜居住，你来了一定喜欢。我现在稍微不满的是住的地方太挤一点，假如一人有独用一间，那是很舒服了。”他觉得香港的东西跟上海比起来，要便宜得多。美国货，或许比美国都便宜，到处充斥着上等西装料子与讲究的衬衫。女人的旗袍料，美金才一元就可买一件。上馆子吃饭，也比上海便宜，冷饮店很多，又便宜。诸如此类的细节，把香港描绘成了当年的“购物天堂”，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在逃难，还是到香港“自由行”来的。
他到香港，住在湾仔的六国饭店，似乎十分阔气，其实手头并不宽裕，住处是他投靠的老板安排的。他特别跟夏志清解释，“六国饭店并不贵族化”，设备跟上海的大中华、东方相仿，环境是不错，而且面海，正对着维多利亚港，空气倒是很好。“六国的好处是service好，茶房都懂国语与沪语，吸收很多逃难人。六国饭店似乎比上海我讲的那些饭店干净，常常大扫除，墙壁常常粉刷，电梯新近加了一层油漆。床上没有臭虫，奇怪的是香港这样一个半热带地方，竟然没有蚊子，晚上睡不用帐子。”他还发现，六国饭店住了很多舞女，有些还是以前在上海颇有名气的交际花。他告诉弟弟，这些舞女流落到香港，情况就比较艰难：“舞女的开支大，据说对于客人很迁就，以谋开源，sex是开放的，不必在上海还有一点架子及种种delicacies，pretences。”他虽然偶尔接触，但保持一定距离：“你知道我对于这种妖姬，并无兴趣，我感到兴趣的是带点天真的女人。来港以后，毫无adventure，近来用钱省，更不敢有非分之想。” 好在他善于交际，有份闲散的工作，又有朋友安排，做些杂事补贴生活，曾到钱穆开办的“亚洲学院”（新亚书院的前身）教过英文，担任家庭英语教师，经常去舞厅，看跑马，虽然有点无聊，倒并不寂寞。夏济安多少有点海派纨绔习气，但个性腼腆，在北平任教北大的时候，就正式学过跳舞，却一直放不开来，跳不好。在香港陪朋友上舞厅，也经常是看人跳，自己抹不开脸面，不敢下场。倒是喜欢赌马，他说：“跑马赌钱我认为很有兴趣，经济情况如好，每次跑马我都想去花掉几十块钱去试试运气。”他认为跑马可以让群众发泄欲望，稳定社会秩序：“上海于胜利之后把跑马禁掉，实是大不智。香港假如没有跑马，一般人的生活一定要更无聊，更烦躁，做更大的坏事，而且这两个钱亦在别的坏事上面花掉。”他还说，台湾管制很严，不准跑马，不开反共群众大会，“民众只有恐惧而无发泄，这种统治一定失败”。看跑马还看出这样深刻的群众社会学心得，也算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了。
夏济安生活过的香港，过了六十多年，香港还是地狭人挤，照样跑马，好像没变多少。
四
夏济安本来在北京大学教英文，刚升任讲师，就碰上国共内战的转捩时刻。夏济安先回到上海家中，在一九四九年四月逃难来香港，成了当时从上海涌入香港自称“白华”群中的一员。他在香港的一段时期，跟着上海朋友学做生意，发现广东人与上海人经商赚钱的方式不同，在于社会环境的模式不同，思维方式不同，甚至生活追求也不同。有趣的是，他从老同学宋奇（后改名宋淇，笔名林以亮）在香港的发展，看到了“白华”转化成香港人的契机，更看到了士大夫文化精英转型成为资本主义精英的历程。
夏济安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一日写信给弟弟夏志清，说自己不适合做生意，因为“我的教养使我与经商格格不合”。他认为自己是封建社会的精英，属于士大夫阶层，“不治生产，而敢于用钱，讲义气，守礼教，保守怀古，反对革新”。而他当年在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的同学宋奇，“则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elite，趣味风格与我不同，因此我不会同他们很intimate。我认为他们把金钱看得比义气重要，信用都须put into black or white ……他们过着紧张的生活，不能够悠闲地享受他们的财富，拼命地赚钱，很疲劳地消费他们的钱。他们的计算精明，分毫不差，而且乐于计算，财产乃可积少成多”。他对香港资本主义社会，观察得相当深入，而最直接的认识就是来自宋奇。夏济安是出色当行的文学评论家，对社会人生有其特殊的敏感触角，又有细致缜密的分析能力，能够在生活细节中发现本质性的生命状态，通过直感掌握社会的脉动。他发现上海人与广东人的经商模式，简直是南辕北辙：“上海人常说，你问广东人买货，你先要付钱给他，他再给你货；你要卖货给他，他却要收到你的货，验对了再给你钱。上海人很少把支票退票向有司告发，据说广东人是不客气的。在香港，大本钱做大生意，小本钱做小生意，很难投机取巧，做生意失败，患难时亦不容易有人来帮忙。”
夏济安在香港初遇宋奇的时候，还以为自己与宋奇是老友，熟悉彼此处世行事的方式，曾介绍给自己做苏联生意的老板，一起合作，销售苏联肥田粉到远东各地。宋奇方面则介绍浙江兴业银行来担保，成了这笔生意的合伙人，利润对半分，并答应付给夏济安佣金。在国共内战的混乱时期，趁着各地物资流通困难，掌握商机赚钱，大家得利，本也无可厚非，至少让牵线人夏济安得意万分，给弟弟志清的信中多次提到，这是他经济生活的大转机，以后或可衣食无忧了。没想到宋奇经过精密的调查与思考后，觉得其中牵涉金融汇兑的复杂性，风险很大，不是百分百的稳赚生意，于是退出不干了，也就打消了夏济安赚钱的美梦。
夏济安在香港经商不成，生活乏善可陈，基本上就是混日子，前途茫茫，就希望能得到奖学金资助，到美国去进修。夏志清帮他安排了Oberlin的入学许可，需要一笔二千四百元美金的外汇存款证明，才能申请赴美签证。他找宋奇帮忙，宋奇没能帮，想来让夏济安觉得实在不够朋友，在写给弟弟志清的信里（1949年8月5日）说：“亏得张君秋答应划一张一万五千元港币，用我的名义在中国银行开一户头，才得解决。”这也反映了夏济安与宋奇对待金钱与友谊的不同态度，而张君秋愿意拔刀相助，显然是传统义气的展现，从戏台走入了真实人生。
在夏济安眼里，宋奇在香港活得很滋润，长袖善舞，花样很多。他在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写给志清的信里，显然带点调侃的意味：“宋奇新开了一家小型旅馆‘星都招待所’（Sanders Mansion），他的公司本来叫城大行。英文名称S.D. Sanders & Co.，他自居vice-president。这个S.D. Sanders大约是president，但并无其人，是他发明来骗人的。有一天假如真出来一个S.D. Sanders去看宋奇，倒是很合乎宋奇趣味的一部喜剧题材。”
夏济安最终离开了香港，但暂时没去成美国，退而求其次，借助他在北大教书的经历，到重新整顿的台湾大学去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