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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上,蔡元培敦聘少年得志的梁漱溟到北大任教时,问:中国谁人能讲印度哲学?梁漱溟说:不知道谁能讲。其实,梁漱溟有一位即将放美的老同学,日后将成为此中高手,享誉国际。
在辛亥前夕的北京顺天学堂里,同时有着三位未来的名人,他们一样的年龄,一样的才华过人,日后也一样地以哲学成名成家,其中就有梁漱溟,有张申府,还有一位就是汤用彤。那时汤、梁二人在共读佛典与印度哲学。
汤用彤少赋异禀。三岁那年,他突然一字不差地背出了《哀江南》,父母异之,以故他“幼承庭训,早览乙部”。1912年,汤用彤考入清华学校。1914年,汤用彤开始在《清华周刊》连载长文《理学谵言》,提出“理学救国”的口号,认为“宋室以来,人心风俗进退消长,厚薄之本末,天下国家安危兴替治乱之因果,均执于讲学者之手……故囊者一代精神集乎讲学”。汤在清华结识了同学吴宓,结为终生契友,“互相督促、切磋”。他与吴曾合著长篇章回体小说《崆峒片羽录》,拟撰三十回,实际完成缘起及前三回,不幸为吴宓家人丢失。有意思的是,1916年二人同时毕业,但都未能立等放洋。吴因体育不及格,兼有眼疾,次年才放洋;汤也因罹患砂眼,只好次年才放美。此间,汤用彤留在清华教国文,并兼任《清华周刊》总编辑。钱穆叹曰:“其时校中缺一国文课教师,即命锡予以学生身份充任,其时锡予之国学基础已可想见。”汤赴美后,一年即获得学士学位,各科平均达97分以上。
1919年,汤用彤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与陈寅洛同时学习梵文、巴利文及佛学,仍进修西方哲学。哈佛哲学系其时萃聚着一批杰出的大师,美国东海岸的常春藤名校更是汇聚了一批最优等的青年才俊。他们正在为日后跻身巨星行列而奋力打拼。汤用彤等在其中如鱼得水。他与陈寅恪经吴宓、梅光迪引见到了白壁德(Babbit)教授。白氏是美国当时著名的新人文主义者,认为中西文化传统在人文方面“互为表里”,对孔子尤为称赞,并希望中国学人能撷采中西文化之精华,以求救亡图存,而不蹈西方之覆辙。“白师谓于中国事,至切关心。……渠于中国学生在此者,如张(鑫海)、汤(锡予)、楼(光来)、陈(寅恪)及宓等,期望至殷云云。”9月,在波士顿美东中国同学年会上,白氏以“中西人文教育谈”为题发表演说,矛头直指中国新文化运动。白壁德事实上成为日后《学衡》杂志的精神领袖,到1933年7月他故去时,《学衡》也停刊了。
在哈佛时,汤用彤曾单独为吴宓讲授《欧洲哲学大纲》,吴宓认为“简明精要,宓受益最多”。1920年 8月17日,汤用彤与陈寅恪自纽约归哈佛,归后为吴宓讲授《印度哲学与佛教》。吴宓将汤手写此课概略及应读书目连同其他听讲笔记、论文,“编订成一甚厚且重之巨册”。是时,在哈佛的中国学子还有俞大维、竺可桢等数十人(不少为清华庚款生),其中陈寅恪、汤用彤、吴宓学业尤为出众,人称“哈佛三杰”。不少不学无术之徒,对他们的“死读书”百般嘲讽,甚至预言说:他们用功过度必致早死。但三杰不以为意。彼时吴敏感多情,多年纠结于情场,陈、汤都曾好言相劝,认为:情事难测且情深不寿,人生如寄,与其苦求可遇不可求的理想爱情,不如知足常乐于平淡而安稳的婚姻;与其恋恋于风月无限但镜花水月的情场,莫如悦纳一位现实生活伴侣。男子汉不宜为情所累,应成就一番大业。吴宓是聪明人,也是糊涂人,他心知此理却情难自禁,果然在长期沉溺于男女情事,成就自不及陈、汤等。以故饮恨终身。
1922年,汤用彤硕士毕业,载誉归国,“为现代中国学术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张岱年语)。他到南京东南大学(后改中央大学)任哲学教授,加盟《学衡》的队伍。那时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始讲《唯识抉择谈》,一时学人云集,梁启超、张君劢等咸来问学,汤用彤也在其中,他与吕澂、熊十力同为欧阳的三大弟子。汤有着哈佛硕士的光环,且贵为名校名师,声名日盛,但他还是全心重做学生。他很快因博学多才而被欧阳所奖拔,受聘为导师,授巴利文,并授“释迦时代之外道”及“金七十论解说”。这就由学生而成先生了。这是他最关键的突破时期,也是他作为一代大家最重要的积淀时期。
在东大和中大任教期间,汤曾应南开之邀北上一年。因师资有限,也因能者多劳,哲学系中多数课程都由他独力胜任(如姜立夫之于数学系)。他在此期间的弟子向达、陈康、江泽涵、郑昕、唐君毅、程石泉等,日后都成为闻名遐迩的学人。此间,吴宓北上出长清华国学院主任后,推荐了老辈柳诒徵、张尔田及新秀陈寅恪、汤用彤及楼光来等,惟陈获聘。
那时学衡派与新青年派胡适等人南北对阵,势如水火,门户之见极深。胡适直骂吴宓等“学衡派一班人简直不是东西”,与吴宓等终身不得和解。但在彼此鏖战未休时,两派的大将却建立了良好的学术联系。1928年汤用彤致函胡适讨论学术问题,7月21日胡适复一长信,称“论禅宗一章,大体都很精确,佩服之至”,并邀请汤赴上海参观其在巴黎、伦敦发现的禅宗争法统之史料。胡适并没有因汤是吴宓密友而有所隙,倒是对这位清华学弟、哲坛同行颇为青目,力邀其加盟上海中国公学。汤婉拒。
1931年,胡适与蒋梦麟长北大后,为重振北大,乃以庚款巨金在全国顶级学人中遴选了一批研究教授,终于将汤用彤请来。——学衡派与清华渊源极深,甚至一度以此为大本营,但与北大却宿怨极深。北大的门槛素来极高,而汤用彤,则成了唯一能够进入北大的学衡派大将。这当然是由于他那融汇新旧的学术造诣。那时学人,要么实而偏“旧”,要么新而偏“空”。能够兼容新旧,为新旧各派推服的高手,寥若晨星。汤乃其一。汤到后,很快成为哲学系中坚,一度担任系主任,北大哲学系也因此转而重视哲学史与佛教思想。当时以冯友兰、金岳霖为代表的清华哲学系是新实在论的大本营,注重逻辑,注重哲学体系的构建;而北大哲学系注重哲学系,注重历史的梳理。因此人们戏称前者是哲学系,后者则是哲学史系;前者“思而不学”,近于“宋学”,后者“学而不思”,偏于“汉学”(王太庆《学与思》)。
作为一系之主,汤毫无私心,也就一言九鼎,从无异议。他请来了蒙文通,后来又请来了熊十力和郑昕。熊是性情中人,一来就要生出许多事端。当时汤与梁漱溟、陈寅恪、钱穆、废名、熊十力、蒙文通、林宰平等时相过从,研讨佛学,时相驳难。熊蒙二人常就佛学、理学争辩不休;梁熊常谈及政事,亦有争议,独汤不喜争论,“每沉默不发一语”。熊十力是最生事的。行伍出身的他不仅爱动口,也爱动手,争论激烈时就大打出手,他与废名打架,也与蒙文通吵架。有次,熊蒙激辩得脸红脖子粗时,都争取汤的支持。汤还是一如素昔地笑呵呵,不说此方不对,也不说彼方有错,结果双方都对他不满。其实“论佛学,锡予正在哲学系教中国佛教史,应最为专家,顾独默不语”。朋友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汤菩萨”。钱穆则在其《忆锡予》中欣赏地说:汤虽饱览西方风雨,“绝不有少许留学生西方气味”,“亦不留毕毫守旧之士大夫积习”,“锡予之奉长慈幼,家庭雍睦,饮食起居,进退作息,固俨然上纯儒之典型”,“锡予一团和气,读其书不易知其人,交其人亦难知其学,斯诚柳下惠之流矣”。
钱穆说,“锡予寡交游,闭门独处”,“独立不倚,极高明而道中庸”。其时门户甚多,但汤不喜参与,故与当时学者大都相处很好。钱穆与傅斯年有隙,而汤为两人之好友;熊十力与吕澂佛学意见相左,但均为汤之相知友好;汤为学衡派成员而又和胡适相处颇善。钱穆、蒙文通与胡适、傅斯年是对头,胡适又与吴宓是夙敌;但钱蒙没有恨屋及乌地反感胡适麾下的干将汤用彤;胡适也没有不亲近吴的密友汤用彤。
汤在处世上从不参与派系,治学上也从无门户之见,总是兼收中外,破除门户,博采众家,独树一帜。
汤在北大每学期两门课程,中外并授。汤在中国、印度、西方三大哲学领域中齐头并进,但重点是讲授“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一门。“十余年来,教学南北,常以中国佛教史授学者,讲义积年,汇成卷帙”,但他每次讲课都要修订原有讲义。据钱穆回忆:汤用彤从20世纪20年代初就开始撰写此书,20年代末完成初稿,30年代又全部修改和补充了一次,又花了近四年的时间才完成。“(锡予)此课在中大已任教有年,并撰有讲义,心感不满,须从头撰写。余心大钦佩。……因知锡予为学,必重全体系、全组织,丝毫不苟,乃有此想。与余辈为学之仅如盲人摸象者不同。然锡予与余乃绝少谈及其治佛学之经过。”汤以极大的功夫四易其稿,直到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由于担心手稿遗失,他才考虑将其中一部分交付出版。
胡适本人写过中国哲学史著作,可只有上部,没有下部。他被汉魏两晋以来的佛学发展问题难住了。这是关键点,也是极难点。中国哲学史学者每每写到此处就触礁,致使中国哲学史中的汉魏两晋南北朝领域一直是空白。直到汤氏此书,中国哲学史的“关卡”才被打通。这部著作开辟了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新纪元。它当时在国际上被公认为前沿水平,迄今未被超越。
早在1937年,《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完成后,汤首先就送给胡适看。胡极为激动。他在1月17日日记中称:“读汤锡予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稿本第一册。全日为他校阅。”“此书极好。锡予与陈寅恪两君为今日治此学最勤的,又最有成绩的。锡予的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我校读完,为他写一信介绍给云五先生,又写一长信给锡予。”他以长信商讨书中个别论点。翌日在北大与胡适畅谈时,汤自认胆小,只能作小心求证,不能作大胆之假设;他甘愿做第二等工作(史料考订)。胡适日记则说:“这是谦词。锡予的书极小心,处处注重证据,无证之说虽有理亦不敢用,这是最可效法的态度。”事实上汤也确实是以第一等的天资,脚踏实地以第二等工作的实践,表述和证明了第一流的学术思想。汤对胡坦承:“颇有一个私见,就是不愿意说什么好东西都是从外国来的。”胡适戏言答:“我也有一个私见,就是说什么坏东西都是从印度来的!”二人大笑。2月22日,胡适日记又云:“读陈寅恪先生的论文若干篇,寅恪治史学,当然是近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的不高明,标点尤懒,不足为法。”日后贺麟检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时,特别地说:“汤用彤得到西洋人治哲学史的方法,再参以乾嘉诸老的考证方法。所以他采取蔡勒尔(Ze11er)治希腊哲学史一书的方法。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材料丰富方法严谨,考证方面的新发现,义理方面的新解释,均胜过别人。”
1940年,国际政府进行学术奖励,因这部书而授予汤用彤一等奖(最高奖)。同获此奖的,还有陈寅恪等人。汤很不高兴地说:“多少年来都是我给学生打分数,我要谁给我的书评奖!”他对名利权位不以为然。稍后教育部在全国顶级教授中遴选了28位受聘部聘教授(即“教授之教授”,每学科选最杰出的一人),哈佛三杰分别当选。先后当选的还有原哈佛学友楼光来、竺可桢、饶毓泰等。这实际上是日后院士遴选的酝酿了。
西南联大精英荟萃,但教授们却入不敷出,生活非常艰苦。此时汤用彤岁数并不大,头发却已近全白。华发早生的汤,远远望去,就像一尊佛像。这正坐实了他“菩萨”之雅称。如是一来,他与哲学系同事冯友兰、冯文潜形成一景。三人各具特色。“汤用彤先生矮矮胖胖,一头极短的银发,从后面一看像一个和尚,且是佛学专家;冯友兰先生留着一头浓黑的头发,大胡子,长袍马褂,手上包书的是一块印有太极八卦的蓝布,从背后看起来,有点儿像道士的样子;冯文潜先生瘦瘦小小,留着垂到脑后的灰发,正面看像位慈祥的老太太,从背后一看像尼姑。”三人走在一起时,做学生的就戏称他们是一僧、一道、一尼。
在贫困中含辛茹苦的汤用彤,忍受着失长子一雄、爱女一平的巨大创伤(皆病逝于昆明),然矢志不移,以民族文化的继承、弘扬为使命,为民族文化复兴屡献硕果,屡缔佳绩;他教学、著述从未间断,在学界奠定了崇高地位,并培养出大批学界新人。他对学生教诲不倦,面无忧容,从不戚戚于贫贱,也不汲汲于富贵,既有着超脱玄远的境界,也时刻关心国事。他对当时的贪官污吏,发国难财者深恶痛绝。在一次哲学系的大会上,他和金岳霖大骂以学问为进身阶梯的文人。
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还强调全心教学、治学,陶融家风。抗战期间,他几乎每天都用那黄梅乡音吟诵具有浓郁的忧国忧民意味的《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和庾信的 《哀江南赋》。这首曲子说的是南明亡国的情况,内云“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他的这种情绪也感染了子女,对自己国家的命运有了一种关怀。有次汤找来《哀江南赋》,指着序中的一段对其子一介讲:一个家族应该有他的家风,如果家风断了,那么这个家族也就衰落了。他说他喜欢读《哀江南》和《哀江南赋》的原因,是因为乃父生前就喜欢读这两篇东西。序中有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娱乐。”汤对儿子说你记住这两句就可以了,以此来告诫他如何做人。至于做学问,他很少谈及,只有一次告诫一介说:“做学问如登山,要努力往上攀登,爬得越高才能看得越远,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方面。”
汤学通中外。在他面前,“学贯中西”一说已相形见绌。因为他在中国、西方、印度文化与哲学思想研究上,都有独到的造诣和重大的贡献。其授课既广博又精专,范围兼容中西印三大文化体系,直达当时国内甚至国际的最高水平。如此广阔的学术视野和上乘的教研质量,至今仍难觅第二人。一位教授能兼开这样三种不同的哲学史课,可能迄今尚无第二人。他讲印度哲学“甚至比某些印度学者讲的还要明白”。国外学者高度赞扬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著作为“价值至高的工具与导引”。他从“昌明国故,理学救国”而至“中西互补,因革损益”的文化系统工程建设,以及对其学术思想的催化与导引而开创了学术黄金时代,实现了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以故被称为“西哲东渐的宗师”。
汤在行政方面也贡献良多。40年代末周炳琳致函胡适述及北大情况,说:“锡予兄处事稳重持平。深知各方面情形,数月来局面之维系,孟真实深得其助。”联大文学院首任院长是胡适,此系众望所归。问题是胡并未到职,谁人接任,就有异议了。因联大内部,清华始终处于主导地位,院长故长期由清华教授冯友兰担任。有北大学者不满,说:“如汤锡予,岂不堪当一上选。”但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毫不为意。他继续担任北大哲学系主任,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
汤有家学之传,亦曾留学美国,但他毕生把所有时间和心思都放在了读书、写书和教书上,此外几乎无他嗜好。琴棋书画全不通,不听戏,不饮酒,不喜美食,不听西洋音乐,也不看电影,更不跳舞。他从不挑吃,只抽不贵的香烟;常常一件布大褂、一双布鞋,提着夫人为他做的布书包去上课。有时也与金岳霖交换看看英文侦探小说。他们夫妇偶尔也与闻一多夫妇打打麻将,或者带子女们去散散步,在田间走走。汤曾与贺麟、浦江清等同住校外西式二层小楼,还与吴宓在云南蒙自同住一室,两人常下围棋。由学生画一个棋盘,买了200个白纽扣和200个黑纽扣,就在床铺上开展大战。
1946年汤用彤任史语所驻北平办事处主任。傅斯年曾请他兼一个办事处的主任,每月送一份薪金。可当发薪时,他却如数将薪金退回,说:“我已在北大拿钱,不能再另拿一份。”1955年,中华书局重印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时所给稿费颇低,而他自己根本也不知当时稿费标准,对此也无所谓,他的学生向达得知,看不过去,提出了意见,中华才给以高稿酬。1949年后,汤家在北京小石作的房子(二十余间,两个院子)和南京的房子都被征用,北京的房子只给了8000元,汤夫人颇不高兴,汤却说:“北大给我们房子住就行了,要那么多房子有什么用。”
1946年,在陈寅恪的力荐之下,回国伊始的季羡林迈入了北大的龙门。到北大的第二天,去见文学院院长。季羡林这才发现这位留美多年、学贯中西的前辈,居然身着灰布长衫,脚踏圆口布鞋,望之似老农老圃,毫无“洋气”,不由吃了一惊。季羡林在毅然征得了他同意后,每次都准时前来听课,一整年没有缺过一次课,而且每堂课都工整地做笔记,巨细靡遗,始终珍藏。这种“教授学生”、“学生教授”是极为罕见的。汤对年轻人的提携不遗余力。限于成规,季是以副教授受聘于北大的,但十来天之后,汤很快主动将季提升为正教授。
1946年,北大复员,胡适任校长,汤任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胡热衷于政治,常因公去南京,诸多校务均常委托傅斯年与汤协理。汤以是常觉身心疲惫。这年夏天,汤应加利福尼亚大学之邀赴美讲学。1948年讲学归来后,他很快当选为院士。是时中央研究院由胡适等人偏向于美国背景的人掌握;而北平研究院则侧重于法国的背景。而汤先后被二者选为院士,这在全国屈指可数。汤身为人师,极为注重“身教”。1948年至1949年,他开过两门课:“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汤先后开过40多门课,几乎教过那时哲学系的所有课程,教这两门课也已经20多年了,但他每次上课前要认真准备,重新写讲课提纲,把有关的英文著作拿出来再看看。当时他担任北大的行政领导工作,白天要坐办公室,只能晚上备课到深夜。作为文学院的当家人,汤孤身一人,聘人、升职等现在非开上无数次会不可解决的问题,那时一次会也不开,他一个人说了算,从未出过娄子。他对学生也是一副菩萨心肠。学生选课时,他总是要看每个学生的选课单,指导学生选课,然后签字。
1948年12月,解放军包围了北京城。胡适临走时,给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和秘书长郑天挺留下一纸短笺,说:“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然而,此后胡适再也没能回到北平,真正带领北大度过危难的是代理校长职务的汤用彤。胡适一去,能够稳定北大教授们军心的就只能是临危受命的汤用彤了。而后傅斯年等推出了“抢救学人计划”,汤也赫然位列蒋介石的“抢救”名单的前几位。与胡适不同,汤一直潜心学术,与政治始终保持距离,他的去留将影响到北大甚至他校教授的抉择。如果他选择南下,北大学人或许会蜂拥南去。但他没有走。在他的影响下,多数北大教授也选择留了下来。
1949年1月31号,北京宣布和平解放。5月,北京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给汤用彤送来一份任命书,正式任命他做北京大学校委会的主席,领导这“过渡政权”。是年,周恩来曾来北大孑民堂与北大诸教授座谈,汤首次见到了周公,甚佩服其人之气度与学识。
但在之后的院系大调整前后,胡适的麾下大将郑天挺、杨振声、沈从文等纷纷调离北大,北大功臣汤用彤留在北大,但他的处境也很尴尬。新北大人事大变动,马寅初任校长,江隆基为副校长,汤也是副校长。但管的不再是教学科研,而是基建。他并不懂基建。避其所长而用其所短,这种安排显然是完全错误的。但他没有丁点怨言,他常说事情总需要人去做。尘土飞扬的工地上,人们常常看到他拄着拐杖,以缓慢的脚步劳悴着。
可惜即便是这样靠边站之后也难得清静,阶级斗争始终连绵不断。1954年,《人民日报》主持召开的一个座谈会揭开了批判胡适运动的序幕。汤用彤当然要参加。领导要他发言,但他并不按照领导意图来说。因为与胡适的关系很深,让他十分紧张而愤慨。会议对他打击甚大。晚餐时,他把面前的酒杯也碰翻了。当晚回到燕南园时,他已找不到家门。他表情木然,嘴也有些歪了。家人只觉他说话不太利索。不意次日他竟昏睡不醒,医生说这是大面积脑溢血!昏睡了一个多月,出院回家后,他始终处于养病状态。事实上,从1949年开始,京津地区高校和文艺界陆续掀起整风和批胡运动。钱端升、金岳霖、梁思成、朱光潜、费孝通、顾颉刚等都纷纷著文批判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潮,汤也不可能例外。1954年12月9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三点建议》说:“中国近三十年来,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较早一点,在1954年11月8日郭沫若接见《光明日报》记者时说:“我们在政治上已宣布胡适为战犯。”这场大病让汤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没有受到太大冲击,但是检讨也写了不少。
这以后,他手不能写,腿也不能走路,只能坐在轮椅上。但他仍然手不释卷,总在看书和思考问题。靠边站之后,他还是要说。在刘绍棠等学生们眼中的汤用彤是:“矮庞身材,一头短而亮的白发,戴一副黑框眼镜。开会时,他在主席台上正襟危坐,远远望去,那白雪似的短发亮的耀眼,配着那红润的圆脸和黑框眼镜,像是一尊善良的普度众生的佛。”这佛实在是修得了好脾气。其儿媳乐黛云进入汤家时,举行了一个“反传统”的婚礼,没有任何礼仪,连向父母行礼也免了,也没有请父母或领导讲话。汤老先生及其夫人坐在北屋的走廊上,笑眯眯地看着大家嬉闹。后来,新娘发表演说:我很愿意进入这个和谐的家庭,但是我并不是进入一个无产阶级家庭,因此还要注意划清同资产阶级的界限。两位老人丝毫不动声色,还高高兴兴地鼓掌,表示认同。老先生脾气实在是非常之好。他喜好喝排骨莲藕汤,每次至少要喝上两碗。但是有次家人端上汤后,他只喝了一碗便起身走了。家人觉得蹊跷,盛汤一尝,马上就吐了出来。原来做汤的人没留神把一块肥皂掉进锅里了。汤已觉察到汤的味道不对,但为了不致影响别人的情绪,居然一声不响地把汤全都喝了下去。
生活中的随和,并不影响他在学术上的坚守与抱持。环境的变化,使他从1948年到1960年长达十几年时间内,没有公开发表任何学术作品。这与当年高峰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在那时的历次运动中,多有从旧时代过来的名儒硕学,或迫于时势,或主动趋奉,或诚心改造,乃纷纷删削旧作,填充新词。而汤对自家作品极为自信,只是旧著重印,几乎不改一字地原样出版。他的助手见不合时宜,只好代为操笔,称:“回头来看这一部旧作,感到非常惶悚。”又说:“这本文集,今天看来误谬之处甚多。”“今既要出版,本应大加修改,然而由于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很差,又久在病中,原定计划既未完成,更谈不到把旧稿彻底改造。”云云。
汤用彤患脑溢血后,长期卧床,但稍能所及,仍谆谆教导于后学,在学术上耕耘不辍,坚持带研究生和指导青年教师。他“只要一谈起学问来,什么医生的嘱咐、家人的劝告全都忘了”。青年萧萐父赴北大进修时,常往来于汤家。汤有问必答,毫无架子。青年如坐春风,一代学界名手也由此冉冉升起。
到1961年时,汤用彤已不能撰写长文,每天只能遵医嘱工作一两小时,但他仍坚持治学,撰写短文。他在做学问时的认真态度有时到了苛求的程度。晚年写作《论中国佛教无“十宗”》和《中国佛教宗派问题补论》——尽管两篇论文加起来不过三四万字,几乎花了两三年时间翻阅《大正藏》、《续藏经》、《大日本佛教全书》等上千卷书。日本学者对中国佛教的研究虽有很大成绩,但错误也不少。汤用彤就选择了当时日本最有影响的佛教研究大师常盘大定、冢本善隆、足立喜六、矢吹庆辉、高井观海等,指出他们的错误,写成《大林书评》。其短文《何谓“俗讲”》仅千余字,但考证精详,纠正了国内外学人长期所执之谬误,一时脍炙人口。邓广铭说:“几十年来,研究‘俗讲’,发表了那么多文章,对何谓‘ 俗讲’都不大明确,但汤先生这篇文章,可以说把问题说清楚了。”这些当然是好文章,但对这样一支大手笔而言,只不过是牛刀小试而已。晚年汤用彤还有着研究佛教与道教的宏伟计划,但这一切都已力不从心,只能偶尔到未名湖边的小路上散散步,打发一下时光。
那是1963年的五一节,天安门广场举办了盛大的游园联欢活动。毛主席请一些知识分子到天安门上去观赏焰火、参加联欢。汤老先生也收到了观礼的请帖。在天安门,他遇到了总理。总理说:我带你去看看毛主席吧。毛一见到这位同龄人就叫出了他的名字,说:“你(生病后)写的那些文章我都看过了,你身体不好,就不要写什么长文章了。”跟他身边的人一一握手,转身就进去了。
在最后住院的日子,他曾与儿媳乐黛云深夜聊天。他问:知道“沉潜”二字的意思吗?对方未语,他便自答:沉,就是要有厚重的积淀,真正沉到最底层;潜,就是要深藏不露,安心在不为人知的底层中发展。这是他有所指而说的,也是他观察对方多年后所最期待的。1964年孟春,他最后一次入院。清晨,儿媳离开时,汤还像往常一样挥了挥手。然而她刚回家,就接到了噩耗:“他走了!走了!”他喊了句“五一节万岁”,就走了。
他的顶峰时期是在老北大时期,那时他曾在沙滩红楼工作过,更曾在缎库胡同、小石作胡同住过。七十年风雨后,缎库胡同的二层小楼还在。楼梯是木质的,年久失修,渐已腐朽,栏杆的红漆在阳光下分外显眼。小石作胡同那个大院子,早已蒸发在高楼林立的市井中,淹没在六十年的红尘烟云中。
在辛亥前夕的北京顺天学堂里,同时有着三位未来的名人,他们一样的年龄,一样的才华过人,日后也一样地以哲学成名成家,其中就有梁漱溟,有张申府,还有一位就是汤用彤。那时汤、梁二人在共读佛典与印度哲学。
汤用彤少赋异禀。三岁那年,他突然一字不差地背出了《哀江南》,父母异之,以故他“幼承庭训,早览乙部”。1912年,汤用彤考入清华学校。1914年,汤用彤开始在《清华周刊》连载长文《理学谵言》,提出“理学救国”的口号,认为“宋室以来,人心风俗进退消长,厚薄之本末,天下国家安危兴替治乱之因果,均执于讲学者之手……故囊者一代精神集乎讲学”。汤在清华结识了同学吴宓,结为终生契友,“互相督促、切磋”。他与吴曾合著长篇章回体小说《崆峒片羽录》,拟撰三十回,实际完成缘起及前三回,不幸为吴宓家人丢失。有意思的是,1916年二人同时毕业,但都未能立等放洋。吴因体育不及格,兼有眼疾,次年才放洋;汤也因罹患砂眼,只好次年才放美。此间,汤用彤留在清华教国文,并兼任《清华周刊》总编辑。钱穆叹曰:“其时校中缺一国文课教师,即命锡予以学生身份充任,其时锡予之国学基础已可想见。”汤赴美后,一年即获得学士学位,各科平均达97分以上。
1919年,汤用彤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与陈寅洛同时学习梵文、巴利文及佛学,仍进修西方哲学。哈佛哲学系其时萃聚着一批杰出的大师,美国东海岸的常春藤名校更是汇聚了一批最优等的青年才俊。他们正在为日后跻身巨星行列而奋力打拼。汤用彤等在其中如鱼得水。他与陈寅恪经吴宓、梅光迪引见到了白壁德(Babbit)教授。白氏是美国当时著名的新人文主义者,认为中西文化传统在人文方面“互为表里”,对孔子尤为称赞,并希望中国学人能撷采中西文化之精华,以求救亡图存,而不蹈西方之覆辙。“白师谓于中国事,至切关心。……渠于中国学生在此者,如张(鑫海)、汤(锡予)、楼(光来)、陈(寅恪)及宓等,期望至殷云云。”9月,在波士顿美东中国同学年会上,白氏以“中西人文教育谈”为题发表演说,矛头直指中国新文化运动。白壁德事实上成为日后《学衡》杂志的精神领袖,到1933年7月他故去时,《学衡》也停刊了。
在哈佛时,汤用彤曾单独为吴宓讲授《欧洲哲学大纲》,吴宓认为“简明精要,宓受益最多”。1920年 8月17日,汤用彤与陈寅恪自纽约归哈佛,归后为吴宓讲授《印度哲学与佛教》。吴宓将汤手写此课概略及应读书目连同其他听讲笔记、论文,“编订成一甚厚且重之巨册”。是时,在哈佛的中国学子还有俞大维、竺可桢等数十人(不少为清华庚款生),其中陈寅恪、汤用彤、吴宓学业尤为出众,人称“哈佛三杰”。不少不学无术之徒,对他们的“死读书”百般嘲讽,甚至预言说:他们用功过度必致早死。但三杰不以为意。彼时吴敏感多情,多年纠结于情场,陈、汤都曾好言相劝,认为:情事难测且情深不寿,人生如寄,与其苦求可遇不可求的理想爱情,不如知足常乐于平淡而安稳的婚姻;与其恋恋于风月无限但镜花水月的情场,莫如悦纳一位现实生活伴侣。男子汉不宜为情所累,应成就一番大业。吴宓是聪明人,也是糊涂人,他心知此理却情难自禁,果然在长期沉溺于男女情事,成就自不及陈、汤等。以故饮恨终身。
1922年,汤用彤硕士毕业,载誉归国,“为现代中国学术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张岱年语)。他到南京东南大学(后改中央大学)任哲学教授,加盟《学衡》的队伍。那时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始讲《唯识抉择谈》,一时学人云集,梁启超、张君劢等咸来问学,汤用彤也在其中,他与吕澂、熊十力同为欧阳的三大弟子。汤有着哈佛硕士的光环,且贵为名校名师,声名日盛,但他还是全心重做学生。他很快因博学多才而被欧阳所奖拔,受聘为导师,授巴利文,并授“释迦时代之外道”及“金七十论解说”。这就由学生而成先生了。这是他最关键的突破时期,也是他作为一代大家最重要的积淀时期。
在东大和中大任教期间,汤曾应南开之邀北上一年。因师资有限,也因能者多劳,哲学系中多数课程都由他独力胜任(如姜立夫之于数学系)。他在此期间的弟子向达、陈康、江泽涵、郑昕、唐君毅、程石泉等,日后都成为闻名遐迩的学人。此间,吴宓北上出长清华国学院主任后,推荐了老辈柳诒徵、张尔田及新秀陈寅恪、汤用彤及楼光来等,惟陈获聘。
那时学衡派与新青年派胡适等人南北对阵,势如水火,门户之见极深。胡适直骂吴宓等“学衡派一班人简直不是东西”,与吴宓等终身不得和解。但在彼此鏖战未休时,两派的大将却建立了良好的学术联系。1928年汤用彤致函胡适讨论学术问题,7月21日胡适复一长信,称“论禅宗一章,大体都很精确,佩服之至”,并邀请汤赴上海参观其在巴黎、伦敦发现的禅宗争法统之史料。胡适并没有因汤是吴宓密友而有所隙,倒是对这位清华学弟、哲坛同行颇为青目,力邀其加盟上海中国公学。汤婉拒。
1931年,胡适与蒋梦麟长北大后,为重振北大,乃以庚款巨金在全国顶级学人中遴选了一批研究教授,终于将汤用彤请来。——学衡派与清华渊源极深,甚至一度以此为大本营,但与北大却宿怨极深。北大的门槛素来极高,而汤用彤,则成了唯一能够进入北大的学衡派大将。这当然是由于他那融汇新旧的学术造诣。那时学人,要么实而偏“旧”,要么新而偏“空”。能够兼容新旧,为新旧各派推服的高手,寥若晨星。汤乃其一。汤到后,很快成为哲学系中坚,一度担任系主任,北大哲学系也因此转而重视哲学史与佛教思想。当时以冯友兰、金岳霖为代表的清华哲学系是新实在论的大本营,注重逻辑,注重哲学体系的构建;而北大哲学系注重哲学系,注重历史的梳理。因此人们戏称前者是哲学系,后者则是哲学史系;前者“思而不学”,近于“宋学”,后者“学而不思”,偏于“汉学”(王太庆《学与思》)。
作为一系之主,汤毫无私心,也就一言九鼎,从无异议。他请来了蒙文通,后来又请来了熊十力和郑昕。熊是性情中人,一来就要生出许多事端。当时汤与梁漱溟、陈寅恪、钱穆、废名、熊十力、蒙文通、林宰平等时相过从,研讨佛学,时相驳难。熊蒙二人常就佛学、理学争辩不休;梁熊常谈及政事,亦有争议,独汤不喜争论,“每沉默不发一语”。熊十力是最生事的。行伍出身的他不仅爱动口,也爱动手,争论激烈时就大打出手,他与废名打架,也与蒙文通吵架。有次,熊蒙激辩得脸红脖子粗时,都争取汤的支持。汤还是一如素昔地笑呵呵,不说此方不对,也不说彼方有错,结果双方都对他不满。其实“论佛学,锡予正在哲学系教中国佛教史,应最为专家,顾独默不语”。朋友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汤菩萨”。钱穆则在其《忆锡予》中欣赏地说:汤虽饱览西方风雨,“绝不有少许留学生西方气味”,“亦不留毕毫守旧之士大夫积习”,“锡予之奉长慈幼,家庭雍睦,饮食起居,进退作息,固俨然上纯儒之典型”,“锡予一团和气,读其书不易知其人,交其人亦难知其学,斯诚柳下惠之流矣”。
钱穆说,“锡予寡交游,闭门独处”,“独立不倚,极高明而道中庸”。其时门户甚多,但汤不喜参与,故与当时学者大都相处很好。钱穆与傅斯年有隙,而汤为两人之好友;熊十力与吕澂佛学意见相左,但均为汤之相知友好;汤为学衡派成员而又和胡适相处颇善。钱穆、蒙文通与胡适、傅斯年是对头,胡适又与吴宓是夙敌;但钱蒙没有恨屋及乌地反感胡适麾下的干将汤用彤;胡适也没有不亲近吴的密友汤用彤。
汤在处世上从不参与派系,治学上也从无门户之见,总是兼收中外,破除门户,博采众家,独树一帜。
汤在北大每学期两门课程,中外并授。汤在中国、印度、西方三大哲学领域中齐头并进,但重点是讲授“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一门。“十余年来,教学南北,常以中国佛教史授学者,讲义积年,汇成卷帙”,但他每次讲课都要修订原有讲义。据钱穆回忆:汤用彤从20世纪20年代初就开始撰写此书,20年代末完成初稿,30年代又全部修改和补充了一次,又花了近四年的时间才完成。“(锡予)此课在中大已任教有年,并撰有讲义,心感不满,须从头撰写。余心大钦佩。……因知锡予为学,必重全体系、全组织,丝毫不苟,乃有此想。与余辈为学之仅如盲人摸象者不同。然锡予与余乃绝少谈及其治佛学之经过。”汤以极大的功夫四易其稿,直到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由于担心手稿遗失,他才考虑将其中一部分交付出版。
胡适本人写过中国哲学史著作,可只有上部,没有下部。他被汉魏两晋以来的佛学发展问题难住了。这是关键点,也是极难点。中国哲学史学者每每写到此处就触礁,致使中国哲学史中的汉魏两晋南北朝领域一直是空白。直到汤氏此书,中国哲学史的“关卡”才被打通。这部著作开辟了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新纪元。它当时在国际上被公认为前沿水平,迄今未被超越。
早在1937年,《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完成后,汤首先就送给胡适看。胡极为激动。他在1月17日日记中称:“读汤锡予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稿本第一册。全日为他校阅。”“此书极好。锡予与陈寅恪两君为今日治此学最勤的,又最有成绩的。锡予的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我校读完,为他写一信介绍给云五先生,又写一长信给锡予。”他以长信商讨书中个别论点。翌日在北大与胡适畅谈时,汤自认胆小,只能作小心求证,不能作大胆之假设;他甘愿做第二等工作(史料考订)。胡适日记则说:“这是谦词。锡予的书极小心,处处注重证据,无证之说虽有理亦不敢用,这是最可效法的态度。”事实上汤也确实是以第一等的天资,脚踏实地以第二等工作的实践,表述和证明了第一流的学术思想。汤对胡坦承:“颇有一个私见,就是不愿意说什么好东西都是从外国来的。”胡适戏言答:“我也有一个私见,就是说什么坏东西都是从印度来的!”二人大笑。2月22日,胡适日记又云:“读陈寅恪先生的论文若干篇,寅恪治史学,当然是近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的不高明,标点尤懒,不足为法。”日后贺麟检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时,特别地说:“汤用彤得到西洋人治哲学史的方法,再参以乾嘉诸老的考证方法。所以他采取蔡勒尔(Ze11er)治希腊哲学史一书的方法。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材料丰富方法严谨,考证方面的新发现,义理方面的新解释,均胜过别人。”
1940年,国际政府进行学术奖励,因这部书而授予汤用彤一等奖(最高奖)。同获此奖的,还有陈寅恪等人。汤很不高兴地说:“多少年来都是我给学生打分数,我要谁给我的书评奖!”他对名利权位不以为然。稍后教育部在全国顶级教授中遴选了28位受聘部聘教授(即“教授之教授”,每学科选最杰出的一人),哈佛三杰分别当选。先后当选的还有原哈佛学友楼光来、竺可桢、饶毓泰等。这实际上是日后院士遴选的酝酿了。
西南联大精英荟萃,但教授们却入不敷出,生活非常艰苦。此时汤用彤岁数并不大,头发却已近全白。华发早生的汤,远远望去,就像一尊佛像。这正坐实了他“菩萨”之雅称。如是一来,他与哲学系同事冯友兰、冯文潜形成一景。三人各具特色。“汤用彤先生矮矮胖胖,一头极短的银发,从后面一看像一个和尚,且是佛学专家;冯友兰先生留着一头浓黑的头发,大胡子,长袍马褂,手上包书的是一块印有太极八卦的蓝布,从背后看起来,有点儿像道士的样子;冯文潜先生瘦瘦小小,留着垂到脑后的灰发,正面看像位慈祥的老太太,从背后一看像尼姑。”三人走在一起时,做学生的就戏称他们是一僧、一道、一尼。
在贫困中含辛茹苦的汤用彤,忍受着失长子一雄、爱女一平的巨大创伤(皆病逝于昆明),然矢志不移,以民族文化的继承、弘扬为使命,为民族文化复兴屡献硕果,屡缔佳绩;他教学、著述从未间断,在学界奠定了崇高地位,并培养出大批学界新人。他对学生教诲不倦,面无忧容,从不戚戚于贫贱,也不汲汲于富贵,既有着超脱玄远的境界,也时刻关心国事。他对当时的贪官污吏,发国难财者深恶痛绝。在一次哲学系的大会上,他和金岳霖大骂以学问为进身阶梯的文人。
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还强调全心教学、治学,陶融家风。抗战期间,他几乎每天都用那黄梅乡音吟诵具有浓郁的忧国忧民意味的《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和庾信的 《哀江南赋》。这首曲子说的是南明亡国的情况,内云“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他的这种情绪也感染了子女,对自己国家的命运有了一种关怀。有次汤找来《哀江南赋》,指着序中的一段对其子一介讲:一个家族应该有他的家风,如果家风断了,那么这个家族也就衰落了。他说他喜欢读《哀江南》和《哀江南赋》的原因,是因为乃父生前就喜欢读这两篇东西。序中有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娱乐。”汤对儿子说你记住这两句就可以了,以此来告诫他如何做人。至于做学问,他很少谈及,只有一次告诫一介说:“做学问如登山,要努力往上攀登,爬得越高才能看得越远,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方面。”
汤学通中外。在他面前,“学贯中西”一说已相形见绌。因为他在中国、西方、印度文化与哲学思想研究上,都有独到的造诣和重大的贡献。其授课既广博又精专,范围兼容中西印三大文化体系,直达当时国内甚至国际的最高水平。如此广阔的学术视野和上乘的教研质量,至今仍难觅第二人。一位教授能兼开这样三种不同的哲学史课,可能迄今尚无第二人。他讲印度哲学“甚至比某些印度学者讲的还要明白”。国外学者高度赞扬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著作为“价值至高的工具与导引”。他从“昌明国故,理学救国”而至“中西互补,因革损益”的文化系统工程建设,以及对其学术思想的催化与导引而开创了学术黄金时代,实现了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以故被称为“西哲东渐的宗师”。
汤在行政方面也贡献良多。40年代末周炳琳致函胡适述及北大情况,说:“锡予兄处事稳重持平。深知各方面情形,数月来局面之维系,孟真实深得其助。”联大文学院首任院长是胡适,此系众望所归。问题是胡并未到职,谁人接任,就有异议了。因联大内部,清华始终处于主导地位,院长故长期由清华教授冯友兰担任。有北大学者不满,说:“如汤锡予,岂不堪当一上选。”但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毫不为意。他继续担任北大哲学系主任,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
汤有家学之传,亦曾留学美国,但他毕生把所有时间和心思都放在了读书、写书和教书上,此外几乎无他嗜好。琴棋书画全不通,不听戏,不饮酒,不喜美食,不听西洋音乐,也不看电影,更不跳舞。他从不挑吃,只抽不贵的香烟;常常一件布大褂、一双布鞋,提着夫人为他做的布书包去上课。有时也与金岳霖交换看看英文侦探小说。他们夫妇偶尔也与闻一多夫妇打打麻将,或者带子女们去散散步,在田间走走。汤曾与贺麟、浦江清等同住校外西式二层小楼,还与吴宓在云南蒙自同住一室,两人常下围棋。由学生画一个棋盘,买了200个白纽扣和200个黑纽扣,就在床铺上开展大战。
1946年汤用彤任史语所驻北平办事处主任。傅斯年曾请他兼一个办事处的主任,每月送一份薪金。可当发薪时,他却如数将薪金退回,说:“我已在北大拿钱,不能再另拿一份。”1955年,中华书局重印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时所给稿费颇低,而他自己根本也不知当时稿费标准,对此也无所谓,他的学生向达得知,看不过去,提出了意见,中华才给以高稿酬。1949年后,汤家在北京小石作的房子(二十余间,两个院子)和南京的房子都被征用,北京的房子只给了8000元,汤夫人颇不高兴,汤却说:“北大给我们房子住就行了,要那么多房子有什么用。”
1946年,在陈寅恪的力荐之下,回国伊始的季羡林迈入了北大的龙门。到北大的第二天,去见文学院院长。季羡林这才发现这位留美多年、学贯中西的前辈,居然身着灰布长衫,脚踏圆口布鞋,望之似老农老圃,毫无“洋气”,不由吃了一惊。季羡林在毅然征得了他同意后,每次都准时前来听课,一整年没有缺过一次课,而且每堂课都工整地做笔记,巨细靡遗,始终珍藏。这种“教授学生”、“学生教授”是极为罕见的。汤对年轻人的提携不遗余力。限于成规,季是以副教授受聘于北大的,但十来天之后,汤很快主动将季提升为正教授。
1946年,北大复员,胡适任校长,汤任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胡热衷于政治,常因公去南京,诸多校务均常委托傅斯年与汤协理。汤以是常觉身心疲惫。这年夏天,汤应加利福尼亚大学之邀赴美讲学。1948年讲学归来后,他很快当选为院士。是时中央研究院由胡适等人偏向于美国背景的人掌握;而北平研究院则侧重于法国的背景。而汤先后被二者选为院士,这在全国屈指可数。汤身为人师,极为注重“身教”。1948年至1949年,他开过两门课:“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汤先后开过40多门课,几乎教过那时哲学系的所有课程,教这两门课也已经20多年了,但他每次上课前要认真准备,重新写讲课提纲,把有关的英文著作拿出来再看看。当时他担任北大的行政领导工作,白天要坐办公室,只能晚上备课到深夜。作为文学院的当家人,汤孤身一人,聘人、升职等现在非开上无数次会不可解决的问题,那时一次会也不开,他一个人说了算,从未出过娄子。他对学生也是一副菩萨心肠。学生选课时,他总是要看每个学生的选课单,指导学生选课,然后签字。
1948年12月,解放军包围了北京城。胡适临走时,给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和秘书长郑天挺留下一纸短笺,说:“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然而,此后胡适再也没能回到北平,真正带领北大度过危难的是代理校长职务的汤用彤。胡适一去,能够稳定北大教授们军心的就只能是临危受命的汤用彤了。而后傅斯年等推出了“抢救学人计划”,汤也赫然位列蒋介石的“抢救”名单的前几位。与胡适不同,汤一直潜心学术,与政治始终保持距离,他的去留将影响到北大甚至他校教授的抉择。如果他选择南下,北大学人或许会蜂拥南去。但他没有走。在他的影响下,多数北大教授也选择留了下来。
1949年1月31号,北京宣布和平解放。5月,北京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给汤用彤送来一份任命书,正式任命他做北京大学校委会的主席,领导这“过渡政权”。是年,周恩来曾来北大孑民堂与北大诸教授座谈,汤首次见到了周公,甚佩服其人之气度与学识。
但在之后的院系大调整前后,胡适的麾下大将郑天挺、杨振声、沈从文等纷纷调离北大,北大功臣汤用彤留在北大,但他的处境也很尴尬。新北大人事大变动,马寅初任校长,江隆基为副校长,汤也是副校长。但管的不再是教学科研,而是基建。他并不懂基建。避其所长而用其所短,这种安排显然是完全错误的。但他没有丁点怨言,他常说事情总需要人去做。尘土飞扬的工地上,人们常常看到他拄着拐杖,以缓慢的脚步劳悴着。
可惜即便是这样靠边站之后也难得清静,阶级斗争始终连绵不断。1954年,《人民日报》主持召开的一个座谈会揭开了批判胡适运动的序幕。汤用彤当然要参加。领导要他发言,但他并不按照领导意图来说。因为与胡适的关系很深,让他十分紧张而愤慨。会议对他打击甚大。晚餐时,他把面前的酒杯也碰翻了。当晚回到燕南园时,他已找不到家门。他表情木然,嘴也有些歪了。家人只觉他说话不太利索。不意次日他竟昏睡不醒,医生说这是大面积脑溢血!昏睡了一个多月,出院回家后,他始终处于养病状态。事实上,从1949年开始,京津地区高校和文艺界陆续掀起整风和批胡运动。钱端升、金岳霖、梁思成、朱光潜、费孝通、顾颉刚等都纷纷著文批判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潮,汤也不可能例外。1954年12月9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三点建议》说:“中国近三十年来,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较早一点,在1954年11月8日郭沫若接见《光明日报》记者时说:“我们在政治上已宣布胡适为战犯。”这场大病让汤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没有受到太大冲击,但是检讨也写了不少。
这以后,他手不能写,腿也不能走路,只能坐在轮椅上。但他仍然手不释卷,总在看书和思考问题。靠边站之后,他还是要说。在刘绍棠等学生们眼中的汤用彤是:“矮庞身材,一头短而亮的白发,戴一副黑框眼镜。开会时,他在主席台上正襟危坐,远远望去,那白雪似的短发亮的耀眼,配着那红润的圆脸和黑框眼镜,像是一尊善良的普度众生的佛。”这佛实在是修得了好脾气。其儿媳乐黛云进入汤家时,举行了一个“反传统”的婚礼,没有任何礼仪,连向父母行礼也免了,也没有请父母或领导讲话。汤老先生及其夫人坐在北屋的走廊上,笑眯眯地看着大家嬉闹。后来,新娘发表演说:我很愿意进入这个和谐的家庭,但是我并不是进入一个无产阶级家庭,因此还要注意划清同资产阶级的界限。两位老人丝毫不动声色,还高高兴兴地鼓掌,表示认同。老先生脾气实在是非常之好。他喜好喝排骨莲藕汤,每次至少要喝上两碗。但是有次家人端上汤后,他只喝了一碗便起身走了。家人觉得蹊跷,盛汤一尝,马上就吐了出来。原来做汤的人没留神把一块肥皂掉进锅里了。汤已觉察到汤的味道不对,但为了不致影响别人的情绪,居然一声不响地把汤全都喝了下去。
生活中的随和,并不影响他在学术上的坚守与抱持。环境的变化,使他从1948年到1960年长达十几年时间内,没有公开发表任何学术作品。这与当年高峰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在那时的历次运动中,多有从旧时代过来的名儒硕学,或迫于时势,或主动趋奉,或诚心改造,乃纷纷删削旧作,填充新词。而汤对自家作品极为自信,只是旧著重印,几乎不改一字地原样出版。他的助手见不合时宜,只好代为操笔,称:“回头来看这一部旧作,感到非常惶悚。”又说:“这本文集,今天看来误谬之处甚多。”“今既要出版,本应大加修改,然而由于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很差,又久在病中,原定计划既未完成,更谈不到把旧稿彻底改造。”云云。
汤用彤患脑溢血后,长期卧床,但稍能所及,仍谆谆教导于后学,在学术上耕耘不辍,坚持带研究生和指导青年教师。他“只要一谈起学问来,什么医生的嘱咐、家人的劝告全都忘了”。青年萧萐父赴北大进修时,常往来于汤家。汤有问必答,毫无架子。青年如坐春风,一代学界名手也由此冉冉升起。
到1961年时,汤用彤已不能撰写长文,每天只能遵医嘱工作一两小时,但他仍坚持治学,撰写短文。他在做学问时的认真态度有时到了苛求的程度。晚年写作《论中国佛教无“十宗”》和《中国佛教宗派问题补论》——尽管两篇论文加起来不过三四万字,几乎花了两三年时间翻阅《大正藏》、《续藏经》、《大日本佛教全书》等上千卷书。日本学者对中国佛教的研究虽有很大成绩,但错误也不少。汤用彤就选择了当时日本最有影响的佛教研究大师常盘大定、冢本善隆、足立喜六、矢吹庆辉、高井观海等,指出他们的错误,写成《大林书评》。其短文《何谓“俗讲”》仅千余字,但考证精详,纠正了国内外学人长期所执之谬误,一时脍炙人口。邓广铭说:“几十年来,研究‘俗讲’,发表了那么多文章,对何谓‘ 俗讲’都不大明确,但汤先生这篇文章,可以说把问题说清楚了。”这些当然是好文章,但对这样一支大手笔而言,只不过是牛刀小试而已。晚年汤用彤还有着研究佛教与道教的宏伟计划,但这一切都已力不从心,只能偶尔到未名湖边的小路上散散步,打发一下时光。
那是1963年的五一节,天安门广场举办了盛大的游园联欢活动。毛主席请一些知识分子到天安门上去观赏焰火、参加联欢。汤老先生也收到了观礼的请帖。在天安门,他遇到了总理。总理说:我带你去看看毛主席吧。毛一见到这位同龄人就叫出了他的名字,说:“你(生病后)写的那些文章我都看过了,你身体不好,就不要写什么长文章了。”跟他身边的人一一握手,转身就进去了。
在最后住院的日子,他曾与儿媳乐黛云深夜聊天。他问:知道“沉潜”二字的意思吗?对方未语,他便自答:沉,就是要有厚重的积淀,真正沉到最底层;潜,就是要深藏不露,安心在不为人知的底层中发展。这是他有所指而说的,也是他观察对方多年后所最期待的。1964年孟春,他最后一次入院。清晨,儿媳离开时,汤还像往常一样挥了挥手。然而她刚回家,就接到了噩耗:“他走了!走了!”他喊了句“五一节万岁”,就走了。
他的顶峰时期是在老北大时期,那时他曾在沙滩红楼工作过,更曾在缎库胡同、小石作胡同住过。七十年风雨后,缎库胡同的二层小楼还在。楼梯是木质的,年久失修,渐已腐朽,栏杆的红漆在阳光下分外显眼。小石作胡同那个大院子,早已蒸发在高楼林立的市井中,淹没在六十年的红尘烟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