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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对幸福的认知和追寻，不仅是亘古如新的哲学议题，也是紧要的现实问题。与古典和近代的大量名人一样，现代的无数智者也对此进行了不懈追问，然而大都无功而返。幸福既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也是人类永恒的困惑，它始终困扰着无数智者和凡人。或许，幸福虽需客观条件，但并非客观之物。幸福原在内心，在自我实现，在个体生命与社会有机体之间的和谐与圆成。
【关键词】幸福人生意义生命体验特约书评人专栏智者有惑：苍茫尘世，一生何求
读前辈们的作品，常常能发现某些具有普遍性的议题。许多长者走过漫漫长路后，在回首“昨日的世界”时，往往对人生的追求、对生命的意义、对幸福得失等问题，有诸多感慨和思考。读何兆武先生的许多作品（如《上学记》），亦复如此。
其实，这并不奇怪。这是人之本能，是人的本性的反应。人是追求意义的动物，不仅有生存、安全的需求，也有爱和归属、尊重及自我实现的需求。正如史铁生所说：“人之为人……除了活着还得知道究竟活的什么劲儿。”[1]无意义的人生，将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难以平复的隐痛，是难以愈合的创伤。人类许多心理疾病和精神疾患均源于此。
人生来不仅需要求生、求知、求美，而且必然地追求归属、追求自我实现。这是人类行为强大的内在动力。几乎所有哲学家都会对此有所论列。亨利·柏格森、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特里·伊格尔顿都有名为《生命的意义》的同名著作。德国哲学家倭铿（R.C.Eucken）有书名为《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维克多·E.弗兰克尔则有名作《活出生命的意义》。现代中国的胡适，对此亦不甘沉默，亮出了自己的态度。甚至当今的著名漫画家布拉德里·特雷弗·格里夫也推出了一部名为《生命的意义》的书。作为革命家的普列汉诺夫，也曾专门就“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著书探讨。的确，这是一个无法忽略的问题，关乎人之安身立命的根本。个体的价值如何、人生的意义何在？或者说，一生何求？对这些问题，人们或许各有见解。但无疑，普遍而言，人之一生，都是在渴求幸福。
王浩青年时便喜欢追问：什么是幸福？他引用纪德的话：人是为幸福而生的。如果不是幸福，又还应该是什么呢？[2]何兆武也认为：“人是为幸福而生的，不是为不幸而生的。”[3]224
在何兆武的文字世界中，不时有关于冷暖得失、幸福与遗憾的些许流露，内中跃动着许多别样的人和事。何先生常说自己是属于“报废的一代”，并说：“西南联大的学生大抵有三种，一种是搞学术的，努力向学，真正有高水平，无论在国内或者在国外，现在都已是名家……还有一种参加民主运动或搞政治活动的，解放后大多在各地方、各单位成为大小领导……还有一种就是不成材的，包括我在内，或者做教师，或者做点什么别的工作……可是我总觉得生活的内涵不应该过分功利，而在一种内在的价值。”何先生以为，很多事情的价值在其本身：“而不在成功与否，不能说成功了才有价值，不成功就是浪费时间”。“读书也是这样。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至少有两个很熟的同学好友批评过我，说我这种纯欣赏式的读书不行，做不出成绩的。的确如他们所说，我一生没做出任何成绩，可是我总觉得，人各有志。”[4]事物的得失，不能仅以结果来衡量。人生亦然。
以上不失为一家之言。无论如何，对知识人来说，生命的意义、幸福的真谛之类的问题无疑更显突出，也更不可回避。在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下，最得意的人生往往并不以学术文艺为终极目标。易言之，相当一部分知识人，在世俗生活中往往是失意者、受挫者。康有为回顾往昔时，以诗自况：曲径危桥都历遍，出来依旧一吟身。作家格非说：“文学是失败者的事业。”[5]潘向黎也说：“文学是失败者的事业，这是写作者的命。”对学术研究来说，亦庶几近之。有人说，“科研是失败者的事业”。真正的学术，即便不是失意者的事业，也是相对寂寞者或素心人之事。那些在世俗生活中不够得志气的人，由此退守一隅，倾心灌注一方天地，构建另一种心灵秩序，以求自我丰富、自我成长、自我超越和自我实现。有时，这也是一种自我慰藉和解脱。
以文为业，需要对人生有更深刻的体悟，对社会历史、对世界有更深刻的体验，才能获致艺术的质感、生命的热度和思想的锐度。世俗生活中的失意失落，为精神生活的丰赡提供了驱动力。历史及哲学研究可能亦然。福斯泰尔·德·库朗热认为：“历史学……真正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心灵。它应当立志要知道，这颗心灵相信过什么、思考过什么、感受过什么，在人类生活的不同岁月当中。”科林伍德说：“历史事件乃是人类心灵活动的表现。”高尔基曾言：“历史是用激情和痛苦创造的。”历史书写不仅是记忆的竞争，也是遗忘的竞争。人类历史，就是不断书写、改写和重构记忆的过程。
天才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Femando Pessoa）对世界的惶然与生命的荒诞感有深刻体验。他似乎认为，写作与烦忧、苦痛天然相连。“没有一种真正深藏着的苦恼，不可以在讽刺性的相应书写之下得到救治。在少有的情况下，这也许就是文学的用处之一……这种写作也不会有其他用途。”“不幸的是，受害于知识比受害于情感要少一些痛苦，而同样不幸的是，受害于情感比身体的受害要更少一些痛苦。我说‘不幸’，是因为人类的尊严自然而然地要求对立物。有关生命神秘性的苦恼之感，不会像爱情或者嫉妒或者向往那样地伤人。”[6]222
智者们大都从事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他们多为知识人，心智能力相对较强，故往往能一叶知秋。“春江水暖鸭先知”，知识人注重精神生活，对精神需求高，对气候的变迁更敏感，对环境的需求更苛严，对生命体验更关切，对苦痛的体验尤其强烈，故其对自身际遇的评价普遍不积极。许多卓有成就的知识人，对自己的人生遭逢往往难以释怀，总觉此生多有悔与憾。
知识人大都与文字打交道。他们之所以选擇写作为志业，就是对自己与现实之关系进行了某种取舍。对于写作与心性、心智的关系，佩索阿有经典的描述：“我所收获的东西，不是应用意志而是意志来一次屈服的产品。我所以开始是因为没有力量去思考，我所以完成是因为没有恰好能够放弃写作的心情。这本书代表着我的怯懦。”“我力图创造，所以在我自己的志向里，我是一个下等人。我害怕沉寂，就像有些人害怕独自走进一间黑屋子。”“对于我来说，写作是对自己的轻贱，但是我无法停止写作。写作像一种我憎恶然而一直戒不掉的毒品，一种我看不起然而一直赖以为生的恶习。有一些毒药是必要的，有一些非常轻微的毒药组成了灵魂的配方……是的，写作是失去我自己，但是所有的人都会失落，因为生活中所有的事物都在失落……我在失落自己的过程中没有感到喜悦。”[6]212-214“写作就是忘却。文学是忽略生活最为愉快的方式。”他还说：“我永远生活在现在，不了解未来，也不再拥有过去。未来以各种可能性将我压抑，过去以虚无的现实将我压抑。我既无企盼亦不怀旧。既然已知此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往往非我所愿——未来的生活除了不同于我的假设和期望，甚至身外之事通过我的意志发生，我还能对之做出什么样的假设？”“我不过是我自己的残余或幻影。我的过去是我未能实现的一切。我甚至丝毫不怀念回到过去的感觉。”[6]128——披览这些，不难体察到这位杰出写作者内心深藏的隐痛。而显然，在许多杰出的知识人那里，这绝非个例。对幸福的渴求有多迫切，对苦痛的感知就有多强烈。 智者往往博学多识，但知识并非万能;它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信仰问题。智者有所知，同样有所惑，有许多惑始终难解。面对永恒的谜题，人们禁不住要去求解、去探寻。他们对世界和人生的体认越深刻，就越能感知到黑暗的闸门，体察到虚空与无助。越是敏感而聪颖的心灵，往往越是要面对和承受更多的烦忧，也就更少地享用到俗世的安乐。正所谓智者多忧、慧极必伤。难怪有人追问：“一个人越有智慧，他就会承受更多的痛苦吗？”[7]何先生所见的许多人便是例证。《上学记》中的那些俊彦尤其如此。在时代激荡中，梅贻琦晚年流落他处，陈寅恪避走岭南，傅斯年、向达、沈从文、吴晗也各有遭逢。吴宓更是生动的范例。吴宓一生追求至真至情至善，却久遭“车裂”之苦。于俗世而言，吴宓无疑是个失意者甚至失败者。他为情所伤、为情所困、为情所误;终其一生，家庭生活都不和谐，晚年更是父女怨怼决离。吴宓一生多有所求，却求而不得，可谓大苦。此外，何先生朋辈中的王浩、丁则良、吕荧、汪曾祺、郑林生等，亦大抵如此。——西南联大的校训“刚毅坚卓”，正是这些心智卓越者适应生活所必备的素质。他们心怀家国天下，追求真知，即便颠沛流离仍矢志不渝。若非如此，他们的人生或将被改写，中国的文化光谱亦将有所不同。
“幸福”的图式、界面及进路
何兆武的挚友王浩，诚可谓一代传奇。王浩不愧为不世出的少年英才，高二时，就以第一名成绩考取西南联大;一年后再次以第一名上榜。入学之际，他已然是全校的明星。当同学们刚上通识课时，他已能非常娴熟地研读德文哲学名著，并与金岳霖等哲学名家进行最专业的学术探讨，被看作前途璀璨的哲学奇才。
大学时期，何兆武与许多青年一样，反复思考的一个主题就是人生的“意义”或“幸福”。“常常想到人生的意义。人生一世，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何兆武看到乌纳穆诺（Unamuno）说人生一世所追求的乃是光荣（glory），便去咨询旁人的意见。很多同学和老师都不同意此观点，唯有王浩表示赞同。后来何兆武把此书给汤用彤先生看，并问其意见。汤先生回答：文字写得漂亮极了，不过不能同意他的观点。汤先生说，人生追求的不是光荣，而是peace of mind（心灵的平静）。何兆武把这话转述给王浩。王略加思忖，说：“也可以这么理解，但peace of mind一定要through glory才能得到。”显然，在当时的王浩看来，peace of mind即便是终极目标，也断然离不开glory这一必经之路，因此首先还是要glory。不同年龄的人对人生的理解当然很不一样：汤已是饱经忧患的长者，而彼时的王浩，青春年少，才高气盛，必定要通过“光荣”才能心灵恬静。在这点上，他与何兆武无疑大不相同。
一次晚饭后，二人在翠湖畔散步，大雨忽降。王执意要过一回“哲学家的生活”，便提议在雨中继续散步。整整两小时下来，两人都成了落汤鸡。那晚他们谈了很多，其中有个很哲学的问题：如果上帝答应你一个要求，你会选择什么？金钱，爱情，事业，名誉？或者其他？何兆武那时在看写歌德的一本书，歌德说他会选择“知道一切”，因为他的好奇心太强了。王浩认同此观点，继而又说：“知道一切，也就没有一点趣味了。”一个人太聪明，以致把一切事情都看透，也就做什么都无趣乏味了。何兆武认为此言极是：这个世界正因为你看不透，所以才吸引你;要是你知道一切、把一切都看透了，一生无所追求，那就太没意思了。[3]223的确，缺少了对未来的期盼、对未知的好奇，人生将少了许多生趣和动力，生命的成色将因之缩减。
就“什么是幸福”的话题，他们时常讨论，乃至成为彼此交流中的一种癖好。在此后的几十年交往中，此类讨论贯穿始终。何兆武曾说，幸福不应是pleasure，而应该是happiness;前者指官能或物质的享受，而幸福归根结底还包括精神上或思想意识上的一种状态。他说，幸福应该是blessedness（赐福），“福”的内涵是一种道义的，而非物质性的东西。他还表示，“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地拷问与扬弃”，是追求理性的超越和超越的理性。[3]224聪慧而自负的王浩总算接纳了。
毕业答辩的时候，金岳霖先生问他为什么要学哲学，王浩答道：“我想解决人生问题。”金又问：“那么你解决了没有？”他说：“还没有。”王浩一辈子都想解决人生问题，可一辈子都没解决。或许这原就是个永恒的谜题，永远也无解，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永远想要去解决它。数十年后，何兆武遇到当年的一位女同学，便问：女同学学哲学的很少，你为什么上了哲学系？她说，她从年轻时就想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当然，这个问题也是没有最终答案的。[3]225
表面看来，王浩的一生似乎很顺利。他早年一直以极优成绩畅游于全国最负盛名的中学和大学。联大毕业后，他从学于金岳霖，以最快速度（不到两年）读完研究生。1946年，经清华推荐，他获美国国务院奖金入哈佛，师从哲学巨擘Quine（蒯因）。入校后，他八个月内学完全部课程，旋又用一年时间完成论文获博士学位。这个过程可以说“一点都不费劲，游戏一样就弄出来了”。此后，他开始了辉煌的学术生涯，长期在哈佛、牛津等校任职，在圈内享有极高的地位，被公认为那位杰出的数理逻辑学家哥德尔（Gdel）的衣钵传人。他在数理逻辑研究领域的开创性贡献，使他年纪尚轻就成为世界级权威，又于1970年当选为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该院历史上仅有四名华人，其他三人分别是陈寅恪（1945）、夏鼐（1974）、赵元任（1975），只有王是以数理学科的成就获此殊荣！1983年，王浩又以卓越成就获全球第一个人工智能的大奖——“数学定理自动化证明里程碑奖”。
王浩是现代思想学术光谱中的一个亮点。在北美的知识精英中，爱因斯坦激赏哥德尔，而哥德尔则赏识王浩。如日中天的哥德尔中晚年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哲学思考上，由伟大的科学家转身成为独步一时的哲学家。在最后的人生旅途中，“其事迹发人深省，其意境超乎学院天地”（王浩语）。爱因斯坦与哥德尔“彼此知心得不得了，彼此赏识得不得了”，并赞其为“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比任何人都有力地动摇了逻辑基础”的人。经济学家摩根施特恩说，“他确实是自莱布尼茨以来，或者说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最伟大的逻辑学家”。“哥德尔证明”的结论颠覆了整个经典逻辑和数学基础：任何一个形式化的数学系统之中，都包含真而无法证明的判断。经过长期的探索后，哥德尔这极富“理性的生命”写道：“世界的意义就在于事与愿违（The meaning of the world is the separation of facts and wishes）。”[8][9]堪称一代天才临末泄露的天机。——它是否也可以理解為：人生的意义在追寻幸福，而生命的本质就注定要承受苦难，甚至伴其终身;至于苦难是否能带来成长、换来幸福，仍面临着重重的、巨大的不确定性。但无论如何解读，这都是哥德尔的重大发现，也正是王浩的宿命。 自认“二流作家中排在前面的一个”的毛姆，显然更坦率、更勇敢，也更豁达。他说：“人们要为年轻时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付出饱尝幻灭之苦的惨痛代价。”年轻人“不懂得在人生的旅途上，非得越过一大片干旱贫瘠、地形险恶的荒野，才能跨入活生生的现实世界。所谓‘青春就是幸福’的说法，不过是一种幻觉，是青春已逝的人们的一种幻觉;而年轻人……每逢他们跟现实接触时，总是碰得头破血流。看来，他们似乎成了一场阴谋的受害者，因为他们所读过的书籍……还有长辈之间的交谈……都为他们准备好一个虚幻的生活前景……奇怪的是，每个经历过痛苦幻灭的人，由于受到内心那股无法抑制的力量的驱使，又总是无意中加深了这样的幻灭”（《人生的枷锁》）。毛姆还不客气地直言：“若是你的快乐感不再那么强烈，那么你的痛苦也一样不再那么揪心。”（《作家笔记》）“为了使灵魂宁静，一个人每天要做两件他不喜欢的事。”“一般人都不是他们想要做的那种人，而是他们不得不做的那种人。”（《月亮和六便士》）无论是存在主义者，还是佛家、儒者，都往往承认苦痛是人生的修行，是精进的必由之路。毛姆虽然承认生命充满苦痛，但他认为，痛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痛苦绝不能提高人的修养，只能让人变得粗暴无情。贫穷也是一种痛苦。贫困让他们变得既贪婪又卑鄙，既奸诈又虚伪。”“做自己想做的事，生活在向往的环境里，淡泊宁静与世无争，是糟蹋自己吗？做一个有名的外科医生，年薪一万镑，娶个美丽妻子，就一定是成功吗？”毛姆在小说中说：“我用尽了全力，过着平凡的一生。”（《月亮与六便士》）无独有偶，比毛姆更晚一些的穆旦，在亲历战争后写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冥想》）
当然，有着浓厚烟火气的毛姆并不悲观，“他在穷尽一生探索，发现人生并没有意义后，依然决定要将其过得有意义”（陈以侃语）。他笃信：“就是事情糟到无可再糟的地步，我想总还是有路可走。”
作为深具哲学素养的法国智者，加缪显然更具思想深度。他似乎认为“苦难与阳光绝不是截然被划分在此岸与彼岸的两个绝不相容的世界”。“我很难把我对光明、对生活的爱与我对我要描述的绝望经历的依恋分离开来。”“没有生活之绝望就不会有对生活的爱。”其实，阳光以苦难为底色才更有力度，更弥足珍贵，而且，阳光和爱在很大程度上正建立在人生的苦难与绝望的根基上，正像尤瑟纳尔理解“不幸”一样：世间万物的美“有一部分本来就由这不幸所造成”。“在这种对于苦难和不幸的挚爱之中，蕴含着对生活和世界更深切的眷恋和更丰富的领悟。”“也许，苦难是通向阳光的唯一一条道路。”在加缪这里，苦难并非指向一条征服与光明的坦途，而恰恰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负荷。“激情是真正超越苦难，甚至超越阳光的更具实体性的存在。”加缪指出：“矛盾就在此，人拒绝现实世界，但又不愿脱离它。他们远非要忘记这个世界，相反，他们为不能足够地拥有这个世界而痛苦。”[16]
睿智的史铁生，在历尽艰辛后彻悟道：“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能够存在吗？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幸运？”“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于是就有一个最令人绝望的结论等在这里：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又由谁去体现这世间的幸福、骄傲和快乐？只好听凭偶然，是没有道理好讲的。”[17]可以说，“差异”乃存在的内在秘密、世界的本相;没有了“差异”，就没有了世界。[18]最后，史铁生终于与命运和解，也终于解脱了：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
人生如逆旅，世人皆过客。佛家说：人生是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皆属此类。道家则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而对芸芸众生来说，“没有那么多的为什么，活着，仅仅是为了活着本身”。“仅仅是活着本身，便已经拼尽全力。”余华以为：“人生必须走过苦难悲喜，才是活着。”其名作《活着》传达的人生哲学就是“苦难是人生的常态，活着就是胜利”。如人所言，“人生处处是磨难，活着就是修行”;“人生是一场自我完善的修行，所有的经历，无论悲喜”;“哭声与不幸是与生命共始终的，不是独立存在的”。正所谓“生命是劳动与仁慈”（刘醒龙语）。一位从农村成长出来的著名作家，在历尽世事后叹惋：“二十年后我才明白……我没有摆脱掉苦难。”“人生的苦难是永远和生命相关的，而回想起在乡下的日子，日子变得是那么透明和快乐。真正的苦难在乡下，真正的快乐在苦难中。你能到乡下去吗？作为人，既要享受快乐，也要享受苦难。”[19]没有人是孤岛，也没有什么幸福能孤立存在;个人与社会相连，幸福与苦难共生。张中行在《旷达》中说：“这世间的多种苦，都来自出现了生命，难道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吗？如果……生命也是上帝所造，则这种创造，可以说是天地间的一种可怕的恶作剧。”
“人生識字忧患始”，自从开始研读社会人生这部无字之书开始，人便不可避免地要直面各自的忧愁。生活中，许多人都是负重前行，更需坚持和坚韧。有人说：“学会忍耐，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从此不再享受欢乐或满足。它更多指的是——欢乐和满足永远发生在限度（limit）之内。无论我们当下多么成功，我们都怀抱着一种隐隐的忧虑和失落，担心它会失去。中国经验中的这种居安思危的智慧，往往可以帮助我们在充满危险和不确定性的环境和时代中创造目标，过有意义的生活……中国人似乎特别喜欢用这种经验来为他们的生活创造目标和意义。”“而经受过来自真实世界的挣扎、苦难与挫败后还能创造美好，或许就是我们赖以前行的唯一希望。”“痛苦”是人生不可避免的体验。承受痛苦就成了我们必须完成的功课，每个人完成这一功课的路径可能百转千回，但殊途同归。[20]
谜底：或已非最重要
人在浩瀚寰宇中、在时间无垠的荒野里，生如朝露，如芦苇，如浮萍。是生命的意义或对意义的追寻，让人类区别于其他生命体，成就了一个文明世界。何兆武化用济慈之诗，说：“人生一世，不过就是把名字写在水上。”[21]其实，名字是写在清水之上，还是镌刻于青史之中，皆属身后之事，皆非当事人所能预知，也不是他们所能全然把控。当事人在意与否，又有何意义？又何须劳神？当事人如在当下即能安享peace of mind，又何尝不是获得了另一种现世的满足与福报。 人生何求？何为幸福？何谓幸福？或者退一步说，幸福真的存在吗？这些问题，如千古谜题一样，吸引着一代又一代智者哲人、圣贤豪杰去探索、去叩问、去求索和求解。无论是东方还是在西方的哲学传统中，人们对此问题的关注从未停止。无论是理性主义还是浪漫主义，无论是欧陆哲学还是英美分析哲学，几乎都无法回避这个经典议题。人文主义、经验主义、超验主义、精神分析学派、灵知主义、存在主义、荒诞主义等尤其有精彩论述。心灵哲学、文化哲学、宗教哲学、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等，更是普遍将其作为核心议题之一。这无数的探讨，凝聚成了诸多言说。
如何定义幸福、如何追寻幸福，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谁能定义幸福呢？恐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义，然而每个人也都不可能说服其他所有人。关于这类永恒话题，也许答案在路上，也许永远找不到答案，也许本就无答案——事实很可能正是如此。否则，它早已被定义，早已有定论，也就无须再探讨，根本就不可能一次次地被重新定义，更不可能成为永恒的问题。毫无疑问，无论如何努力，也不可能所有人都充分得偿所愿，甚至没有人能完全获得所求之福。从概率上说、从历史上说，世事总有例外，也总需要例外。从来如此。一切都能被预卜、被设计、被安排的世界是乏味无趣的，更是可怕的、令人绝望的。人生在世，总有缺憾。“不如意事常八九”许是夸张，但“不如意事总是有”则绝非夸大。那几乎是可以完全肯定的。有一名位高权重、被尊为福禄寿三全的人生偶像的杰出科学家，在临终之际，仍叹息：“这不是我想要的人生。”
所谓幸福，显然不等于glory，然而，是否就等于peace of mind呢？借用哥德尔等人的思想，细思之，亦未必尽然。对此问题，细究下去，或更将通向无穷的困惑。而在更天才、敏感的普希金曾看来，“没有幸福，只有自由和平静。”这一宁静与peace of mind何其相似乃尔！克里希那穆提则说：“不建立起深刻宁静的生活，所有的事都是徒劳无益的。”苦与乐、得与失、光荣与幸福、幸福与宁静之间，永远盘根错节、难分泾渭。这许许多多的范畴，阴阳相生，彼此相倚。许多问题，都是无解之问，是无穷之惑。古今中外、古往今来，各家各派，那么多才智超凡的智者雄杰，苦求千载，似乎最终都空手而归，最终都没有完满的答案。享用过福乐人生的智者歌德，似仍未臻于一生无憾。从歌德到叔本华到尼采，从石里克到维特根斯坦，从哥德尔到王浩，几乎都如此。
若要深究，人们完全可继续追问：“幸福”真是客觀存在的吗？或者说，世间真正切实地存在着“幸福”那样一种客观实体或具有普遍通约性的情感界面吗？普希金所谓“没有幸福，只有自由和平静”，显然是用诗性的语言，规避了对幸福有无问题的哲学审视。[22]其实，套用鲁迅那著名的格言，也许可以说：“幸福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信的人多了，也就有了幸福。”幸福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说，其有无取决于人们的意念之间。既然人类已经普遍认为它的存在，那事实上就已经制造了“幸福”这样一个概念/符号、一种价值或一系列相关意象及衍生出来的具象。如此，幸福以一个类“客观”的精神存在，深刻地嵌入了人类文明中，植入了人类知识（价值信仰）体系中，也潜入了几乎每个现代人的头脑和生活中。由此，它外化为一系列具象的言说、话语、仪式、程序、制度甚至装备，成为附着于人类生活实体上的一个隐性存在。——当然，无论如何，这都无改于其高度抽象、非常个体化（个性化）的内在特质。
在此过程中，人对“幸福”的追求，具有正当的合理性、社会性和普遍性。在此过程中（正如史铁生言“事实上你唯一拥有的就是过程”[23]），人才有充足的动力，才能始终不懈努力，不断探寻。也许人类并不能找到最终的答案，也许本就无答案，但人类并不因此就停止追问和追寻，因为追求本身给人希望，而这希望本身就有价值和意义，有个体价值和社会意义。或许，人永远无法完全洞彻人生的意义、破解幸福的奥秘，更无法抵达幸福的彼岸;但人在探索奥秘、追寻幸福的过程中，本身就在促成自我实现，就在不断趋近幸福。如此，个人谋求发展，社会获得进步，循环往复，以致无穷。
生命的意义源于存在，成于行动。问题的关键，不在思考或论辩，而在于实践。真正有力量的哲学，必定是指向实践的。人生意义的实现和幸福的抵近，也依赖于实践。人们最需要的是实践性哲学。
对这一系列终极性问题的追问和叩寻，到最后，往往必定超越知识，进入信仰和人性的层次。面对这些难解、无解的困境，许多人皈依哲学或宗教，寻求解惑、解脱。这时候，哲学适时出场。“爱智慧”的哲学，就是要协助人们解惑克难、超越自我、追寻永恒，给人希望、智慧和力量，助人谋求幸福，度人接近于彼岸。德波顿认为，在世俗世界里，只有哲学能解人生痛苦之谜。[11]8“哲学最大的功能就是以智慧来慰藉人生的痛苦。这痛苦有主观自找的……有外界强加的……种种不公平的遭遇。……天下伤心人可以从叔本华的极端悲观主义、放弃对此生的一切期待中得到慰藉”，人们可以“用这种智慧来慰藉人生的种种悲苦”。[11]3-4哲学如镜。借助此镜，我们照见自己，窥见世界。万川映月，物我归一。人们可以更好地借哲学之舟渡河，度过更好的时光，向各自的“幸福”更接近一点，哪怕一点点。
也许，这许多的谜题，会一直伴随着人类，需要人类不懈地去思考、去追问、去体验、去求索。无论是乐观还是悲观的心态，都不必然地等同于深刻或肤浅。无论苦与乐、得失与冷暖，都是人生本然的一部分，值得每个生命的亲历者坦然面对、全情体验。
关于幸福的定义和进路，尽管见仁见智，但有几点无疑是有普遍共识的：幸福是一种非常个体化的内心的生命体验，但它与外部环境（特别是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合理的社会秩序无疑可以大大提升绝大多数人积极的生命体验;幸福与苦难相生相克，彼此以对方的存在为条件，没有愁苦，也就难保幸福的存在，而且，苦难不完全是消极的;苦乐与生命同在，与之共始终;幸福因人而异，没有完美的幸福或绝对的不幸，饶是这并不完美的幸福，也需要人们有意识地去寻求去参悟去抵近，而目标的达成是对意念之价值的确认，它可以催生出积极的体验或效能感…… 幸福与生命有关，与选择有关，与希望有关。幸福与否，冷暖自知。正如弗罗斯特有诗云：“林子里有两条路，我——选择了行人稀少的那一条/它改变了我的一生。”有的路，是人自选的，有的是无法選择的。每个个体，都生活在各自的局限之中，也都生活在时间之网、信息茧房之中，生活在不可知不可见不可控不可说的变数之中。人们无法预知每次选择是对是错，正如我们无法知道明天会如何。也许这一切，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也许，答案就在我们的行动之中。也许，答案已不再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真实的体验、是此岸的实践、是无限延展的过程本身。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一般项目（BOA180049）;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重点项目（18WH30038ZD-6Z）。]
注释
[1]史铁生.答自己问[A].史铁生.史铁生作品集（第3卷）[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407.
[2]何兆武.怀念王浩[J].西南联大校友会简讯，1995（18）.
[3]何兆武.上学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4]何兆武.五柳读书记[J].读书，2005（12）：49-56.
[5]专访格非：文学是失败者的事业[EB/OL].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22439568/.格非还借陈寅恪之言，说“一个社会在变动的时候往往有两种人……巧者往往能获得大的利益，拙的人……会感到更多的苦痛”。
[6][葡]费尔南多·佩索阿.惶然录[M].韩少功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7]一个人越有智慧，他就会承受更多的痛苦吗？[EB/OL].https：//mp.weixin.qq.com/s/RQ0S5oK-d5qD7bK-Cbz2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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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当然，普希金自认“没有做过什么善事，可在心灵上，却实实在在是个好人”，这无疑与汤用彤先生的peace of mind略近。国度不同、相去数百年的智者之间，认识如此相近，值得玩味。
[23]史铁生.封面[A].史铁生.史铁生作品集（第2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郎静）
【关键词】幸福人生意义生命体验特约书评人专栏智者有惑：苍茫尘世，一生何求
读前辈们的作品，常常能发现某些具有普遍性的议题。许多长者走过漫漫长路后，在回首“昨日的世界”时，往往对人生的追求、对生命的意义、对幸福得失等问题，有诸多感慨和思考。读何兆武先生的许多作品（如《上学记》），亦复如此。
其实，这并不奇怪。这是人之本能，是人的本性的反应。人是追求意义的动物，不仅有生存、安全的需求，也有爱和归属、尊重及自我实现的需求。正如史铁生所说：“人之为人……除了活着还得知道究竟活的什么劲儿。”[1]无意义的人生，将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难以平复的隐痛，是难以愈合的创伤。人类许多心理疾病和精神疾患均源于此。
人生来不仅需要求生、求知、求美，而且必然地追求归属、追求自我实现。这是人类行为强大的内在动力。几乎所有哲学家都会对此有所论列。亨利·柏格森、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特里·伊格尔顿都有名为《生命的意义》的同名著作。德国哲学家倭铿（R.C.Eucken）有书名为《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维克多·E.弗兰克尔则有名作《活出生命的意义》。现代中国的胡适，对此亦不甘沉默，亮出了自己的态度。甚至当今的著名漫画家布拉德里·特雷弗·格里夫也推出了一部名为《生命的意义》的书。作为革命家的普列汉诺夫，也曾专门就“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著书探讨。的确，这是一个无法忽略的问题，关乎人之安身立命的根本。个体的价值如何、人生的意义何在？或者说，一生何求？对这些问题，人们或许各有见解。但无疑，普遍而言，人之一生，都是在渴求幸福。
王浩青年时便喜欢追问：什么是幸福？他引用纪德的话：人是为幸福而生的。如果不是幸福，又还应该是什么呢？[2]何兆武也认为：“人是为幸福而生的，不是为不幸而生的。”[3]224
在何兆武的文字世界中，不时有关于冷暖得失、幸福与遗憾的些许流露，内中跃动着许多别样的人和事。何先生常说自己是属于“报废的一代”，并说：“西南联大的学生大抵有三种，一种是搞学术的，努力向学，真正有高水平，无论在国内或者在国外，现在都已是名家……还有一种参加民主运动或搞政治活动的，解放后大多在各地方、各单位成为大小领导……还有一种就是不成材的，包括我在内，或者做教师，或者做点什么别的工作……可是我总觉得生活的内涵不应该过分功利，而在一种内在的价值。”何先生以为，很多事情的价值在其本身：“而不在成功与否，不能说成功了才有价值，不成功就是浪费时间”。“读书也是这样。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至少有两个很熟的同学好友批评过我，说我这种纯欣赏式的读书不行，做不出成绩的。的确如他们所说，我一生没做出任何成绩，可是我总觉得，人各有志。”[4]事物的得失，不能仅以结果来衡量。人生亦然。
以上不失为一家之言。无论如何，对知识人来说，生命的意义、幸福的真谛之类的问题无疑更显突出，也更不可回避。在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下，最得意的人生往往并不以学术文艺为终极目标。易言之，相当一部分知识人，在世俗生活中往往是失意者、受挫者。康有为回顾往昔时，以诗自况：曲径危桥都历遍，出来依旧一吟身。作家格非说：“文学是失败者的事业。”[5]潘向黎也说：“文学是失败者的事业，这是写作者的命。”对学术研究来说，亦庶几近之。有人说，“科研是失败者的事业”。真正的学术，即便不是失意者的事业，也是相对寂寞者或素心人之事。那些在世俗生活中不够得志气的人，由此退守一隅，倾心灌注一方天地，构建另一种心灵秩序，以求自我丰富、自我成长、自我超越和自我实现。有时，这也是一种自我慰藉和解脱。
以文为业，需要对人生有更深刻的体悟，对社会历史、对世界有更深刻的体验，才能获致艺术的质感、生命的热度和思想的锐度。世俗生活中的失意失落，为精神生活的丰赡提供了驱动力。历史及哲学研究可能亦然。福斯泰尔·德·库朗热认为：“历史学……真正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心灵。它应当立志要知道，这颗心灵相信过什么、思考过什么、感受过什么，在人类生活的不同岁月当中。”科林伍德说：“历史事件乃是人类心灵活动的表现。”高尔基曾言：“历史是用激情和痛苦创造的。”历史书写不仅是记忆的竞争，也是遗忘的竞争。人类历史，就是不断书写、改写和重构记忆的过程。
天才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Femando Pessoa）对世界的惶然与生命的荒诞感有深刻体验。他似乎认为，写作与烦忧、苦痛天然相连。“没有一种真正深藏着的苦恼，不可以在讽刺性的相应书写之下得到救治。在少有的情况下，这也许就是文学的用处之一……这种写作也不会有其他用途。”“不幸的是，受害于知识比受害于情感要少一些痛苦，而同样不幸的是，受害于情感比身体的受害要更少一些痛苦。我说‘不幸’，是因为人类的尊严自然而然地要求对立物。有关生命神秘性的苦恼之感，不会像爱情或者嫉妒或者向往那样地伤人。”[6]222
智者们大都从事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他们多为知识人，心智能力相对较强，故往往能一叶知秋。“春江水暖鸭先知”，知识人注重精神生活，对精神需求高，对气候的变迁更敏感，对环境的需求更苛严，对生命体验更关切，对苦痛的体验尤其强烈，故其对自身际遇的评价普遍不积极。许多卓有成就的知识人，对自己的人生遭逢往往难以释怀，总觉此生多有悔与憾。
知识人大都与文字打交道。他们之所以选擇写作为志业，就是对自己与现实之关系进行了某种取舍。对于写作与心性、心智的关系，佩索阿有经典的描述：“我所收获的东西，不是应用意志而是意志来一次屈服的产品。我所以开始是因为没有力量去思考，我所以完成是因为没有恰好能够放弃写作的心情。这本书代表着我的怯懦。”“我力图创造，所以在我自己的志向里，我是一个下等人。我害怕沉寂，就像有些人害怕独自走进一间黑屋子。”“对于我来说，写作是对自己的轻贱，但是我无法停止写作。写作像一种我憎恶然而一直戒不掉的毒品，一种我看不起然而一直赖以为生的恶习。有一些毒药是必要的，有一些非常轻微的毒药组成了灵魂的配方……是的，写作是失去我自己，但是所有的人都会失落，因为生活中所有的事物都在失落……我在失落自己的过程中没有感到喜悦。”[6]212-214“写作就是忘却。文学是忽略生活最为愉快的方式。”他还说：“我永远生活在现在，不了解未来，也不再拥有过去。未来以各种可能性将我压抑，过去以虚无的现实将我压抑。我既无企盼亦不怀旧。既然已知此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往往非我所愿——未来的生活除了不同于我的假设和期望，甚至身外之事通过我的意志发生，我还能对之做出什么样的假设？”“我不过是我自己的残余或幻影。我的过去是我未能实现的一切。我甚至丝毫不怀念回到过去的感觉。”[6]128——披览这些，不难体察到这位杰出写作者内心深藏的隐痛。而显然，在许多杰出的知识人那里，这绝非个例。对幸福的渴求有多迫切，对苦痛的感知就有多强烈。 智者往往博学多识，但知识并非万能;它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信仰问题。智者有所知，同样有所惑，有许多惑始终难解。面对永恒的谜题，人们禁不住要去求解、去探寻。他们对世界和人生的体认越深刻，就越能感知到黑暗的闸门，体察到虚空与无助。越是敏感而聪颖的心灵，往往越是要面对和承受更多的烦忧，也就更少地享用到俗世的安乐。正所谓智者多忧、慧极必伤。难怪有人追问：“一个人越有智慧，他就会承受更多的痛苦吗？”[7]何先生所见的许多人便是例证。《上学记》中的那些俊彦尤其如此。在时代激荡中，梅贻琦晚年流落他处，陈寅恪避走岭南，傅斯年、向达、沈从文、吴晗也各有遭逢。吴宓更是生动的范例。吴宓一生追求至真至情至善，却久遭“车裂”之苦。于俗世而言，吴宓无疑是个失意者甚至失败者。他为情所伤、为情所困、为情所误;终其一生，家庭生活都不和谐，晚年更是父女怨怼决离。吴宓一生多有所求，却求而不得，可谓大苦。此外，何先生朋辈中的王浩、丁则良、吕荧、汪曾祺、郑林生等，亦大抵如此。——西南联大的校训“刚毅坚卓”，正是这些心智卓越者适应生活所必备的素质。他们心怀家国天下，追求真知，即便颠沛流离仍矢志不渝。若非如此，他们的人生或将被改写，中国的文化光谱亦将有所不同。
“幸福”的图式、界面及进路
何兆武的挚友王浩，诚可谓一代传奇。王浩不愧为不世出的少年英才，高二时，就以第一名成绩考取西南联大;一年后再次以第一名上榜。入学之际，他已然是全校的明星。当同学们刚上通识课时，他已能非常娴熟地研读德文哲学名著，并与金岳霖等哲学名家进行最专业的学术探讨，被看作前途璀璨的哲学奇才。
大学时期，何兆武与许多青年一样，反复思考的一个主题就是人生的“意义”或“幸福”。“常常想到人生的意义。人生一世，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何兆武看到乌纳穆诺（Unamuno）说人生一世所追求的乃是光荣（glory），便去咨询旁人的意见。很多同学和老师都不同意此观点，唯有王浩表示赞同。后来何兆武把此书给汤用彤先生看，并问其意见。汤先生回答：文字写得漂亮极了，不过不能同意他的观点。汤先生说，人生追求的不是光荣，而是peace of mind（心灵的平静）。何兆武把这话转述给王浩。王略加思忖，说：“也可以这么理解，但peace of mind一定要through glory才能得到。”显然，在当时的王浩看来，peace of mind即便是终极目标，也断然离不开glory这一必经之路，因此首先还是要glory。不同年龄的人对人生的理解当然很不一样：汤已是饱经忧患的长者，而彼时的王浩，青春年少，才高气盛，必定要通过“光荣”才能心灵恬静。在这点上，他与何兆武无疑大不相同。
一次晚饭后，二人在翠湖畔散步，大雨忽降。王执意要过一回“哲学家的生活”，便提议在雨中继续散步。整整两小时下来，两人都成了落汤鸡。那晚他们谈了很多，其中有个很哲学的问题：如果上帝答应你一个要求，你会选择什么？金钱，爱情，事业，名誉？或者其他？何兆武那时在看写歌德的一本书，歌德说他会选择“知道一切”，因为他的好奇心太强了。王浩认同此观点，继而又说：“知道一切，也就没有一点趣味了。”一个人太聪明，以致把一切事情都看透，也就做什么都无趣乏味了。何兆武认为此言极是：这个世界正因为你看不透，所以才吸引你;要是你知道一切、把一切都看透了，一生无所追求，那就太没意思了。[3]223的确，缺少了对未来的期盼、对未知的好奇，人生将少了许多生趣和动力，生命的成色将因之缩减。
就“什么是幸福”的话题，他们时常讨论，乃至成为彼此交流中的一种癖好。在此后的几十年交往中，此类讨论贯穿始终。何兆武曾说，幸福不应是pleasure，而应该是happiness;前者指官能或物质的享受，而幸福归根结底还包括精神上或思想意识上的一种状态。他说，幸福应该是blessedness（赐福），“福”的内涵是一种道义的，而非物质性的东西。他还表示，“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地拷问与扬弃”，是追求理性的超越和超越的理性。[3]224聪慧而自负的王浩总算接纳了。
毕业答辩的时候，金岳霖先生问他为什么要学哲学，王浩答道：“我想解决人生问题。”金又问：“那么你解决了没有？”他说：“还没有。”王浩一辈子都想解决人生问题，可一辈子都没解决。或许这原就是个永恒的谜题，永远也无解，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永远想要去解决它。数十年后，何兆武遇到当年的一位女同学，便问：女同学学哲学的很少，你为什么上了哲学系？她说，她从年轻时就想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当然，这个问题也是没有最终答案的。[3]225
表面看来，王浩的一生似乎很顺利。他早年一直以极优成绩畅游于全国最负盛名的中学和大学。联大毕业后，他从学于金岳霖，以最快速度（不到两年）读完研究生。1946年，经清华推荐，他获美国国务院奖金入哈佛，师从哲学巨擘Quine（蒯因）。入校后，他八个月内学完全部课程，旋又用一年时间完成论文获博士学位。这个过程可以说“一点都不费劲，游戏一样就弄出来了”。此后，他开始了辉煌的学术生涯，长期在哈佛、牛津等校任职，在圈内享有极高的地位，被公认为那位杰出的数理逻辑学家哥德尔（Gdel）的衣钵传人。他在数理逻辑研究领域的开创性贡献，使他年纪尚轻就成为世界级权威，又于1970年当选为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该院历史上仅有四名华人，其他三人分别是陈寅恪（1945）、夏鼐（1974）、赵元任（1975），只有王是以数理学科的成就获此殊荣！1983年，王浩又以卓越成就获全球第一个人工智能的大奖——“数学定理自动化证明里程碑奖”。
王浩是现代思想学术光谱中的一个亮点。在北美的知识精英中，爱因斯坦激赏哥德尔，而哥德尔则赏识王浩。如日中天的哥德尔中晚年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哲学思考上，由伟大的科学家转身成为独步一时的哲学家。在最后的人生旅途中，“其事迹发人深省，其意境超乎学院天地”（王浩语）。爱因斯坦与哥德尔“彼此知心得不得了，彼此赏识得不得了”，并赞其为“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比任何人都有力地动摇了逻辑基础”的人。经济学家摩根施特恩说，“他确实是自莱布尼茨以来，或者说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最伟大的逻辑学家”。“哥德尔证明”的结论颠覆了整个经典逻辑和数学基础：任何一个形式化的数学系统之中，都包含真而无法证明的判断。经过长期的探索后，哥德尔这极富“理性的生命”写道：“世界的意义就在于事与愿违（The meaning of the world is the separation of facts and wishes）。”[8][9]堪称一代天才临末泄露的天机。——它是否也可以理解為：人生的意义在追寻幸福，而生命的本质就注定要承受苦难，甚至伴其终身;至于苦难是否能带来成长、换来幸福，仍面临着重重的、巨大的不确定性。但无论如何解读，这都是哥德尔的重大发现，也正是王浩的宿命。 自认“二流作家中排在前面的一个”的毛姆，显然更坦率、更勇敢，也更豁达。他说：“人们要为年轻时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付出饱尝幻灭之苦的惨痛代价。”年轻人“不懂得在人生的旅途上，非得越过一大片干旱贫瘠、地形险恶的荒野，才能跨入活生生的现实世界。所谓‘青春就是幸福’的说法，不过是一种幻觉，是青春已逝的人们的一种幻觉;而年轻人……每逢他们跟现实接触时，总是碰得头破血流。看来，他们似乎成了一场阴谋的受害者，因为他们所读过的书籍……还有长辈之间的交谈……都为他们准备好一个虚幻的生活前景……奇怪的是，每个经历过痛苦幻灭的人，由于受到内心那股无法抑制的力量的驱使，又总是无意中加深了这样的幻灭”（《人生的枷锁》）。毛姆还不客气地直言：“若是你的快乐感不再那么强烈，那么你的痛苦也一样不再那么揪心。”（《作家笔记》）“为了使灵魂宁静，一个人每天要做两件他不喜欢的事。”“一般人都不是他们想要做的那种人，而是他们不得不做的那种人。”（《月亮和六便士》）无论是存在主义者，还是佛家、儒者，都往往承认苦痛是人生的修行，是精进的必由之路。毛姆虽然承认生命充满苦痛，但他认为，痛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痛苦绝不能提高人的修养，只能让人变得粗暴无情。贫穷也是一种痛苦。贫困让他们变得既贪婪又卑鄙，既奸诈又虚伪。”“做自己想做的事，生活在向往的环境里，淡泊宁静与世无争，是糟蹋自己吗？做一个有名的外科医生，年薪一万镑，娶个美丽妻子，就一定是成功吗？”毛姆在小说中说：“我用尽了全力，过着平凡的一生。”（《月亮与六便士》）无独有偶，比毛姆更晚一些的穆旦，在亲历战争后写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冥想》）
当然，有着浓厚烟火气的毛姆并不悲观，“他在穷尽一生探索，发现人生并没有意义后，依然决定要将其过得有意义”（陈以侃语）。他笃信：“就是事情糟到无可再糟的地步，我想总还是有路可走。”
作为深具哲学素养的法国智者，加缪显然更具思想深度。他似乎认为“苦难与阳光绝不是截然被划分在此岸与彼岸的两个绝不相容的世界”。“我很难把我对光明、对生活的爱与我对我要描述的绝望经历的依恋分离开来。”“没有生活之绝望就不会有对生活的爱。”其实，阳光以苦难为底色才更有力度，更弥足珍贵，而且，阳光和爱在很大程度上正建立在人生的苦难与绝望的根基上，正像尤瑟纳尔理解“不幸”一样：世间万物的美“有一部分本来就由这不幸所造成”。“在这种对于苦难和不幸的挚爱之中，蕴含着对生活和世界更深切的眷恋和更丰富的领悟。”“也许，苦难是通向阳光的唯一一条道路。”在加缪这里，苦难并非指向一条征服与光明的坦途，而恰恰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负荷。“激情是真正超越苦难，甚至超越阳光的更具实体性的存在。”加缪指出：“矛盾就在此，人拒绝现实世界，但又不愿脱离它。他们远非要忘记这个世界，相反，他们为不能足够地拥有这个世界而痛苦。”[16]
睿智的史铁生，在历尽艰辛后彻悟道：“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能够存在吗？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幸运？”“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于是就有一个最令人绝望的结论等在这里：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又由谁去体现这世间的幸福、骄傲和快乐？只好听凭偶然，是没有道理好讲的。”[17]可以说，“差异”乃存在的内在秘密、世界的本相;没有了“差异”，就没有了世界。[18]最后，史铁生终于与命运和解，也终于解脱了：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
人生如逆旅，世人皆过客。佛家说：人生是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皆属此类。道家则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而对芸芸众生来说，“没有那么多的为什么，活着，仅仅是为了活着本身”。“仅仅是活着本身，便已经拼尽全力。”余华以为：“人生必须走过苦难悲喜，才是活着。”其名作《活着》传达的人生哲学就是“苦难是人生的常态，活着就是胜利”。如人所言，“人生处处是磨难，活着就是修行”;“人生是一场自我完善的修行，所有的经历，无论悲喜”;“哭声与不幸是与生命共始终的，不是独立存在的”。正所谓“生命是劳动与仁慈”（刘醒龙语）。一位从农村成长出来的著名作家，在历尽世事后叹惋：“二十年后我才明白……我没有摆脱掉苦难。”“人生的苦难是永远和生命相关的，而回想起在乡下的日子，日子变得是那么透明和快乐。真正的苦难在乡下，真正的快乐在苦难中。你能到乡下去吗？作为人，既要享受快乐，也要享受苦难。”[19]没有人是孤岛，也没有什么幸福能孤立存在;个人与社会相连，幸福与苦难共生。张中行在《旷达》中说：“这世间的多种苦，都来自出现了生命，难道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吗？如果……生命也是上帝所造，则这种创造，可以说是天地间的一种可怕的恶作剧。”
“人生識字忧患始”，自从开始研读社会人生这部无字之书开始，人便不可避免地要直面各自的忧愁。生活中，许多人都是负重前行，更需坚持和坚韧。有人说：“学会忍耐，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从此不再享受欢乐或满足。它更多指的是——欢乐和满足永远发生在限度（limit）之内。无论我们当下多么成功，我们都怀抱着一种隐隐的忧虑和失落，担心它会失去。中国经验中的这种居安思危的智慧，往往可以帮助我们在充满危险和不确定性的环境和时代中创造目标，过有意义的生活……中国人似乎特别喜欢用这种经验来为他们的生活创造目标和意义。”“而经受过来自真实世界的挣扎、苦难与挫败后还能创造美好，或许就是我们赖以前行的唯一希望。”“痛苦”是人生不可避免的体验。承受痛苦就成了我们必须完成的功课，每个人完成这一功课的路径可能百转千回，但殊途同归。[20]
谜底：或已非最重要
人在浩瀚寰宇中、在时间无垠的荒野里，生如朝露，如芦苇，如浮萍。是生命的意义或对意义的追寻，让人类区别于其他生命体，成就了一个文明世界。何兆武化用济慈之诗，说：“人生一世，不过就是把名字写在水上。”[21]其实，名字是写在清水之上，还是镌刻于青史之中，皆属身后之事，皆非当事人所能预知，也不是他们所能全然把控。当事人在意与否，又有何意义？又何须劳神？当事人如在当下即能安享peace of mind，又何尝不是获得了另一种现世的满足与福报。 人生何求？何为幸福？何谓幸福？或者退一步说，幸福真的存在吗？这些问题，如千古谜题一样，吸引着一代又一代智者哲人、圣贤豪杰去探索、去叩问、去求索和求解。无论是东方还是在西方的哲学传统中，人们对此问题的关注从未停止。无论是理性主义还是浪漫主义，无论是欧陆哲学还是英美分析哲学，几乎都无法回避这个经典议题。人文主义、经验主义、超验主义、精神分析学派、灵知主义、存在主义、荒诞主义等尤其有精彩论述。心灵哲学、文化哲学、宗教哲学、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等，更是普遍将其作为核心议题之一。这无数的探讨，凝聚成了诸多言说。
如何定义幸福、如何追寻幸福，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谁能定义幸福呢？恐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义，然而每个人也都不可能说服其他所有人。关于这类永恒话题，也许答案在路上，也许永远找不到答案，也许本就无答案——事实很可能正是如此。否则，它早已被定义，早已有定论，也就无须再探讨，根本就不可能一次次地被重新定义，更不可能成为永恒的问题。毫无疑问，无论如何努力，也不可能所有人都充分得偿所愿，甚至没有人能完全获得所求之福。从概率上说、从历史上说，世事总有例外，也总需要例外。从来如此。一切都能被预卜、被设计、被安排的世界是乏味无趣的，更是可怕的、令人绝望的。人生在世，总有缺憾。“不如意事常八九”许是夸张，但“不如意事总是有”则绝非夸大。那几乎是可以完全肯定的。有一名位高权重、被尊为福禄寿三全的人生偶像的杰出科学家，在临终之际，仍叹息：“这不是我想要的人生。”
所谓幸福，显然不等于glory，然而，是否就等于peace of mind呢？借用哥德尔等人的思想，细思之，亦未必尽然。对此问题，细究下去，或更将通向无穷的困惑。而在更天才、敏感的普希金曾看来，“没有幸福，只有自由和平静。”这一宁静与peace of mind何其相似乃尔！克里希那穆提则说：“不建立起深刻宁静的生活，所有的事都是徒劳无益的。”苦与乐、得与失、光荣与幸福、幸福与宁静之间，永远盘根错节、难分泾渭。这许许多多的范畴，阴阳相生，彼此相倚。许多问题，都是无解之问，是无穷之惑。古今中外、古往今来，各家各派，那么多才智超凡的智者雄杰，苦求千载，似乎最终都空手而归，最终都没有完满的答案。享用过福乐人生的智者歌德，似仍未臻于一生无憾。从歌德到叔本华到尼采，从石里克到维特根斯坦，从哥德尔到王浩，几乎都如此。
若要深究，人们完全可继续追问：“幸福”真是客觀存在的吗？或者说，世间真正切实地存在着“幸福”那样一种客观实体或具有普遍通约性的情感界面吗？普希金所谓“没有幸福，只有自由和平静”，显然是用诗性的语言，规避了对幸福有无问题的哲学审视。[22]其实，套用鲁迅那著名的格言，也许可以说：“幸福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信的人多了，也就有了幸福。”幸福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说，其有无取决于人们的意念之间。既然人类已经普遍认为它的存在，那事实上就已经制造了“幸福”这样一个概念/符号、一种价值或一系列相关意象及衍生出来的具象。如此，幸福以一个类“客观”的精神存在，深刻地嵌入了人类文明中，植入了人类知识（价值信仰）体系中，也潜入了几乎每个现代人的头脑和生活中。由此，它外化为一系列具象的言说、话语、仪式、程序、制度甚至装备，成为附着于人类生活实体上的一个隐性存在。——当然，无论如何，这都无改于其高度抽象、非常个体化（个性化）的内在特质。
在此过程中，人对“幸福”的追求，具有正当的合理性、社会性和普遍性。在此过程中（正如史铁生言“事实上你唯一拥有的就是过程”[23]），人才有充足的动力，才能始终不懈努力，不断探寻。也许人类并不能找到最终的答案，也许本就无答案，但人类并不因此就停止追问和追寻，因为追求本身给人希望，而这希望本身就有价值和意义，有个体价值和社会意义。或许，人永远无法完全洞彻人生的意义、破解幸福的奥秘，更无法抵达幸福的彼岸;但人在探索奥秘、追寻幸福的过程中，本身就在促成自我实现，就在不断趋近幸福。如此，个人谋求发展，社会获得进步，循环往复，以致无穷。
生命的意义源于存在，成于行动。问题的关键，不在思考或论辩，而在于实践。真正有力量的哲学，必定是指向实践的。人生意义的实现和幸福的抵近，也依赖于实践。人们最需要的是实践性哲学。
对这一系列终极性问题的追问和叩寻，到最后，往往必定超越知识，进入信仰和人性的层次。面对这些难解、无解的困境，许多人皈依哲学或宗教，寻求解惑、解脱。这时候，哲学适时出场。“爱智慧”的哲学，就是要协助人们解惑克难、超越自我、追寻永恒，给人希望、智慧和力量，助人谋求幸福，度人接近于彼岸。德波顿认为，在世俗世界里，只有哲学能解人生痛苦之谜。[11]8“哲学最大的功能就是以智慧来慰藉人生的痛苦。这痛苦有主观自找的……有外界强加的……种种不公平的遭遇。……天下伤心人可以从叔本华的极端悲观主义、放弃对此生的一切期待中得到慰藉”，人们可以“用这种智慧来慰藉人生的种种悲苦”。[11]3-4哲学如镜。借助此镜，我们照见自己，窥见世界。万川映月，物我归一。人们可以更好地借哲学之舟渡河，度过更好的时光，向各自的“幸福”更接近一点，哪怕一点点。
也许，这许多的谜题，会一直伴随着人类，需要人类不懈地去思考、去追问、去体验、去求索。无论是乐观还是悲观的心态，都不必然地等同于深刻或肤浅。无论苦与乐、得失与冷暖，都是人生本然的一部分，值得每个生命的亲历者坦然面对、全情体验。
关于幸福的定义和进路，尽管见仁见智，但有几点无疑是有普遍共识的：幸福是一种非常个体化的内心的生命体验，但它与外部环境（特别是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合理的社会秩序无疑可以大大提升绝大多数人积极的生命体验;幸福与苦难相生相克，彼此以对方的存在为条件，没有愁苦，也就难保幸福的存在，而且，苦难不完全是消极的;苦乐与生命同在，与之共始终;幸福因人而异，没有完美的幸福或绝对的不幸，饶是这并不完美的幸福，也需要人们有意识地去寻求去参悟去抵近，而目标的达成是对意念之价值的确认，它可以催生出积极的体验或效能感…… 幸福与生命有关，与选择有关，与希望有关。幸福与否，冷暖自知。正如弗罗斯特有诗云：“林子里有两条路，我——选择了行人稀少的那一条/它改变了我的一生。”有的路，是人自选的，有的是无法選择的。每个个体，都生活在各自的局限之中，也都生活在时间之网、信息茧房之中，生活在不可知不可见不可控不可说的变数之中。人们无法预知每次选择是对是错，正如我们无法知道明天会如何。也许这一切，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也许，答案就在我们的行动之中。也许，答案已不再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真实的体验、是此岸的实践、是无限延展的过程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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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史铁生.答自己问[A].史铁生.史铁生作品集（第3卷）[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407.
[2]何兆武.怀念王浩[J].西南联大校友会简讯，1995（18）.
[3]何兆武.上学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4]何兆武.五柳读书记[J].读书，2005（12）：49-56.
[5]专访格非：文学是失败者的事业[EB/OL].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22439568/.格非还借陈寅恪之言，说“一个社会在变动的时候往往有两种人……巧者往往能获得大的利益，拙的人……会感到更多的苦痛”。
[6][葡]费尔南多·佩索阿.惶然录[M].韩少功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7]一个人越有智慧，他就会承受更多的痛苦吗？[EB/OL].https：//mp.weixin.qq.com/s/RQ0S5oK-d5qD7bK-Cbz2Fg.
[8]刘丽曼.哥德尔的逻辑人生[N].科学时报，2008-10-16（3）.
[9]张立英.世界的意义在于事与愿违[N].中华读书报，2018-06-06（16）.
[10]何兆武.后记[A].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论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846.
[11]资中筠.译序[A].[英]阿兰·德波顿.哲学的慰藉[M].资中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12]何兆武，冯佐哲.论王国维的哲学思想[A].中国哲学编辑部.中国哲学（第四辑）[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13][丹]索伦·克尔凯郭尔.致死的疾病[M].张祥龙，王建军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37.
[14]杨庆球.二十世纪神学选读[M].香港：天道书楼有限公司，2010：23.
[15][英]阿兰·德波顿.哲学的慰藉[M].资中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16]余凌.阳光·苦难·激情[J].读书，1991（10）：70-76.
[17]史铁生.我与地坛[J].上海文学，1991（1）：37-44.
[18]佚名.史铁生谈命运的不公平性[EB/OL].https：//www.sohu.com/a/403406705_120703937.
[19]贾平凹.扉页[A].贾平凹.我是农民[M].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0.
[20]刘亚光.承受痛苦的智慧，正在年轻一代中慢慢失传？专访凯博文[EB/OL].https：//mp.weixin.qq.com/s/nIuSt_S979KhiD6J-2ESTg.
[21]文靖.后记：把名字写在水上[A].何兆武.上学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287.
[22]当然，普希金自认“没有做过什么善事，可在心灵上，却实实在在是个好人”，这无疑与汤用彤先生的peace of mind略近。国度不同、相去数百年的智者之间，认识如此相近，值得玩味。
[23]史铁生.封面[A].史铁生.史铁生作品集（第2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