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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一个有着三千年悠久历史的古老皇城，一个经历了850年岁月沧桑的大都城。北京商人与政治走得最近，政治就像北京人生活中的盐，没有它，北京人的生活就会变得索然无味。京派新商人，从传统商人和政府官员中脱颖而出，经商方式较多地表现为权力沾边。北京市场不算大，生意场面却最多。权力和信息，构成京商特色之一。
能言善侃 最传神的写照
京商特点：带政治味、打政治牌；能言善侃、口若悬河；以诚相待，不做虚伪；注重人际交往，最有人情味；货好不用吹，不用重广告；商人素质高、文化气味浓。北京人非常实际，不论他们做什么，都给人一种务实的感觉。
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和北京商人谈生意，离不开政治的话题。北京商人侃起国家大事、文化思想，总是滔滔不绝。京商做生意，多喜欢带点文化和政治味道。有一句顺口溜说：“北京人侃主义，广东人谈生意。”
北京人能侃。他们注重的不是“侃什么”，也不是“怎样侃”、“侃得多么漂亮”，只是为侃而侃，仿佛他们没什么事情可干，既不要形式，也没有目的，大到国家大事，小到鸡毛蒜皮，什么都可以侃上三天三夜。
北京商人侃的话题极为广泛，吃喝玩乐、衣食住行、花鸟虫鱼、奇闻轶事、政经文体、东西南北，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北京人对政治一往情深，与北京商人谈生意前，得多让他侃点政治。每个北京商人对政治都有自己的一套观点和见解，或许能从中悟出点什么道理来。北京商人爱侃又善侃，侃起来滔滔不绝。和北京人做生意，一定得沉住气，满足他们侃的欲望，这是打开大门的钥匙。如果与北京人谈生意，一见面就单刀直入，往往是欲速则不达。
在商场上，北京人做生意非常看重友情，他们认为友情相互渗透，彼此交流是维系良好生意关系的最佳方式。他们和朋友交往，宁肯自己吃亏，也不愿损害对方，有一种“患难之交难逢”的意识。在生意场上，北京人恪守一条格言：“骗朋友仅是一次，害自己却是终身。”他们为人古道热肠、急人所难、助人为乐，处处替别人着想，无微不至地关心生意朋友，常常不图回报。
北京有很多企业，产品在全国领先，在电视上做广告却很少，北京电视台出现的多是外地的“金龙油”、“大印象减肥茶”等；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也很少有北京的企业。外地广告在北京铺天盖地，京商似乎对此视而不见，依然我行我素，很少涉足广告，他们既不会花上百万元的钱请明星做广告，也不会去竞夺什么“标王”之类。
红顶商人 皇城下的商性
北京的市场经济是移植过来的，它没有土壤和根基，是先结果，后长根，再完善枝叶，这有点像树上掉下的葫芦，头重脚轻。这段话的弦外之音是说北京的钱太好赚了，只要使出一半的力量，就可以得到在广东使出80%的力量，才能得到的效果。
京城商界的独特之处：一方面是屡遭人诟的红顶商人称霸一方；一方面是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领军人物、雄心勃勃的外地淘金者，在这里呼风唤雨、指点江山。京商天生有一种“贵族气”，许多企业家有行政级别，这是京商的一道风景线。即使是“行政级别”之外的北京商人，也一度曾是“红顶商人”的代名词。
商业的个性，商人的个性，不妨统言之“商性”。对“商性”的研究，一定会成为工商时代人们的一大兴趣。研究“商性”，有利洞察人性，从而驾驭商业。对人性的洞察，有利于深化对“商性”的理解，从而更好地铺陈商业轨迹。
北京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孕育和涵养了京商文化。京商是中国传统都市型商业文化的杰出代表，研究京商文化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对传承京商文化，创新现代物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千百年来，金、元、明、清先后在北京定都。清王朝入主中原，在北京称帝后，北京的商业在明朝的基础上，又有了极大的发展。清代的北京城，商业最为繁荣发达，代表性商业圈都在前门外、崇文门外和宣武门外，所谓前三门一带。
一是清王朝规定北京内城“永行禁止开设戏馆，所以戏馆都开在外城；二是清末民初时，京奉、京汉铁路火车站，都建在正阳门外，具有经商的地利优势。三是北京的天时地利，吸引着山西、山东、安徽、浙江、江苏、河北等省的大量商贾涌向北京，使北京成为全国商品荟萃、商旅云集，商铺剧增之地。
在天子脚下经商，一般商家都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重牌匾、守信用、重质量、守规矩。商家能够在北京立足，必须是商品经营独具特色，加工技艺堪称一绝，京韵浓郁兼容并融，面向高端政商合一，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
传统京商的特点主要在于文化底蕴浓、诚信为本、重视亲情、经营正统、管理规范，也有较浓的官气———既有官商作风，也有政商色彩。现代京商文化面向未来，作为首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发展符合首都经济新概念，体现首都经济新特色，处处体现出“四个最”：信息最灵敏、销售热点最多、文化品位最高、智能经营力最强。
抢占高点 知识造就京商
北京是一个巨大的人才库，汇聚了中国最有影响、最有权威的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集中了中国最优秀、最杰出的人才。有人戏言：在北京，随意扔一颗石子，砸着的可能就是博士。北京著名的企业家中，有一大批知识群体，都是大学教授或出国留洋回来的高级知识分子。
八十年代，北京出现了一批有特殊背景的富翁，大多是推行价格双轨制以后的“下海”者，与权力圈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有的原本就是政府官员。他们能够凭借权力资本，瓜分价格双轨制的巨大差价，在很短的时间内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被人们称为“官商”或“红顶商人”。
北京新办的民营企业中，绝大多数老板是年轻人，不少人持有硕士、博士头衔，或者是出国留学的“海龟派”，他们一般从事科技、信息产业、第三产业。这些从知识分子转化而来的商人，文化层次高，信息渠道多，经商经验不丰富，理论知识很丰富，经过几年的商海浮沉，往往成功者居多。
令人羡慕的是，北京商人在天时、地利上，比各地商人更有优势。巨大的商机，使“带点官味、能言善侃”的北京商人，像搞“政治运动”一样，风风火火地抢占一轮又一轮商战的制高点。许多京商依靠政治上、权利上的便利，凭借对政治的敏感、对政策的前瞻能力，凭借高新技术和现代企业管理的能力，成为靠智慧、靠政治积累财富的“新京商”。
什么叫“新京商”？第一是企业设立在北京，以智慧创造财富，不是和北京有一点商业往来就是“新京商”；第二是以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做一个小买卖起早贪黑，依靠政府资源搞点小投机，这样发财致富不属于“新京商”的主流。
“新京商”凸显了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中国是重官轻商，重官轻知的国家，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目的为了升官。现在确定“新京商”，就是告诉人们：知识可以改变人的命运，不是当官改变命运。现代企业家，用智慧、用知识，成为创造财富的化身。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变成具有现实性和可触摸性的活动和行为。
“新京商”凸显了创新的特殊地位。中华民族“兴”在创新，“衰”在创新，创新尤为重要。北京很多制造业日益衰落，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创新，创新是从过去的要素推动变为通信驱动的转变。
“新京商”凸显了北京特色的京商文化。在北京，做官可以，经商不行，北京的官气十足，官文化非常浓烈。商人、企业家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承受种种挑战、承受种种束缚，都是官文化带来的后果。
北京作为一个首都，既要承担首都的功能、又要发展社会经济，这样一个两难选择，使得北京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做着各种探索，高新技术产业无疑是北京将来经济发展主体。靠政治积累财富的京商，正在向高知、创新、特色方向迈进。
能言善侃 最传神的写照
京商特点：带政治味、打政治牌；能言善侃、口若悬河；以诚相待，不做虚伪；注重人际交往，最有人情味；货好不用吹，不用重广告；商人素质高、文化气味浓。北京人非常实际，不论他们做什么，都给人一种务实的感觉。
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和北京商人谈生意，离不开政治的话题。北京商人侃起国家大事、文化思想，总是滔滔不绝。京商做生意，多喜欢带点文化和政治味道。有一句顺口溜说：“北京人侃主义，广东人谈生意。”
北京人能侃。他们注重的不是“侃什么”，也不是“怎样侃”、“侃得多么漂亮”，只是为侃而侃，仿佛他们没什么事情可干，既不要形式，也没有目的，大到国家大事，小到鸡毛蒜皮，什么都可以侃上三天三夜。
北京商人侃的话题极为广泛，吃喝玩乐、衣食住行、花鸟虫鱼、奇闻轶事、政经文体、东西南北，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北京人对政治一往情深，与北京商人谈生意前，得多让他侃点政治。每个北京商人对政治都有自己的一套观点和见解，或许能从中悟出点什么道理来。北京商人爱侃又善侃，侃起来滔滔不绝。和北京人做生意，一定得沉住气，满足他们侃的欲望，这是打开大门的钥匙。如果与北京人谈生意，一见面就单刀直入，往往是欲速则不达。
在商场上，北京人做生意非常看重友情，他们认为友情相互渗透，彼此交流是维系良好生意关系的最佳方式。他们和朋友交往，宁肯自己吃亏，也不愿损害对方，有一种“患难之交难逢”的意识。在生意场上，北京人恪守一条格言：“骗朋友仅是一次，害自己却是终身。”他们为人古道热肠、急人所难、助人为乐，处处替别人着想，无微不至地关心生意朋友，常常不图回报。
北京有很多企业，产品在全国领先，在电视上做广告却很少，北京电视台出现的多是外地的“金龙油”、“大印象减肥茶”等；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也很少有北京的企业。外地广告在北京铺天盖地，京商似乎对此视而不见，依然我行我素，很少涉足广告，他们既不会花上百万元的钱请明星做广告，也不会去竞夺什么“标王”之类。
红顶商人 皇城下的商性
北京的市场经济是移植过来的，它没有土壤和根基，是先结果，后长根，再完善枝叶，这有点像树上掉下的葫芦，头重脚轻。这段话的弦外之音是说北京的钱太好赚了，只要使出一半的力量，就可以得到在广东使出80%的力量，才能得到的效果。
京城商界的独特之处：一方面是屡遭人诟的红顶商人称霸一方；一方面是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领军人物、雄心勃勃的外地淘金者，在这里呼风唤雨、指点江山。京商天生有一种“贵族气”，许多企业家有行政级别，这是京商的一道风景线。即使是“行政级别”之外的北京商人，也一度曾是“红顶商人”的代名词。
商业的个性，商人的个性，不妨统言之“商性”。对“商性”的研究，一定会成为工商时代人们的一大兴趣。研究“商性”，有利洞察人性，从而驾驭商业。对人性的洞察，有利于深化对“商性”的理解，从而更好地铺陈商业轨迹。
北京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孕育和涵养了京商文化。京商是中国传统都市型商业文化的杰出代表，研究京商文化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对传承京商文化，创新现代物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千百年来，金、元、明、清先后在北京定都。清王朝入主中原，在北京称帝后，北京的商业在明朝的基础上，又有了极大的发展。清代的北京城，商业最为繁荣发达，代表性商业圈都在前门外、崇文门外和宣武门外，所谓前三门一带。
一是清王朝规定北京内城“永行禁止开设戏馆，所以戏馆都开在外城；二是清末民初时，京奉、京汉铁路火车站，都建在正阳门外，具有经商的地利优势。三是北京的天时地利，吸引着山西、山东、安徽、浙江、江苏、河北等省的大量商贾涌向北京，使北京成为全国商品荟萃、商旅云集，商铺剧增之地。
在天子脚下经商，一般商家都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重牌匾、守信用、重质量、守规矩。商家能够在北京立足，必须是商品经营独具特色，加工技艺堪称一绝，京韵浓郁兼容并融，面向高端政商合一，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
传统京商的特点主要在于文化底蕴浓、诚信为本、重视亲情、经营正统、管理规范，也有较浓的官气———既有官商作风，也有政商色彩。现代京商文化面向未来，作为首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发展符合首都经济新概念，体现首都经济新特色，处处体现出“四个最”：信息最灵敏、销售热点最多、文化品位最高、智能经营力最强。
抢占高点 知识造就京商
北京是一个巨大的人才库，汇聚了中国最有影响、最有权威的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集中了中国最优秀、最杰出的人才。有人戏言：在北京，随意扔一颗石子，砸着的可能就是博士。北京著名的企业家中，有一大批知识群体，都是大学教授或出国留洋回来的高级知识分子。
八十年代，北京出现了一批有特殊背景的富翁，大多是推行价格双轨制以后的“下海”者，与权力圈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有的原本就是政府官员。他们能够凭借权力资本，瓜分价格双轨制的巨大差价，在很短的时间内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被人们称为“官商”或“红顶商人”。
北京新办的民营企业中，绝大多数老板是年轻人，不少人持有硕士、博士头衔，或者是出国留学的“海龟派”，他们一般从事科技、信息产业、第三产业。这些从知识分子转化而来的商人，文化层次高，信息渠道多，经商经验不丰富，理论知识很丰富，经过几年的商海浮沉，往往成功者居多。
令人羡慕的是，北京商人在天时、地利上，比各地商人更有优势。巨大的商机，使“带点官味、能言善侃”的北京商人，像搞“政治运动”一样，风风火火地抢占一轮又一轮商战的制高点。许多京商依靠政治上、权利上的便利，凭借对政治的敏感、对政策的前瞻能力，凭借高新技术和现代企业管理的能力，成为靠智慧、靠政治积累财富的“新京商”。
什么叫“新京商”？第一是企业设立在北京，以智慧创造财富，不是和北京有一点商业往来就是“新京商”；第二是以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做一个小买卖起早贪黑，依靠政府资源搞点小投机，这样发财致富不属于“新京商”的主流。
“新京商”凸显了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中国是重官轻商，重官轻知的国家，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目的为了升官。现在确定“新京商”，就是告诉人们：知识可以改变人的命运，不是当官改变命运。现代企业家，用智慧、用知识，成为创造财富的化身。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变成具有现实性和可触摸性的活动和行为。
“新京商”凸显了创新的特殊地位。中华民族“兴”在创新，“衰”在创新，创新尤为重要。北京很多制造业日益衰落，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创新，创新是从过去的要素推动变为通信驱动的转变。
“新京商”凸显了北京特色的京商文化。在北京，做官可以，经商不行，北京的官气十足，官文化非常浓烈。商人、企业家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承受种种挑战、承受种种束缚，都是官文化带来的后果。
北京作为一个首都，既要承担首都的功能、又要发展社会经济，这样一个两难选择，使得北京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做着各种探索，高新技术产业无疑是北京将来经济发展主体。靠政治积累财富的京商，正在向高知、创新、特色方向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