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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璋起源的研究
中国青铜时代不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中，经常出现一种造型较为复杂的玉器，器体窄长似戈，内凹的锋刃在前端，后端的柄部似戈之内，两侧有阑及齿牙装饰。清末吴大澂先生依据《周礼》之《春官》和《考古记》等早期文献的记载，将其定名为牙璋，“首似刀两旁无刃……独有旁出之牙，故曰牙璋”。之后，学术界关于这一类玉器的名称意见很不统一。夏鼐先生在《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一文中认为，在其古名和功能尚不清楚的情况下，可依其形制暂称为“刀形端刃器”。但近些年来，随着这类器物发现的增多，特别是2016年郑州牙璋会议之后，称其为牙璋的研究者越来越多。
由于远在香港岛南面的一个悬挂在海外的小岛――南丫岛，考古发掘的一座墓葬（M6）中出土了一件石质牙璋。这一发现极大地冲击了考古学家的思维，牙璋这种通常在黄河流域出现的遗物，发现在远离中原的南海岛屿，着实令人有一些不可思议。为此，1993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了一次规模颇为可观的“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提交的论文中，有相当数量是讨论和研究牙璋这种器物。其中，关于牙璋到底在什么时间起源于何地成为一个不可绕过的问题。
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会议上，一部分学者认为，山东地区采集到的4件牙璋（当时还不知道罗圈峪的发现），应该是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的遗物，在所有牙璋中年代最早，故其起源应该在东方地区的山东龙山文化之中。也有学者认为以石峁为代表的陕北地区不仅出土的数量多，而且也可以早到龙山文化时期，应该是牙璋的起源地。后来报导的山东沂南罗圈峪，一次就发现了四五件之多，更加激起了大家探索牙璋起源的兴趣。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山东出土的牙璋不是考古发掘出土，而是从群众手里征集而来，年代难以确定，进而认为中原地区是牙璋的最早产生地。
香港中文大学邓聪教授是著名的玉器专家，他对牙璋的产生、发展和功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为了解决牙璋的起源问题，邓聪教授数次到山东实地考察。在他的影响之下，特别是在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序列和发展谱系基本建立起来之后，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我也开始关注海岱地区史前时期的玉器，尤其是与其他地区之间的联系和交流。
2014年8月下旬，山东博物馆和良渚博物院在济南联合举办“大汶口—龙山·良渚玉器文化展”。为配合这一次玉器展览，还召开了“东部沿海史前玉器与史前文明学术研讨会”。牙璋问题自然又成为大家在会议上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会议期间，我和邓聪教授约定，明年请他抽出时间来山东大学访问，期间我们专门去一下山东东部地区，对发现牙璋的4个地点再做一次实地考察，进一步厘清牙璋的出土及相关情况，希望能够对牙璋的起源研究有所帮助。
2015年9月初，邓聪教授应约来到山东大学，完成学术报告等预定工作之后。于8日开始奔赴东部地区考察，路线是先到临沂看大范庄遗址，再去沂南访问罗圈峪，之后考察五莲上万家沟和海阳司马台。
访问罗圈峪
9日上午，在沂南县文广新局副局长陈作喜先生和沂南县博物馆馆长吕宜乐先生的陪同下，我们前去发现牙璋最多的罗圈峪考察。县里提前与镇政府取得联系，当地师香玉镇长和文化站长亲自带领我们前往，并且事先已告知当年为建新房挖出玉石器的房主李恒贵，所以一路十分顺利。罗圈峪村位于沂南县西北角的岸堤镇，距离县城约40公里。村庄在三面环山的山坳尽头，翻过山去，西面是蒙阴县，北面是沂水县，这里正好处于沂南、蒙阴和沂水三县交界之地。整个村庄坐落在较陡的马子山东坡上，因为地形的原因，房子都是顺着地势兴建，排列比较凌乱。
一进村我们就见到当年发现玉石器的李恒贵先生，随即把我们带到他在罗圈峪村西南部山坡上的住处。1950年出生的李恒贵先后两次担任过罗圈峪村支部书记，他第一次任村支书期间的1984年冬天，为了给未成年的儿子准备新房（当时只有15岁），就把建房的位置选在了西南部村边的山坡上。因为这里的山坡较陡，所以建房之前都要先把西高东低的山坡搞出一个平整的地面，然后才能够在上面盖房子。在清理和整治平地时，不少村里人前来帮忙。众人清除西部较高位置的基岩和泥土的过程中，在距地表1米左右的石灰岩裂隙中发现了这些玉石器。裂隙宽0.6米左右，填满黄土，出土时这些石器集中堆放在一个不大的范围之内，上下叠压，个体大的石器上下紧密贴在一起。李恒贵认为埋在里面的东西全部取出来了，应该没有遗漏。我们特意问他有没有发现陶片一类东西。他十分肯定地说：“没有发现。”现在村西的山坡上还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裂隙，都是顺着山的走向大体平行分布，不知道里面还有没有未被发现的这一类遗存。
据李恒贵讲，他当时在这里预先盖好房子，是想给儿子提前做好准备。可儿子长大以后，当年盖的房子旧了，式样又跟不上形势，所以他只好自己搬上来住。出土玉石器的地方就在他屋外院落的西南墻之外，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出土玉石器的位置。
李恒贵还说其中有几件是残破的石器，发现时就是这个样子，当时把周围都找了一下，应该没有遗漏。因为村里许多人在现场帮忙，大家你看我看，忙乱中有一些人把挖出来的东西带走了一部分。他说后来才知道这是国家的文物，就又一家一家地去把拿走的东西要了回来。所以他坚持说应该没有丢失，但据其描述的出土现场情况，完全有可能发生丢失和遗漏的现象。
这些玉石器在李恒贵家里放了好长时间。有一次，中高湖乡的张全德书记到村里检查工作，到家里喝水，他把发现的石器拿给张书记看，张觉得净是一些破石头，能有什么文物价值，就没有在意。后来，张书记无意中告诉了乡里分管文化的副乡长田西生，田来看过之后就给国家文物局写了一封信，介绍罗圈峪发现的石器文物。后来国家文物局回信让他们向当地县政府反映。
再后来，罗圈峪挖出宝物的消息扩散出去，就不断地有文物贩子来打听并想收买这些文物。看到这种情况，李恒贵当时有一些担心，怕摊上倒卖文物的责任，所以就把这些玉石器标本交给了乡里，1988年由乡文化站长石立东上交到沂南县图书馆文物组，一直保存到现在。
看完玉石器出土地点的现场之后，我们爬上西面的山脊查看周围的地形地貌，从山脊上往北看，西北端突起一山梁，前面是高二三十米陡直得像墙一样的石壁。向南看，南端偏西位置有一座拔地而起的崮状高山，当地人称马子山，形状奇特。这种险要而外型特殊的地形是否与古人的信仰和原始山石崇拜有关，所以选在这一深入山中的地点举行祭祀活动。另外，罗圈峪村东侧较低的小河西边相对平整的位置，曾经有一座寺院，传说是用唐代建西面蒙阴县中山寺的剩余经费所建，故名曰“剩粮寺”，现已不存，毁坏时代不详。
探查上万家沟
结束了罗圈峪的考察活动，当天下午，我们从岸堤镇直奔五莲县石场乡的上万家沟村。上万家沟在五莲县城西南約20多公里处，一路上大部分是山路，好在改革开放以后村村都修通了硬化的水泥路，路面虽然窄了一些，但车跑起来也还顺畅。9月上旬正是当地收获花生的季节，而沂蒙山区又是山东花生的主产地，满山遍野都是刚刨出来的花生，到处洋溢着一片丰收的景象。
五莲县博物馆的郭公仕馆长和王峰副馆长在半路预定好的地点接着我们，顺着山势不断地往上走。去上万家沟的路，虽说都是水泥路，因为不是主要的公路，路面比较窄，加上当时农民正在收获花生，沿路停的车比较多，所以一路走走停停。上万家沟村也是在一处山坳的最尽头，三面环山，只有一面即东南面通向山外，与罗圈峪的地形地貌相似。远古时期的先民选择这种地方开展祭祀、宗教活动的思想意识一定是相通的。
我们先到村委会的办公室，由王峰副馆长去打听当年发现牙璋的村民。上万家沟与罗圈峪最大的不同是，村庄的居民点不在山坳的尽头，而是坐落在山前的缓坡地带，故房子经过很好的规划，前后成列，左右成排，整体布局横平竖直，修建得整齐划一，一幅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样子。
王峰找到发现牙璋的村民住处，但其家里的大门锁着，据说全家人都到果园摘苹果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没有办法，王峰请了一位略微知悉情况的老人徐传席（70岁左右），带领我们一起去出土牙璋的地点察看。从村中到出土牙璋的地点约有1公里山路，车开到三分之一的位置，就因为道路过窄无法继续前行，我们全体下车徒步向山边走去。
出土牙璋的地点在村西北的小黑垛山南坡最下方，有一条土路相通，只能步行上去。地点在山上流淌下来的小河东侧，靠近河边是一块被称为绝户头的地，据说这里曾经打死过一只狼。到了跟前，徐传席先生又说不太清楚具体的出土地点，只是说在绝户头这块地的最北头，是刨地刨出来的。目前这些地里种的全是花生一类植物，和刚才来的路上一样，到处摆放着刚刚收获的带蔓花生。
我们在河边叫绝户头的农田里拍了一些小黑垛山的照片后准备离开，刚到小河边，走在我和邓聪前面几十米的郭馆长等人又突然反转回来，原来当年发现牙璋的村民听说我们来调查访问，就特意放下农活，从山上的果园里直接赶了过来。
来人叫万德义，60岁上下，他挖出牙璋的准确时间为1982年春天。具体位置在前述绝户头南北向农田北端突然高起的山坡上，绝户头和山坡之间有一条东西向窄梯田，梯田之上就是荒坡，已不能耕种。紧靠梯田的西部有一块巨大的花岗岩，东部则是一些小一点的乱石，相互交错叠压，之间有一条小缝隙，东西宽度不到半米，南北能够看到的范围也不到1米。当时万德义想在这里种上一墩方瓜，所以就用镢头把这个地方刨的松一点，结果没有刨几下，在不到20厘米深的位置就刨出来一件完整的牙璋。由于镢头的刃部直接刨在了牙璋上，导致牙璋的器体上留下一个条形擦痕，好在牙璋比较结实而没有折断，还是完整的。他说下面的土颜色比较黑，这一个信息比较重要。如果是由人类有意识的用火行为所形成，就对当时人类的祭祀活动或其他原始宗教行为的复杂性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发现这一件完整的奇怪文物之后，万德义觉得应该比较值钱。并且他认为不会就是一件，可能还有别的东西在下面。所以，就把下面和附近的位置都仔细地挖了一遍，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当时还有点失望。在现场，我特意问他出玉器的坑里面是否有陶片一类东西发现。他非常确定地说：“什么也没有。”
这件东西在万德义家里放了两年多。后来村里要通电，县里供电局组织专业人员来村里实施安装电线的工程。有人报告说他家里有一件宝物，他就拿出来给县里来的人看，有个人说这是文物，应该交到县里面去。过了一段时间，五莲县图书馆里分管文物工作的人到村子里来找到万德义，直接就把牙璋给拿走了。结果村里还请县里来的人吃了一顿饭，等县里的人都走了以后，村支书委屈地直说村里什么好处也没有捞到，还白白地赔上了一顿饭。后来，五莲县图书馆托人捎给万德义10元钱，说是捐献文物的奖励。他一直嫌给的奖励太少，现在说起来还有点老大不情愿的样子。
之后的10—11日，我们又调查了五莲丹土、日照两城镇和海阳司马台等遗址。
（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中国青铜时代不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中，经常出现一种造型较为复杂的玉器，器体窄长似戈，内凹的锋刃在前端，后端的柄部似戈之内，两侧有阑及齿牙装饰。清末吴大澂先生依据《周礼》之《春官》和《考古记》等早期文献的记载，将其定名为牙璋，“首似刀两旁无刃……独有旁出之牙，故曰牙璋”。之后，学术界关于这一类玉器的名称意见很不统一。夏鼐先生在《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一文中认为，在其古名和功能尚不清楚的情况下，可依其形制暂称为“刀形端刃器”。但近些年来，随着这类器物发现的增多，特别是2016年郑州牙璋会议之后，称其为牙璋的研究者越来越多。
由于远在香港岛南面的一个悬挂在海外的小岛――南丫岛，考古发掘的一座墓葬（M6）中出土了一件石质牙璋。这一发现极大地冲击了考古学家的思维，牙璋这种通常在黄河流域出现的遗物，发现在远离中原的南海岛屿，着实令人有一些不可思议。为此，1993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了一次规模颇为可观的“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提交的论文中，有相当数量是讨论和研究牙璋这种器物。其中，关于牙璋到底在什么时间起源于何地成为一个不可绕过的问题。
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会议上，一部分学者认为，山东地区采集到的4件牙璋（当时还不知道罗圈峪的发现），应该是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的遗物，在所有牙璋中年代最早，故其起源应该在东方地区的山东龙山文化之中。也有学者认为以石峁为代表的陕北地区不仅出土的数量多，而且也可以早到龙山文化时期，应该是牙璋的起源地。后来报导的山东沂南罗圈峪，一次就发现了四五件之多，更加激起了大家探索牙璋起源的兴趣。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山东出土的牙璋不是考古发掘出土，而是从群众手里征集而来，年代难以确定，进而认为中原地区是牙璋的最早产生地。
香港中文大学邓聪教授是著名的玉器专家，他对牙璋的产生、发展和功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为了解决牙璋的起源问题，邓聪教授数次到山东实地考察。在他的影响之下，特别是在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序列和发展谱系基本建立起来之后，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我也开始关注海岱地区史前时期的玉器，尤其是与其他地区之间的联系和交流。
2014年8月下旬，山东博物馆和良渚博物院在济南联合举办“大汶口—龙山·良渚玉器文化展”。为配合这一次玉器展览，还召开了“东部沿海史前玉器与史前文明学术研讨会”。牙璋问题自然又成为大家在会议上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会议期间，我和邓聪教授约定，明年请他抽出时间来山东大学访问，期间我们专门去一下山东东部地区，对发现牙璋的4个地点再做一次实地考察，进一步厘清牙璋的出土及相关情况，希望能够对牙璋的起源研究有所帮助。
2015年9月初，邓聪教授应约来到山东大学，完成学术报告等预定工作之后。于8日开始奔赴东部地区考察，路线是先到临沂看大范庄遗址，再去沂南访问罗圈峪，之后考察五莲上万家沟和海阳司马台。
访问罗圈峪
9日上午，在沂南县文广新局副局长陈作喜先生和沂南县博物馆馆长吕宜乐先生的陪同下，我们前去发现牙璋最多的罗圈峪考察。县里提前与镇政府取得联系，当地师香玉镇长和文化站长亲自带领我们前往，并且事先已告知当年为建新房挖出玉石器的房主李恒贵，所以一路十分顺利。罗圈峪村位于沂南县西北角的岸堤镇，距离县城约40公里。村庄在三面环山的山坳尽头，翻过山去，西面是蒙阴县，北面是沂水县，这里正好处于沂南、蒙阴和沂水三县交界之地。整个村庄坐落在较陡的马子山东坡上，因为地形的原因，房子都是顺着地势兴建，排列比较凌乱。
一进村我们就见到当年发现玉石器的李恒贵先生，随即把我们带到他在罗圈峪村西南部山坡上的住处。1950年出生的李恒贵先后两次担任过罗圈峪村支部书记，他第一次任村支书期间的1984年冬天，为了给未成年的儿子准备新房（当时只有15岁），就把建房的位置选在了西南部村边的山坡上。因为这里的山坡较陡，所以建房之前都要先把西高东低的山坡搞出一个平整的地面，然后才能够在上面盖房子。在清理和整治平地时，不少村里人前来帮忙。众人清除西部较高位置的基岩和泥土的过程中，在距地表1米左右的石灰岩裂隙中发现了这些玉石器。裂隙宽0.6米左右，填满黄土，出土时这些石器集中堆放在一个不大的范围之内，上下叠压，个体大的石器上下紧密贴在一起。李恒贵认为埋在里面的东西全部取出来了，应该没有遗漏。我们特意问他有没有发现陶片一类东西。他十分肯定地说：“没有发现。”现在村西的山坡上还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裂隙，都是顺着山的走向大体平行分布，不知道里面还有没有未被发现的这一类遗存。
据李恒贵讲，他当时在这里预先盖好房子，是想给儿子提前做好准备。可儿子长大以后，当年盖的房子旧了，式样又跟不上形势，所以他只好自己搬上来住。出土玉石器的地方就在他屋外院落的西南墻之外，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出土玉石器的位置。
李恒贵还说其中有几件是残破的石器，发现时就是这个样子，当时把周围都找了一下，应该没有遗漏。因为村里许多人在现场帮忙，大家你看我看，忙乱中有一些人把挖出来的东西带走了一部分。他说后来才知道这是国家的文物，就又一家一家地去把拿走的东西要了回来。所以他坚持说应该没有丢失，但据其描述的出土现场情况，完全有可能发生丢失和遗漏的现象。
这些玉石器在李恒贵家里放了好长时间。有一次，中高湖乡的张全德书记到村里检查工作，到家里喝水，他把发现的石器拿给张书记看，张觉得净是一些破石头，能有什么文物价值，就没有在意。后来，张书记无意中告诉了乡里分管文化的副乡长田西生，田来看过之后就给国家文物局写了一封信，介绍罗圈峪发现的石器文物。后来国家文物局回信让他们向当地县政府反映。
再后来，罗圈峪挖出宝物的消息扩散出去，就不断地有文物贩子来打听并想收买这些文物。看到这种情况，李恒贵当时有一些担心，怕摊上倒卖文物的责任，所以就把这些玉石器标本交给了乡里，1988年由乡文化站长石立东上交到沂南县图书馆文物组，一直保存到现在。
看完玉石器出土地点的现场之后，我们爬上西面的山脊查看周围的地形地貌，从山脊上往北看，西北端突起一山梁，前面是高二三十米陡直得像墙一样的石壁。向南看，南端偏西位置有一座拔地而起的崮状高山，当地人称马子山，形状奇特。这种险要而外型特殊的地形是否与古人的信仰和原始山石崇拜有关，所以选在这一深入山中的地点举行祭祀活动。另外，罗圈峪村东侧较低的小河西边相对平整的位置，曾经有一座寺院，传说是用唐代建西面蒙阴县中山寺的剩余经费所建，故名曰“剩粮寺”，现已不存，毁坏时代不详。
探查上万家沟
结束了罗圈峪的考察活动，当天下午，我们从岸堤镇直奔五莲县石场乡的上万家沟村。上万家沟在五莲县城西南約20多公里处，一路上大部分是山路，好在改革开放以后村村都修通了硬化的水泥路，路面虽然窄了一些，但车跑起来也还顺畅。9月上旬正是当地收获花生的季节，而沂蒙山区又是山东花生的主产地，满山遍野都是刚刨出来的花生，到处洋溢着一片丰收的景象。
五莲县博物馆的郭公仕馆长和王峰副馆长在半路预定好的地点接着我们，顺着山势不断地往上走。去上万家沟的路，虽说都是水泥路，因为不是主要的公路，路面比较窄，加上当时农民正在收获花生，沿路停的车比较多，所以一路走走停停。上万家沟村也是在一处山坳的最尽头，三面环山，只有一面即东南面通向山外，与罗圈峪的地形地貌相似。远古时期的先民选择这种地方开展祭祀、宗教活动的思想意识一定是相通的。
我们先到村委会的办公室，由王峰副馆长去打听当年发现牙璋的村民。上万家沟与罗圈峪最大的不同是，村庄的居民点不在山坳的尽头，而是坐落在山前的缓坡地带，故房子经过很好的规划，前后成列，左右成排，整体布局横平竖直，修建得整齐划一，一幅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样子。
王峰找到发现牙璋的村民住处，但其家里的大门锁着，据说全家人都到果园摘苹果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没有办法，王峰请了一位略微知悉情况的老人徐传席（70岁左右），带领我们一起去出土牙璋的地点察看。从村中到出土牙璋的地点约有1公里山路，车开到三分之一的位置，就因为道路过窄无法继续前行，我们全体下车徒步向山边走去。
出土牙璋的地点在村西北的小黑垛山南坡最下方，有一条土路相通，只能步行上去。地点在山上流淌下来的小河东侧，靠近河边是一块被称为绝户头的地，据说这里曾经打死过一只狼。到了跟前，徐传席先生又说不太清楚具体的出土地点，只是说在绝户头这块地的最北头，是刨地刨出来的。目前这些地里种的全是花生一类植物，和刚才来的路上一样，到处摆放着刚刚收获的带蔓花生。
我们在河边叫绝户头的农田里拍了一些小黑垛山的照片后准备离开，刚到小河边，走在我和邓聪前面几十米的郭馆长等人又突然反转回来，原来当年发现牙璋的村民听说我们来调查访问，就特意放下农活，从山上的果园里直接赶了过来。
来人叫万德义，60岁上下，他挖出牙璋的准确时间为1982年春天。具体位置在前述绝户头南北向农田北端突然高起的山坡上，绝户头和山坡之间有一条东西向窄梯田，梯田之上就是荒坡，已不能耕种。紧靠梯田的西部有一块巨大的花岗岩，东部则是一些小一点的乱石，相互交错叠压，之间有一条小缝隙，东西宽度不到半米，南北能够看到的范围也不到1米。当时万德义想在这里种上一墩方瓜，所以就用镢头把这个地方刨的松一点，结果没有刨几下，在不到20厘米深的位置就刨出来一件完整的牙璋。由于镢头的刃部直接刨在了牙璋上，导致牙璋的器体上留下一个条形擦痕，好在牙璋比较结实而没有折断，还是完整的。他说下面的土颜色比较黑，这一个信息比较重要。如果是由人类有意识的用火行为所形成，就对当时人类的祭祀活动或其他原始宗教行为的复杂性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发现这一件完整的奇怪文物之后，万德义觉得应该比较值钱。并且他认为不会就是一件，可能还有别的东西在下面。所以，就把下面和附近的位置都仔细地挖了一遍，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当时还有点失望。在现场，我特意问他出玉器的坑里面是否有陶片一类东西发现。他非常确定地说：“什么也没有。”
这件东西在万德义家里放了两年多。后来村里要通电，县里供电局组织专业人员来村里实施安装电线的工程。有人报告说他家里有一件宝物，他就拿出来给县里来的人看，有个人说这是文物，应该交到县里面去。过了一段时间，五莲县图书馆里分管文物工作的人到村子里来找到万德义，直接就把牙璋给拿走了。结果村里还请县里来的人吃了一顿饭，等县里的人都走了以后，村支书委屈地直说村里什么好处也没有捞到，还白白地赔上了一顿饭。后来，五莲县图书馆托人捎给万德义10元钱，说是捐献文物的奖励。他一直嫌给的奖励太少，现在说起来还有点老大不情愿的样子。
之后的10—11日，我们又调查了五莲丹土、日照两城镇和海阳司马台等遗址。
（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