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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部地区如广东、浙江、江苏等省份来看，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良好，农业现代化差强人意。粮食产量加速下降，其中浙江耕地和粮食产量下降50％左右。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与粮食安全间的失衡，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而河南此次推出中原经济区建设，则试图在二者间找到平衡。”河南省社科院院长喻新安告诉《财经》记者，国务院联合调研组组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在6月份的调研中高度评价河南“敢为敢当，探索国家级的难题”。
农业“低金”尴尬
河南是全国第一粮食大省，粮食总产量占全国十分之一，小麦产量占全国四分之一，成为对国家粮食安全贡献最突出的三个省份之一。素有“中原熟，天下足”“全国小麦看河南”等名号。
“美名”硬币的另一面是，河南在农业上获得的直接经济效益有限。参与6月联合调研组会议的喻新安表示，加大对粮食生产大县的奖励已被列入政策支持范围。
据悉，杜鹰在讲话里列举了几个数字，全国人均财政支出是6686元，而作为产粮大省的河南省，人均财政支出只有3598元，少了一半，全国倒数第一。河南95个产粮核心县只有1798元，又比河南省的水平少了一半。95个产粮核心县里8个粮食产量在20亿斤以上的县则更低，只有1300元。从这个阶梯可以看出，生产粮食越多，财政支出越低，凸显了“谁种粮谁吃亏”的尴尬境地。所以要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让农民有利可图，不然农民宁可撂荒出去打工。据杜鹰透露，将在现行一斤粮食大体补贴五六毛钱的基础上提高种粮补贴。
除了“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推动粮食主产县人均财力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外，《指导意见》提出，对粮食生产核心区的支持还包括“设立耕地保护基金，对农民和集体管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给予直接补贴。加大以农田水利设施为重点的田间工程建设投入，提高中低产田改造、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整理和复垦开发中央补助标准，取消粮食主产县农林水基础设施项目的市、县配套资金”。
对于耕地保护基金，喻新安解释说，“设立耕地保护基金是为了保护耕地面积总量不减少粮食生产不下滑。因为工业化城镇化占地，要通过占补平衡倒腾建设用地，这就需要国家专项经费的投入和有别于其他区域的特殊政策。”
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被视为促进“三化”协调发展的重中之重。农产品深加工等涉农产业则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此前河南也曾提出要做全国人民的“厨房”。河南省农经学会副秘书长蔡世忠对《财经》记者指出，目前来看，河南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得还远远不够。河南农产品深加工增加值与农业增加值的比重是0.9∶1，还不到1∶1，有的省市农产品深加工增加值达到2∶1，甚至3∶1。
市场人士认为，除了科技应用不够外，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普遍面临着高税负也是农业产业化不顺遂的原因之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在去年10月关于建设中原经济区汇报座谈会上再次呼吁，建设中原经济区要争取国家完善不太合理的税收制度。比如农产品原材料购进的时候，按13％的税率来抵扣进项税额，而粗加工农产品销售的时候，增值税税率是13％，正好抵掉。而深加工农产品销售的时候，增值税的税率要17％，这是叫大家都不要去搞深加工。
韩启德提出要把农产品精深加工业的增值税税率降到13％以下，鼓励农产品深加工产业的发展，对二次开发进入加工领域的农产品免征增值税，免征农产品流通环节的增值税等建议。河南方面则在《指导意见》中提出希望“农产品加工增值税收入全部留县，中央和省、市财政不再分成”。
据悉，今年4月财政部已派出专家课题组到河南省就支持中原经济区建设财税政策进行专题调研，具体研究中央应如何在财税政策上支持中原经济区建设，提出既符合国家财税政策总体导向，又真正对中原经济区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有含金量的财税政策措施。
“工”“农”结合挑战
官学两界的人士都指出，当下各地发展的愿望都十分强烈，而处于基础和保障地位的产业如农业往往由于低附加值而不被看好，如何在既满足区域渴望发展愿望的同时还能保证基础产业得到发展，值得研究和探索。山东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卫国通过对比河南山东二省的农业发展现状指出，山东农业发展，得益于在农业产业布局上下功夫，比如大蒜、生姜、小香葱都是产业化经营。沿着大的主干交通，将零散地块通过交换、土地流转集中起来。“实现规模化经营以后，一般传统的、门类比较小的产品，附加值比较低，不可能满足市场需求，所以山东大力抓农业品质、质量，搞种子革命，现在莱芜生姜、烟台苹果、金乡大蒜等已远销国外。”张卫国对《财经》记者说。
同为农业大省，河南也曾经探索“公司+农户”等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其有关乡村调研的纪实文章中对此有所描述。
建设全国“三化”协调发展示范区，继续推进农业产业化是中原经济区绕不过去的课题。目前河南省通过产业化经营引导的农户占农村总户数的30％，尚有三分之二以上农户游离于农业产业化组织之外。
河南省农经学会副秘书长蔡世忠的研究结果显示，“就处于产业化组织中的农户来说，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松散型居多，加上这些组织自身发展程度也不高，缺乏资金、技术、信息和相应的管理手段，一些产业化组织难以发挥‘组织农户’的作用”。
在新型工业化方面，杜鹰认为，目前河南省工业的绝对量已经占到了全国第五位，且门类齐全，但作为后发地区，对于河南工业的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理清思路，找到自己未来的主导产业，并集聚发展、不断创新。
一直以来，主导产业竞争力不强、技术水平低和过于依赖能源原材料行业的状况突出是河南工业发展的主要特征。河南在全国产量排名靠前的工业产品主要是煤、铝、纱、水泥等初级产品，汽车、集成电路、电脑、手机、空调、冰箱等终端高端工业品产量排名均比较靠后。
河南省科学院副院长张占仓对《财经》记者坦承，中原经济区经济总量虽大，但中低端产业占比很大，需要发展更多的高端产业。承接产业转移，除了引进沿海地区的高端产业，也在吸收外省大学和省内科研单位的科研成果。希望通过这些科研成果的转化，促进高端核心技术产业在河南发展，这样使河南的整个产业层次得到提升。
喻新安建议，河南发展新型工业化应充分考虑如何与现代农业兼容并蓄。“依据本地农业资源优势发展起来的新型工业化，势必与现代农业发展存在相互联动的依存关系。现代农业为新型工业化提供市场，新型工业化为现代农业提供技术、信息、装备支撑和财力支持。”
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韩康认为，河南是农业大省，粮食又是产品链中比较低端的初级产品。不能牺牲农业和粮食生产，是国家对河南不可改变的基本定位。“这其实也是河南的特色。河南应在这种特色定位中找到最适合发展农业和粮食产业的工业体系。”韩康说。
官学两界人士普遍认为，由于长期以农业这个弱势产业为主，中原经济区的“三农”问题比全国其他地方都显得更加突出，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比全国其他任何地方也要大得多。中原经济区拥有人口1.7亿，农村人口占较大比重。区域发展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在一个传统农业区域，率先走出一条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产为代价的“三化”协调推进之路，对全国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对中西部地区解决“三农”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土地账本腾挪
中原经济区耕地面积约1.9亿亩，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都需要土地，如何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确保农业安全是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关键。
对于拥有接近1亿人且正在加速推进城镇化的河南省来说，土地供应正日渐捉襟见肘。在河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耿明斋看来，河南作为农耕历史最久的传统农区，又人多地少，能开垦的荒地早已开垦完毕，早已没有荒地储备供工业和城市建设之用。
一方面耕地不能减少，一方面还有上千万人在未来几年陆续“进城”，按照河南省发改委主任张维宁的测算，随着中原经济区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全面推进，未来十年间，河南将有2000万左右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二者矛盾相当尖锐。
解铃还须系铃人。在河南官学两界人士看来，城镇化和工业化所需土地还是要从加大城镇化力度上打主意。在耕地面积硬约束的前提下，不断扩张的建设用地就只有一个来源，那就是农村大量的建设用地储备。
“据测算，农户从原有居住状态转换为城市居住状态，可以节约四分之三的建设用地。所以，要把农村潜在的建设用地挖掘出来满足不断增长的工业和城市建设用地的需要，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农民进城，也就是大规模的城市化。”耿明斋说。
实际上，大规模的城市化不仅是解决工业和城镇建设用地的出路，也是农业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因为只有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才能为土地规模经营提供空间，而土地规模经营是现代农业的基本表现形式。在业内人士看来，这就是中原经济区提出“三化”协调的基本逻辑。
在“十二五”期间，河南省平均每年需要80万亩的土地用于建设，而国土部每年只能给河南20万到25万亩的用地指标。
有专家因此认为，中原经济区要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时期实现粮食增产，也就意味着要在国民经济结构从低收益率的生产力部门整体向高收益率的生产力部门跃迁的过程中，保证低收益率生产部门不萎缩，而且还要加强，这在国内外都没有先例，是中原经济区的巨大挑战。
对于这一点，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处处长刘云也表达了自己的无奈。她对《财经》记者说，通过农民集中居住可以解决上述矛盾。但农民移居到城市，如果已经在二三产业稳定就业了，那不成问题。而如果仅从形式上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出去了，之后由于就业方式和生产方式的“突变”使得转移后收入很不稳定，“就会造成社会问题”。刘云在调研中发现，上层提出的通过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并不容易，在现实操作层面会遇到一些问题。
河南省常务副省长李克提供的数据印证了上述问题。
在对《中原经济区建设纲要（试行）》的说明中，李克指出，“根据测算，今后一个时期，我省每年城镇需要就业再就业都在220万人以上，农村还有将近1000多万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而目前城镇每年仅能提供新增就业岗位100万左右。”
除了要求河南在土地利用上“勒紧腰带”外，中原经济区也会多少获得一些特殊照顾。国土资源部规划司司长董祚继明确表示，“中原经济区将按照其主体功能区的要求，来制定和实施差别化的土地政策，国土资源部门将给予一定的倾斜支持。”
具体而言，将对中原经济区适当增加一部分用地指标，促进城乡用地的空间结构和布局的完善。通过布局的完善，来解决区域的发展用地矛盾问题。
“中原经济区提出要‘三化’协调发展，纳入重点开发区域后，在土地政策上，国土资源部门将继续按照‘三化’协调发展的路子来给予扶持。”董祚继分析指出，耕地保护和城镇发展，如果处理好了，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对河南而言，现在城乡建设用地的存量还是比较大的，通过结构和布局调整，可有效地解决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用地需求，“如果城乡用地政策运用得好，可在不用扩大建设用地规模的基础上，促进工业化与农业化的相互协调、互相促进”。
县域经济突破
2009年，河南省城镇化率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9个百分点，在全国倒数第五位，中部地区倒数第一。同时，河南城镇化率低于工业化率13.2个百分点。有关数据显示，目前河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3.7％和93.3％。
问题何在？业内人士指出，原因在于河南县域经济落后，除了工矿城市和经济相对发达城市外，大部分城市为“小马拉大车”，无法带动农村经济发展。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陈栋生对《财经》记者指出，河南需要协调大都市和县域经济的统筹发展，让每个县城都有活力，就像动车车厢一样，每个车厢都有动力，这样才能像动车组一样快速运行。
在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中，一定要扩大消费，改善民生。“河南省有1亿人，按理说市场需求应该很庞大，但眼前的事实是，农民购买力比较低，郑州市农民一年支出货币是5372元，开封是3045元，而黄淮四市还不到3000元。”陈栋生说。
河南省常务副省长李克在一份内部资料中指出，县域承载了河南省70％左右的人口和经济总量。把县城发展作为加快城镇化的重点，推进产业—集聚区建设，全面激发县域经济内在活力，有助于加快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指导意见》中亦提道，“把县城发展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点，支持县城发展成为中等城市，有条件的率先发展为大城市，增强承接中心城市辐射和带动乡村发展的能力”。
加强县域经济发展离不开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大力推进省直管县被视为不二法门。
“过去推行市带县，现在回头看，也有盲目性的一面。河南有些市比较小，鹤壁市就两个县，漯河市也只有三个县，体量很小。而地级市四大行政班子俱全，‘头重脚轻’，行政成本太高。”喻新安对《财经》记者表示，市管县就是多一层盘剥，省直管县事实上是解放县的生产力，河南应该扩大省直管县的范围。
农业“低金”尴尬
河南是全国第一粮食大省，粮食总产量占全国十分之一，小麦产量占全国四分之一，成为对国家粮食安全贡献最突出的三个省份之一。素有“中原熟，天下足”“全国小麦看河南”等名号。
“美名”硬币的另一面是，河南在农业上获得的直接经济效益有限。参与6月联合调研组会议的喻新安表示，加大对粮食生产大县的奖励已被列入政策支持范围。
据悉，杜鹰在讲话里列举了几个数字，全国人均财政支出是6686元，而作为产粮大省的河南省，人均财政支出只有3598元，少了一半，全国倒数第一。河南95个产粮核心县只有1798元，又比河南省的水平少了一半。95个产粮核心县里8个粮食产量在20亿斤以上的县则更低，只有1300元。从这个阶梯可以看出，生产粮食越多，财政支出越低，凸显了“谁种粮谁吃亏”的尴尬境地。所以要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让农民有利可图，不然农民宁可撂荒出去打工。据杜鹰透露，将在现行一斤粮食大体补贴五六毛钱的基础上提高种粮补贴。
除了“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推动粮食主产县人均财力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外，《指导意见》提出，对粮食生产核心区的支持还包括“设立耕地保护基金，对农民和集体管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给予直接补贴。加大以农田水利设施为重点的田间工程建设投入，提高中低产田改造、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整理和复垦开发中央补助标准，取消粮食主产县农林水基础设施项目的市、县配套资金”。
对于耕地保护基金，喻新安解释说，“设立耕地保护基金是为了保护耕地面积总量不减少粮食生产不下滑。因为工业化城镇化占地，要通过占补平衡倒腾建设用地，这就需要国家专项经费的投入和有别于其他区域的特殊政策。”
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被视为促进“三化”协调发展的重中之重。农产品深加工等涉农产业则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此前河南也曾提出要做全国人民的“厨房”。河南省农经学会副秘书长蔡世忠对《财经》记者指出，目前来看，河南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得还远远不够。河南农产品深加工增加值与农业增加值的比重是0.9∶1，还不到1∶1，有的省市农产品深加工增加值达到2∶1，甚至3∶1。
市场人士认为，除了科技应用不够外，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普遍面临着高税负也是农业产业化不顺遂的原因之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在去年10月关于建设中原经济区汇报座谈会上再次呼吁，建设中原经济区要争取国家完善不太合理的税收制度。比如农产品原材料购进的时候，按13％的税率来抵扣进项税额，而粗加工农产品销售的时候，增值税税率是13％，正好抵掉。而深加工农产品销售的时候，增值税的税率要17％，这是叫大家都不要去搞深加工。
韩启德提出要把农产品精深加工业的增值税税率降到13％以下，鼓励农产品深加工产业的发展，对二次开发进入加工领域的农产品免征增值税，免征农产品流通环节的增值税等建议。河南方面则在《指导意见》中提出希望“农产品加工增值税收入全部留县，中央和省、市财政不再分成”。
据悉，今年4月财政部已派出专家课题组到河南省就支持中原经济区建设财税政策进行专题调研，具体研究中央应如何在财税政策上支持中原经济区建设，提出既符合国家财税政策总体导向，又真正对中原经济区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有含金量的财税政策措施。
“工”“农”结合挑战
官学两界的人士都指出，当下各地发展的愿望都十分强烈，而处于基础和保障地位的产业如农业往往由于低附加值而不被看好，如何在既满足区域渴望发展愿望的同时还能保证基础产业得到发展，值得研究和探索。山东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卫国通过对比河南山东二省的农业发展现状指出，山东农业发展，得益于在农业产业布局上下功夫，比如大蒜、生姜、小香葱都是产业化经营。沿着大的主干交通，将零散地块通过交换、土地流转集中起来。“实现规模化经营以后，一般传统的、门类比较小的产品，附加值比较低，不可能满足市场需求，所以山东大力抓农业品质、质量，搞种子革命，现在莱芜生姜、烟台苹果、金乡大蒜等已远销国外。”张卫国对《财经》记者说。
同为农业大省，河南也曾经探索“公司+农户”等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其有关乡村调研的纪实文章中对此有所描述。
建设全国“三化”协调发展示范区，继续推进农业产业化是中原经济区绕不过去的课题。目前河南省通过产业化经营引导的农户占农村总户数的30％，尚有三分之二以上农户游离于农业产业化组织之外。
河南省农经学会副秘书长蔡世忠的研究结果显示，“就处于产业化组织中的农户来说，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松散型居多，加上这些组织自身发展程度也不高，缺乏资金、技术、信息和相应的管理手段，一些产业化组织难以发挥‘组织农户’的作用”。
在新型工业化方面，杜鹰认为，目前河南省工业的绝对量已经占到了全国第五位，且门类齐全，但作为后发地区，对于河南工业的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理清思路，找到自己未来的主导产业，并集聚发展、不断创新。
一直以来，主导产业竞争力不强、技术水平低和过于依赖能源原材料行业的状况突出是河南工业发展的主要特征。河南在全国产量排名靠前的工业产品主要是煤、铝、纱、水泥等初级产品，汽车、集成电路、电脑、手机、空调、冰箱等终端高端工业品产量排名均比较靠后。
河南省科学院副院长张占仓对《财经》记者坦承，中原经济区经济总量虽大，但中低端产业占比很大，需要发展更多的高端产业。承接产业转移，除了引进沿海地区的高端产业，也在吸收外省大学和省内科研单位的科研成果。希望通过这些科研成果的转化，促进高端核心技术产业在河南发展，这样使河南的整个产业层次得到提升。
喻新安建议，河南发展新型工业化应充分考虑如何与现代农业兼容并蓄。“依据本地农业资源优势发展起来的新型工业化，势必与现代农业发展存在相互联动的依存关系。现代农业为新型工业化提供市场，新型工业化为现代农业提供技术、信息、装备支撑和财力支持。”
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韩康认为，河南是农业大省，粮食又是产品链中比较低端的初级产品。不能牺牲农业和粮食生产，是国家对河南不可改变的基本定位。“这其实也是河南的特色。河南应在这种特色定位中找到最适合发展农业和粮食产业的工业体系。”韩康说。
官学两界人士普遍认为，由于长期以农业这个弱势产业为主，中原经济区的“三农”问题比全国其他地方都显得更加突出，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比全国其他任何地方也要大得多。中原经济区拥有人口1.7亿，农村人口占较大比重。区域发展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在一个传统农业区域，率先走出一条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产为代价的“三化”协调推进之路，对全国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对中西部地区解决“三农”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土地账本腾挪
中原经济区耕地面积约1.9亿亩，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都需要土地，如何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确保农业安全是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关键。
对于拥有接近1亿人且正在加速推进城镇化的河南省来说，土地供应正日渐捉襟见肘。在河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耿明斋看来，河南作为农耕历史最久的传统农区，又人多地少，能开垦的荒地早已开垦完毕，早已没有荒地储备供工业和城市建设之用。
一方面耕地不能减少，一方面还有上千万人在未来几年陆续“进城”，按照河南省发改委主任张维宁的测算，随着中原经济区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全面推进，未来十年间，河南将有2000万左右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二者矛盾相当尖锐。
解铃还须系铃人。在河南官学两界人士看来，城镇化和工业化所需土地还是要从加大城镇化力度上打主意。在耕地面积硬约束的前提下，不断扩张的建设用地就只有一个来源，那就是农村大量的建设用地储备。
“据测算，农户从原有居住状态转换为城市居住状态，可以节约四分之三的建设用地。所以，要把农村潜在的建设用地挖掘出来满足不断增长的工业和城市建设用地的需要，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农民进城，也就是大规模的城市化。”耿明斋说。
实际上，大规模的城市化不仅是解决工业和城镇建设用地的出路，也是农业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因为只有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才能为土地规模经营提供空间，而土地规模经营是现代农业的基本表现形式。在业内人士看来，这就是中原经济区提出“三化”协调的基本逻辑。
在“十二五”期间，河南省平均每年需要80万亩的土地用于建设，而国土部每年只能给河南20万到25万亩的用地指标。
有专家因此认为，中原经济区要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时期实现粮食增产，也就意味着要在国民经济结构从低收益率的生产力部门整体向高收益率的生产力部门跃迁的过程中，保证低收益率生产部门不萎缩，而且还要加强，这在国内外都没有先例，是中原经济区的巨大挑战。
对于这一点，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处处长刘云也表达了自己的无奈。她对《财经》记者说，通过农民集中居住可以解决上述矛盾。但农民移居到城市，如果已经在二三产业稳定就业了，那不成问题。而如果仅从形式上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出去了，之后由于就业方式和生产方式的“突变”使得转移后收入很不稳定，“就会造成社会问题”。刘云在调研中发现，上层提出的通过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并不容易，在现实操作层面会遇到一些问题。
河南省常务副省长李克提供的数据印证了上述问题。
在对《中原经济区建设纲要（试行）》的说明中，李克指出，“根据测算，今后一个时期，我省每年城镇需要就业再就业都在220万人以上，农村还有将近1000多万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而目前城镇每年仅能提供新增就业岗位100万左右。”
除了要求河南在土地利用上“勒紧腰带”外，中原经济区也会多少获得一些特殊照顾。国土资源部规划司司长董祚继明确表示，“中原经济区将按照其主体功能区的要求，来制定和实施差别化的土地政策，国土资源部门将给予一定的倾斜支持。”
具体而言，将对中原经济区适当增加一部分用地指标，促进城乡用地的空间结构和布局的完善。通过布局的完善，来解决区域的发展用地矛盾问题。
“中原经济区提出要‘三化’协调发展，纳入重点开发区域后，在土地政策上，国土资源部门将继续按照‘三化’协调发展的路子来给予扶持。”董祚继分析指出，耕地保护和城镇发展，如果处理好了，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对河南而言，现在城乡建设用地的存量还是比较大的，通过结构和布局调整，可有效地解决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用地需求，“如果城乡用地政策运用得好，可在不用扩大建设用地规模的基础上，促进工业化与农业化的相互协调、互相促进”。
县域经济突破
2009年，河南省城镇化率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9个百分点，在全国倒数第五位，中部地区倒数第一。同时，河南城镇化率低于工业化率13.2个百分点。有关数据显示，目前河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3.7％和93.3％。
问题何在？业内人士指出，原因在于河南县域经济落后，除了工矿城市和经济相对发达城市外，大部分城市为“小马拉大车”，无法带动农村经济发展。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陈栋生对《财经》记者指出，河南需要协调大都市和县域经济的统筹发展，让每个县城都有活力，就像动车车厢一样，每个车厢都有动力，这样才能像动车组一样快速运行。
在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中，一定要扩大消费，改善民生。“河南省有1亿人，按理说市场需求应该很庞大，但眼前的事实是，农民购买力比较低，郑州市农民一年支出货币是5372元，开封是3045元，而黄淮四市还不到3000元。”陈栋生说。
河南省常务副省长李克在一份内部资料中指出，县域承载了河南省70％左右的人口和经济总量。把县城发展作为加快城镇化的重点，推进产业—集聚区建设，全面激发县域经济内在活力，有助于加快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指导意见》中亦提道，“把县城发展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点，支持县城发展成为中等城市，有条件的率先发展为大城市，增强承接中心城市辐射和带动乡村发展的能力”。
加强县域经济发展离不开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大力推进省直管县被视为不二法门。
“过去推行市带县，现在回头看，也有盲目性的一面。河南有些市比较小，鹤壁市就两个县，漯河市也只有三个县，体量很小。而地级市四大行政班子俱全，‘头重脚轻’，行政成本太高。”喻新安对《财经》记者表示，市管县就是多一层盘剥，省直管县事实上是解放县的生产力，河南应该扩大省直管县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