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州，圣何塞地区的里德体育用品商店内，店员正对着警察回忆一个年轻女人来买枪时的情景，“她说她喜欢搜集古董枪。”警察知道，那个女人一月前用刚买的那把象牙柄手枪在私车内结束了她年轻的生命。但是，警察不知道自杀者就是在29岁时以《南京大屠杀》一书震惊世界的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
　　早慧的女孩
　　
　　
　　但在朋友面前，张纯如暴露了她深藏已久的不安。她认为自己的电话被监听，她在车里发现了写满威胁的纸条，还有人对她说:“你休想再写了！”
　　
　　南京大屠杀“折磨得她快疯了”
　　
　　《南京大屠杀》的巨大影响也让张纯如从自由撰稿人晋升为著名作家，事业与知名度如日中天。张纯如夫妇受邀参加在南加州举行的“文艺复兴周末”聚会，她在会上总是说个不停，听众中包括克林顿总统，张纯如还送了一本自己签名的《南京大屠杀》给美国总统。
　　2002年8月，儿子克里斯托佛在圣何塞出生了（据保拉·卡曼在《寻找张纯如》一书中对布莱特的采访披露，克里斯托佛为由代孕妈妈生产的试管婴儿）。张纯如的父母也搬来圣何塞，便于照顾外孙。母亲希望纯如下一本的主题能更轻松些，比如关于孩子的，因为南京大屠杀“折磨得她快疯了”。于是，张纯如在2003年出版了第三部书《美国华人》。但日本人的暴行很快又回到了张纯如的视野中。
　　张纯如开始搜集资料，准备写一部关于二战时菲律宾日本战俘营中的美国战俘的书。“张做采访很有意思，她会同时采访一组人，那些老兵，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她在采访的同时还让人录像并拍照，然后张会为所有的人买午餐。”她不仅问当时发生了什么，还追问当事人的感受。
　　“她总是在白天睡觉，然后通宵工作，有时甚至3天都不睡觉。但在人前她却总是状态很好，尽管实际上她已经精疲力尽。但她始终想做最合格的母亲，于是我们安排妥当，每当一个人在工作，另一个人就要照顾孩子，所以我们很少见面。”丈夫布莱特说。张纯如总是在自责，她甚至担心给2岁的儿子种牛痘会导致儿子患自闭症。
　　但生命的极限到来了。一个叫做路易斯维尔的城市成了她生命的转折点。张纯如独自一人躺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的旅馆里，疲惫不堪，充满焦虑。她开始给母亲打电话。“我一听就知道她不对头，她吃不下也睡不着。”母亲回忆说。那天下午，张纯如在采访对象的帮助下去了当地一家精神病医院，张纯如第一次接受了抗抑郁药物治疗。几近崩溃的张纯如被父母带了回家。
　　张纯如被诊断为“抑郁狂躁交替症”，患者会表现出抑郁与狂躁的两种极端，但这种症状极为普遍，每70人中就会有一人患病。父亲张绍进说女儿并不承认自己“得病”，也拒绝入院治疗，只是时断时续地吃药。张纯如自尊心很强，治疗时拒绝家人在场，后来连治疗也放弃了，“她不喜欢受别人的控制”。
　　丈夫布莱特列出了“治好张纯如的20个方法”，包括去海滩度假，找来朋友，吃好三餐，多做运动，他甚至还在地下室建立了家庭健身房，但似乎一切都无济于事，因为张纯如只想着怎样回到工作当中。
　　
　　为完美而存在
　　
　　“她自杀前的周六，我们一起看了电影《灵乐歌王》，她还在互联网上搜索歌王查尔斯·雷的资料。周日我们去了疗养胜地，她做了按摩。那是我们共度的最后一个周末。”布莱特回忆道。
　　2004年11月8日，周一，张纯如走出里德体育用品商店，想试一下枪，但是卡住了。她打电话约了一名枪械修理师，花了10美元学习如何使用手枪。
　　9日深夜2点，布莱特醒来发现张纯如在走廊上踱步，“你该上床睡觉”，张似乎有话要说，但欲言又止，乖乖地上床睡觉。布莱特在5点钟再次醒来时，张纯如已然离开，车也不见了。他在电脑旁发现了一张纸条，就立即报了警。上午9点一刻，张纯如被发现死在私车内。警方的结论为，饮弹自杀。
　　此后，警方共发现了三张写于9日的纸条。第一张很短:“我承诺每天早起，去看我父母，然后散步，我按医生的嘱咐服药，我承诺不伤害自己，不去浏览那些自杀网站。”
　　第二张更像是遗书:“当你期盼未来，你会想要永生;如果你没有未来，你会觉得分秒难捱。你最好记得我是畅销书作家，而不是性情狂躁的病人。每次呼吸都很费力，那种不安的感觉就像溺死在海里。我知道我如此行事会让爱我最深的人深陷痛苦，原谅我，因为我无法原谅我自己。”
　　“在路易斯维尔那次崩溃之前，我已经预感到生活的危险来临:我感到在街上被跟踪，住所外的白色货车在监视我，恐怖邮件会塞进我的邮箱，我相信那次进入精神病院就是政府在故意让我出丑。我想过离开，但无法逃离我自己和我的想法，我这样做因为我已无力对抗那些痛苦和烦恼。”
　　没有人知道张纯如那次在路易斯维尔究竟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从那回来以后她的生命完全改变了。她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南京大屠杀与二战中日军的残暴让她看到了人性的不完美，在事业与家庭间分身乏术让她体验到了人生的不完美，筋疲力尽地投入写作却依然无法达到她心中的完美。于是，完美主义者张纯如选择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唇齿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