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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母亲，我写过许多的文章。这些文章有一篇还被选入新版的高中语文课本。而关于父亲，我几乎还没有写过一个字。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对父亲始终怀着一种深深的畏惧感，这种畏惧感妨碍了我每一次走近他。
选入高中课本的那篇文章叫《每一条道路都引领流浪者回家》，是写母亲和她的家族的故事的。我的母系家族在河南扶沟。黄河花园口决口时，一户顾姓人家随逃难大军来到陕西，落脚在黄龙山。后来，顾姓一家死于一种叫克山病的地方病，只留下一個六岁的女儿，这样，黄龙山托孤，这女孩给一位高姓的邻家做了童养媳。
这童养媳就是后来的我的母亲;高家的第二个孩子后来则成为我的父亲。
父亲后来在山上放羊的时候，川道里过队伍。父亲于是放下鞭，跑下山参加了革命。那时父亲已经和母亲完婚。当父亲向山下奔去的时候，母亲正在崖畔上挖苦菜，她拦了两拦，没有拦住。
建国的那一年，父亲是一个县的团县委书记。在后来反对封建包办买卖婚姻的宣传中，他给家里寄来了一纸休书，要休我的母亲。
许多年以后在父亲的葬礼上，我见到一位着一身黑色丧衣的气质非凡的老年妇女。这位阿姨当年正是那个县的妇联主任。因此我当时毫不费力地推测出，父亲当年的休书与这位妇联主任阿姨有关。
父亲的这桩现代陈世美的故事差点演成。母亲后来确实曾离开高家，离开陕西，回到河南扶沟老家。但是在河南待了半年以后，她又回来，因为在河南她同样也是举目无亲。
母亲回河南时，是抱着我去的。那时我已经出生。母亲常常对人说，我去河南时还不会走路，回来时已经能扶着炕边乱走了。
乡学究的爷爷这时候忍无可忍，出面干涉。他领了母亲、姐姐和我，赶到城里。父亲这时候已经从县城调到一座中等城市里，先是在报社做记者，后来在机关做部长和局长。
爷爷罚父亲在地上跪了一夜。而后把我们娘儿仨交给父亲，自己动身回了乡间。
这场故事便这样以喜剧形式结束。
后来我们又曾三次回到乡间，又二次回到城里。一次是1958年大炼钢铁时，一次是1962年困难时期，一次是1968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母亲的卑微也注定了我们儿女们卑微的地位。我们的童年中既没有农村孩子那种田园之乐，也没有城里孩子那种公子哥儿气。我们视父亲为暴君。
无须讳言，父亲经常打我。他最严重的一次打我，是将绳子拧成麻花打我。而对我心灵最大的一次伤害，是在街上公开打我。
那时候打火机刚刚流行。我在家里的炕上无意中拣到了一只打火机。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只觉得很稀奇，于是就装在了书包里。放学归来的路上，我们三个男同学走在一起，我一边打打火机，一边炫耀。这时候，父亲下班过来了。“我说怎么找不见了，原来是被你偷去了！”说完，他顺手打了我一个耳光，然后夺走了打火机。
自此以后直到今天，我的手一接触到所有的机械东西就打战。小时候，我从来不去上闹钟的发条，现在流行电脑，可是我永远学不会它，我的手指一接触到键盘，就心惊肉跳。
这就是父亲的浓重的阴影下，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如今，我之所以成为一个坚强的人，一个敢于藐视一切权威的人，这与早年的家庭环境不无关系。
但是你如果认为，这就是我的父亲的全部，或者说，是我的眼中的我的父亲的全部，那你就大错而特错了。那对他将是不公正的。
事实上，他的身上有许多闪光点，有许多高贵和高尚的东西。
许多年来，我所以不愿意在文章中提及他，也是出于这样一种顾虑。在这个充满矛盾的人物身上，我怕我只突出了这一面，而忽视了其他的方面，从而不能准确和完整地表现他。那对他是不公平的。而作为人子来说，我将内心不安。
他是一个工作狂。
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全部献给了工作。他后来成为一个市的副市长，主持常务。记得，那一年我刚从部队上回来，坐在他办公室等他。他到农村去了三天，风尘仆仆地刚进门，和我还没有说话，这时候电话来了，说是某地发生了森林火灾，于是他坐上吉普车，又走了。
他疾恶如仇。
他从来没有为自己谋一点私利。他死的时候家中没有留下一点钱。
他的后半生是在坎坷和被迫害中度过的。
正是在这种坎坷和被迫害中，我逐渐走近了自己的父亲。
1982年，当时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将自己的外甥调来当秘书。所有的关节都打通了，只等父亲签字。父亲是个犟板筋，认准谁是个好人，便怎么都行，认准谁是个坏人，便怎么都不行。他硬说这办公室主任人品不好，外甥也肯定好不到哪里去，因此，拒绝签字。
这办公室主任后来屡屡捎话威胁，说他手里握着足以置父亲于死地的把柄。可是，父亲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还是没有理睬。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了。
原来这主任文革时是五七干校的校长。他的箱子底下压着解放父亲时父亲写的自我检查。这东西本该随五七干校撤销时就地销毁，但这位前校长并没有将它销毁，而是拿回家压到自己箱子底去了。
就凭这牛棚中的材料，清查中将父亲免职，认为是漏网的三种人。
事隔半年后，发现这是一桩错案。于是纪检部门重新发了一个文，宣布收回原来那个处分决定，恢复原职。
从纪检部门到父亲后来栖身的这个单位，只有不到一公里的距离，然而，这道公文走了整整八年的时间。父亲离休的那一天，纠正冤假错案的文件和离休通知同时到达。
这是多么残酷的人生一幕呀！一道公文走了八年。八年的折磨呀！
两年后父亲去世！死时六十三岁。
父亲是1992年去世的。他在去世的那一刻，十分怀念他的遥远的乡间。这样，我们儿女们偷偷地将他装棺材，拉回乡间，埋进村子里的公墓里。
如今，那墓头上已经长出了萋萋荒草。
在父亲去世的这些年头中，我时时想起他，并试图走近他。我试图写一部家族的传奇，父亲的一生是这个传奇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父亲的形象可以扩而大之，成为那一代人的一个典型形象。
这篇短文就是我试图走近父亲的一次尝试。
选入高中课本的那篇文章叫《每一条道路都引领流浪者回家》，是写母亲和她的家族的故事的。我的母系家族在河南扶沟。黄河花园口决口时，一户顾姓人家随逃难大军来到陕西，落脚在黄龙山。后来，顾姓一家死于一种叫克山病的地方病，只留下一個六岁的女儿，这样，黄龙山托孤，这女孩给一位高姓的邻家做了童养媳。
这童养媳就是后来的我的母亲;高家的第二个孩子后来则成为我的父亲。
父亲后来在山上放羊的时候，川道里过队伍。父亲于是放下鞭，跑下山参加了革命。那时父亲已经和母亲完婚。当父亲向山下奔去的时候，母亲正在崖畔上挖苦菜，她拦了两拦，没有拦住。
建国的那一年，父亲是一个县的团县委书记。在后来反对封建包办买卖婚姻的宣传中，他给家里寄来了一纸休书，要休我的母亲。
许多年以后在父亲的葬礼上，我见到一位着一身黑色丧衣的气质非凡的老年妇女。这位阿姨当年正是那个县的妇联主任。因此我当时毫不费力地推测出，父亲当年的休书与这位妇联主任阿姨有关。
父亲的这桩现代陈世美的故事差点演成。母亲后来确实曾离开高家，离开陕西，回到河南扶沟老家。但是在河南待了半年以后，她又回来，因为在河南她同样也是举目无亲。
母亲回河南时，是抱着我去的。那时我已经出生。母亲常常对人说，我去河南时还不会走路，回来时已经能扶着炕边乱走了。
乡学究的爷爷这时候忍无可忍，出面干涉。他领了母亲、姐姐和我，赶到城里。父亲这时候已经从县城调到一座中等城市里，先是在报社做记者，后来在机关做部长和局长。
爷爷罚父亲在地上跪了一夜。而后把我们娘儿仨交给父亲，自己动身回了乡间。
这场故事便这样以喜剧形式结束。
后来我们又曾三次回到乡间，又二次回到城里。一次是1958年大炼钢铁时，一次是1962年困难时期，一次是1968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母亲的卑微也注定了我们儿女们卑微的地位。我们的童年中既没有农村孩子那种田园之乐，也没有城里孩子那种公子哥儿气。我们视父亲为暴君。
无须讳言，父亲经常打我。他最严重的一次打我，是将绳子拧成麻花打我。而对我心灵最大的一次伤害，是在街上公开打我。
那时候打火机刚刚流行。我在家里的炕上无意中拣到了一只打火机。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只觉得很稀奇，于是就装在了书包里。放学归来的路上，我们三个男同学走在一起，我一边打打火机，一边炫耀。这时候，父亲下班过来了。“我说怎么找不见了，原来是被你偷去了！”说完，他顺手打了我一个耳光，然后夺走了打火机。
自此以后直到今天，我的手一接触到所有的机械东西就打战。小时候，我从来不去上闹钟的发条，现在流行电脑，可是我永远学不会它，我的手指一接触到键盘，就心惊肉跳。
这就是父亲的浓重的阴影下，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如今，我之所以成为一个坚强的人，一个敢于藐视一切权威的人，这与早年的家庭环境不无关系。
但是你如果认为，这就是我的父亲的全部，或者说，是我的眼中的我的父亲的全部，那你就大错而特错了。那对他将是不公正的。
事实上，他的身上有许多闪光点，有许多高贵和高尚的东西。
许多年来，我所以不愿意在文章中提及他，也是出于这样一种顾虑。在这个充满矛盾的人物身上，我怕我只突出了这一面，而忽视了其他的方面，从而不能准确和完整地表现他。那对他是不公平的。而作为人子来说，我将内心不安。
他是一个工作狂。
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全部献给了工作。他后来成为一个市的副市长，主持常务。记得，那一年我刚从部队上回来，坐在他办公室等他。他到农村去了三天，风尘仆仆地刚进门，和我还没有说话，这时候电话来了，说是某地发生了森林火灾，于是他坐上吉普车，又走了。
他疾恶如仇。
他从来没有为自己谋一点私利。他死的时候家中没有留下一点钱。
他的后半生是在坎坷和被迫害中度过的。
正是在这种坎坷和被迫害中，我逐渐走近了自己的父亲。
1982年，当时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将自己的外甥调来当秘书。所有的关节都打通了，只等父亲签字。父亲是个犟板筋，认准谁是个好人，便怎么都行，认准谁是个坏人，便怎么都不行。他硬说这办公室主任人品不好，外甥也肯定好不到哪里去，因此，拒绝签字。
这办公室主任后来屡屡捎话威胁，说他手里握着足以置父亲于死地的把柄。可是，父亲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还是没有理睬。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了。
原来这主任文革时是五七干校的校长。他的箱子底下压着解放父亲时父亲写的自我检查。这东西本该随五七干校撤销时就地销毁，但这位前校长并没有将它销毁，而是拿回家压到自己箱子底去了。
就凭这牛棚中的材料，清查中将父亲免职，认为是漏网的三种人。
事隔半年后，发现这是一桩错案。于是纪检部门重新发了一个文，宣布收回原来那个处分决定，恢复原职。
从纪检部门到父亲后来栖身的这个单位，只有不到一公里的距离，然而，这道公文走了整整八年的时间。父亲离休的那一天，纠正冤假错案的文件和离休通知同时到达。
这是多么残酷的人生一幕呀！一道公文走了八年。八年的折磨呀！
两年后父亲去世！死时六十三岁。
父亲是1992年去世的。他在去世的那一刻，十分怀念他的遥远的乡间。这样，我们儿女们偷偷地将他装棺材，拉回乡间，埋进村子里的公墓里。
如今，那墓头上已经长出了萋萋荒草。
在父亲去世的这些年头中，我时时想起他，并试图走近他。我试图写一部家族的传奇，父亲的一生是这个传奇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父亲的形象可以扩而大之，成为那一代人的一个典型形象。
这篇短文就是我试图走近父亲的一次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