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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在民间已经流传1千多年，被称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它曾被改编为戏曲、电影、舞台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其中，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堪称经典之作，这部作品是为向国庆10周年献礼而创作的，乐曲的问世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2009年5月26日，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小提琴演奏家家俞丽拿以独奏全曲的方式，再现了50年前《梁祝》首演的场景，观众熟悉的旋律再一次响起。半个世纪以来，正是这动人的旋律把“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传向了世界，也让中国人第一次听懂了西洋乐器演奏的音乐。(图1)
这首音乐是何时诞生，期间又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呢?
作曲家何占豪说，1958年，我们到上海郊区体验生活，农民看我们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师生，会拉小提琴、大提琴，便让我们给他们演奏乐曲。我们拉莫扎特、贝多芬的作品给他们听，听后他们说不懂。问他们喜欢听什么，他们说愿意听越剧、沪剧。(图2)
小提琴演奏家家俞丽拿说，当时大家痛苦的是，我们到工厂、农村、剧场演出的那些外国小曲子，我们以为比较普及，但老百姓却听不懂。
何占豪说，一次演出时，先是男的走了，后来女的也走了，有一位老太太挺专一的，一直在那里，我们很激动，一个人我们也给你拉。拉完之后我们问老太太，你为什么喜欢我们拉的音乐?她说，因为你们坐的凳子是我的，我要搬回去，我们当时很尴尬。
西洋乐器怎样才能被中国老百姓接受和喜欢呢?当时管弦系支部书记刘品提出了一条探讨性的意见。
何占豪说，他提出小提琴要为工农服务，主要是要民族化，因为没有民族化的作品给老百姓听，我们根据越剧音调改编了一个弦乐四重奏，取名《梁祝》。
1958年初秋，何占豪创作的小提琴四重奏《梁祝》，得到学校党委书记孟波的关注和肯定。很快，在系支部书记刘品的建议下，几个学生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何占豪担任组长。
此时，校党委向全校师生提出“解放思想，大胆创作，以优异的成绩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口号，这一号召立刻在校园里激起了阵阵波澜。随后一次在下乡的轮船上，面对岸边“促生产搞发展”的熊熊烈火，实验小组的同学一致通过了“大炼钢铁”和“女民兵”两个题材。而何占豪却想起了党委书记孟波曾经说《梁祝》是一条路子，让我们探索下去的话。
于是，《梁祝》成为第3个备选题材。何占豪想，反正3个里面由领导挑，他挑哪一个，我们就写哪一个。他连夜写信寄往上海，叫孟波书记挑选。
同学们满怀信心地把两个主流题材和用来凑数的“梁祝”一并寄回上海。孟波的回复出乎大家的预料。
孟书记说，大炼钢铁的题材，从小提琴的特性来讲不合适。各种客观事物，都有它一定的客观规律，小提琴表现大炼钢铁，怎么表现?表现全民皆兵也不适合，小提琴是很抒情的。
何占豪说，3个题材里面他打了一个勾，希望在小《梁祝》的基础上写个大《梁祝》。孟波说，何占豪既然会小提琴，又比较熟悉越剧，这个题材还是有希望。另外两个恐怕不合适。(图3)
1958年冬天，因为党委书记孟波的一笔圈点，由何占豪等人组成的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在用西洋乐器演奏中国民乐的道路上闯开了一条大胆的探索之路。原本只是用来为农民演出的小“梁祝”，因此得以演化为日后的不朽之作。
然而当时，对于几个还是管弦系一年级学生的组员来说，独立创作一部协奏曲实在是太困难了。
何占豪说，因为我们没学过配器，铜管乐、打击乐我们不熟悉，最好是有作曲系的老师指导，如果作曲系的同学跟我们合作更好。
《梁祝》的另一位作者是陈钢。有人说，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是在一个纯情的年代，由两个纯情的年轻人共同写下的一曲纯情的作品。(图4)
何占豪与陈钢的初次见面是在一次下乡演出的轮船上。
何占豪说，同学丁芷诺对我说，陈钢是我爸爸(丁善德)的学生，是不是叫他跟我们合作。
当何占豪满腔热情邀请陈钢跟他们合作时，他却以写毕业作品为由拒绝了。
陈钢说，他们改编两个小曲子是可以的，就像几个能工巧匠做个小木屋可以。但要造一个金茂大厦，必须要有工程师，要有建筑图，还要有各方面的协力才能做这个事情。
从小生长在音乐世家的陈钢是作曲系4年级的学生，对于一年级同学的实验性作品并没有多少兴趣，在这样的情况下，小组成员只好动用老师的力量。
在导师丁善德院长的劝说下，陈钢终于同意加入实验小组。
何占豪说，第二年2月刚开学，陈钢同意跟我们合作消息传来，我们实验小组一片欢腾。而且丁院长同意何占豪跟陈钢一起到他那里上课。
在协奏曲表现“抗婚”的段落中，西洋乐器铜管严峻的节奏奏出了封建势力凶暴残酷的主题，独奏小提琴在其中表现了祝英台的悲痛与惊慌。
这一段乐曲，何占豪根据陈钢的意见进行了修改。
在那个集体利益最大的年代，两个不同出身，不同性格的年轻人在不断的碰撞中完成了各自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一次合作。(图5)
很快，大家迎来了作品首演的日子。
1959年5月27日，上海音乐学院为国庆10周年的献礼音乐会在兰心大戏院上演，实验小组的几个同学怀着忐忑的心情走上了舞台。(图6)
何占豪说，拉完后几秒钟，一点声音也没有，我想糟糕了，大家没有什么反应，但几秒钟之后，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我松了一口气：观众是喜欢的。原来大家都投入到作品里面去了。
协奏曲最后描述“化蝶”场景的乐曲，在当年的小范围试奏中并没有这段，经孟书记指点，这段如画的旋律才没有与我们失之交臂。
何占豪说，当时我们拉到祝英台哭坟死了，是没有“化蝶”的。
作曲家陈钢说，那个时候没有“化蝶”，写到祝英台投坟殉情了，演奏完大家都不响了，很难过。
何占豪说，演完之后，孟波院长问，没有啦?我说没有了。他说“化蝶”呢?我说“报告领导，我们新中国青年不相信迷信，不能化蝶”。孟波院长笑嘻嘻地说，恐怕不能这样看吧?
陈钢说，孟波院长说应该有“化蝶”。“化蝶”是一个很浪漫的反抗，因为生不能在人间成双对，死了也要在天上一起飞翔，多好啊，在音乐上也是首尾相呼应嘛。
半个世纪以来，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经历了众多中外艺术家无数次的演绎，他们录制的不同版本的唱片也创造了中国乐曲类唱片的出版纪录。正是这美好的音乐，让我们永远记住了那些对《梁祝》有所贡献的人，记住了这部伟大的作品诞生的那个纯情的年代。
2009年5月26日，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小提琴演奏家家俞丽拿以独奏全曲的方式，再现了50年前《梁祝》首演的场景，观众熟悉的旋律再一次响起。半个世纪以来，正是这动人的旋律把“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传向了世界，也让中国人第一次听懂了西洋乐器演奏的音乐。(图1)
这首音乐是何时诞生，期间又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呢?
作曲家何占豪说，1958年，我们到上海郊区体验生活，农民看我们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师生，会拉小提琴、大提琴，便让我们给他们演奏乐曲。我们拉莫扎特、贝多芬的作品给他们听，听后他们说不懂。问他们喜欢听什么，他们说愿意听越剧、沪剧。(图2)
小提琴演奏家家俞丽拿说，当时大家痛苦的是，我们到工厂、农村、剧场演出的那些外国小曲子，我们以为比较普及，但老百姓却听不懂。
何占豪说，一次演出时，先是男的走了，后来女的也走了，有一位老太太挺专一的，一直在那里，我们很激动，一个人我们也给你拉。拉完之后我们问老太太，你为什么喜欢我们拉的音乐?她说，因为你们坐的凳子是我的，我要搬回去，我们当时很尴尬。
西洋乐器怎样才能被中国老百姓接受和喜欢呢?当时管弦系支部书记刘品提出了一条探讨性的意见。
何占豪说，他提出小提琴要为工农服务，主要是要民族化，因为没有民族化的作品给老百姓听，我们根据越剧音调改编了一个弦乐四重奏，取名《梁祝》。
1958年初秋，何占豪创作的小提琴四重奏《梁祝》，得到学校党委书记孟波的关注和肯定。很快，在系支部书记刘品的建议下，几个学生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何占豪担任组长。
此时，校党委向全校师生提出“解放思想，大胆创作，以优异的成绩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口号，这一号召立刻在校园里激起了阵阵波澜。随后一次在下乡的轮船上，面对岸边“促生产搞发展”的熊熊烈火，实验小组的同学一致通过了“大炼钢铁”和“女民兵”两个题材。而何占豪却想起了党委书记孟波曾经说《梁祝》是一条路子，让我们探索下去的话。
于是，《梁祝》成为第3个备选题材。何占豪想，反正3个里面由领导挑，他挑哪一个，我们就写哪一个。他连夜写信寄往上海，叫孟波书记挑选。
同学们满怀信心地把两个主流题材和用来凑数的“梁祝”一并寄回上海。孟波的回复出乎大家的预料。
孟书记说，大炼钢铁的题材，从小提琴的特性来讲不合适。各种客观事物，都有它一定的客观规律，小提琴表现大炼钢铁，怎么表现?表现全民皆兵也不适合，小提琴是很抒情的。
何占豪说，3个题材里面他打了一个勾，希望在小《梁祝》的基础上写个大《梁祝》。孟波说，何占豪既然会小提琴，又比较熟悉越剧，这个题材还是有希望。另外两个恐怕不合适。(图3)
1958年冬天，因为党委书记孟波的一笔圈点，由何占豪等人组成的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在用西洋乐器演奏中国民乐的道路上闯开了一条大胆的探索之路。原本只是用来为农民演出的小“梁祝”，因此得以演化为日后的不朽之作。
然而当时，对于几个还是管弦系一年级学生的组员来说，独立创作一部协奏曲实在是太困难了。
何占豪说，因为我们没学过配器，铜管乐、打击乐我们不熟悉，最好是有作曲系的老师指导，如果作曲系的同学跟我们合作更好。
《梁祝》的另一位作者是陈钢。有人说，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是在一个纯情的年代，由两个纯情的年轻人共同写下的一曲纯情的作品。(图4)
何占豪与陈钢的初次见面是在一次下乡演出的轮船上。
何占豪说，同学丁芷诺对我说，陈钢是我爸爸(丁善德)的学生，是不是叫他跟我们合作。
当何占豪满腔热情邀请陈钢跟他们合作时，他却以写毕业作品为由拒绝了。
陈钢说，他们改编两个小曲子是可以的，就像几个能工巧匠做个小木屋可以。但要造一个金茂大厦，必须要有工程师，要有建筑图，还要有各方面的协力才能做这个事情。
从小生长在音乐世家的陈钢是作曲系4年级的学生，对于一年级同学的实验性作品并没有多少兴趣，在这样的情况下，小组成员只好动用老师的力量。
在导师丁善德院长的劝说下，陈钢终于同意加入实验小组。
何占豪说，第二年2月刚开学，陈钢同意跟我们合作消息传来，我们实验小组一片欢腾。而且丁院长同意何占豪跟陈钢一起到他那里上课。
在协奏曲表现“抗婚”的段落中，西洋乐器铜管严峻的节奏奏出了封建势力凶暴残酷的主题，独奏小提琴在其中表现了祝英台的悲痛与惊慌。
这一段乐曲，何占豪根据陈钢的意见进行了修改。
在那个集体利益最大的年代，两个不同出身，不同性格的年轻人在不断的碰撞中完成了各自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一次合作。(图5)
很快，大家迎来了作品首演的日子。
1959年5月27日，上海音乐学院为国庆10周年的献礼音乐会在兰心大戏院上演，实验小组的几个同学怀着忐忑的心情走上了舞台。(图6)
何占豪说，拉完后几秒钟，一点声音也没有，我想糟糕了，大家没有什么反应，但几秒钟之后，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我松了一口气：观众是喜欢的。原来大家都投入到作品里面去了。
协奏曲最后描述“化蝶”场景的乐曲，在当年的小范围试奏中并没有这段，经孟书记指点，这段如画的旋律才没有与我们失之交臂。
何占豪说，当时我们拉到祝英台哭坟死了，是没有“化蝶”的。
作曲家陈钢说，那个时候没有“化蝶”，写到祝英台投坟殉情了，演奏完大家都不响了，很难过。
何占豪说，演完之后，孟波院长问，没有啦?我说没有了。他说“化蝶”呢?我说“报告领导，我们新中国青年不相信迷信，不能化蝶”。孟波院长笑嘻嘻地说，恐怕不能这样看吧?
陈钢说，孟波院长说应该有“化蝶”。“化蝶”是一个很浪漫的反抗，因为生不能在人间成双对，死了也要在天上一起飞翔，多好啊，在音乐上也是首尾相呼应嘛。
半个世纪以来，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经历了众多中外艺术家无数次的演绎，他们录制的不同版本的唱片也创造了中国乐曲类唱片的出版纪录。正是这美好的音乐，让我们永远记住了那些对《梁祝》有所贡献的人，记住了这部伟大的作品诞生的那个纯情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