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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好兵》是20世纪英国著名作家福特的代表作。福氏在该作中运用了悲剧性和喜剧性糅合的悲喜剧讽刺艺术，从而形成了语言的张力之美。悲喜剧的夹缝状态是西方现代人荒诞性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福氏用富有张力的反讽语言揭示了世纪之交西方人的生存焦虑和英国爱德华时代的道德伦理困惑。
关键词：福特 《好兵》 反讽张力 生存焦虑 道德困惑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
《好兵》（The Good Soldier）是20世纪初英国著名作家福特·马多克思·福特的代表作。就该作中的反讽已有许多评论，如“《好兵——一个激情的故事》的标题就贴上了反讽的标签。”“反讽是理解这部小说意义的关键。”但就反讽形成的语言张力还少有论述。马克·肖勒说：“《好兵》充满了喜剧性的幽默，幽默中又带着冷漠。”“有认为它是喜剧性的，但能切实感受得到的就认为它是悲剧性的。”“到底属于喜剧性还是悲剧性要看读者强调什么视角，两种风格的反讽都被福特用来实现过去与现在、表象与真实的双重视角。”其实，福特的悲剧性讽刺中包含喜剧意韵，喜剧性反讽中夹杂悲剧意旨，形成反讽的语言张力。马克·肖勒说：“反讽没有达成绝对的一致意义，却有利于反映小说意义的矛盾性和形势的复杂性，又体现了作者的尖锐评判。”反讽张力渗透了作者的伦理所指，悲喜剧的夹缝状态是西方现代人荒诞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张力性的反讽语言揭示了世纪之交西方人的生存焦虑和英国爱德华时代的道德伦理困惑。
一 悲中有喜
悲剧性反讽“往往通过动机与结果的反差，行动与情境的不协调，造成读者阅读期待的落空和理解指向的不确定性，于是，真相滑稽可笑，意义丧失殆尽，甚至整个存在都显得荒诞不经”。悲剧性反讽是《好兵》的结构基调和整体语言特色。小说主角爱德华·阿什伯纳姆与利奥诺拉及道威尔与弗洛伦斯两对夫妇在法国疗养基地瑙海姆初次见面便成为了好朋友。因为他们地位相当，情趣相投。在道威尔最初的印象中，小说主人公爱德华是一位倍受尊敬的英雄、一个“好兵”、一位绅士、一个古代骑士，他同情穷人，热爱和平，对感情执着专一，显然一个悲剧性的英雄人物形象。爱德华的妻子利奥诺拉，美丽、能干，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一位庄重、高贵的女士。道威尔的妻子弗洛伦斯，也是一位高贵美丽的美国浪漫女性。道威尔本人不需要工作，却拥有很多钱，可以随心所欲地到世界各地旅游。在读者的期待中，这些体面人物都应该朝着悲剧中正面人物形象方向发展。可随着故事的逐渐展开，这些体面人物逐渐暴露出他们滑稽丑恶的喜剧性“小丑”嘴脸。爱德华因内心的寂寞与空虚而疯狂追逐女人，他与几个女人有染，特别是他居然还“执着”地爱上比自己年龄小了近一半的佣人（自己朋友的女儿）南希，结果被妻子发现并在遭到南希拒绝后选择自杀。这种戏谑性的“英雄殉情”场面真可谓滑稽可笑。看似悲剧，实在饱含讽刺，是福特对传统悲剧的戏拟与解构。而爱德华的妻子利奥诺拉，在自己的丈夫面前扮演成一位缺乏任何激情的虔诚天主教教徒。可是，当她看到自己的丈夫与弗洛伦斯有染、看到自己的丈夫追求南希时，却掩盖不住自己的本来面目，她在背后向道威尔发出色情勾引的暗号。这位传统悲剧中的“天使”终于暴露出其“恶魔”的本质。道威尔的妻子弗洛伦斯在结婚之前就与另一个男人有染，现在又背着自己的丈夫疯狂勾引朋友的丈夫爱德华，这位异国贵妇人居然变成了一个“荡妇”。更有意思的是，那位丧失性欲能力的叙事人道威尔，居然也在最后傻乎乎地守护着已经疯癫的南希，扮演一个英国“绅士”和古典“骑士”形象。福特在这部小说的结构安排上戏仿传统的悲剧，然后在悲剧中蕴含喜剧的讽刺意韵，使整部小说充满张力之美。
福特运用的这种悲中带喜的讽刺手法，又包含深刻的伦理寓意。这个由体面人物组成的四人小团体，象征着英国贵族上层阶级集团。而四人小团体的土崩瓦解又象征着曾经辉煌一时的日不落大英帝国的坍塌没落。福特运用语言和结构上的悲剧性讽刺达到了喜剧性的效果。小说以悲剧告终，却给读者留下了啼笑皆非的喜剧效果。
二 喜中有悲
D·C·米克在《论反讽》中指出：反讽是“把两种矛盾陈述或不协调意象不加评论地并置在一起”，而“喜剧因素似乎是反讽的形式特点所固有的因素，……故意设置的矛盾的表象，便制造了一种只能在笑声中求得消解的心理张力”。在《好兵》中，小说的语言基调除了悲剧性的喜剧意味之外，福特还运用喜剧性反讽中的悲剧意味形成语言和情景的矛盾张力。例如，当道威尔想说一些“正经事”时，他却往往说一些毫不相干的滑稽事，他的话似乎已经偏题，但滑稽搞笑的语言中却隐隐透露出即将发生的悲剧，这就是喜剧性讽刺的悲剧效果。例如：
“那天下午，我看到在一只黑白花母牛下擦痒的棕色奶牛正好被重重地摔在一条小溪的正中央，我不禁哈哈大笑，而此时弗洛伦斯正在努力地向爱德华传授文化知识，利奥诺拉也听得如此专注以致根本没有注意到我。”
道威尔的妻子弗洛伦斯和爱德华夫妇正在一本正经地讨论西方古代文化，弗洛伦斯的讲解声情并茂，爱德华听得如痴如醉，气氛紧张严肃。可是，道威尔却对他妻子与爱德华的文化故事充耳不闻，却被公牛、母牛的挑逗嬉戏场面逗得开怀大笑。读者似乎有点莫名其妙，但是，我们马上就会察觉福特的讽刺技巧，公牛与母牛的调情嬉戏，表面看是滑稽的喜剧情境，却预示着悲剧故事的上演，即弗洛伦斯与爱德华的偷情，整个小说的悲剧结局拉开了帷幕。“我意识到某种危险的、可怕的、邪恶的事情，我无法描绘也无法比喻。似乎蛇已经从洞中探出了头。”福特把两种矛盾的陈述并置，让人在笑声中落泪。一种语言的张力得以释放，喜剧性情境中透露出悲剧结局。
又如，当道威尔几经周折摆脱弗洛伦斯的父亲和姨母对他和弗洛伦斯婚事的反对之后，他带着弗洛伦斯私奔逃到后山上，按道理他们应该沉浸在浪漫甜蜜的爱情之中，可道威尔却似乎没有感觉到爱情和婚姻的幸福甜蜜，相反，他花了很多笔墨描写凌晨“山猫”的惨叫、鸟儿凄惨的呼号：
“我们在凌晨四点结了婚，坐在小镇后面的小山上，听到反舌鸟在模仿一只老山猫的鸣叫。所以我猜测弗洛伦斯并没人发觉和我结婚是一件刺激的事情。”
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预示着喜剧性场面后即将来临的悲剧性事件，即道威尔与妻子感情的破裂，与朋友友情的丧失。这就是福特语言结构的喜剧性讽刺的悲剧效果。
三 悲喜夹缝中彰显的人性荒诞与道德困惑
针对这两种讽刺，格诺沃·斯密斯说：“这种模糊性饱含喜剧内蕴，福特整个一生就像一个矛盾悖论的网络，他在严肃中含着讽刺……但是讽刺是他的偏爱与缓和气氛和自我保护的方式。”格氏的评论指出，悲喜兼有的反讽是福特心理矛盾的外化。笔者认为，两种反讽的糅合，折射了一种宏大的社会历史语境，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已经走向没落。罗伯特·汉特利说：“爱德华·阿什伯纳姆是一个异化的主人公，是他自己领地上的陌生人……一个非常体面却在现代世界找不到立身安命之处的可怜人。”克斯托娜指出：“《好兵》是一部原型小说或者说是有前瞻性的文本，我们可以在其中看到福特运用弗洛伊德心理模式勾勒的异化人的形象——爱德华·阿什伯纳姆。”“福特运用潜藏在人物内心的激情与道德底线的冲突形成反讽，《好兵》其实是他对表面镇定的上层阶级‘黑暗心灵’的探索。”古德哈特认为：“道威尔是一个他本来不能看到或者不能知道的一切的无声见证人：上帝已经把人抛弃到自我毁灭的边缘。”吴元迈说：“使道威尔感到悲伤的是一段生活的结束，他一直维持和追求的理想生活被证明是虚空和顷刻之间的荡然无存。”麦克斯娜认为：“爱德华不是一个纯粹的浑浑噩噩的浪荡子，他更是一个感伤主义者。”斯尼托指出：“福特的声音似乎不能解决小说中的矛盾，因为他对爱德华很羡慕，但同时又意识到爱德华等所代表的社会秩序已经坍塌。”
通常，悲剧是用以歌颂赞美英雄形象的，喜剧是用来嘲笑、调侃平民百姓的。悲剧的基调是悲戚和伤感的哭泣，而喜剧的基调是充满了愉悦、乐观、希望和评价性的笑。在传统小说中，现实生活中本身存在着绝对的丑与美，丑必须毁灭，美必须得到保护。但在福特生活的现代社会，这种简单的悲剧或者喜剧框架已无法满足作家揭示社会的需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经历了一场思想的转型。人们几千年来建立的理性信仰一夜倾斜，尼采大声宣告：“上帝死了！”西方人对自身的存在产生了质疑，他们陷入绝望、尴尬、焦虑与痛苦之中。爱德华、道威尔、利奥诺拉、弗洛伦斯都是西方荒诞人的典型代表。他们失去了生活的信心，迷失了前进的方向。福特用悲喜剧反讽刻画了现代人的荒诞处境。悲喜剧中的笑，不是纯粹的、乐观的笑，包含了浓重的哀怨和凄凉，是“残酷的笑”；悲喜剧中的哭也不是简单的哭泣，它含有嘲弄与揶揄，让人觉得既滑稽又恼怒。
基尔凯郭尔认为：“反讽在其明显的意义上不是对这一个或那一个个别存在，而是针对某一时代和某一情势下的整个特定的现实……它不是这一种或那一种现象，而是它使之为在反讽外观之下的整个存在。”乔治·帕朗特认为：“反讽的形而上原则存在于我们天性所含的矛盾里，也存在于宇宙或上帝所含的矛盾里。反讽态度暗示，在事物里存在着一种基本的矛盾，也就是说，从我们的理性的角度来看，存在着一种基本的、难以避免的荒谬。”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悲喜剧的夹缝状态是西方现代人荒诞性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是英国爱德华时代道德困境在小说中的投射。
参考文献：
[1] Richetti,John.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ovel[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5:836.
[2] Hoffmann,Charles G.Ford Madox Ford [M].Updated Edition Boston:Twayne Publishers,1990.
[3] Ford,Madox Ford.The Good Soldier-A Tale of Passion[M].New York: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1955.
[4] Cassell,A.Richard.Ford Madox Ford:A Study of His Novels[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1961:164.
[5] 王洪辉、郝崇：《〈羊的门〉的家族神话与悲剧性反讽——陷落的乌托邦》，《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6] D·C·米克，周发祥译：《论反讽》，昆仑出版社，1992年版。
[7] Smith,Grover.Ford Madox Ford[M].New York & 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2:7.
[8] Huntley,H.Robert.The Alien Protagonist of Ford Madox Ford[M].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70:70-71.
[9] Kestner,Joseph A.Ford Madox Ford and the Arts:Vol.30[J].Contemporary Literature.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9（2）:224-239.
[10] Goodheart,Eugene.What Dowell Knew:A Reading of The Good Soldier.[J]Antaeus 56（Spring 1986）:78.
[11] 吴元迈：《20世纪外国文学史》（第二卷），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12] Mexiner,John A.A Critical study of Ford Madox Ford’s Novels[M].Minnesota:UniversityofMinneesota Press,1971:160.
[13] Snitow,Ann Barr.Ford Madox Ford and the Voice of Uncertainty[M].Baton Rouge:Louisiana University Press,1984:183-85.
[14] 曾艳兵：《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
黄赤强，男，1976—，江西宁都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工作单位：江西新余学院。
贺一舟，男，1970—，湖南衡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小说、伦理学，工作单位：江西新余学院。
关键词：福特 《好兵》 反讽张力 生存焦虑 道德困惑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
《好兵》（The Good Soldier）是20世纪初英国著名作家福特·马多克思·福特的代表作。就该作中的反讽已有许多评论，如“《好兵——一个激情的故事》的标题就贴上了反讽的标签。”“反讽是理解这部小说意义的关键。”但就反讽形成的语言张力还少有论述。马克·肖勒说：“《好兵》充满了喜剧性的幽默，幽默中又带着冷漠。”“有认为它是喜剧性的，但能切实感受得到的就认为它是悲剧性的。”“到底属于喜剧性还是悲剧性要看读者强调什么视角，两种风格的反讽都被福特用来实现过去与现在、表象与真实的双重视角。”其实，福特的悲剧性讽刺中包含喜剧意韵，喜剧性反讽中夹杂悲剧意旨，形成反讽的语言张力。马克·肖勒说：“反讽没有达成绝对的一致意义，却有利于反映小说意义的矛盾性和形势的复杂性，又体现了作者的尖锐评判。”反讽张力渗透了作者的伦理所指，悲喜剧的夹缝状态是西方现代人荒诞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张力性的反讽语言揭示了世纪之交西方人的生存焦虑和英国爱德华时代的道德伦理困惑。
一 悲中有喜
悲剧性反讽“往往通过动机与结果的反差，行动与情境的不协调，造成读者阅读期待的落空和理解指向的不确定性，于是，真相滑稽可笑，意义丧失殆尽，甚至整个存在都显得荒诞不经”。悲剧性反讽是《好兵》的结构基调和整体语言特色。小说主角爱德华·阿什伯纳姆与利奥诺拉及道威尔与弗洛伦斯两对夫妇在法国疗养基地瑙海姆初次见面便成为了好朋友。因为他们地位相当，情趣相投。在道威尔最初的印象中，小说主人公爱德华是一位倍受尊敬的英雄、一个“好兵”、一位绅士、一个古代骑士，他同情穷人，热爱和平，对感情执着专一，显然一个悲剧性的英雄人物形象。爱德华的妻子利奥诺拉，美丽、能干，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一位庄重、高贵的女士。道威尔的妻子弗洛伦斯，也是一位高贵美丽的美国浪漫女性。道威尔本人不需要工作，却拥有很多钱，可以随心所欲地到世界各地旅游。在读者的期待中，这些体面人物都应该朝着悲剧中正面人物形象方向发展。可随着故事的逐渐展开，这些体面人物逐渐暴露出他们滑稽丑恶的喜剧性“小丑”嘴脸。爱德华因内心的寂寞与空虚而疯狂追逐女人，他与几个女人有染，特别是他居然还“执着”地爱上比自己年龄小了近一半的佣人（自己朋友的女儿）南希，结果被妻子发现并在遭到南希拒绝后选择自杀。这种戏谑性的“英雄殉情”场面真可谓滑稽可笑。看似悲剧，实在饱含讽刺，是福特对传统悲剧的戏拟与解构。而爱德华的妻子利奥诺拉，在自己的丈夫面前扮演成一位缺乏任何激情的虔诚天主教教徒。可是，当她看到自己的丈夫与弗洛伦斯有染、看到自己的丈夫追求南希时，却掩盖不住自己的本来面目，她在背后向道威尔发出色情勾引的暗号。这位传统悲剧中的“天使”终于暴露出其“恶魔”的本质。道威尔的妻子弗洛伦斯在结婚之前就与另一个男人有染，现在又背着自己的丈夫疯狂勾引朋友的丈夫爱德华，这位异国贵妇人居然变成了一个“荡妇”。更有意思的是，那位丧失性欲能力的叙事人道威尔，居然也在最后傻乎乎地守护着已经疯癫的南希，扮演一个英国“绅士”和古典“骑士”形象。福特在这部小说的结构安排上戏仿传统的悲剧，然后在悲剧中蕴含喜剧的讽刺意韵，使整部小说充满张力之美。
福特运用的这种悲中带喜的讽刺手法，又包含深刻的伦理寓意。这个由体面人物组成的四人小团体，象征着英国贵族上层阶级集团。而四人小团体的土崩瓦解又象征着曾经辉煌一时的日不落大英帝国的坍塌没落。福特运用语言和结构上的悲剧性讽刺达到了喜剧性的效果。小说以悲剧告终，却给读者留下了啼笑皆非的喜剧效果。
二 喜中有悲
D·C·米克在《论反讽》中指出：反讽是“把两种矛盾陈述或不协调意象不加评论地并置在一起”，而“喜剧因素似乎是反讽的形式特点所固有的因素，……故意设置的矛盾的表象，便制造了一种只能在笑声中求得消解的心理张力”。在《好兵》中，小说的语言基调除了悲剧性的喜剧意味之外，福特还运用喜剧性反讽中的悲剧意味形成语言和情景的矛盾张力。例如，当道威尔想说一些“正经事”时，他却往往说一些毫不相干的滑稽事，他的话似乎已经偏题，但滑稽搞笑的语言中却隐隐透露出即将发生的悲剧，这就是喜剧性讽刺的悲剧效果。例如：
“那天下午，我看到在一只黑白花母牛下擦痒的棕色奶牛正好被重重地摔在一条小溪的正中央，我不禁哈哈大笑，而此时弗洛伦斯正在努力地向爱德华传授文化知识，利奥诺拉也听得如此专注以致根本没有注意到我。”
道威尔的妻子弗洛伦斯和爱德华夫妇正在一本正经地讨论西方古代文化，弗洛伦斯的讲解声情并茂，爱德华听得如痴如醉，气氛紧张严肃。可是，道威尔却对他妻子与爱德华的文化故事充耳不闻，却被公牛、母牛的挑逗嬉戏场面逗得开怀大笑。读者似乎有点莫名其妙，但是，我们马上就会察觉福特的讽刺技巧，公牛与母牛的调情嬉戏，表面看是滑稽的喜剧情境，却预示着悲剧故事的上演，即弗洛伦斯与爱德华的偷情，整个小说的悲剧结局拉开了帷幕。“我意识到某种危险的、可怕的、邪恶的事情，我无法描绘也无法比喻。似乎蛇已经从洞中探出了头。”福特把两种矛盾的陈述并置，让人在笑声中落泪。一种语言的张力得以释放，喜剧性情境中透露出悲剧结局。
又如，当道威尔几经周折摆脱弗洛伦斯的父亲和姨母对他和弗洛伦斯婚事的反对之后，他带着弗洛伦斯私奔逃到后山上，按道理他们应该沉浸在浪漫甜蜜的爱情之中，可道威尔却似乎没有感觉到爱情和婚姻的幸福甜蜜，相反，他花了很多笔墨描写凌晨“山猫”的惨叫、鸟儿凄惨的呼号：
“我们在凌晨四点结了婚，坐在小镇后面的小山上，听到反舌鸟在模仿一只老山猫的鸣叫。所以我猜测弗洛伦斯并没人发觉和我结婚是一件刺激的事情。”
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预示着喜剧性场面后即将来临的悲剧性事件，即道威尔与妻子感情的破裂，与朋友友情的丧失。这就是福特语言结构的喜剧性讽刺的悲剧效果。
三 悲喜夹缝中彰显的人性荒诞与道德困惑
针对这两种讽刺，格诺沃·斯密斯说：“这种模糊性饱含喜剧内蕴，福特整个一生就像一个矛盾悖论的网络，他在严肃中含着讽刺……但是讽刺是他的偏爱与缓和气氛和自我保护的方式。”格氏的评论指出，悲喜兼有的反讽是福特心理矛盾的外化。笔者认为，两种反讽的糅合，折射了一种宏大的社会历史语境，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已经走向没落。罗伯特·汉特利说：“爱德华·阿什伯纳姆是一个异化的主人公，是他自己领地上的陌生人……一个非常体面却在现代世界找不到立身安命之处的可怜人。”克斯托娜指出：“《好兵》是一部原型小说或者说是有前瞻性的文本，我们可以在其中看到福特运用弗洛伊德心理模式勾勒的异化人的形象——爱德华·阿什伯纳姆。”“福特运用潜藏在人物内心的激情与道德底线的冲突形成反讽，《好兵》其实是他对表面镇定的上层阶级‘黑暗心灵’的探索。”古德哈特认为：“道威尔是一个他本来不能看到或者不能知道的一切的无声见证人：上帝已经把人抛弃到自我毁灭的边缘。”吴元迈说：“使道威尔感到悲伤的是一段生活的结束，他一直维持和追求的理想生活被证明是虚空和顷刻之间的荡然无存。”麦克斯娜认为：“爱德华不是一个纯粹的浑浑噩噩的浪荡子，他更是一个感伤主义者。”斯尼托指出：“福特的声音似乎不能解决小说中的矛盾，因为他对爱德华很羡慕，但同时又意识到爱德华等所代表的社会秩序已经坍塌。”
通常，悲剧是用以歌颂赞美英雄形象的，喜剧是用来嘲笑、调侃平民百姓的。悲剧的基调是悲戚和伤感的哭泣，而喜剧的基调是充满了愉悦、乐观、希望和评价性的笑。在传统小说中，现实生活中本身存在着绝对的丑与美，丑必须毁灭，美必须得到保护。但在福特生活的现代社会，这种简单的悲剧或者喜剧框架已无法满足作家揭示社会的需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经历了一场思想的转型。人们几千年来建立的理性信仰一夜倾斜，尼采大声宣告：“上帝死了！”西方人对自身的存在产生了质疑，他们陷入绝望、尴尬、焦虑与痛苦之中。爱德华、道威尔、利奥诺拉、弗洛伦斯都是西方荒诞人的典型代表。他们失去了生活的信心，迷失了前进的方向。福特用悲喜剧反讽刻画了现代人的荒诞处境。悲喜剧中的笑，不是纯粹的、乐观的笑，包含了浓重的哀怨和凄凉，是“残酷的笑”；悲喜剧中的哭也不是简单的哭泣，它含有嘲弄与揶揄，让人觉得既滑稽又恼怒。
基尔凯郭尔认为：“反讽在其明显的意义上不是对这一个或那一个个别存在，而是针对某一时代和某一情势下的整个特定的现实……它不是这一种或那一种现象，而是它使之为在反讽外观之下的整个存在。”乔治·帕朗特认为：“反讽的形而上原则存在于我们天性所含的矛盾里，也存在于宇宙或上帝所含的矛盾里。反讽态度暗示，在事物里存在着一种基本的矛盾，也就是说，从我们的理性的角度来看，存在着一种基本的、难以避免的荒谬。”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悲喜剧的夹缝状态是西方现代人荒诞性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是英国爱德华时代道德困境在小说中的投射。
参考文献：
[1] Richetti,John.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ovel[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5:836.
[2] Hoffmann,Charles G.Ford Madox Ford [M].Updated Edition Boston:Twayne Publishers,1990.
[3] Ford,Madox Ford.The Good Soldier-A Tale of Passion[M].New York: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1955.
[4] Cassell,A.Richard.Ford Madox Ford:A Study of His Novels[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1961:164.
[5] 王洪辉、郝崇：《〈羊的门〉的家族神话与悲剧性反讽——陷落的乌托邦》，《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6] D·C·米克，周发祥译：《论反讽》，昆仑出版社，1992年版。
[7] Smith,Grover.Ford Madox Ford[M].New York & 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2:7.
[8] Huntley,H.Robert.The Alien Protagonist of Ford Madox Ford[M].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70:70-71.
[9] Kestner,Joseph A.Ford Madox Ford and the Arts:Vol.30[J].Contemporary Literature.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9（2）:224-239.
[10] Goodheart,Eugene.What Dowell Knew:A Reading of The Good Soldier.[J]Antaeus 56（Spring 1986）:78.
[11] 吴元迈：《20世纪外国文学史》（第二卷），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12] Mexiner,John A.A Critical study of Ford Madox Ford’s Novels[M].Minnesota:UniversityofMinneesota Press,1971:160.
[13] Snitow,Ann Barr.Ford Madox Ford and the Voice of Uncertainty[M].Baton Rouge:Louisiana University Press,1984:183-85.
[14] 曾艳兵：《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
黄赤强，男，1976—，江西宁都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工作单位：江西新余学院。
贺一舟，男，1970—，湖南衡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小说、伦理学，工作单位：江西新余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