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北京的“两会”之际，观看最近各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经济救援计划，虽然规模庞大、行动迅速，但是对于信心水平和现行经济活动的前景并没有多少显而易见的影响。事实上，随着多数国家不再有能力应对日益增长的破产负担或是进一步承担私营部门的风险，新的大规模救援计划可能会逐渐减少。这种背景凸显出，在伦敦的会议上，由七大工业国和中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组成的20国集团亟需打造一种新的模式，使全球金融和经济体系恢复活力。
　　我们需要的是一套新的全球经济政治安排。第一要务应该是让G20会议成为固定的集会。各国领导人应该每年至少集会一次，而在当前情况下应该集会两次。G20代表了世界主要的债务国和债权国，以及最具战略影响力的国家。固定的G20框架将敲响七国集团的丧钟。这已经晚了20年，但晚做总比不做好。
　　第二项要务应该是由G20成员国国家领导人、财政部长和央行官员负责协调未来的国际经济政策，而不是由已经在这个任务上遭遇惨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第三项要务应该是，大刀阔斧地改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解散其委员会，代之以一种真正能够代表该组织宣称为其服务的更多国家的治理结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继续管理其国际收支应急工具，但是要在G20的全面监督下进行。
　　美国政府可能会抵制这种变革，而G7中的欧洲国家会尽其所能坚持采用战后的旧框架。不过，在冷战结束、中国开始崛起成为今天这样的大国之后，那种安排的效用就开始逐渐减弱。
　　政府通过承担预算赤字和对银行实施资本重组来刺激经济的方式，只能暂时延缓这场危机。财政政策有其局限性。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已经在预测，美国今年的财政赤字将达到1.7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3%。他还告诉美国公众要做好准备，上万亿美元的预算赤字可能会持续数年。
　　在短期内，世界需要美国的经济刺激方案。但长期来看，前车之鉴证明，只有在赤字国家增加储蓄缩减开支，而盈余国家减少储蓄增加开支时，危机才能得到解决。当债权大国被排斥在国际机构的核心集团之外时，这种储蓄的不平衡不会得到纠正。如果听之任之，它们会重新采取防御性策略。如果在诚信的基础上接纳它们，它们或许会觉得改变一些习惯也无妨。
　　例如，中国政府在安排其盈余时，并不打算让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来改变国家资源的方向，特别是在这种行为有可能让它落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手的时候。1997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亚洲所有政府都对资本外流的政治后果感到担心，印尼总统苏哈托就在1998年被迫下台。
　　在国际货币治理实现民主化，或者至少更具代表性之前，任何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不是债权国——都不会把脑袋伸进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连同美国财政部设下的套索。
　　不过，要构筑一个真正具有活力的G20框架，美国必须首先回答两个战略问题。中国是需要在战略上保持警惕的商业竞争者，还是建设多面新世界的结构单元？俄罗斯是应该成为更具代表性的世界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是应该继续被视为无药可救的不可信赖者？
　　以积极的态度解决上述问题，并改革旧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能够开创一种更加可行的世界格局。问题是，奥巴马是否会在即将召开的G20会议上意识到这个契机，以及老顾问的建议是否会让他和美国其他人继续陷在当前经济和策略的窠臼里。
　　迅速地大规模地接纳发展中国家是让世界面貌一新的唯一出路。这种局面的出现，将对信心产生深远的影响，胜过迄今出台的所有刺激方案。
　　（作者：澳大利亚前总理，现任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DB)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