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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一些国家正因为历史和现实问题而怒目相向，“战火”“阴云”密布，而上海，细雨和艳阳交错的春天，显得平和。
在景象鲜明的东方明珠塔附近，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正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讨沦敏感问题，并准备把结论，呈报给各国的领导人。
4月1日，来自东亚和东盟的50位专家刮起了一场“头脑风暴”——参加“东亚思想库网络”(NEAT)金融合作会议。这个会议，仅仅是整个NEAT系列活动的一个部分，其余将陆续展开，涉及政治、经济、外交中的许多“尖端问题”。
显然，会议绘人以特别的印象。在“政冷”使得一些国家的高层互访变得似乎遥遥无期时，在冰层之下，却有特别的力量，为各国领导人进行思想共享搭建着新的平台。
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助理屠启宇说，许多人不知道，除了政府之外，解决东亚问题还有“第二轨道”(以下简称“二轨”)，它很活跃。
“二轨”还不完全足通常人们理解叶：，的“民间交流”。一般的民间交流，不一定带有政府背景“NEAT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第二轨道机制，既是由来自学术界、而同时又和政府有密切联系的人士参加的一种机制。”东亚思想库网络中国国家协调员、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他说，东亚有很多思想库，但NEAT是惟一向“10+3”领导人会议提供智力支持的一个平台。
他介绍，NEAT通过工作组会议作出有关报告，并在报告中提出政策性建议给东亚“10+3”领导人会议参考，比如这次上海会议的报告就会先提供给今年8月东京年会，然后再提供给领导人会议。
会议报告属于机密
浦东上海国际会议中心5楼长江厅。《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进去的时候差点走错了路，因为同时在那层楼还有一个新西兰投资咨询会，里面老外很多。
相比新西兰会议的金发碧眼，东亚思想库网络金融合作会议都是东方黄色面孔，韩国人、日本人、印尼人、越南人等夹杂在中国人中，根本分不清。好在他们各自的桌子上，都有名字和国籍。
会场不是特别大，但是感觉很舒适。所有的桌子都按照圆形排成了四圈，其中最外一层是媒体，最中心的一层是与会的重要人士，比如主办方中国外交学院的院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院长，以及各国嘉宾，再往外就是来自—匕海以及国内其他地方的专家。
这样的安排和布置似乎就是让大家围着“圆桌”平等对话和交流——这介于正式与非正式的外交场合之间，也没有设立宅席台，也没有嘉宾室。
会议中间的休息时间很短，只有5分钟。除了矿泉水外，没有茶点、咖啡等饮料提供。
与会的外国来宾大多来自一些和本国政府关系密切，或者是本国政府部门下属的研究机构，比如老挝外交学院、泰国财政部财政政策研究所等，当然还有纯粹就是官方背景的，比如缅甸就派出该国外交部战略与国际研究所的一位副秘书与会。
而像日本国际货币事务所研究员经济研究部主任，印度尼西亚东亚合作研究中心主任、韩国三星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一位副行长等，其建议部有可能对国家领导人的决心产生影响。
虽然是作为由学者为主参加的研讨会，但同样也有一些东盟国家驻上海的总领事、副领事出席，只不过他们和记者一样，属于听众。
由于提交的报告属于机密，所以除了開幕式外，其他的会议均不让媒体参加。但主题还是向媒体作了透露。与会各国专家表示：应尽快启动东亚地区各国间的汇率合作机制，保持汇率相对稳定。从而规避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
吴建民指出，东亚国家外汇储备数量庞大，2004年已经接近2．3万亿美元，而 2000年还只是1.02万亿美元。
但目前很多东亚发展中国家部把外汇储备放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随着美元不断贬值，出现了较大的损失。“亚洲人说，我们的钱应该有更好的使用办法。”
吴建民说，这次会议的报告将为2005年底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由东业各国首脑出席的第一次“东业峰会”提供政策建议和参考。
虽然是讨论金融问题，但是，在会场之外，金融专家们也关心着目前发生在中日、韩日之间的种种争议，对政治问题可能对经济形带来不确定影响而深表忧虑。能做官方不便做的事情
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釆访的人士几乎都对“二轨”的作用表示了极大的肯定和认同。作为非官方渠道，“二轨”方式比较灵活、广泛，常能够做官方不便做的事情，起到官方渠道难以起到的作用，它又可以避免纯民间交往中或会出现的偏执情绪。
例如，亚太地区的第二轨道就可以为敏感问题的对话提供一个场所和机会，在南海问题上、反恐问题上都是首先在第二轨道对话会议上进行讨论和磋商，取得一致意见后，才拿到官方场合认可的。
同时，加强第二轨道的合作和交流有利于培养各国合作的良好习惯。正如《东盟地区论坛概念文件》中所说，“从长远目标来看，第二轨道的活动，可以在参与者之间创造一种共同体意识。”
通过参与第二轨道交流，各国学者和精英阶层之间无疑培养出一种良好的私人关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孙哲教授认为，“二轨”最大的作用不仅在于其作出的报告会对政府出台政策产生影响，而且在于双方对彼此观念的塑造和私交的深入建立。
同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高洪看来，从事“二轨”的主体虽然是民间、个人，但影响力会在整个国家、民族的广阔视野里发挥作用。“一个研究日本的学者，在电视上发表自己对于中日关系的观点和看法，他影响的受众可能遍布全国。”
从事“二轨”的特殊人才
在吴建民看来，从事“二轨”外交的人才，最好是一些和其他国家有一定联系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同时有一定的官方背景。
吴建民本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对于自己从驻法国大使到外交学院院长的角色转变有很多感悟。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官员要受到政策的限制，在谈判时机不成熟时，不好试探对方。但学者有学术自由和思考的空间。学者有好的建议可以游说，但官员更多的是执行。”
吴建民说，对于美国在一些问题上对中国指责太多，中国人很反感。对于美国的人权报告和虐俘事件，中国人同样反感。“如果是外交部官员，这种情感只能用外交语言表达，但作为外交学院的院长，我就可以向美国人表达中国学生和老百姓的心声。”
今年4月4日到14日，吴建民率领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代表团访问美国，与美国谈布什第二任期间如何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
而这一点在孙哲身—匕也有印证。由于他曾在美国学习和工作10年，和美国的一些思想库都有联系和交流，这就给了他从事“二轨”交流的优势和便利。
利用自己的特殊经历，孙哲做了很多中美交流的工作。让他最引以为自豪的，是组织一场中国大学生和美国国会议员直接对话的活动。
该活动请来了一些美国议员，包括美国国会参议员外交委员会主席拜登、参议员银行委员会主席萨班斯、参议员拨款委员会资深委员斯派克特以及参议院财政委员会资深委员汤普逊等人，宋复旦大学与学生们面对面交流。
“这类交流对于美国的政治家理解中国的想法更起作用。”孙哲说。孙哲本人从事美国国会研究，并把研究成果提供给中国的人大机构。
用于帮助解决中美及台海问题
“在中美关系的发展进程中，第二轨道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就比较突出。”孙哲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他介绍，在一些中美官方层面交流不畅通的问题上，第二轨道外交效果比较明显。比如，台湾问题引起了各方密切关注，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不能直接对话的情况下，中国大陆，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三方，也出现了第二轨道的合作，产生了一个交流平台。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袁鹏对《瞭望东方周刊》说：“1998年，美国外交政策全围委员会与中國大陆和台湾的几个研究机构举行了一个第二轨道闭门会议。之后又开了几轮会议后，大家都觉得可行，就决定把这个会议机制化。”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倪世雄教授就作为中国大陆方面的学者，连续参与了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主办的台海问题‘圆桌会议’活动，发挥了一些官方外交渠道发挥不了的作用。这条‘第二轨道’已经成为公认的对外沟通渠道，有很大的影响力。”孙哲透露。
1998年克林顿访华时，中美双方的思想库也为此次访问打了前站。上海社科院台湾研究中心副秘书长杨剑告诉《了望东方周刊》：“在克林顿访华前，上海社科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机构等，在会前一起谈论了此次访问涉及的几个重要问题，形成备忘录，为双边关系提供政治和外交参考。之后克林顿关于台湾问题的‘三不’提法，就吸取了双方思想库商讨的结论。”
因此，在国际形势复杂的时刻，人们对于“二轨”，往往寄予较高的希望。但是第二轨道并非万应灵药。“毕竟，真正解决问题的还是政府，是‘一轨’。”中国社科院亚太所所长张蕴岭说。
建立新的中日“二轨”迫在眉睫
和中美交往相比，“二轨”在中日关系的发展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特别是上个世纪50年代，在中日双方政府外交渠道完全不畅通的情况下，“二轨”促进了战后两国人民消除敌意、增进了解，最后对官方关系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1972年，中日签署了建交联合公报。“人民外交大大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我们这样的做法可以说在国际关系上创造了新的范例。”周恩来说。
随后的20年左右时间，中日交流是“双轨并行”的时代。“这就是说，在政府主导的框架内，同时存在民间友好交流与合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高洪研究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然而，这样的局面后来有了变化。高洪说，就；日本而言，社会思潮总体保守化，政府右倾化，搞友好的人士似乎不那么吃香了，新一代人取代老一代人，以前搞“二轨”交流的人基本退了下去，新人由于国家利益对抗的时代特征；，相互之间的沟通变得比较困难。
“曾经很高涨的中日民间交流渠道目前处于相对堵塞的状态，并不畅通。”高洪说。其实，和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相比，中日双方的人员交流数量增加了上百倍，但这并不等于双方友好温度的上升。
就目前中日政治关系的低谷，上海某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员对《了望东方周刊》说：“日本思想库中的右翼力量对日本政府的影响在上升。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经在与我们的小范围讨论会上说：‘台湾是日本的生命线，对日本的战略意义很重大’。”
在今年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和日本申请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背景下，日本有些人在对中国关系上把水搅浑，这位研究员认为，中国思想库应该从这些表面的混乱中看到日本真正想要得到的利益是什么。这就需要多观察日本学者现在关注什么，他们的思路是否有凋整。
因此。加大力度建立新的中日“二轨”交流渠道是一项紧迫的任务。用高洪的话说，这是个迫在眉睫、势在必行的任务。
张蕴岭研究员告诉记者，在中日交流问题上，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去年就提出，由中日双方共同出资建立一个中日共同基金，促进双方人员交流，增进双方青年的相互了解。如今这个建议已经被两国政府接纳并开始实施。
思维转换：从“单轨”到“多轨”
加拿大学者保罗·伊文斯认为，参与“二轨”的人一般是各种类型的政策专家，包括学术研究人员、退休官员，偶尔也有记者和政治家，特别重要的还有以私人身份出席的政府官员。
他指出，如果按照参与者和目的划分的话，第一轨道指政府部门，第二轨道指希望与政府一起工作并试图影响政府的政策专家。
他甚至还提出，此外，还有第三、第四、第五……第九轨道，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机构和行为之间，形成互动。
“二轨”目前被多用于国与国的交流，而其思想精髓或者其“神韵”，却是把政府与民间、官员与专家的力量融汇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上来，以促进解决靠传统的单一方式较难解决的问题。
显然，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已被提了出来：“轨道”不是惟一的，也不是单向的。这种适应快速变化社会的模式，不仅引起了外交家的兴趣，而且对于政治家执政，对于企业家经商，对于社会各界解决它们领域的矛盾冲突，都会带来灵感和启示。
在景象鲜明的东方明珠塔附近，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正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讨沦敏感问题，并准备把结论，呈报给各国的领导人。
4月1日，来自东亚和东盟的50位专家刮起了一场“头脑风暴”——参加“东亚思想库网络”(NEAT)金融合作会议。这个会议，仅仅是整个NEAT系列活动的一个部分，其余将陆续展开，涉及政治、经济、外交中的许多“尖端问题”。
显然，会议绘人以特别的印象。在“政冷”使得一些国家的高层互访变得似乎遥遥无期时，在冰层之下，却有特别的力量，为各国领导人进行思想共享搭建着新的平台。
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助理屠启宇说，许多人不知道，除了政府之外，解决东亚问题还有“第二轨道”(以下简称“二轨”)，它很活跃。
“二轨”还不完全足通常人们理解叶：，的“民间交流”。一般的民间交流，不一定带有政府背景“NEAT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第二轨道机制，既是由来自学术界、而同时又和政府有密切联系的人士参加的一种机制。”东亚思想库网络中国国家协调员、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他说，东亚有很多思想库，但NEAT是惟一向“10+3”领导人会议提供智力支持的一个平台。
他介绍，NEAT通过工作组会议作出有关报告，并在报告中提出政策性建议给东亚“10+3”领导人会议参考，比如这次上海会议的报告就会先提供给今年8月东京年会，然后再提供给领导人会议。
会议报告属于机密
浦东上海国际会议中心5楼长江厅。《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进去的时候差点走错了路，因为同时在那层楼还有一个新西兰投资咨询会，里面老外很多。
相比新西兰会议的金发碧眼，东亚思想库网络金融合作会议都是东方黄色面孔，韩国人、日本人、印尼人、越南人等夹杂在中国人中，根本分不清。好在他们各自的桌子上，都有名字和国籍。
会场不是特别大，但是感觉很舒适。所有的桌子都按照圆形排成了四圈，其中最外一层是媒体，最中心的一层是与会的重要人士，比如主办方中国外交学院的院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院长，以及各国嘉宾，再往外就是来自—匕海以及国内其他地方的专家。
这样的安排和布置似乎就是让大家围着“圆桌”平等对话和交流——这介于正式与非正式的外交场合之间，也没有设立宅席台，也没有嘉宾室。
会议中间的休息时间很短，只有5分钟。除了矿泉水外，没有茶点、咖啡等饮料提供。
与会的外国来宾大多来自一些和本国政府关系密切，或者是本国政府部门下属的研究机构，比如老挝外交学院、泰国财政部财政政策研究所等，当然还有纯粹就是官方背景的，比如缅甸就派出该国外交部战略与国际研究所的一位副秘书与会。
而像日本国际货币事务所研究员经济研究部主任，印度尼西亚东亚合作研究中心主任、韩国三星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一位副行长等，其建议部有可能对国家领导人的决心产生影响。
虽然是作为由学者为主参加的研讨会，但同样也有一些东盟国家驻上海的总领事、副领事出席，只不过他们和记者一样，属于听众。
由于提交的报告属于机密，所以除了開幕式外，其他的会议均不让媒体参加。但主题还是向媒体作了透露。与会各国专家表示：应尽快启动东亚地区各国间的汇率合作机制，保持汇率相对稳定。从而规避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
吴建民指出，东亚国家外汇储备数量庞大，2004年已经接近2．3万亿美元，而 2000年还只是1.02万亿美元。
但目前很多东亚发展中国家部把外汇储备放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随着美元不断贬值，出现了较大的损失。“亚洲人说，我们的钱应该有更好的使用办法。”
吴建民说，这次会议的报告将为2005年底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由东业各国首脑出席的第一次“东业峰会”提供政策建议和参考。
虽然是讨论金融问题，但是，在会场之外，金融专家们也关心着目前发生在中日、韩日之间的种种争议，对政治问题可能对经济形带来不确定影响而深表忧虑。能做官方不便做的事情
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釆访的人士几乎都对“二轨”的作用表示了极大的肯定和认同。作为非官方渠道，“二轨”方式比较灵活、广泛，常能够做官方不便做的事情，起到官方渠道难以起到的作用，它又可以避免纯民间交往中或会出现的偏执情绪。
例如，亚太地区的第二轨道就可以为敏感问题的对话提供一个场所和机会，在南海问题上、反恐问题上都是首先在第二轨道对话会议上进行讨论和磋商，取得一致意见后，才拿到官方场合认可的。
同时，加强第二轨道的合作和交流有利于培养各国合作的良好习惯。正如《东盟地区论坛概念文件》中所说，“从长远目标来看，第二轨道的活动，可以在参与者之间创造一种共同体意识。”
通过参与第二轨道交流，各国学者和精英阶层之间无疑培养出一种良好的私人关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孙哲教授认为，“二轨”最大的作用不仅在于其作出的报告会对政府出台政策产生影响，而且在于双方对彼此观念的塑造和私交的深入建立。
同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高洪看来，从事“二轨”的主体虽然是民间、个人，但影响力会在整个国家、民族的广阔视野里发挥作用。“一个研究日本的学者，在电视上发表自己对于中日关系的观点和看法，他影响的受众可能遍布全国。”
从事“二轨”的特殊人才
在吴建民看来，从事“二轨”外交的人才，最好是一些和其他国家有一定联系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同时有一定的官方背景。
吴建民本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对于自己从驻法国大使到外交学院院长的角色转变有很多感悟。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官员要受到政策的限制，在谈判时机不成熟时，不好试探对方。但学者有学术自由和思考的空间。学者有好的建议可以游说，但官员更多的是执行。”
吴建民说，对于美国在一些问题上对中国指责太多，中国人很反感。对于美国的人权报告和虐俘事件，中国人同样反感。“如果是外交部官员，这种情感只能用外交语言表达，但作为外交学院的院长，我就可以向美国人表达中国学生和老百姓的心声。”
今年4月4日到14日，吴建民率领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代表团访问美国，与美国谈布什第二任期间如何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
而这一点在孙哲身—匕也有印证。由于他曾在美国学习和工作10年，和美国的一些思想库都有联系和交流，这就给了他从事“二轨”交流的优势和便利。
利用自己的特殊经历，孙哲做了很多中美交流的工作。让他最引以为自豪的，是组织一场中国大学生和美国国会议员直接对话的活动。
该活动请来了一些美国议员，包括美国国会参议员外交委员会主席拜登、参议员银行委员会主席萨班斯、参议员拨款委员会资深委员斯派克特以及参议院财政委员会资深委员汤普逊等人，宋复旦大学与学生们面对面交流。
“这类交流对于美国的政治家理解中国的想法更起作用。”孙哲说。孙哲本人从事美国国会研究，并把研究成果提供给中国的人大机构。
用于帮助解决中美及台海问题
“在中美关系的发展进程中，第二轨道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就比较突出。”孙哲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他介绍，在一些中美官方层面交流不畅通的问题上，第二轨道外交效果比较明显。比如，台湾问题引起了各方密切关注，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不能直接对话的情况下，中国大陆，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三方，也出现了第二轨道的合作，产生了一个交流平台。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袁鹏对《瞭望东方周刊》说：“1998年，美国外交政策全围委员会与中國大陆和台湾的几个研究机构举行了一个第二轨道闭门会议。之后又开了几轮会议后，大家都觉得可行，就决定把这个会议机制化。”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倪世雄教授就作为中国大陆方面的学者，连续参与了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主办的台海问题‘圆桌会议’活动，发挥了一些官方外交渠道发挥不了的作用。这条‘第二轨道’已经成为公认的对外沟通渠道，有很大的影响力。”孙哲透露。
1998年克林顿访华时，中美双方的思想库也为此次访问打了前站。上海社科院台湾研究中心副秘书长杨剑告诉《了望东方周刊》：“在克林顿访华前，上海社科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机构等，在会前一起谈论了此次访问涉及的几个重要问题，形成备忘录，为双边关系提供政治和外交参考。之后克林顿关于台湾问题的‘三不’提法，就吸取了双方思想库商讨的结论。”
因此，在国际形势复杂的时刻，人们对于“二轨”，往往寄予较高的希望。但是第二轨道并非万应灵药。“毕竟，真正解决问题的还是政府，是‘一轨’。”中国社科院亚太所所长张蕴岭说。
建立新的中日“二轨”迫在眉睫
和中美交往相比，“二轨”在中日关系的发展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特别是上个世纪50年代，在中日双方政府外交渠道完全不畅通的情况下，“二轨”促进了战后两国人民消除敌意、增进了解，最后对官方关系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1972年，中日签署了建交联合公报。“人民外交大大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我们这样的做法可以说在国际关系上创造了新的范例。”周恩来说。
随后的20年左右时间，中日交流是“双轨并行”的时代。“这就是说，在政府主导的框架内，同时存在民间友好交流与合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高洪研究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然而，这样的局面后来有了变化。高洪说，就；日本而言，社会思潮总体保守化，政府右倾化，搞友好的人士似乎不那么吃香了，新一代人取代老一代人，以前搞“二轨”交流的人基本退了下去，新人由于国家利益对抗的时代特征；，相互之间的沟通变得比较困难。
“曾经很高涨的中日民间交流渠道目前处于相对堵塞的状态，并不畅通。”高洪说。其实，和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相比，中日双方的人员交流数量增加了上百倍，但这并不等于双方友好温度的上升。
就目前中日政治关系的低谷，上海某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员对《了望东方周刊》说：“日本思想库中的右翼力量对日本政府的影响在上升。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经在与我们的小范围讨论会上说：‘台湾是日本的生命线，对日本的战略意义很重大’。”
在今年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和日本申请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背景下，日本有些人在对中国关系上把水搅浑，这位研究员认为，中国思想库应该从这些表面的混乱中看到日本真正想要得到的利益是什么。这就需要多观察日本学者现在关注什么，他们的思路是否有凋整。
因此。加大力度建立新的中日“二轨”交流渠道是一项紧迫的任务。用高洪的话说，这是个迫在眉睫、势在必行的任务。
张蕴岭研究员告诉记者，在中日交流问题上，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去年就提出，由中日双方共同出资建立一个中日共同基金，促进双方人员交流，增进双方青年的相互了解。如今这个建议已经被两国政府接纳并开始实施。
思维转换：从“单轨”到“多轨”
加拿大学者保罗·伊文斯认为，参与“二轨”的人一般是各种类型的政策专家，包括学术研究人员、退休官员，偶尔也有记者和政治家，特别重要的还有以私人身份出席的政府官员。
他指出，如果按照参与者和目的划分的话，第一轨道指政府部门，第二轨道指希望与政府一起工作并试图影响政府的政策专家。
他甚至还提出，此外，还有第三、第四、第五……第九轨道，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机构和行为之间，形成互动。
“二轨”目前被多用于国与国的交流，而其思想精髓或者其“神韵”，却是把政府与民间、官员与专家的力量融汇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上来，以促进解决靠传统的单一方式较难解决的问题。
显然，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已被提了出来：“轨道”不是惟一的，也不是单向的。这种适应快速变化社会的模式，不仅引起了外交家的兴趣，而且对于政治家执政，对于企业家经商，对于社会各界解决它们领域的矛盾冲突，都会带来灵感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