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时，为了说服宋神宗有一段名言，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后人将其概括为“三不足”。由于列宁曾经把王安石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所以，这段“三不足”一直被看做推动变法的宣言，被人们高度肯定。
　　“三不足”是不是王安石的原话，是在什么情境下说的，在学界多有争议。这里不做史学考证，仅仅对其文本含义加以分析。平心而论，“三不足”具有积极意义，尤其对于鼓励人们坚守自己的信念能够起到正面作用。然而从管理学的角度看，“三不足”也存在着先天不足，不能到处乱用。
　　有许多格言名句，一旦脱离了具体情境，就无法判断对错。比如，“宰相肚里能撑船”，可以用来赞美宽容，也可以用来讽刺圆滑。“三不足”也是如此。当用它来鼓舞斗志时，就不能说它一无是处，但当用它作为“无法无天”的遁词时，它的缺陷立马凸显。作为管理者，最好慎用这种名言。如果要用，必须考虑具体情境。
　　同“三不足”几乎对立的，还有一段名言，是孔子说过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入，畏圣人之言”。两相比较，就更能反映出“三不足”的不足。就以天命来说，古代有许多人频繁强调天命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用来神化统治权威的，而且也是用来约束统治者的。具有天命，才具有统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所以，古人有言：“君道隆盛矣，而可畏者唯天。”就是强调天对君主的制约。因为古代的帝王位于权力最高点，先辈只好用比帝王更高的“天命”来约束其行为。尽管这是软约束，但总比没有约束要强些。如果帝王连天都不怕，什么事情做不出来?所以，就在王安石变法的当时，同为宰相的富弼就加以驳斥说：“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此必奸人欲进邪说，以摇上心，使辅拂谏争之臣，无所使其力。”富弼认为这种说法的要害，是压制不同意见，阻挡对皇帝的进谏。他强调这关系到天下治乱，力争其不可。从当时情势来看，富弼所言，有一定道理。当开封民间出现了断腕自残方式对抗新法的情况下，王安石还辩解说这是“愚蠢为人所惑动”，“亦不足怪”，就已经使他主持的变法走到了尽头。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有其内在的自身因素，不仅仅是反对者在作怪。
　　管理者在进行变革时，不能不管不顾。尤其是外在约束较少的高管层，更应该抱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小心谨慎态度，古代的天命可以不管，但事物的法则总该遵循；前人的旧制可以变革，但行为的惯性总要考虑；风言风语的闲话可以不听，但民情的向背和员工的心态总得重视。没有这种考量，只是一味强调“无所畏惧”，往往是自己给自己制造困局。当然，承认“畏天命”的正面意义，不是什么事都不敢做，强调制度遗产的效用，不是不可变革而是要衡量沉没成本，重视员工心态，不是谁也不开罪而是要寻求心理认同。“三不足”的说法，只能用于强化意志，而不能用于行为选择。
　　从深处看，有人偏爱“三不足”，不仅是看重那种不妥协不低头的勇气，而且是表达潜意识中与传统彻底决裂的欲望。对于管理者来说，勇气和欲望都是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但不是获得成功的充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