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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女性文学”、“女性气质”、“身体写作”三个基本概念的语境变异，以思维和行为主体的方式，给予其女性主义的理解和宽容。揭示了现实语境中当代女性主义疏离情境，在追求与困惑中隐现着作家自身的女性意识。
关键词：女性文学 女性气质 身体写作 比较 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在当今文艺学界，西方文学理论是一个无法避开的主题，由于彼此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需求、思维模式、主题的实质呈现为“差异”。本文通过对“女性气质”、“女性文学”、“身体写作”等进行的梳理认为，从女性主体的角度来说，女性意识可以理解为包含为两个层面：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意义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二是从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其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作为社会的人的女作家，她们以自己敏感的笔触写生活中人们的情绪心理，写人性的善与恶、真诚与伪饰，男女两性生命本体的相互融合、相互排斥。人性的全面丰富和完善与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成了女性意识发展的最高指向。
一 女性文学个人化、社会化
女性个人化小说的写作作为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的个案，其身上所承载的文化意义无疑是典型而又丰富的。我们很容易捕捉到其自觉地从性别角度出发致力于哲理文化层面意义的探询的创作理性。在对待异域文化资源上，女性个人化小说呈现出积极的对话姿态，在充分吸纳西方女性写作元素的基础上注入本土化的因素，使中国女性写作的审美内涵得以往纵深发展，进而成为对既定的文化秩序具有冲击力的文化样态。女性文学的内涵主要是指作家的性别以及特定的“女性风格”和“女性意识”，女作家方方曾著文对“女性文学”这一概念表示可疑，因为她问了几个评论家，都认为这个问题的结论有些不置可否。而且令方方困惑的是她的小说，大多数评论家似乎都觉得与女性文学无关，就算那些作品表达了女性的命运。如认为方方小说“更关注那些人类性的和社会性的普遍问题，而不限于单纯的女性意识”。类似这样对方方这类作家的评论还有很多。这种错位从何而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女性创作批评话语的历史性匮乏，使许多批评家采用了女性主义这一拿来的工具。然而，来自于生活的创作永远是鲜活的，理论尤其是外来的理论与之难以兼容，许多评论常常削足适履，在关于女性文学的认识上也不自觉地采用西方的立场。如那些抒写女性个人生活私人体验的创作、那些包含女性身体经验的创作、那些审视男权的创作，所谓女性“个人化写作”，都毫无疑义地被指认为是女性文学。而一些立足社会层面关注社会问题的创作，常常被评论家淡然待之，至于是否成女性文学都莫衷一是。方方的创作常立足于社会问题，表现女性现实生存境遇的艰难，题材与女性文学的个人化特色相疏离，所以被一些人排除于女性文学之外。方方的困惑就在这里。
“女性文学”及其连带产生的语义形成于“五四”时期，但当时它并没有明确的性别意识，它设定一个男女和谐共存的不分性别的新文化理想，针对民族国家内部以“阶级”话语建构的主体想象提出性别差异问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内涵。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引进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明确地将批判对象指认为父权制的体制、文化、语言，才有了它独特的表述体系和话语方式。它带来了女性创作的新气象。它引发的90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或曰“私人化写作”热潮，使之成为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甚至于被认定为女性写作的主要形态。陈染、林白、徐晓斌、海南等人的小说中，主人公的成长被放置在带有封闭性的私人空间中，比如家庭、独居女人的卧室等，其中性别身份成为最重要甚至唯一的身份标志。女性的成长经验，尤其涉及身体经验，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讨论女性写作的背景和想象空间。它自觉反叛父权制意识，有意营造女性主体形象，表现强烈的女性意识，试图实践一种基于女性独特体验的女性美学，形成一种独特的表述风格。但实际的情形是，把“个人”与“女性”联系在一起造成一个难以摆脱的困境。尽管女性可以表现被父权等级制压抑着的女性经验，但最终这种女性经验的书写还得在这一父权制的文化市场上流通。这种流通虽然瓦解了千年一贯制的女性定型想象，但由于把“女性”与“个人”、“私人性空间”直接联系在一起，又在另一个层面落入女性作为父权社会“他者”、“私人领域的女性”等等级结构中。在“私人”“个人”维度上对于女性“差异”的展示，正好满足了后者的想象和需要。另外，“个人化写作”所确立的女性主体想象，是一种男女性别二元对立的想象，忽视了女性内部的差异。被越来越多的评论者指出的是：个人化写作中的女性个体，多是一些中产阶级女性，时代给予她们一些自由与自主，给予她们“一间自己的屋子”，她们不再为柴米油盐烦恼。说得直截了当一点，是一部分提前进入“小康”的女性，这样的女性才有时间专门研究性别问题，才有可能把性别问题与其它有碍观瞻的事情区别开来，并且这种解放不是面向所有妇女的。
二 女性主义“女性气质”
新世纪以来，女性主义思潮似乎已进入回水期，研究界也开始频繁使用“危机”、“困境”之类的字眼来形容自身的处境，原因与女性主义理论的前提设定有关。修丽特在《美国妇女解放的神话》中认为，女权主义强调的独立、自强、个人奋斗、在社会领域取得影响等，是一种女性理想主义的高蹈追求，往往只利于那些上层的、精英的、功名心特别强的处于传统婚姻模式之外的职业女性。现实生活中，一些女性尤其是缺乏一定职业技能的女性，主观上宁愿呆在家中，不愿与男性平等、平权。有时，解放了的女性反而要承担比男性更多的生活重担。这虽是带有男权回归色彩的言论将女性主义视为一种性别理想主义追求的说法，却不能不引起人们对女性和女性主义问题的再思考。文学既要有诗性理想的烛照，也要兼顾现实生活日常经验的逻辑。对于大众女性的日常经验而言，由于阶级、民族、文化、身份等的不同，女性主义无法作为一种先验的性别一致立场而存在，“女性主义必需永远是在一种具有特殊政治目标的政治运动中妇女所结成的联盟，它是一种基于政治利益而非基于共同经验的联盟，因为女性的经验没有如此的一致性”。对于大部分奔忙于日常生活的女性来说，女性主义将女性对抗男权的力量绝对化、理想化了。王安忆等女性作家们反对被称之为“女性主义者”，不仅仅有对这一称谓社会亲和力的担忧，还有一种对它的现实适用范围与力度的不敢完全苟同。
女性文学的世界一方面在努力表现女性主体成长的意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种种与女性主义话语疏离的困境。张洁的《方舟》是一篇解构“女性气质”的女性主义杰作。三位主人公都是很有才华的知识女性，然而她们事业上的追求是以生活上的一塌糊涂为代价的：梁倩是“苍白、干瘪，披头散发，精疲力竭，横眉立目”；柳泉是“想得太多，活得太拘谨”；荆华则是“踏着拖鞋，穿着睡衣，蓬头垢面”。她们在这样环境中面临着一种异化、雄化，渐渐失去女性所特有的温柔、优美而变得干瘪和歇斯底里。也许张洁要表现的是现代女性在男权话语中艰难立足不得不换装生存的无奈，但文本的悲剧意味反讽着解构“女性气质”的失败。在当今消费社会，建国以来曾经标榜的“女强人”式的昂扬而激进的性别诉求已成昨日黄花了。池莉小说《小姐，你早》中不事修饰一心扑在事业上并卓有成就的女主人公戚润物，被作者处理成缺乏“女性气质”而被丈夫遗弃的角色，她是在女友的性别启蒙即“做女人首先要好看”后才明白自己的悲剧命运所在。
三 身体写作
近年来，“身体写作”成了女性文学批评的关键词，它既是批评者把握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创作的聚焦点，又为批评者建构女性主义诗学开启了思路。问题是，在当今的消费语境下它已被误读。“身体写作”理论资源来自法国的女性主义作家埃莱娜·西苏，西苏以激情飞扬的言辞阐述了她的“身体写作”思想，她说妇女必须写作才能找回自己，妇女的写作是“身体写作”，因为妇女的身体一直是被禁锢、被异化的，“身体写作”意味着打开潜意识的闸门，那是女性艺术创造的本源力量。女性主义批评大凡提到“身体写作”，就会提到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的这些言论。新世纪以来，伴随《上海宝贝》等作品的出版，“身体写作”的地位更加突出，加之大众传媒的推动，近乎成了“女性写作”的代名词，与此相连的还有“美女作家”、“自传体”、“性隐私”等的延伸。从陈染、林白到卫慧；棉棉再到木子美，评论界勾画出女性“身体写作”的一条路线。然而西苏的理论用于解读其中某些文本时，却遇到一种言不及义的尴尬，显示出与创作实际的隔膜。这是为何呢？
西方的女权主义东进我国成了女性主义，这之间充满了和平演变的意味。传统观念认为两性天然具有不同的性别气质，男性理性、精神、勇猛、独立、客观；女性肉体、非理性、温柔、依赖、感性。早期女性主义虽在性别气质上有同异之争，但都反对这种性别问题上的本质主义，认为这是一种基于社会文化建构的性别歧视。相对女权主义，女性主义更有建设科学的两性关系的“性别”内涵诉求，话语更加温和与理性。因为作为现代性话语一个部分的女性解放，是西方在自己的历史背景下，以现代工业经济的性别经验为基础的性别建构。
在当今的消费时代，性爱的书写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以成为突破传统成规的手段，也易陷入性混乱的泥潭，当今女性文学的性爱描写也是误读多多。在性的问题上，女性主义分化成两个阵营：激进派和自由派。激进派倾向于对性的基本否定，被称为否定性的一派（anti-sex），认为异性恋性关系一般具有性客体化特征（男性是主体和主人，女性是客体和奴隶），从而导致男性对女性的性暴力。所以她们反对男性主义的性实践，有些激进者为了不给男性性的机会，还提议解放了的妇女不结婚。由于其观点过于激烈，它后来被妖魔化而难以为人接受。而自由派则倾向于释放女性性能量的赞成性（pro-sex），她们认为异性恋中存在压抑，父权制资产阶级的性规范压抑了人类的性欲望和性快乐，所以她们反对将性分为政治上正确的和不正确的两大类，鼓励超越社会所认可的性行为规范，将性爱的快乐原则和对男权社会中女性所受性压抑的认定与反抗是其两大立法基础。然而后现代社会艾滋病恐怖出现后，自由派享用性快乐的思想受到挫折，有节制的性伦理现在是世界范围内普遍适用并成为女性主义的性观念。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女作家笔下却是“性”趣陡增，她们将女性寻求个人主体地位的诉求主要聚焦于女性的性实践。王安忆《三恋》、《岗上的世纪》中的原始欲望，左右人的行止生存，甚至生死；林白《守望空心岁月》、《一个人的战争》中的女性情欲之海，波涛汹涌；卫慧《上海宝贝》中的女性主动展示身体，女性意识不过是在女性自慰或与男性交往中追求性满足。以前女性主义引为不幸的是女性的身体总是被动地成为男性的欲望客体，而这里的情形是唯恐女性的身体不再吸引男性，变被动为主动展示。女性写作走到了这一步，无疑来源于对女性意识的狭隘认识。如果说王安忆的写作尚负有性爱启蒙的意识，林白的写作尚有找寻女性主体的意味，那么卫慧的写作怕只可依照消费主义的逻辑才可解释了。到底是女性主义的、还是消费主义的；是主体性的、还是被异化的，性爱话语需要结合意识形态语境才能分析。
参考文献：
[1] 王光明：《女性文学：告别1995》，《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
[2] 刘川鄂：《小市民，名作家：池莉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 顾晓玲：《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生活·读书·新知联书店，1995年版。
[4] 张兵娟：《论新时期女性文学创作中女性意识的演变》，《中州学刊》，2006年第6期。
作者简介：
胡湘梅，女，1973—，湖南沅陵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代文学，工作单位：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肖胜旗，男，1971—，湖南湘潭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现代文学，工作单位：湖南广播电视大学。
关键词：女性文学 女性气质 身体写作 比较 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在当今文艺学界，西方文学理论是一个无法避开的主题，由于彼此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需求、思维模式、主题的实质呈现为“差异”。本文通过对“女性气质”、“女性文学”、“身体写作”等进行的梳理认为，从女性主体的角度来说，女性意识可以理解为包含为两个层面：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意义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二是从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其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作为社会的人的女作家，她们以自己敏感的笔触写生活中人们的情绪心理，写人性的善与恶、真诚与伪饰，男女两性生命本体的相互融合、相互排斥。人性的全面丰富和完善与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成了女性意识发展的最高指向。
一 女性文学个人化、社会化
女性个人化小说的写作作为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的个案，其身上所承载的文化意义无疑是典型而又丰富的。我们很容易捕捉到其自觉地从性别角度出发致力于哲理文化层面意义的探询的创作理性。在对待异域文化资源上，女性个人化小说呈现出积极的对话姿态，在充分吸纳西方女性写作元素的基础上注入本土化的因素，使中国女性写作的审美内涵得以往纵深发展，进而成为对既定的文化秩序具有冲击力的文化样态。女性文学的内涵主要是指作家的性别以及特定的“女性风格”和“女性意识”，女作家方方曾著文对“女性文学”这一概念表示可疑，因为她问了几个评论家，都认为这个问题的结论有些不置可否。而且令方方困惑的是她的小说，大多数评论家似乎都觉得与女性文学无关，就算那些作品表达了女性的命运。如认为方方小说“更关注那些人类性的和社会性的普遍问题，而不限于单纯的女性意识”。类似这样对方方这类作家的评论还有很多。这种错位从何而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女性创作批评话语的历史性匮乏，使许多批评家采用了女性主义这一拿来的工具。然而，来自于生活的创作永远是鲜活的，理论尤其是外来的理论与之难以兼容，许多评论常常削足适履，在关于女性文学的认识上也不自觉地采用西方的立场。如那些抒写女性个人生活私人体验的创作、那些包含女性身体经验的创作、那些审视男权的创作，所谓女性“个人化写作”，都毫无疑义地被指认为是女性文学。而一些立足社会层面关注社会问题的创作，常常被评论家淡然待之，至于是否成女性文学都莫衷一是。方方的创作常立足于社会问题，表现女性现实生存境遇的艰难，题材与女性文学的个人化特色相疏离，所以被一些人排除于女性文学之外。方方的困惑就在这里。
“女性文学”及其连带产生的语义形成于“五四”时期，但当时它并没有明确的性别意识，它设定一个男女和谐共存的不分性别的新文化理想，针对民族国家内部以“阶级”话语建构的主体想象提出性别差异问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内涵。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引进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明确地将批判对象指认为父权制的体制、文化、语言，才有了它独特的表述体系和话语方式。它带来了女性创作的新气象。它引发的90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或曰“私人化写作”热潮，使之成为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甚至于被认定为女性写作的主要形态。陈染、林白、徐晓斌、海南等人的小说中，主人公的成长被放置在带有封闭性的私人空间中，比如家庭、独居女人的卧室等，其中性别身份成为最重要甚至唯一的身份标志。女性的成长经验，尤其涉及身体经验，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讨论女性写作的背景和想象空间。它自觉反叛父权制意识，有意营造女性主体形象，表现强烈的女性意识，试图实践一种基于女性独特体验的女性美学，形成一种独特的表述风格。但实际的情形是，把“个人”与“女性”联系在一起造成一个难以摆脱的困境。尽管女性可以表现被父权等级制压抑着的女性经验，但最终这种女性经验的书写还得在这一父权制的文化市场上流通。这种流通虽然瓦解了千年一贯制的女性定型想象，但由于把“女性”与“个人”、“私人性空间”直接联系在一起，又在另一个层面落入女性作为父权社会“他者”、“私人领域的女性”等等级结构中。在“私人”“个人”维度上对于女性“差异”的展示，正好满足了后者的想象和需要。另外，“个人化写作”所确立的女性主体想象，是一种男女性别二元对立的想象，忽视了女性内部的差异。被越来越多的评论者指出的是：个人化写作中的女性个体，多是一些中产阶级女性，时代给予她们一些自由与自主，给予她们“一间自己的屋子”，她们不再为柴米油盐烦恼。说得直截了当一点，是一部分提前进入“小康”的女性，这样的女性才有时间专门研究性别问题，才有可能把性别问题与其它有碍观瞻的事情区别开来，并且这种解放不是面向所有妇女的。
二 女性主义“女性气质”
新世纪以来，女性主义思潮似乎已进入回水期，研究界也开始频繁使用“危机”、“困境”之类的字眼来形容自身的处境，原因与女性主义理论的前提设定有关。修丽特在《美国妇女解放的神话》中认为，女权主义强调的独立、自强、个人奋斗、在社会领域取得影响等，是一种女性理想主义的高蹈追求，往往只利于那些上层的、精英的、功名心特别强的处于传统婚姻模式之外的职业女性。现实生活中，一些女性尤其是缺乏一定职业技能的女性，主观上宁愿呆在家中，不愿与男性平等、平权。有时，解放了的女性反而要承担比男性更多的生活重担。这虽是带有男权回归色彩的言论将女性主义视为一种性别理想主义追求的说法，却不能不引起人们对女性和女性主义问题的再思考。文学既要有诗性理想的烛照，也要兼顾现实生活日常经验的逻辑。对于大众女性的日常经验而言，由于阶级、民族、文化、身份等的不同，女性主义无法作为一种先验的性别一致立场而存在，“女性主义必需永远是在一种具有特殊政治目标的政治运动中妇女所结成的联盟，它是一种基于政治利益而非基于共同经验的联盟，因为女性的经验没有如此的一致性”。对于大部分奔忙于日常生活的女性来说，女性主义将女性对抗男权的力量绝对化、理想化了。王安忆等女性作家们反对被称之为“女性主义者”，不仅仅有对这一称谓社会亲和力的担忧，还有一种对它的现实适用范围与力度的不敢完全苟同。
女性文学的世界一方面在努力表现女性主体成长的意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种种与女性主义话语疏离的困境。张洁的《方舟》是一篇解构“女性气质”的女性主义杰作。三位主人公都是很有才华的知识女性，然而她们事业上的追求是以生活上的一塌糊涂为代价的：梁倩是“苍白、干瘪，披头散发，精疲力竭，横眉立目”；柳泉是“想得太多，活得太拘谨”；荆华则是“踏着拖鞋，穿着睡衣，蓬头垢面”。她们在这样环境中面临着一种异化、雄化，渐渐失去女性所特有的温柔、优美而变得干瘪和歇斯底里。也许张洁要表现的是现代女性在男权话语中艰难立足不得不换装生存的无奈，但文本的悲剧意味反讽着解构“女性气质”的失败。在当今消费社会，建国以来曾经标榜的“女强人”式的昂扬而激进的性别诉求已成昨日黄花了。池莉小说《小姐，你早》中不事修饰一心扑在事业上并卓有成就的女主人公戚润物，被作者处理成缺乏“女性气质”而被丈夫遗弃的角色，她是在女友的性别启蒙即“做女人首先要好看”后才明白自己的悲剧命运所在。
三 身体写作
近年来，“身体写作”成了女性文学批评的关键词，它既是批评者把握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创作的聚焦点，又为批评者建构女性主义诗学开启了思路。问题是，在当今的消费语境下它已被误读。“身体写作”理论资源来自法国的女性主义作家埃莱娜·西苏，西苏以激情飞扬的言辞阐述了她的“身体写作”思想，她说妇女必须写作才能找回自己，妇女的写作是“身体写作”，因为妇女的身体一直是被禁锢、被异化的，“身体写作”意味着打开潜意识的闸门，那是女性艺术创造的本源力量。女性主义批评大凡提到“身体写作”，就会提到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的这些言论。新世纪以来，伴随《上海宝贝》等作品的出版，“身体写作”的地位更加突出，加之大众传媒的推动，近乎成了“女性写作”的代名词，与此相连的还有“美女作家”、“自传体”、“性隐私”等的延伸。从陈染、林白到卫慧；棉棉再到木子美，评论界勾画出女性“身体写作”的一条路线。然而西苏的理论用于解读其中某些文本时，却遇到一种言不及义的尴尬，显示出与创作实际的隔膜。这是为何呢？
西方的女权主义东进我国成了女性主义，这之间充满了和平演变的意味。传统观念认为两性天然具有不同的性别气质，男性理性、精神、勇猛、独立、客观；女性肉体、非理性、温柔、依赖、感性。早期女性主义虽在性别气质上有同异之争，但都反对这种性别问题上的本质主义，认为这是一种基于社会文化建构的性别歧视。相对女权主义，女性主义更有建设科学的两性关系的“性别”内涵诉求，话语更加温和与理性。因为作为现代性话语一个部分的女性解放，是西方在自己的历史背景下，以现代工业经济的性别经验为基础的性别建构。
在当今的消费时代，性爱的书写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以成为突破传统成规的手段，也易陷入性混乱的泥潭，当今女性文学的性爱描写也是误读多多。在性的问题上，女性主义分化成两个阵营：激进派和自由派。激进派倾向于对性的基本否定，被称为否定性的一派（anti-sex），认为异性恋性关系一般具有性客体化特征（男性是主体和主人，女性是客体和奴隶），从而导致男性对女性的性暴力。所以她们反对男性主义的性实践，有些激进者为了不给男性性的机会，还提议解放了的妇女不结婚。由于其观点过于激烈，它后来被妖魔化而难以为人接受。而自由派则倾向于释放女性性能量的赞成性（pro-sex），她们认为异性恋中存在压抑，父权制资产阶级的性规范压抑了人类的性欲望和性快乐，所以她们反对将性分为政治上正确的和不正确的两大类，鼓励超越社会所认可的性行为规范，将性爱的快乐原则和对男权社会中女性所受性压抑的认定与反抗是其两大立法基础。然而后现代社会艾滋病恐怖出现后，自由派享用性快乐的思想受到挫折，有节制的性伦理现在是世界范围内普遍适用并成为女性主义的性观念。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女作家笔下却是“性”趣陡增，她们将女性寻求个人主体地位的诉求主要聚焦于女性的性实践。王安忆《三恋》、《岗上的世纪》中的原始欲望，左右人的行止生存，甚至生死；林白《守望空心岁月》、《一个人的战争》中的女性情欲之海，波涛汹涌；卫慧《上海宝贝》中的女性主动展示身体，女性意识不过是在女性自慰或与男性交往中追求性满足。以前女性主义引为不幸的是女性的身体总是被动地成为男性的欲望客体，而这里的情形是唯恐女性的身体不再吸引男性，变被动为主动展示。女性写作走到了这一步，无疑来源于对女性意识的狭隘认识。如果说王安忆的写作尚负有性爱启蒙的意识，林白的写作尚有找寻女性主体的意味，那么卫慧的写作怕只可依照消费主义的逻辑才可解释了。到底是女性主义的、还是消费主义的；是主体性的、还是被异化的，性爱话语需要结合意识形态语境才能分析。
参考文献：
[1] 王光明：《女性文学：告别1995》，《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
[2] 刘川鄂：《小市民，名作家：池莉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 顾晓玲：《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生活·读书·新知联书店，1995年版。
[4] 张兵娟：《论新时期女性文学创作中女性意识的演变》，《中州学刊》，2006年第6期。
作者简介：
胡湘梅，女，1973—，湖南沅陵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代文学，工作单位：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肖胜旗，男，1971—，湖南湘潭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现代文学，工作单位：湖南广播电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