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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从1874年到1945年间，制造了一系列侵略战争，如：1874年发动侵略台湾战争；1875年制造了侵略朝鲜的“江华岛事件”；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侵占朝鲜全境并侵占中国九连城及安东；1900年参与八国联军侵犯中国；1904年将中国东北作为战场进行“日俄战争”从而强占中国东北部分地区；1914年一战期间出兵中国强占青岛、胶州湾和济南并对青岛和胶济铁路军事占领长达七年之久；1918年出兵西伯利亚侵犯苏联；1927年至1928年三次出兵入侵中国山东省；1931年至1937年侵占中国东北四省及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发动太平洋战争，侵占了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及太平洋部分岛屿。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终于结束了日本军国主义长期对外扩张、发动侵略战争的罪恶历史。日本穷凶极恶将近七十年，最终迎来的是一败涂地。当战争终于结束，反法西斯联盟国家的部分记者随同盟军踏上日本首都东京时，他们看到的是一幕幕什么样的情景？
浪人拔剑 儿童欢呼
1945年8月30日，部分美国、澳大利亚军队作为盟国派遣的首批军队抵达东京，英国路透社战地记者鲁宾随军队飞抵东京东南郊的厚木机场。据史料记载，鲁宾乃是盟国诸国新闻媒体和各大通讯社中最先赶抵日本的一位记者。一个半小时后，鲁宾就开始了以驱车（汽车、马车）、自行车和步行的方式漫游东京街头。鲁宾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作为路透社东京分社驻社记者在东京待过整整四个年头，因此对东京这个名列世界城市前茅的国际都市比较了解。古时的东京原是一个荒凉的小渔村，最早的名称叫千代田，后又称江户，直到1869年才被明治天皇改为东京，成为日本国首都。
鲁宾在东京工作时，东京已经成为著名的国际大都市，人口超过700万，高楼林立，街景繁华。日本制造“珍珠港事件”发动太平洋战争后至二战结束，东京被轰炸102次，最严重的空袭是在1945年3月10日，在这次空袭中，生命和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经轰炸后东京的大部分成为废墟，人口下降到349万。此刻，鲁宾进入市区，来到街头时，街上尚无占领军，还能闻到之前美国空军轰炸机投掷的燃烧弹的气味。鲁宾回忆，当他经过天皇皇宫、帝国饭店、东京广播电台以及其他曾经熟悉的地区时，“许多日本人民向吾等凝视，毫无表情”。他们在想什么？鲁宾一路停留与十余人谈话，了解到“日人现深知业已失败，但对盟方和平条件之严厉尚略表遗憾”。
那么，是否有人企图反抗呢？鲁宾说在当天的观察中“并无发现有从事抵抗之证据及迹象”，但发觉“有少数人，面有戚容，并显怀愤忿”。次日，鲁宾驱车去郊外观察时，正在田间劳作的日本农民冲他瞪眼。当时，一部分原驻守东京的日本军队尚未参加向盟军投降的仪式，所以还持有武器，可能暂时还担负着协助警察维持治安的使命，所以，鲁宾在途中还遇见过荷枪的日本军人。他们没有跟鲁宾打招呼，也不愿接受他的采访，只是站在那里对其“紧盯着长久地注视，但脸部毫无表情”。倒是有些不知是脱下了军装的军人呢，还是原本就是寻常平民的家伙，只要看到鲁宾等外国人路过，就会举拳示威，嘴里则不吭一声。
与鲁宾同日飞抵东京，但稍后才进市区观察的美联社记者威尔逊倒是有过一幕有惊无险的遭遇：当威尔逊的汽车在一个四岔路口停下时，只听见不知从哪里蓦地响起一声大吼，吼的是日语，听不清楚，他问临时雇佣的日本当地译员松本此人在说什么，松本脸上露出紧张的神情，只是摇着头不肯译出。然后，从路旁的一条小巷子里跳出一个五大三粗的穿日本传统武士服、腰间佩着一把三尺多长的宝剑的汉子来，嘴里兀自吼叫不停，野兽般地扑到威尔逊面前，立刻遭到受命保护外国记者的日本警察的呵斥。这个估计有着浪人身份的日本大汉不得不退后数步，然后拔出佩劍，对着威尔逊挥舞，嘴里还想吼叫，被警察一指之后便止声收式，还剑入鞘。警察通过翻译告诉威尔逊说，这人不过借此发泄一下而已，并不真的敢下手。
鲁宾把以上这些家伙一律定性为“日本军国主义残余渣滓”，他在抵达东京后发出的新闻报道中说：“余观此类日本军国主义残余渣滓此等举止，心中对其国家战败必不甘心，颇恐会对吾等外人施以暴力不轨之举，为此特求教于古野先生……”古野先生即当时的日本同盟通讯社社长古野伊之助，他是怎么说的呢？——“余信日本——包括政府与民众，不致再有任何抵抗或敌对行为。”于是，鲁宾放心了，“日本人的反抗意识，也就仅此而已！”鲁宾的日本籍译员山田也告诉他说：“自雷伊泰一役失败后，日本内阁即谓议会已改变作战方针。”
鲁宾飞抵东京的当日下午，合众社记者米歇尔从上海搭乘盟军飞机抵达东京。稍后米歇尔在发出的电讯中称：“记者本日下午两时许入城，毫未受阻。日本京城景象黯淡，凄然寥落。记者昨日犹在上海，目睹中国大城上海与日本炸后之东京首都相对照，极为鲜明，上海几未被炸，东京则已成为一片废墟，全城支离破碎，险象环生。”
米歇尔对于东京战后的观察情形描述如下——
东京居民对于首先飞抵日本的美国军队，“似无若何反应”，但是，他们对于战争的结束是抱有解脱感的，“与记者晤谈之大多数日本人，似均以战争结束而感欣慰”。米歇尔在帝国饭店接待室会见了一位闻知外国记者首抵东京而特地赶来的日本议员，对方是一位反战人士，他的开场白是：“今得与君会晤，实感愉快。余对此愚笨之战争从未表示赞同，余因持此信念而曾被囚，并受体罚。”由此可见，日本人民对于这场侵略战争也并非如日本政府一贯所宣传的那样“高度自觉拥护”的，连议员中也有反战人士。
这方面，在日本儿童身上体现得更为直观。米歇尔说“他于东京郊外骑车于灰尘漫天之道途时，时有日本儿童向吾人挥手欢呼，而成年人则无如此热情”。
商品匮乏 抢劫军粮
1945年8月30日夜间，组建已有31年的“中华民国”官方通讯社——中央通讯社的特派记者也飞抵东京。记者在东京郊外的野战帐篷里“呼吸着燃烧后的汽油废气夹杂着被盟军战机所投的燃烧弹轰炸燃烧后的建筑物所散发的焦煳味的空气”勉强睡了一宿后，搭乘了一辆盟军巡逻车进入东京市内。半天转下来，记者发现战后东京的商务活动“几乎完全陷于停顿状态”，东京市内的饭馆差不多都已经停业，难得找到一家开门营业的，钱钞——不论是美金、英镑、日元抑或银洋，一概被拒之门外，非得同时付出由政府发放的“定量分配券”才可以得到食物。 记者出于职业本能，要求看看这家饭店供应些什么食品，遭到店方的拒绝。于是，只好出门向停在饭店门口等候他的那辆盟军巡逻车上的美国军士求助。全副武装、胳膊上戴着“盟军执勤”袖章的美军一出面，难题立刻迎刃而解。店方客气地让记者进入厨房察看并允许拍摄照片，可是，记者发现他所能拍摄的食品只有三种：酱汤、麦麸薄饼和腌黄瓜。
记者一路走访观察，发现市内百货公司照常营业的也寥寥无几。路过当时日本最大的“三菱百货”时，发现这家公司竟然还在营业，便要求美军停车后入内察看，发现一楼、二楼有商品出售，“但所售的都是毫不需用的物品”。
美国著名的商业通讯社合众社记者米歇尔因其供职的通讯社系私营性质，根据规定他就不能享受等同于军官的战地记者待遇，所以他不能下榻盟军军营，而选择东京市内的饭店下榻。他所选择的是日本东京最为著名、豪华的帝国饭店。帝国饭店的图纸出自美国建筑设计师之手，甚为坚固，1924年日本遭遇大地震时，“周围建筑物都被震坍，唯其安如磐石”。不过，这次帝国饭店却在之前美军的轰炸中受损，其右侧挨了炸弹，倒塌了部分，“然其余则屹立无恙”。帝国饭店仍在营业。但他感觉到的情形却是：“此间食物供应很劣，帝国饭店之饮食原为全日本之最佳者，然竟不能下咽。”
饭店给米歇尔提供的是什么食物而竟然“不能下咽”呢？这顿饭食是由以下食物构成的：薄麦汤、麦饼、代用通心粉和烤胡瓜。这样一顿饭食，四人吃一餐收费将近两元。米歇尔认为价格还不算贵，但却几乎没法吃。试想，作为“国宾馆”的帝国饭店向外国旅客尚且只能提供这样的收费伙食，东京普通老百姓的饭桌上有些什么那就可想而知了。
不過，似乎也有例外，路透社记者鲁宾路过帝国饭店时入内察视，竟然发现有二十来个日本富人入住其中，“度其相当奢侈之生活”。
东京郊外有大量兵营，驻扎了许多日军官兵。军人每日的食物所需，加上数以百万计的老百姓需要消耗的食物，使日本首都地区的粮食、食品供应极为紧张。鲁宾在进行街头采访时，唤住出租马车要求临时雇佣，往往会遭到拒绝，答应愿意支付超量的钱钞还是拒载。鲁宾不解地问译员山田：既然不肯载客，那为何又要停下呢？山田问了车夫，方知他肯载客，不过要求以食物作为车费支付。鲁宾身边只有钞票，可是人家不收，但车要雇的，那就只好满足人家的要求了。他有战地记者的身份，可以享受盟军兵营的军官伙食，那是专门配制的套餐，荤素俱全，营养可口，每份食物甚至还附有巧克力、咖啡、果汁粉、白糖和香烟等。鲁宾于是答应带车夫一起去用膳，车夫大喜，连连鞠躬。盟军兵营的伙食也是配给的，但是鲁宾是随军战地记者，可以请负责长官特批增加配给食物。结果，开饭时车夫和译员山田“面对配给食物脸露喜色，以筷子夹食之，狼吞虎咽。”鲁宾看着不忍，又去拿来两份，他们却不吃了，要求带给家人，鲁宾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其时，东京的日军战俘营里还关押着一些盟国战俘，他们的食物供应也颇成问题。早在日本八月十日最初表示愿意接受同盟国的“波茨坦公告”时，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为此，盟军方面决定每天向东京空投专供盟军战俘的食物和其他包括香烟、酒等在内的生活用品。于是，从八月十六日开始，每天清晨东京上空就会出现一道战时特有的风景线：成群结队的盟军“空中堡垒”及战斗轰炸机飞临城市上空，投掷大量物品。
这时，往往也是深受饥饿折腾的东京民众极为亢奋的时刻。由于受风向气候和飞行员操作影响，空投的食品中一部分有时会误投至他处，这就成为饥饿民众的哄抢目标。最初几天，盟军方面对此还能容忍，认为这是在所难免，只好增加配给量。哪知，哄抢者竟然得寸进尺，参与者越聚越多，并且进入划定的空投区内哄抢。盟军方面于是忍无可忍，命令日本政府必须有效制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日本政府只好组织军警预先出动，在投掷场周围设置警戒线，以确保这些物品不被日本民众抢走。
水电正常 缺医少药
在轰炸中，东京“住宅区蒙害最重”，由于盟军的飞机不断地出炸，东京老百姓“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而人口骤减四百万之多”。使合众社记者米歇尔感到奇怪的是，东京遭受到了这样猛烈的轰炸，市内的水电竟然还是正常供应，城内的电话“犹局部可通”。交通倒还尚未完全中断，不过“电车甚少，公共汽车更少；电车虽仍行驶，但烧毁者随处可见”。
1945年9月2日，中共媒体《新华日报》刊登了中央社记者8月31日从东京发回中国的电讯，其中说道，东京全城的百分之六十的区域都被盟军空袭所炸毁，郊区的工业区域“全被‘超级空中堡垒’炸毁，废墟相接，备极荒凉；飞机厂、兵工厂的原址，广漠一片，莫可辨认”，整个东京似乎成了“死城”，已经没了战前的那份繁华。
东京民众看来是知道日本军队在侵略中国和其他国家、地区时经常犯下烧杀奸掠的滔天罪行的，在盟国占领军到来之前普遍心存恐惧，担心盟国军队“一报还一报”。因此，在盟军到来之前，东京凡是有能力迁移的市民，尤其是妇女，纷纷逃往乡间躲避。可是，“盟国占领东京已经两天，情况安谧，东京民众对于盟国的占领好像都泰然处之”，民众发现并无他们的“皇军”侵占别国城市后那样的烧杀掠劫奸淫妇女现象，于是纷纷回城。
东京街头时有妇女路人经过，都打着伞，仪容上看不出有多大变化，但服饰上却是“今已不若战前之盛着彩色宽袍，仅着普通服饰矣”。当她们老远看到鲁宾一行后，马上用伞遮住脸部。但是，当鲁宾经过她们周围时，却移动伞面，用眼角余光对外国人悄悄进行好奇的注视，互相之间还用日语低声嘀咕着什么。
鲁宾作为战地记者享受盟军军官待遇，随身携带着一个医药急救包，内装酒精、消毒水、内外消炎药品、纱布、绷带等，用于对付临时负伤的紧急处置。之前，东京频频遭受盟军空袭，民众伤亡严重，又由于饥寒交迫导致许多人患病。可以想象，战争结束伊始的日本连国民的粮食都无法解决，药品当然只好往旁边放一放了。于是，盟军巡逻军士和像鲁宾这样的战地记者、观察员以及稍后抵达的协助日本政府处理善后的专家配发的急救包就成为日本民众求之不得的宝物。据鲁宾发回的报道披露，他行走街头时，一日数次会遭到民众的“无恶意的拦截”，其目的是向他求取急救包。最初，他常有不忍之意，慷慨地把急救包送给他们，回军营后再领取。渐渐，盟军战勤军官发现这位先生每天都会领取急救包，有时甚至领取两三个，于是就予以阻止。这样，鲁宾就没法向民众提供了。
以上所述的七十年前的东京战后情形，就是日本当年作为战败国的一个永久性的文字实录。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那些犹在信奉军国主义的分子，在鼓噪之余应该让思维穿越回当年那一幕，好好作一番深思反省。
（谢绝转载，违者侵权）
编辑：薛华 [email protected]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终于结束了日本军国主义长期对外扩张、发动侵略战争的罪恶历史。日本穷凶极恶将近七十年，最终迎来的是一败涂地。当战争终于结束，反法西斯联盟国家的部分记者随同盟军踏上日本首都东京时，他们看到的是一幕幕什么样的情景？
浪人拔剑 儿童欢呼
1945年8月30日，部分美国、澳大利亚军队作为盟国派遣的首批军队抵达东京，英国路透社战地记者鲁宾随军队飞抵东京东南郊的厚木机场。据史料记载，鲁宾乃是盟国诸国新闻媒体和各大通讯社中最先赶抵日本的一位记者。一个半小时后，鲁宾就开始了以驱车（汽车、马车）、自行车和步行的方式漫游东京街头。鲁宾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作为路透社东京分社驻社记者在东京待过整整四个年头，因此对东京这个名列世界城市前茅的国际都市比较了解。古时的东京原是一个荒凉的小渔村，最早的名称叫千代田，后又称江户，直到1869年才被明治天皇改为东京，成为日本国首都。
鲁宾在东京工作时，东京已经成为著名的国际大都市，人口超过700万，高楼林立，街景繁华。日本制造“珍珠港事件”发动太平洋战争后至二战结束，东京被轰炸102次，最严重的空袭是在1945年3月10日，在这次空袭中，生命和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经轰炸后东京的大部分成为废墟，人口下降到349万。此刻，鲁宾进入市区，来到街头时，街上尚无占领军，还能闻到之前美国空军轰炸机投掷的燃烧弹的气味。鲁宾回忆，当他经过天皇皇宫、帝国饭店、东京广播电台以及其他曾经熟悉的地区时，“许多日本人民向吾等凝视，毫无表情”。他们在想什么？鲁宾一路停留与十余人谈话，了解到“日人现深知业已失败，但对盟方和平条件之严厉尚略表遗憾”。
那么，是否有人企图反抗呢？鲁宾说在当天的观察中“并无发现有从事抵抗之证据及迹象”，但发觉“有少数人，面有戚容，并显怀愤忿”。次日，鲁宾驱车去郊外观察时，正在田间劳作的日本农民冲他瞪眼。当时，一部分原驻守东京的日本军队尚未参加向盟军投降的仪式，所以还持有武器，可能暂时还担负着协助警察维持治安的使命，所以，鲁宾在途中还遇见过荷枪的日本军人。他们没有跟鲁宾打招呼，也不愿接受他的采访，只是站在那里对其“紧盯着长久地注视，但脸部毫无表情”。倒是有些不知是脱下了军装的军人呢，还是原本就是寻常平民的家伙，只要看到鲁宾等外国人路过，就会举拳示威，嘴里则不吭一声。
与鲁宾同日飞抵东京，但稍后才进市区观察的美联社记者威尔逊倒是有过一幕有惊无险的遭遇：当威尔逊的汽车在一个四岔路口停下时，只听见不知从哪里蓦地响起一声大吼，吼的是日语，听不清楚，他问临时雇佣的日本当地译员松本此人在说什么，松本脸上露出紧张的神情，只是摇着头不肯译出。然后，从路旁的一条小巷子里跳出一个五大三粗的穿日本传统武士服、腰间佩着一把三尺多长的宝剑的汉子来，嘴里兀自吼叫不停，野兽般地扑到威尔逊面前，立刻遭到受命保护外国记者的日本警察的呵斥。这个估计有着浪人身份的日本大汉不得不退后数步，然后拔出佩劍，对着威尔逊挥舞，嘴里还想吼叫，被警察一指之后便止声收式，还剑入鞘。警察通过翻译告诉威尔逊说，这人不过借此发泄一下而已，并不真的敢下手。
鲁宾把以上这些家伙一律定性为“日本军国主义残余渣滓”，他在抵达东京后发出的新闻报道中说：“余观此类日本军国主义残余渣滓此等举止，心中对其国家战败必不甘心，颇恐会对吾等外人施以暴力不轨之举，为此特求教于古野先生……”古野先生即当时的日本同盟通讯社社长古野伊之助，他是怎么说的呢？——“余信日本——包括政府与民众，不致再有任何抵抗或敌对行为。”于是，鲁宾放心了，“日本人的反抗意识，也就仅此而已！”鲁宾的日本籍译员山田也告诉他说：“自雷伊泰一役失败后，日本内阁即谓议会已改变作战方针。”
鲁宾飞抵东京的当日下午，合众社记者米歇尔从上海搭乘盟军飞机抵达东京。稍后米歇尔在发出的电讯中称：“记者本日下午两时许入城，毫未受阻。日本京城景象黯淡，凄然寥落。记者昨日犹在上海，目睹中国大城上海与日本炸后之东京首都相对照，极为鲜明，上海几未被炸，东京则已成为一片废墟，全城支离破碎，险象环生。”
米歇尔对于东京战后的观察情形描述如下——
东京居民对于首先飞抵日本的美国军队，“似无若何反应”，但是，他们对于战争的结束是抱有解脱感的，“与记者晤谈之大多数日本人，似均以战争结束而感欣慰”。米歇尔在帝国饭店接待室会见了一位闻知外国记者首抵东京而特地赶来的日本议员，对方是一位反战人士，他的开场白是：“今得与君会晤，实感愉快。余对此愚笨之战争从未表示赞同，余因持此信念而曾被囚，并受体罚。”由此可见，日本人民对于这场侵略战争也并非如日本政府一贯所宣传的那样“高度自觉拥护”的，连议员中也有反战人士。
这方面，在日本儿童身上体现得更为直观。米歇尔说“他于东京郊外骑车于灰尘漫天之道途时，时有日本儿童向吾人挥手欢呼，而成年人则无如此热情”。
商品匮乏 抢劫军粮
1945年8月30日夜间，组建已有31年的“中华民国”官方通讯社——中央通讯社的特派记者也飞抵东京。记者在东京郊外的野战帐篷里“呼吸着燃烧后的汽油废气夹杂着被盟军战机所投的燃烧弹轰炸燃烧后的建筑物所散发的焦煳味的空气”勉强睡了一宿后，搭乘了一辆盟军巡逻车进入东京市内。半天转下来，记者发现战后东京的商务活动“几乎完全陷于停顿状态”，东京市内的饭馆差不多都已经停业，难得找到一家开门营业的，钱钞——不论是美金、英镑、日元抑或银洋，一概被拒之门外，非得同时付出由政府发放的“定量分配券”才可以得到食物。 记者出于职业本能，要求看看这家饭店供应些什么食品，遭到店方的拒绝。于是，只好出门向停在饭店门口等候他的那辆盟军巡逻车上的美国军士求助。全副武装、胳膊上戴着“盟军执勤”袖章的美军一出面，难题立刻迎刃而解。店方客气地让记者进入厨房察看并允许拍摄照片，可是，记者发现他所能拍摄的食品只有三种：酱汤、麦麸薄饼和腌黄瓜。
记者一路走访观察，发现市内百货公司照常营业的也寥寥无几。路过当时日本最大的“三菱百货”时，发现这家公司竟然还在营业，便要求美军停车后入内察看，发现一楼、二楼有商品出售，“但所售的都是毫不需用的物品”。
美国著名的商业通讯社合众社记者米歇尔因其供职的通讯社系私营性质，根据规定他就不能享受等同于军官的战地记者待遇，所以他不能下榻盟军军营，而选择东京市内的饭店下榻。他所选择的是日本东京最为著名、豪华的帝国饭店。帝国饭店的图纸出自美国建筑设计师之手，甚为坚固，1924年日本遭遇大地震时，“周围建筑物都被震坍，唯其安如磐石”。不过，这次帝国饭店却在之前美军的轰炸中受损，其右侧挨了炸弹，倒塌了部分，“然其余则屹立无恙”。帝国饭店仍在营业。但他感觉到的情形却是：“此间食物供应很劣，帝国饭店之饮食原为全日本之最佳者，然竟不能下咽。”
饭店给米歇尔提供的是什么食物而竟然“不能下咽”呢？这顿饭食是由以下食物构成的：薄麦汤、麦饼、代用通心粉和烤胡瓜。这样一顿饭食，四人吃一餐收费将近两元。米歇尔认为价格还不算贵，但却几乎没法吃。试想，作为“国宾馆”的帝国饭店向外国旅客尚且只能提供这样的收费伙食，东京普通老百姓的饭桌上有些什么那就可想而知了。
不過，似乎也有例外，路透社记者鲁宾路过帝国饭店时入内察视，竟然发现有二十来个日本富人入住其中，“度其相当奢侈之生活”。
东京郊外有大量兵营，驻扎了许多日军官兵。军人每日的食物所需，加上数以百万计的老百姓需要消耗的食物，使日本首都地区的粮食、食品供应极为紧张。鲁宾在进行街头采访时，唤住出租马车要求临时雇佣，往往会遭到拒绝，答应愿意支付超量的钱钞还是拒载。鲁宾不解地问译员山田：既然不肯载客，那为何又要停下呢？山田问了车夫，方知他肯载客，不过要求以食物作为车费支付。鲁宾身边只有钞票，可是人家不收，但车要雇的，那就只好满足人家的要求了。他有战地记者的身份，可以享受盟军兵营的军官伙食，那是专门配制的套餐，荤素俱全，营养可口，每份食物甚至还附有巧克力、咖啡、果汁粉、白糖和香烟等。鲁宾于是答应带车夫一起去用膳，车夫大喜，连连鞠躬。盟军兵营的伙食也是配给的，但是鲁宾是随军战地记者，可以请负责长官特批增加配给食物。结果，开饭时车夫和译员山田“面对配给食物脸露喜色，以筷子夹食之，狼吞虎咽。”鲁宾看着不忍，又去拿来两份，他们却不吃了，要求带给家人，鲁宾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其时，东京的日军战俘营里还关押着一些盟国战俘，他们的食物供应也颇成问题。早在日本八月十日最初表示愿意接受同盟国的“波茨坦公告”时，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为此，盟军方面决定每天向东京空投专供盟军战俘的食物和其他包括香烟、酒等在内的生活用品。于是，从八月十六日开始，每天清晨东京上空就会出现一道战时特有的风景线：成群结队的盟军“空中堡垒”及战斗轰炸机飞临城市上空，投掷大量物品。
这时，往往也是深受饥饿折腾的东京民众极为亢奋的时刻。由于受风向气候和飞行员操作影响，空投的食品中一部分有时会误投至他处，这就成为饥饿民众的哄抢目标。最初几天，盟军方面对此还能容忍，认为这是在所难免，只好增加配给量。哪知，哄抢者竟然得寸进尺，参与者越聚越多，并且进入划定的空投区内哄抢。盟军方面于是忍无可忍，命令日本政府必须有效制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日本政府只好组织军警预先出动，在投掷场周围设置警戒线，以确保这些物品不被日本民众抢走。
水电正常 缺医少药
在轰炸中，东京“住宅区蒙害最重”，由于盟军的飞机不断地出炸，东京老百姓“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而人口骤减四百万之多”。使合众社记者米歇尔感到奇怪的是，东京遭受到了这样猛烈的轰炸，市内的水电竟然还是正常供应，城内的电话“犹局部可通”。交通倒还尚未完全中断，不过“电车甚少，公共汽车更少；电车虽仍行驶，但烧毁者随处可见”。
1945年9月2日，中共媒体《新华日报》刊登了中央社记者8月31日从东京发回中国的电讯，其中说道，东京全城的百分之六十的区域都被盟军空袭所炸毁，郊区的工业区域“全被‘超级空中堡垒’炸毁，废墟相接，备极荒凉；飞机厂、兵工厂的原址，广漠一片，莫可辨认”，整个东京似乎成了“死城”，已经没了战前的那份繁华。
东京民众看来是知道日本军队在侵略中国和其他国家、地区时经常犯下烧杀奸掠的滔天罪行的，在盟国占领军到来之前普遍心存恐惧，担心盟国军队“一报还一报”。因此，在盟军到来之前，东京凡是有能力迁移的市民，尤其是妇女，纷纷逃往乡间躲避。可是，“盟国占领东京已经两天，情况安谧，东京民众对于盟国的占领好像都泰然处之”，民众发现并无他们的“皇军”侵占别国城市后那样的烧杀掠劫奸淫妇女现象，于是纷纷回城。
东京街头时有妇女路人经过，都打着伞，仪容上看不出有多大变化，但服饰上却是“今已不若战前之盛着彩色宽袍，仅着普通服饰矣”。当她们老远看到鲁宾一行后，马上用伞遮住脸部。但是，当鲁宾经过她们周围时，却移动伞面，用眼角余光对外国人悄悄进行好奇的注视，互相之间还用日语低声嘀咕着什么。
鲁宾作为战地记者享受盟军军官待遇，随身携带着一个医药急救包，内装酒精、消毒水、内外消炎药品、纱布、绷带等，用于对付临时负伤的紧急处置。之前，东京频频遭受盟军空袭，民众伤亡严重，又由于饥寒交迫导致许多人患病。可以想象，战争结束伊始的日本连国民的粮食都无法解决，药品当然只好往旁边放一放了。于是，盟军巡逻军士和像鲁宾这样的战地记者、观察员以及稍后抵达的协助日本政府处理善后的专家配发的急救包就成为日本民众求之不得的宝物。据鲁宾发回的报道披露，他行走街头时，一日数次会遭到民众的“无恶意的拦截”，其目的是向他求取急救包。最初，他常有不忍之意，慷慨地把急救包送给他们，回军营后再领取。渐渐，盟军战勤军官发现这位先生每天都会领取急救包，有时甚至领取两三个，于是就予以阻止。这样，鲁宾就没法向民众提供了。
以上所述的七十年前的东京战后情形，就是日本当年作为战败国的一个永久性的文字实录。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那些犹在信奉军国主义的分子，在鼓噪之余应该让思维穿越回当年那一幕，好好作一番深思反省。
（谢绝转载，违者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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