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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李商隐诗歌中弥漫着浓重的感伤意绪,成为晚唐诗歌感伤意绪的代表。置身“悲涼之雾,遍被华林” 的晚唐,经历着那个时代对知识分子的摧残压迫,李商隐用一切无法常驻的眼光看待世事盛衰和人世荣落,伤逝不仅以具体人事的方式大量出现在诗中,更作为精神意绪感染物态人情,使义山诗的情调充满了感伤。伤逝是构成义山诗感伤意绪的一部分,但程度往往更甚于感伤。
关键词:李商隐 伤逝 伤春
引 言
美好或有价值的事物的消逝会给人带来悲伤,尤其很多的消亡具有往而不返的宿命特质,聪明锐感的人可以预见到,却无法将其改变,这就使伤逝带有浓重的悲剧意味。伤逝之情是义山诗歌的重要内容。那么,在李商隐的伤逝之作中,逝者为何?何种事物的消逝或者毁灭引发了作者的悲恸伤悼之情?为了方便讨论,这里姑且将义山诗中所写的逝去的事物分为两类。
一类是具体的物质存在的人或者物,有下面几类:自然界的,有天文、地理、植物等;人类自身的,小者有四肢、五官,大则是人的生命整体;人的创造物,小者有建筑、器物、服饰,大则有城市、国家。作为伤逝的对象,李商隐经常写到的有自然界的花柳蝉莺、人的创造物的蜡烛,社会中个体的人,甚至于社会的存在形态国家等,这些事物虽然有些是物质和意识的结合,如具体的人和李唐王朝,但其相同之处是都具有实际的物质形态。既是实际的物质存在,就有从产生到灭亡的发展,且这灭亡是直观可见的。义山将这类事物的消逝、灭亡看在心里,在他的诗作中就出现了诸如春尽花谢、蜡炬成灰、人死灯灭、国破衰败种种引人伤恸的景象。下文将这类事物的消逝简称为具体事物之逝。与之相对应,在诗歌中表现这类事物的消逝时,直接呈现便是全篇主体的结构方式。
另一类是仅存在于意识中的事物,没有具体的形质,肉眼无法见到,肢体不能感知。它不作用于五官,却直接作用于心灵,因为它是普遍个体百年人生中清晰真实的感受,如年华(岁月)、爱情、友情、人生际遇等,无法用科学的测量来证实,却是客观真实的存在。岁月是人生的载体,岁月中一切存在都在变化,亲情、爱情、友情,乃至君臣情义诸种人际关系在时间的长线上交织出变幻流淌的交响乐,诸种关系从遇合到疏离,从炙热到冷淡,其间的滋长与消逝虽然不以直接的物质形态呈现,却是人们在生活的一连串的事件中产生的真切感受,在我们心中投射的波澜甚至较有形质之实体更为深广。下文将这类事物的消逝简称为意识存在之逝。因为意识存在超越了客观形体而直接诉诸心灵,所以在艺术表现上或出之以真情之咏叹,或发之以外物、状之以外物。
一、伤逝的直接对象与伤逝情感的表达
这里伤逝的直接对象指作者伤逝之情的内心源头和最终归依。根据伤逝直接对象的不同,可以把李商隐的伤逝诗分为三类。
第一类诗,伤逝的直接对象是生活中的物象人事,是生活中具体的物象人事使作者产生了短时间的情绪波动。客观对象和主观情感之间的关系是外而内的,反映了具体人事的消逝对作者内心的影响,当然作者意识深处对于伤逝的悲感也能影响其对外物的反应,但总的来说,是外在影响内心的成分大一些。
第二类诗,伤逝的直接对象是意识存在,其中除了自然的时间和人的岁月外,最主要的方面是人在社会中的关系际遇。脱离了具体的单个事件,复杂的情感关系是诸多单个事件的内里,涵盖人的整个生命轨迹。这不是具体外物,也不是单纯的情感,是具体外物和人情人心的交汇地带。因此,由意识存在之逝所产生的主观情感持续时间更为漫长,与心灵性格的关系更加密切。但与第一类诗相同,直接对象和主观情感的关系仍然是外而内的。
第三类诗,伤逝的直接对象是精神意绪,也正是伤逝之情感本身,而没有具体的对象。此类中的主导者是具有伤逝内质的精神意绪,或身边衰逝之景引起作者心中的伤逝之情,或所状之景只是为了抒发心中之情而借助的外物。伤逝对象由伤逝情感所支配,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内而外的。
由伤逝直接对象的不同,伤逝之情从暂时的情绪过渡到稳定的情感又化而为性格精神。而情愈稳定,诗篇反映的情感内质,与生活中具体物象人事距离愈遥远。与生活中具体物象人事拉开距离,作品中对伤逝直接对象的表达手法,就经历了从实到虚、由直接向间接过渡的过程,当以伤逝之情为直接对象时,景物的运用自由灵活,下笔不拘格套,诗篇的做法再不能以赋比兴来区分。下面分别讨论这三种诗中伤逝情感的表达方式。
(一)具体事物之消逝——直接呈现
此类诗中伤悼的主要对象是逝去的亲友和走向灭亡的李唐王朝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这两个方面在悼亡诗和政治诗中有集中的体现,包含了李商隐诗中的诸多名篇,如《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和《正月崇让宅》是对亡妻的怀念,《哭刘蕡》是对故友的伤悼,而《曲江》和《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是对国家衰败的思考。明确的主题内涵赋予了诗作明确的情感倾向。由现实人事中的伤逝引发的悲恸,在情感的发生上具有人群的普遍性。身为朋友,友人去世;身为丈夫,妻子去世;身为国民,山雨欲来风满楼;面临这样的遭遇,多数人在一定时间内,都会难以抑制强烈的悲恸之情。读者只要了解斯人斯事对作者的特殊意义,就能明确其中蕴含的感情倾向。
在生活中具体人事的消逝中,诗歌伤逝的直接对象就是伤逝情感的来源和归依。因此,由具体人事之消亡陨落而产生的悲伤意绪主要作直接之呈现,即事抒情,言在此,意在此。此类诗作在情感抒发方式上往往直接痛快,但直接呈现式的抒情远不止是直接抒情的单纯赋法,而是指不通过对他物的描摹来寓托感情,就事论事地围绕着所伤悼的人或事进行多方面的情感摹写,所用的艺术手法皆是对此种情感的深化表达或者由此产生的其他联想,摆脱了直接抒情的空泛和抽象,展现出美的画面、意境的兴感和浓烈的情感色彩。哀悼友人去世的《哭刘蕡》a 一诗紧扣哭刘蕡的主旨,从刘蕡生前遭遇的冷酷政治环境写起,到两人的生离死别,再到作者对友人死亡的无可奈何的悲恸,虽从不同的角度用多样的艺术手法进行论述,但从未将事件和情感分离开来。首联以超现实的图景“上帝深宫闭九阍,巫咸不下问衔冤”,用象征的手法写了刘蕡身处的严酷政治环境,颈联从去年春江边的离别写到今秋雨中的突闻噩耗,融叙事、写景、抒情为一体,用生离之思突显死别之悲,意境鲜明且深含意蕴,情感浓烈真挚。颔联:“只有安仁能作诔,何曾宋玉解招魂?”借助比喻自道徒有悲恸相诉,实无能力帮助改变现状,情感上的悲愤和行动上的无力正反相衬,使伤逝之情更加沉痛;尾联直接抒情,肯定刘蕡对自己的榜样作用。全篇紧扣刘蕡相关之事抒写伤逝之情,无一句不明确。义山以生活中的典型情节为出发点,作悼念妻子的五绝《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作者为行役远赴他乡,途中遇雪,由无衣自然地联想到妻子已逝,再无妻子与我寄衣,在三尺雪的寒冷中梦到旧日妻子临机织布的温馨场景,对妻子逝去的悲伤之情就蕴含在现实的凄冷及其与梦境的对照中,描绘的事件直指其中蕴含的感情。《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作为叙事诗,在对国家衰败经过的描述中思考其所以然,得出“又闻理与乱,系人不系天”b的结论,但终究无法上达民声,全篇饱含激愤忧伤之情,对国运衰颓的种种因果的描述下分明有一颗忧国忧民却无能为力的心,由所叙之事引动所言之情,事件与情感密不可分。
关键词:李商隐 伤逝 伤春
引 言
美好或有价值的事物的消逝会给人带来悲伤,尤其很多的消亡具有往而不返的宿命特质,聪明锐感的人可以预见到,却无法将其改变,这就使伤逝带有浓重的悲剧意味。伤逝之情是义山诗歌的重要内容。那么,在李商隐的伤逝之作中,逝者为何?何种事物的消逝或者毁灭引发了作者的悲恸伤悼之情?为了方便讨论,这里姑且将义山诗中所写的逝去的事物分为两类。
一类是具体的物质存在的人或者物,有下面几类:自然界的,有天文、地理、植物等;人类自身的,小者有四肢、五官,大则是人的生命整体;人的创造物,小者有建筑、器物、服饰,大则有城市、国家。作为伤逝的对象,李商隐经常写到的有自然界的花柳蝉莺、人的创造物的蜡烛,社会中个体的人,甚至于社会的存在形态国家等,这些事物虽然有些是物质和意识的结合,如具体的人和李唐王朝,但其相同之处是都具有实际的物质形态。既是实际的物质存在,就有从产生到灭亡的发展,且这灭亡是直观可见的。义山将这类事物的消逝、灭亡看在心里,在他的诗作中就出现了诸如春尽花谢、蜡炬成灰、人死灯灭、国破衰败种种引人伤恸的景象。下文将这类事物的消逝简称为具体事物之逝。与之相对应,在诗歌中表现这类事物的消逝时,直接呈现便是全篇主体的结构方式。
另一类是仅存在于意识中的事物,没有具体的形质,肉眼无法见到,肢体不能感知。它不作用于五官,却直接作用于心灵,因为它是普遍个体百年人生中清晰真实的感受,如年华(岁月)、爱情、友情、人生际遇等,无法用科学的测量来证实,却是客观真实的存在。岁月是人生的载体,岁月中一切存在都在变化,亲情、爱情、友情,乃至君臣情义诸种人际关系在时间的长线上交织出变幻流淌的交响乐,诸种关系从遇合到疏离,从炙热到冷淡,其间的滋长与消逝虽然不以直接的物质形态呈现,却是人们在生活的一连串的事件中产生的真切感受,在我们心中投射的波澜甚至较有形质之实体更为深广。下文将这类事物的消逝简称为意识存在之逝。因为意识存在超越了客观形体而直接诉诸心灵,所以在艺术表现上或出之以真情之咏叹,或发之以外物、状之以外物。
一、伤逝的直接对象与伤逝情感的表达
这里伤逝的直接对象指作者伤逝之情的内心源头和最终归依。根据伤逝直接对象的不同,可以把李商隐的伤逝诗分为三类。
第一类诗,伤逝的直接对象是生活中的物象人事,是生活中具体的物象人事使作者产生了短时间的情绪波动。客观对象和主观情感之间的关系是外而内的,反映了具体人事的消逝对作者内心的影响,当然作者意识深处对于伤逝的悲感也能影响其对外物的反应,但总的来说,是外在影响内心的成分大一些。
第二类诗,伤逝的直接对象是意识存在,其中除了自然的时间和人的岁月外,最主要的方面是人在社会中的关系际遇。脱离了具体的单个事件,复杂的情感关系是诸多单个事件的内里,涵盖人的整个生命轨迹。这不是具体外物,也不是单纯的情感,是具体外物和人情人心的交汇地带。因此,由意识存在之逝所产生的主观情感持续时间更为漫长,与心灵性格的关系更加密切。但与第一类诗相同,直接对象和主观情感的关系仍然是外而内的。
第三类诗,伤逝的直接对象是精神意绪,也正是伤逝之情感本身,而没有具体的对象。此类中的主导者是具有伤逝内质的精神意绪,或身边衰逝之景引起作者心中的伤逝之情,或所状之景只是为了抒发心中之情而借助的外物。伤逝对象由伤逝情感所支配,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内而外的。
由伤逝直接对象的不同,伤逝之情从暂时的情绪过渡到稳定的情感又化而为性格精神。而情愈稳定,诗篇反映的情感内质,与生活中具体物象人事距离愈遥远。与生活中具体物象人事拉开距离,作品中对伤逝直接对象的表达手法,就经历了从实到虚、由直接向间接过渡的过程,当以伤逝之情为直接对象时,景物的运用自由灵活,下笔不拘格套,诗篇的做法再不能以赋比兴来区分。下面分别讨论这三种诗中伤逝情感的表达方式。
(一)具体事物之消逝——直接呈现
此类诗中伤悼的主要对象是逝去的亲友和走向灭亡的李唐王朝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这两个方面在悼亡诗和政治诗中有集中的体现,包含了李商隐诗中的诸多名篇,如《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和《正月崇让宅》是对亡妻的怀念,《哭刘蕡》是对故友的伤悼,而《曲江》和《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是对国家衰败的思考。明确的主题内涵赋予了诗作明确的情感倾向。由现实人事中的伤逝引发的悲恸,在情感的发生上具有人群的普遍性。身为朋友,友人去世;身为丈夫,妻子去世;身为国民,山雨欲来风满楼;面临这样的遭遇,多数人在一定时间内,都会难以抑制强烈的悲恸之情。读者只要了解斯人斯事对作者的特殊意义,就能明确其中蕴含的感情倾向。
在生活中具体人事的消逝中,诗歌伤逝的直接对象就是伤逝情感的来源和归依。因此,由具体人事之消亡陨落而产生的悲伤意绪主要作直接之呈现,即事抒情,言在此,意在此。此类诗作在情感抒发方式上往往直接痛快,但直接呈现式的抒情远不止是直接抒情的单纯赋法,而是指不通过对他物的描摹来寓托感情,就事论事地围绕着所伤悼的人或事进行多方面的情感摹写,所用的艺术手法皆是对此种情感的深化表达或者由此产生的其他联想,摆脱了直接抒情的空泛和抽象,展现出美的画面、意境的兴感和浓烈的情感色彩。哀悼友人去世的《哭刘蕡》a 一诗紧扣哭刘蕡的主旨,从刘蕡生前遭遇的冷酷政治环境写起,到两人的生离死别,再到作者对友人死亡的无可奈何的悲恸,虽从不同的角度用多样的艺术手法进行论述,但从未将事件和情感分离开来。首联以超现实的图景“上帝深宫闭九阍,巫咸不下问衔冤”,用象征的手法写了刘蕡身处的严酷政治环境,颈联从去年春江边的离别写到今秋雨中的突闻噩耗,融叙事、写景、抒情为一体,用生离之思突显死别之悲,意境鲜明且深含意蕴,情感浓烈真挚。颔联:“只有安仁能作诔,何曾宋玉解招魂?”借助比喻自道徒有悲恸相诉,实无能力帮助改变现状,情感上的悲愤和行动上的无力正反相衬,使伤逝之情更加沉痛;尾联直接抒情,肯定刘蕡对自己的榜样作用。全篇紧扣刘蕡相关之事抒写伤逝之情,无一句不明确。义山以生活中的典型情节为出发点,作悼念妻子的五绝《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作者为行役远赴他乡,途中遇雪,由无衣自然地联想到妻子已逝,再无妻子与我寄衣,在三尺雪的寒冷中梦到旧日妻子临机织布的温馨场景,对妻子逝去的悲伤之情就蕴含在现实的凄冷及其与梦境的对照中,描绘的事件直指其中蕴含的感情。《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作为叙事诗,在对国家衰败经过的描述中思考其所以然,得出“又闻理与乱,系人不系天”b的结论,但终究无法上达民声,全篇饱含激愤忧伤之情,对国运衰颓的种种因果的描述下分明有一颗忧国忧民却无能为力的心,由所叙之事引动所言之情,事件与情感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