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词家叶嘉莹先生，少时在其伯父的影响下对古典诗词产生浓厚的兴趣，加之天性聪颖，其学习经历可谓是半家学，半自学。及至考入辅仁大学，师承顾羡季先生，顾先生那旁征博引、意兴风发、活泼入微、喻想丰富的讲授，给了嘉莹先生极大昭示，又因早年受王国维《人间词话》影响较深，且后来亦曾受到西方理论的影响，先生逐步形成了一系列异于先者的理论见解。其一生著述颇丰，且又喜创作古典诗词。她曾说：“‘能感之’与‘能写之’实当为诗与词之创作所同需具备的两种重要质素”。正因为她具备这两种质素，才能对其作出精确的衡量，进而既在作诗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且其词论也自成一家。纵观先生的研究，其领域涉及到了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与评说，对历代词论的研究，运用西方理论来重构传统词学等。在先生诸多词论贡献中，我于此摘选几处，来谈谈我粗浅的看法。
　　
　　一、关于词的独立地位及其划分问题
　　
　　谈到词，人们常喜把之拿来与诗歌对举。中国诗歌的传统不是以言志为主，即是以抒情为主，在《尚书·尧典》中就曾有过“诗言志”的记载，《毛诗·大序》中也有过“诗者，志之所之”及“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之说。且无论是“言志”或“抒情”之说，就创作主体而言，皆是作者有意而为之。叶先生指出诗歌创作就是一种“显意识的活动”，除此，诗歌中还往往包含有一种伦理道德和政教的观念，诗中所言之“志”，大多数都是指和政教有关的一些理想和抱负。而词则是一种在歌筵酒席间伴随着音乐而兴起的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兴起于唐五代，初期的词作乃士大夫们为了配合曲子而作，因此并未曾想要表达何种心志，遂其内容往往以美女及爱情为主。在《花间集·序》中曾有记载说这些所谓“诗客曲子词”原只是一些“绮筵公子”在“叶叶花笺”上写下来，交给那些“绣幌佳人”们“举纤纤之玉手拍案香檀”去演唱的歌辞而已，在中国这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诗词大国，对于传统诗教而言，这不得不说是词的一个重大突破。有学者却指出这些最初兴起的词无非都是一些感伤幽怨，空洞乏味的消遣之作，于内容上毫无意义，因而视词为小道而不得与诗歌为伍。叶先生却以其独到的眼光提出，正是这类作者无意识而为之的词，却真正道出了“作者心灵中深隐的本质”。如此看来，先生对于唐五代及宋初兴起的这类小词是甚为欣赏的。而先生论词，并没局限于唐五代及宋初的小词，她在对词进行了纵向考察后，根据五代至整个宋代词的发展及演变，将词的特质分为“歌辞之词”，“诗化之词”和“赋化之词”三个阶段。词在最初发展之时，只是一些歌筵酒席之作，而受到言志抒情的影响，那些士大夫在进行创作之时，有意识地由这种歌筵酒席之作转向了言志抒情的诗化之词阶段，在此阶段，苏轼可谓是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他手中，词是集言志抒情与曲折含蕴为一体，非但没有失去词之特质，且其佳者往往能在“天风海涛之曲中，蕴含有幽咽怨断之音”。至南宋，周邦彦以赋笔为词，以铺陈勾勒的思力安排取胜，试图使词摆脱靡艳与粗浅的流弊，因而使词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赋化之词。此种诗歌不仅在内容上对于传统诗学是一种突破，且在方式上变感发为主的叙写为以思力安排为主的叙写，不得不说是词史上的一大突破。综观这三个阶段，先生没有对其做高低之分，而是指出，这三类词之佳者“莫不以具含一种深远曲折耐人寻绎之意蕴为美”。这种意蕴，是要唤起读者之联想的，有待读者凭着不同的感发力量去感知的。
　　叶先生通过对词在创作方面对于传统诗教的突破，词的演变及发展过程和其所能引起读者的不同联想的分析，提出了词之异于诗歌的特质，可视为先生论词史上的一大贡献。
　　
　　二、对王国维“境界”说的新认识
　　
　　先生早期曾在《王国维》一书与《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中，专门讨论过“境界”问题，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而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索，先生并没有故步自封，在其多年后的《对传统词学与王国维词论在西方理论之观照中的反思》一文中又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并提出了一个多为后人所忽略的问题即：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中所独标的“境界”其实是王氏用以说明词所区别于诗歌的一种特质。虽然王国维对于词之特质的体认在他的词话中零散提到过，但终没有自成体系，因而对于境界一词的讨论，后人往往是集中于对其“造境”、“写境”、“有我”、“无我”等问题的探讨。叶先生凭着自己对词的真切体悟，及对《人间词话》的深入研究，从另一个视角，为我们解释了王国维所独标的“境界”一词。在此，先生列举了《人间词话》中的两则词话：
　　其一：南唐中主词“菡萏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乃古今独赏其“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故知解人正不易得。
　　其二：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第一则词话中，王国维引用了中主李璟的《山花子》一词。若从表面来看，其所写只不过是伤离怨别的思妇之情，但王国维却指出“菡萏”二句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可见其并没有从作品所写的外表情事立说，而是从作品的感发作用所给予读者的联想来立说的；而第二则词话中，王国维举了晏殊，欧阳修及辛弃疾三人的小词，从外表来看，这三句词也是一般歌辞常写的幽怨离别之情，但是王国维却认为这三句词乃是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的三大境界，仍然是从作品的感发作用给予读者的联想来立说。叶先生认为，王国维最大的成就，就是在于他对于这种小词的“要眇”的体认和评说。这些词特别是唐五代及宋初的小词，均为作者无意而为之的，而王国维却能从这些小词的“要眇”特质中，体验到许多超越于作品以外的丰富的感发和联想。而这些是很难用传统的评诗眼光来衡量的。因此，叶嘉莹先生认为，这也正是王国维之所以选择“境界”这一模糊的词来作为评词标准的原因了。历来对于“境界”一词的研究，都忽略了从词之特性方面来研究。叶先生能凭着自己女性特有的敏感发人所未发，探人所未探，可谓不易也。
　　
　　三、从西方理论看中国传统词学
　　
　　叶先生运用西方符号学、现象学、阐释学以及接受美学等来进行批评实践和理论建设并取得了显著成就。我认为此点乃是先生的突出贡献。她根据后人的看法，总结出两种说词方式：一种是张惠言《词选》中的“比兴寄托”为主的方式；一种是王国维《人间词话》中以哲理为主的方式。
　　先看张惠言的说词方式。一首词中最重要的是构成词的语言，而语言则是一种传达信息的符号。符号学的开山人物语言学家索绪尔把语言分为两个轴线——语序轴和联想轴。语序轴是构成语言表意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联想轴上则有一系列潜藏的语言，则需要读者通过丰富的想象去挖掘。明确了这一点，叶先生就为我们详细分析了张惠言的说词方式。
　　就张惠言对于温庭筠《菩萨蛮》的解说而言，在《菩萨蛮》中，叶先生指出：“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这四句从语序轴上来看，不过写一个女子的簪花照镜及衣饰精美而已，但是张惠言却从中看到了“《离骚》‘初服’之意”，这是因为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来看，《离骚》中常常用美人对自己的修饰来比喻君子的高洁好修。在《离骚》中的“初服”一句（此略），所喻示的就是贤人君子之不遇者的一种高洁美好的品德。而紧接着，《离骚》中又写了一大段“芙蓉为裳”、“缤纷繁饰”、“芳菲弥章”的衣服容饰之美。所以叶先生指出，张惠言之所以说温词有屈子《离骚》之意，他所依据的就是温词中一些对女性的独特描写的语码（如画眉、照镜）所提示的带有历史文化背景的联想轴的作用。但这些语码仅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联想的作用，而张惠言是把自己的这种联想强指为作者之用心，尽管这样看来是一种能够使词的诠释更加丰富的衍义，但是如此一来，词就被冠上了一种僵化的解说，从而失去了那种能引发人们丰富联想的特质。对于张惠言的说词方式，叶先生从西方理论中为他找出了依据，但是，对于这种刻板的解说方式先生还是不大赞成的。相比而言，王国维的说词方式则显得更为灵活和自由。
　　对于王国维的说词方式，先生主要是从西方接受美学，现象学来探讨之的。
　　接受美学认为，一件艺术品在未经过欣赏者的再创造以前，都只能被看作一部艺术成品，它一定要经过读者的审美或者再创造来完成。叶先生认为，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中以“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来说李璟的《山花子》一词，且以“三种境界”之说来评晏殊，欧阳修及辛弃疾的词，主要都是透过了读者的感发，“从而给作品赋予了一种新鲜的生趣”，这样正好是达到了接受美学所说的“再创造”。而现象学又认为，文学作品本身只能给读者提供一个含有很多层次的构架，其中留有很多空白需要读者的阅读去有待完成。但是读者的理解并非一定要作为对文本意义的解释或回答。因此，叶先生认为，对于晏、欧的小词，王国维能将其理解为“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的一种境界，正是基于此两点理论的。
　　对张王二家词论的分析，先生没有生搬西方文学理论，而是于传统诗学观念中融入西方理论，用西方理论来反观传统诗学，既不拘泥于传统旧学，又不刻意求新求异，对张王二家的词论做了又一次理论上的探究。
　　叶嘉莹先生对于词的研究可谓倾其一生的心血，从一位诗词爱好者到一名教授诗词的老师再到词论家，这期间先生积累了丰富经验，储备了丰厚的理论学识，加之自己与生俱来的诗词鼎赋，从对具体作品的赏析到作家作品的探究再到一系列理论的提出，叶先生以自己敏锐独到的眼光，融会中西，对词学界作出不少贡献。而她的很多观点几乎成了“词家之绝唱”，本文所提出的三个突出贡献，对于从事词学研究的人来说，是极具学习价值的，也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李奕，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