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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一个注定要遇见的人
关于爱情，我有一套自己的“小九九”：第一，不想找运动员，因为我不想和他整天面对一样的问题；第二，学历要高；第三，工作要好；第四，有上进心；第五，个子要高；第六，长得要帅；第七第八第九、十、十一、十二……
想着想着，自己都笑了，符合这些标准的男人，那可真是“此人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于是小算盘归零重来，标准减为一条：只要我能爱上他。
爱情是世界上最难的一种遇见，幸运的是，于千万人之中，在时间无垠的荒涯里，没有早一秒也没有晚一秒，我们相遇了，尽管只是不经意的匆匆一面。
第一次听到阿文这个名字，是在1997年。那年我去香港比赛，中间有两个小时可以外出自由活动。我在香港的一个好朋友，外号叫“日本仔”的，打电话对我说出来喝点东西吧，顺便介绍你认识一个朋友，然后就是一通描述这个朋友有多么地帅。结果，我们到了，他却突然有事爽了约。这不禁在我脑袋里留了个悬念——这被吹得神乎其神的男孩究竟有多帅?
终于，1998年我看到了他的庐山真面目。我正在北京集训，“日本仔”打电话来说他有假期，想约几个朋友一起来北京玩，其中就有阿文。中午到京后，他们住在训练局旁的天坛饭店，打点好行李，下午来馆里看我训练。我抬头一看，“日本仔”旁边的男孩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帅哥了，高高的个子，黑黑的皮肤，短短的头发，上身随意地套了件T恤，下身一条大短裤。我对他的第一感觉：真土。
“日本仔”向我介绍：“阿文，在香港从事工程鉴定职业，还是香港一家篮球俱乐部的主力球员……”
我对他的第二感觉：沉默。用现在的词语表达就是“酷”！除了见面时和我礼节性地寒暄了几句外就再也不吱声了，“日本仔”为了活跃气氛，让我们聊聊我的本行——排球。可他的回答却是：“排球，我不喜欢。”我心想：“这人，有个性！”
随着他们返回香港，这件事的记忆也就慢慢被时间冲淡了。直到1999赛季联赛前，我有一段假期，就报了个旅行团去香港玩。在港期间，和“日本仔”等一些朋友聚过，并没有看到阿文，听说他去比赛了。
几天后，我回到深圳。有一天，突然阿文过来看我了，手里还拎着我最爱喝的珍珠奶茶，当时我心里一热，原来外表冷冷的阿文，内心却这样细腻，同时我感觉很奇怪，莫非他对我……
虽然我们有时会通个电话，但感情并没有什么进展，一来他的国语不好，我的粤语很烂，我们沟通起来很困难；二来悉尼奥运会快要到了，而我又偏偏在这个时候受了重伤，我只想快些恢复，早点回到赛场，其他都放在了脑后。
悉尼，不完美的奥运谢幕
1999年，郎导辞职，胡进指导接过帅印。这一年，我成为新一届国家女排队长，竞技状态达到了巅峰，本以为无缘参加的2000年奥运会又对我产生了巨大诱惑；但也是在这一年，一次意外受伤使我的运动生涯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6月27日，在瑞士女排精英赛决赛上，与古巴打到第二局18比24时，我上去拦对方17号桑切斯的扣球，结果意外发生了——隔着网我们重重地撞在一起，我感觉膝盖一阵剧烈的疼痛！被抬下场后，队医诊断是“膝盖外侧硬伤”，虽然疼得冒汗，但我还是长出了一口气，毕竟对于运动员来说，这伤算不得严重。
回到北京后，目睹了相撞情形的李全强领队不放心，带我去北医三院做了核磁共振检查，结果一出来，大家最担心的事被印证了，除了膝关节受伤，我的左膝韧带三分之一撕裂，起码要三个月才能彻底恢复。
悉尼奥运会临近，为了能够早日重回赛场，在几个月的恢复期里，我依然随队训练。
我是一个“扛练”的人，一般的小伤小病从来都是一咬牙挺过去，可是那段日子，我有时疼得忍不住偷偷掉眼泪，队医说我膝关节的伤会这么疼，是因为它并不肿也不积水，连一点缓冲都没有，就是骨头磨骨头。准备活动扣球5个一组扣10组，散配扣10组，单人拦网再练几组，然后打配合……我几乎没有请过假。一上午跳下来，下午我的腿几乎抬不起来，晚上睡觉时膝关节更是剧痛难忍，经常要垫上被子，固定好一个角度才能睡着。
悉尼奥运会，我们打得不好。小组赛上相继负于美国、克罗地亚和巴西，排在第四位，四分之一决赛又败给了如日中天的俄罗斯队。当时，我的心情很“灰”，不知道怎么会成这样。
阿文看了转播，想方设法把电话打到奥运村，他说了一些安慰我的话，大致意思是最后一次了，尽力就好……几年后的一个下午，我在他家里偶然发现了学国语的书和磁带，我才知道原来酷酷的阿文当年为了能和我沟通，居然偷偷去学普通话。
在五至八名的争夺中，我们首先战胜了韩国队，比赛结束时，我们双方隔着网列队握手。虽然语言不通，但多年的老对手们握完手互相拍拍手背，我们这些老队员都知道这是最后一次站在奥运赛场上了。再握一次手吧！算是对过去友谊的纪念和对明天的祝福。我运动生涯中的最后一场奥运会比赛是与德国争夺第五名。3比1，我们拿下！比赛一完，我们像火山喷发一样大哭起来，教练招呼列队合影。“笑一点”，大家互相提醒着，鼓励着。可是闪光灯亮过之后，又忍不住哭起来。
三届奥运会，八年，像几页或沉重或轻薄的书，就这样在我的人生中翻过
爱情，像那束紫色郁金香
打完奥运会，我们这批老队员要从国家队退役了。
十年来训练的紧张与辛苦，使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期盼这一天到来，然而当它真的近在咫尺时，我却又觉得不舍，人就是这么一种复杂的动物。
前两天，楼道里一直充满着忙碌和幸福的气氛，收拾东西、托运行李，队友们都忙着回省，只有我闷闷不乐，因为肩伤我还需要在北京多待一段日子，好在赖亚文也要留下处理一些事情。
人去楼空。
赖亚文很忙，常常很晚才能回来，大多数时候，女排住的这层楼里只有我一个人。这间宿舍，我断断续续住了10年。它的位置并不好，挨着洗衣房，洗衣房的下水管就通到这间宿舍的卫生间里。晚上有的队员会在熄灯前洗最后一拨衣服，哗哗的水声就是我的催眠曲；而休息日，勤劳的队员又会一大早来洗第一拨衣服，于是水声又成了我的闹钟。郎导执教时，曾问过我：“孙玥，给你们调一个房间吧，这间太吵了。”我说不用，住了这么多年都习惯了。
调一下都舍不得，何况如今我要彻底地离开。
一个人呆呆地坐着，感觉很凄凉。这时，我心里不禁想起了阿文，多次接触中，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好感，只是他为什么不表白呢。有天晚上，他又来电话，依然是几句寒暄，我稍稍有一些失望。
离开国家队后，10月份我回到南京备战九运会。11月19日，他像往常一样打电话到我宿舍，我们聊了很久很久。突然，听筒那边静下来，许久后，他认真地说： “孙玥，我们做朋友吧。”
“朋友，我们本来就是朋友啊。”我大大咧咧惯了，话刚说出口就感到自己少根筋，又赶紧补充说，“你让我想一下啊！”他仿佛一下子在电话那端被冻住了，半天没说话，事后，回忆起这一幕，他说：“那可是我第一次跟女孩表白，你竟然跟我说要想一下，当时真害怕你会拒绝。”我哈哈地笑起来：“说你迟钝，你还真迟钝！要拒绝早拒绝了，女孩子嘛，总要矜持一点不是?”
2000年12月9日，阿文来南京看我，尽管我们已经认识了两年多了，可这次我们才开始用一种全新的心态去接纳和认识彼此。
他是个非常细心的男孩。进我宿舍坐下不到5分钟，他就挽起袖子开始了“义务劳动”。等我训练完回到宿舍，差点以为自己走错了房间。我平时丢三落四，总是出了门后才发觉不是忘了钥匙就是掉了手机，每次出门前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叮嘱我：“钥匙呢，手机呢，饮料没忘吧?”
2001年情人节，他又来南京看我，还带了一大束我最喜欢的紫色郁金香。其实他是一个内敛，甚至有些大男子主义的人，可以想象，他抱着一大束花在飞机上会有多逗，但是，为了给我惊喜，他不怕。听人说，把花倒放晾干就能制成干花永久保存，我把花束里面的满天星晾干了。郁金香保存不了，我就买了绢花，配上已经发黄的满天星，放在我家显眼的位置，直到今天。
我希望，我的爱情能像这束花，永远温馨，永远保持它纯真的样子。
亚平宁，一个遥远的地方
2001年代表江苏女排打完九运会，我决定无论如何要去国外打球。不只是为了赚钱，就是特别想出去看一看，感受一下真正职业联赛的氛围，在郎导帮助下我签约到了意大利米兰俱乐部，一同签约的还有来自云南的二传手何琦。
当时，正值工作变动的阿文对我说：“上海有许多公司在请人。”我说：“好啊，那你过来。”但是他想了想：“我来干吗呢?你又马上要去意大利了，我们还是离得好远……”我明白阿文的意思是想让我留在国内，但是我的心早就飞远了。
离意大利时尚之都米兰大约40分钟车程的地方，有一个叫做诺瓦纳(音译)的小城，我所效力的俱乐部就在这里。这支甲级队是以当地修道院冠名的，翻译过来叫作“圣女”队。队伍的驻地在纳瓦纳下面的一个叫做格拉嘎得(音译)的小镇。
这是一个普通的欧洲小镇，小到从我住的地方走10分钟就到了镇中心，再往前走10分钟，就出镇了。镇中心只有几家商店，宁静得好像一个星期都没有一桩生意。
镇上的人非常热情。刚到那里时，我和何琦攥着信，到处找邮局，找了个当地人一问，才知道问路比找路还累，我们不会意大利语，而他们只懂意大利语，双方一通哑巴似的比划之后，那人突然恍然大悟径直把我们带到了邮局。
意大利语的人名更难记。翻译给我介绍：“这个队员叫安达，记住了吗?”我点点头，可就在点头瞬间一拍脑：“哎?她叫什么来着?”后来，我和何琦干脆让翻译把每个人的名字写在纸上，我们在名字后注上汉语发音，再贴到房间墙上，没事时就记，这招还真管用，没多久我们就能准确喊出队友的名字了。她们看到墙上自己中文的名字都很好奇，于是我们就写了在纸上送给她们当礼物。
刚刚从甲B升上甲A的圣女队，2002赛季总共引进了4名外籍球员，除我和何琦之外，还有一名南斯拉夫的副攻和一位克罗地亚的主攻。4名外援的到来，加上队里一群20岁上下拼劲十足的队员，圣女队竟然获得了甲A的亚军。意大利媒体惊呼，这是奇迹。
球队的战绩使小城的排球热迅速升温，以往为推销球票而头疼的俱乐部主席到后来居然要躲避各种要票的人。一次比赛，圣女队只能容纳4000多人的体育馆居然涌入了8000人，我们一进体育馆就感到呼吸困难。
一下子，我们在小镇上的知名度更高了。在街上碰面，他们会亲切地喊我“明——”，而何琦则被搞笑地唤作“阿气！”活像人在打喷嚏，每当这时我都忍不住大笑。这也怪不得意大利人，因为何琦的名字拼出来是“HEQI”，而意大利语中“H”不发音，这个“何”的音，他们憋得脸通红就是喊不出，后来他们索性就叫“琦——琦——”，既顺畅又亲切。
两年后，我开始厌倦漂泊
经过第一年适应期后，我逐渐熟悉了在诺瓦纳的生活，还因此改变了一些生活习惯。
我们喜欢自己做饭，何琦喜欢煮些米饭，用肉炒青菜，而这时我“懒”的本性就充分暴露出来了，常常买点排骨熬一锅汤喝上几天，记得当时最常吃的菜就是番茄炒蛋、火腿炒蛋，实在馋了就去何琦那儿打打牙祭，那以前我是不敢吃辣椒的，但一段时间下来，我竟然比她这个云南人还嗜辣如命。
我以前一点点奶酪都不肯碰，连沙拉酱都不吃，更不要说涂着厚厚一层奶酪的比萨了。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奶酪是臭的，跟妈妈去荷兰旅行的时候，导游带我们参观当地一家奶酪加工厂，妈妈进去看了，我就捏着鼻子站在工厂外面等她。直到去意大利一年半后的一天，何琦做出很享受的表情对我说：“你就尝一口嘛，很好吃的！”我终于鼓起勇气，皱着眉像吃药一样地咬了一小口，舌头在嘴边一打转儿，居然很好吃！这下我便一发不可收拾，直到现在提到比萨我都流口水。
球队升级之后，多了很多参加杯赛的机会，按照规定，我和何琦不能跟随球队参加，我们就很开心地有了假期。总在家呆着快闷坏了，我对何琦说：“我们来个意大利历险记吧！”于是让翻译给写好一张问路用的纸条，拿起一张地图，抱上一本中意字典，就出发了！目的地——摩迪那(音译)，因为郎导、李勇指导、殷茵、吴咏梅都在那里的俱乐部打球！我们坐火车到米兰，又从米兰坐火车到摩迪那，现在想想，两个不懂意大利语的女孩是够“历险”的。
第一年的圣诞节，俱乐部提供了来回机票，但我没有回家，而是把妈妈从南京接来，跟着旅行团，从意大利到法国，再到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几乎走遍了大半个欧洲。别看妈妈年纪大了，但比我还精神，有时我一步也迈不动了，她依旧兴致不减。
尽管我可以接妈妈来意大利，尽管我可以每年飞去几次香港与男朋友团聚，尽管第二个赛季，我所在的“圣女”队又拿了第二个联赛亚军，但是在第二年的时候，我开始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与茫然。我也不知道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总之晚上经常睡不着，即使捱到很晚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很早就醒，由于有时差，想找妈妈聊聊都不方便。有时实在睡不着了，我就一个人带着随身听到街上散步，一走就是一两个小时。一个念头总在我脑海里转：“孙玥，你快30岁了，难道就这样打一辈子球?”
那个赛季，郎导来到我所在的俱乐部担任主教练，有一天，我对她说：“郎导，我想回国……”
(未完待续)
整理／王津津 责编／王津津
关于爱情，我有一套自己的“小九九”：第一，不想找运动员，因为我不想和他整天面对一样的问题；第二，学历要高；第三，工作要好；第四，有上进心；第五，个子要高；第六，长得要帅；第七第八第九、十、十一、十二……
想着想着，自己都笑了，符合这些标准的男人，那可真是“此人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于是小算盘归零重来，标准减为一条：只要我能爱上他。
爱情是世界上最难的一种遇见，幸运的是，于千万人之中，在时间无垠的荒涯里，没有早一秒也没有晚一秒，我们相遇了，尽管只是不经意的匆匆一面。
第一次听到阿文这个名字，是在1997年。那年我去香港比赛，中间有两个小时可以外出自由活动。我在香港的一个好朋友，外号叫“日本仔”的，打电话对我说出来喝点东西吧，顺便介绍你认识一个朋友，然后就是一通描述这个朋友有多么地帅。结果，我们到了，他却突然有事爽了约。这不禁在我脑袋里留了个悬念——这被吹得神乎其神的男孩究竟有多帅?
终于，1998年我看到了他的庐山真面目。我正在北京集训，“日本仔”打电话来说他有假期，想约几个朋友一起来北京玩，其中就有阿文。中午到京后，他们住在训练局旁的天坛饭店，打点好行李，下午来馆里看我训练。我抬头一看，“日本仔”旁边的男孩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帅哥了，高高的个子，黑黑的皮肤，短短的头发，上身随意地套了件T恤，下身一条大短裤。我对他的第一感觉：真土。
“日本仔”向我介绍：“阿文，在香港从事工程鉴定职业，还是香港一家篮球俱乐部的主力球员……”
我对他的第二感觉：沉默。用现在的词语表达就是“酷”！除了见面时和我礼节性地寒暄了几句外就再也不吱声了，“日本仔”为了活跃气氛，让我们聊聊我的本行——排球。可他的回答却是：“排球，我不喜欢。”我心想：“这人，有个性！”
随着他们返回香港，这件事的记忆也就慢慢被时间冲淡了。直到1999赛季联赛前，我有一段假期，就报了个旅行团去香港玩。在港期间，和“日本仔”等一些朋友聚过，并没有看到阿文，听说他去比赛了。
几天后，我回到深圳。有一天，突然阿文过来看我了，手里还拎着我最爱喝的珍珠奶茶，当时我心里一热，原来外表冷冷的阿文，内心却这样细腻，同时我感觉很奇怪，莫非他对我……
虽然我们有时会通个电话，但感情并没有什么进展，一来他的国语不好，我的粤语很烂，我们沟通起来很困难；二来悉尼奥运会快要到了，而我又偏偏在这个时候受了重伤，我只想快些恢复，早点回到赛场，其他都放在了脑后。
悉尼，不完美的奥运谢幕
1999年，郎导辞职，胡进指导接过帅印。这一年，我成为新一届国家女排队长，竞技状态达到了巅峰，本以为无缘参加的2000年奥运会又对我产生了巨大诱惑；但也是在这一年，一次意外受伤使我的运动生涯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6月27日，在瑞士女排精英赛决赛上，与古巴打到第二局18比24时，我上去拦对方17号桑切斯的扣球，结果意外发生了——隔着网我们重重地撞在一起，我感觉膝盖一阵剧烈的疼痛！被抬下场后，队医诊断是“膝盖外侧硬伤”，虽然疼得冒汗，但我还是长出了一口气，毕竟对于运动员来说，这伤算不得严重。
回到北京后，目睹了相撞情形的李全强领队不放心，带我去北医三院做了核磁共振检查，结果一出来，大家最担心的事被印证了，除了膝关节受伤，我的左膝韧带三分之一撕裂，起码要三个月才能彻底恢复。
悉尼奥运会临近，为了能够早日重回赛场，在几个月的恢复期里，我依然随队训练。
我是一个“扛练”的人，一般的小伤小病从来都是一咬牙挺过去，可是那段日子，我有时疼得忍不住偷偷掉眼泪，队医说我膝关节的伤会这么疼，是因为它并不肿也不积水，连一点缓冲都没有，就是骨头磨骨头。准备活动扣球5个一组扣10组，散配扣10组，单人拦网再练几组，然后打配合……我几乎没有请过假。一上午跳下来，下午我的腿几乎抬不起来，晚上睡觉时膝关节更是剧痛难忍，经常要垫上被子，固定好一个角度才能睡着。
悉尼奥运会，我们打得不好。小组赛上相继负于美国、克罗地亚和巴西，排在第四位，四分之一决赛又败给了如日中天的俄罗斯队。当时，我的心情很“灰”，不知道怎么会成这样。
阿文看了转播，想方设法把电话打到奥运村，他说了一些安慰我的话，大致意思是最后一次了，尽力就好……几年后的一个下午，我在他家里偶然发现了学国语的书和磁带，我才知道原来酷酷的阿文当年为了能和我沟通，居然偷偷去学普通话。
在五至八名的争夺中，我们首先战胜了韩国队，比赛结束时，我们双方隔着网列队握手。虽然语言不通，但多年的老对手们握完手互相拍拍手背，我们这些老队员都知道这是最后一次站在奥运赛场上了。再握一次手吧！算是对过去友谊的纪念和对明天的祝福。我运动生涯中的最后一场奥运会比赛是与德国争夺第五名。3比1，我们拿下！比赛一完，我们像火山喷发一样大哭起来，教练招呼列队合影。“笑一点”，大家互相提醒着，鼓励着。可是闪光灯亮过之后，又忍不住哭起来。
三届奥运会，八年，像几页或沉重或轻薄的书，就这样在我的人生中翻过
爱情，像那束紫色郁金香
打完奥运会，我们这批老队员要从国家队退役了。
十年来训练的紧张与辛苦，使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期盼这一天到来，然而当它真的近在咫尺时，我却又觉得不舍，人就是这么一种复杂的动物。
前两天，楼道里一直充满着忙碌和幸福的气氛，收拾东西、托运行李，队友们都忙着回省，只有我闷闷不乐，因为肩伤我还需要在北京多待一段日子，好在赖亚文也要留下处理一些事情。
人去楼空。
赖亚文很忙，常常很晚才能回来，大多数时候，女排住的这层楼里只有我一个人。这间宿舍，我断断续续住了10年。它的位置并不好，挨着洗衣房，洗衣房的下水管就通到这间宿舍的卫生间里。晚上有的队员会在熄灯前洗最后一拨衣服，哗哗的水声就是我的催眠曲；而休息日，勤劳的队员又会一大早来洗第一拨衣服，于是水声又成了我的闹钟。郎导执教时，曾问过我：“孙玥，给你们调一个房间吧，这间太吵了。”我说不用，住了这么多年都习惯了。
调一下都舍不得，何况如今我要彻底地离开。
一个人呆呆地坐着，感觉很凄凉。这时，我心里不禁想起了阿文，多次接触中，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好感，只是他为什么不表白呢。有天晚上，他又来电话，依然是几句寒暄，我稍稍有一些失望。
离开国家队后，10月份我回到南京备战九运会。11月19日，他像往常一样打电话到我宿舍，我们聊了很久很久。突然，听筒那边静下来，许久后，他认真地说： “孙玥，我们做朋友吧。”
“朋友，我们本来就是朋友啊。”我大大咧咧惯了，话刚说出口就感到自己少根筋，又赶紧补充说，“你让我想一下啊！”他仿佛一下子在电话那端被冻住了，半天没说话，事后，回忆起这一幕，他说：“那可是我第一次跟女孩表白，你竟然跟我说要想一下，当时真害怕你会拒绝。”我哈哈地笑起来：“说你迟钝，你还真迟钝！要拒绝早拒绝了，女孩子嘛，总要矜持一点不是?”
2000年12月9日，阿文来南京看我，尽管我们已经认识了两年多了，可这次我们才开始用一种全新的心态去接纳和认识彼此。
他是个非常细心的男孩。进我宿舍坐下不到5分钟，他就挽起袖子开始了“义务劳动”。等我训练完回到宿舍，差点以为自己走错了房间。我平时丢三落四，总是出了门后才发觉不是忘了钥匙就是掉了手机，每次出门前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叮嘱我：“钥匙呢，手机呢，饮料没忘吧?”
2001年情人节，他又来南京看我，还带了一大束我最喜欢的紫色郁金香。其实他是一个内敛，甚至有些大男子主义的人，可以想象，他抱着一大束花在飞机上会有多逗，但是，为了给我惊喜，他不怕。听人说，把花倒放晾干就能制成干花永久保存，我把花束里面的满天星晾干了。郁金香保存不了，我就买了绢花，配上已经发黄的满天星，放在我家显眼的位置，直到今天。
我希望，我的爱情能像这束花，永远温馨，永远保持它纯真的样子。
亚平宁，一个遥远的地方
2001年代表江苏女排打完九运会，我决定无论如何要去国外打球。不只是为了赚钱，就是特别想出去看一看，感受一下真正职业联赛的氛围，在郎导帮助下我签约到了意大利米兰俱乐部，一同签约的还有来自云南的二传手何琦。
当时，正值工作变动的阿文对我说：“上海有许多公司在请人。”我说：“好啊，那你过来。”但是他想了想：“我来干吗呢?你又马上要去意大利了，我们还是离得好远……”我明白阿文的意思是想让我留在国内，但是我的心早就飞远了。
离意大利时尚之都米兰大约40分钟车程的地方，有一个叫做诺瓦纳(音译)的小城，我所效力的俱乐部就在这里。这支甲级队是以当地修道院冠名的，翻译过来叫作“圣女”队。队伍的驻地在纳瓦纳下面的一个叫做格拉嘎得(音译)的小镇。
这是一个普通的欧洲小镇，小到从我住的地方走10分钟就到了镇中心，再往前走10分钟，就出镇了。镇中心只有几家商店，宁静得好像一个星期都没有一桩生意。
镇上的人非常热情。刚到那里时，我和何琦攥着信，到处找邮局，找了个当地人一问，才知道问路比找路还累，我们不会意大利语，而他们只懂意大利语，双方一通哑巴似的比划之后，那人突然恍然大悟径直把我们带到了邮局。
意大利语的人名更难记。翻译给我介绍：“这个队员叫安达，记住了吗?”我点点头，可就在点头瞬间一拍脑：“哎?她叫什么来着?”后来，我和何琦干脆让翻译把每个人的名字写在纸上，我们在名字后注上汉语发音，再贴到房间墙上，没事时就记，这招还真管用，没多久我们就能准确喊出队友的名字了。她们看到墙上自己中文的名字都很好奇，于是我们就写了在纸上送给她们当礼物。
刚刚从甲B升上甲A的圣女队，2002赛季总共引进了4名外籍球员，除我和何琦之外，还有一名南斯拉夫的副攻和一位克罗地亚的主攻。4名外援的到来，加上队里一群20岁上下拼劲十足的队员，圣女队竟然获得了甲A的亚军。意大利媒体惊呼，这是奇迹。
球队的战绩使小城的排球热迅速升温，以往为推销球票而头疼的俱乐部主席到后来居然要躲避各种要票的人。一次比赛，圣女队只能容纳4000多人的体育馆居然涌入了8000人，我们一进体育馆就感到呼吸困难。
一下子，我们在小镇上的知名度更高了。在街上碰面，他们会亲切地喊我“明——”，而何琦则被搞笑地唤作“阿气！”活像人在打喷嚏，每当这时我都忍不住大笑。这也怪不得意大利人，因为何琦的名字拼出来是“HEQI”，而意大利语中“H”不发音，这个“何”的音，他们憋得脸通红就是喊不出，后来他们索性就叫“琦——琦——”，既顺畅又亲切。
两年后，我开始厌倦漂泊
经过第一年适应期后，我逐渐熟悉了在诺瓦纳的生活，还因此改变了一些生活习惯。
我们喜欢自己做饭，何琦喜欢煮些米饭，用肉炒青菜，而这时我“懒”的本性就充分暴露出来了，常常买点排骨熬一锅汤喝上几天，记得当时最常吃的菜就是番茄炒蛋、火腿炒蛋，实在馋了就去何琦那儿打打牙祭，那以前我是不敢吃辣椒的，但一段时间下来，我竟然比她这个云南人还嗜辣如命。
我以前一点点奶酪都不肯碰，连沙拉酱都不吃，更不要说涂着厚厚一层奶酪的比萨了。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奶酪是臭的，跟妈妈去荷兰旅行的时候，导游带我们参观当地一家奶酪加工厂，妈妈进去看了，我就捏着鼻子站在工厂外面等她。直到去意大利一年半后的一天，何琦做出很享受的表情对我说：“你就尝一口嘛，很好吃的！”我终于鼓起勇气，皱着眉像吃药一样地咬了一小口，舌头在嘴边一打转儿，居然很好吃！这下我便一发不可收拾，直到现在提到比萨我都流口水。
球队升级之后，多了很多参加杯赛的机会，按照规定，我和何琦不能跟随球队参加，我们就很开心地有了假期。总在家呆着快闷坏了，我对何琦说：“我们来个意大利历险记吧！”于是让翻译给写好一张问路用的纸条，拿起一张地图，抱上一本中意字典，就出发了！目的地——摩迪那(音译)，因为郎导、李勇指导、殷茵、吴咏梅都在那里的俱乐部打球！我们坐火车到米兰，又从米兰坐火车到摩迪那，现在想想，两个不懂意大利语的女孩是够“历险”的。
第一年的圣诞节，俱乐部提供了来回机票，但我没有回家，而是把妈妈从南京接来，跟着旅行团，从意大利到法国，再到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几乎走遍了大半个欧洲。别看妈妈年纪大了，但比我还精神，有时我一步也迈不动了，她依旧兴致不减。
尽管我可以接妈妈来意大利，尽管我可以每年飞去几次香港与男朋友团聚，尽管第二个赛季，我所在的“圣女”队又拿了第二个联赛亚军，但是在第二年的时候，我开始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与茫然。我也不知道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总之晚上经常睡不着，即使捱到很晚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很早就醒，由于有时差，想找妈妈聊聊都不方便。有时实在睡不着了，我就一个人带着随身听到街上散步，一走就是一两个小时。一个念头总在我脑海里转：“孙玥，你快30岁了，难道就这样打一辈子球?”
那个赛季，郎导来到我所在的俱乐部担任主教练，有一天，我对她说：“郎导，我想回国……”
(未完待续)
整理／王津津 责编／王津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