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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切尔·博瓦尔·多米尼克（Rachel Beauvoir Dominique）曾在美国塔夫茨大学和牛津大学学习社会文化人类学，现任教海地大学人类学院，与该校副院长一同合作研究，同时也是两家海地文化传统保护基金会的发起人与活跃分子。
眼泪，
乞怜。
逃亡黑奴（Maroon），
哪里还有自己的语言?
早丢进咸咸的海水、宽宽的河口
和那无底的深渊。
“这里是我们的国家”，
他们说的，全是殖民地方言……
（诗出若埃尔·德罗齐埃的
《加勒比理论：迁离的诗论》）
伏都教诞生于泰诺人被征服、大批非洲黑奴被贩返至海地的时期，如今已成为海地人民绝境中奋进的坚强基石。伏都教与国际援助抗灾人民的团结力量一起，给被迫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不同族群提供了结构范式，同时也反映了这个社会经济实体的历史性矛盾与冲突。
泰诺人的灭绝、奴隶贸易以及隐秘历史
18世纪末的海地奴隶起义废除了殖民体系，赶走了殖民者。1804年发生于海地的早期革命，促进了国家文化尤其是海地克里奥尔语的发展。若要阐述这些重大事件，必须回到16、17世纪的具体情境，而不能像一般的史学观点那样简单认为1492年“发现”海地，随后的若干年里美洲原住民灭绝，接着跳跃到18世纪的法国殖民侵略和后来的海地革命。其实，历史还有以下的一面：
——新生的海地民族选用泰诺语“Haiti”命名他们的新国家，称其革命军为“原住民军”；
——很多伏都教神话和象形文字描绘了从第一批居民到第二批居民身上传统的转变；
——根据口头传统，“Bizango”等秘密团体的兵法实践可追溯至法国殖民入侵前若干世纪；
——16世纪时，塞内冈比亚人被武力运往遥远的海地，在美洲原住民身上播撒下了“愤怒的种子”。
人们如何会相信族群内的“自然生成”现象？在革命期间（1791—1804）到达海岛的奴隶只在此生活了若干年（按历史学家的说法是三到五年）；塞内冈比亚人到达美洲的时间可追溯至1503年，与其第一次叛逃的时间吻合。非洲人与美洲原住民以秘密的逃亡方式会合，地点为岩洞和法西殖民地边界一带。1665年，海盗出身的贝特兰德·多日隆（Bertrand d’Ogeron）自封为新生的圣多明各殖民地首领，接管了这块传说中美洲最乱的地方。1697年《勒斯维克条约》签署，西班牙将伊斯帕尼奥拉岛的西部割让给法国，此前半个多世纪，海盗们一直在抵抗西班牙削减北方帮众的法令，该法令出台的背景是西班牙担心走私行为会打破王室的贸易垄断。
疯狂的走私活动无情地摧毁了西班牙的统治，催生了一个建立在边缘经济基础上的平行社会，避免了被欧洲国家同化，并形成了多种族、多文化的特征。未来的“冒险家”、海盗和一定数量的混血种暴徒接踵而至。1578年至1605年，当时削减人口的法令已经出台，岛屿西部的西班牙殖民地受到了致命打击，拉雷斯、雷亚尔港和蒙特克里斯蒂等周边新城镇的居民被临时安置在海地东北部的巴哈亚小镇。这些居民将个人主义与内部团结、反抗王权与文化创新结合到了一起。西班牙人、原住民和非洲人的文化分歧让彼此间的痛苦斗争不断延续，而且这一情形因隔离而恶化。1583年，殖民地总督奥瓦列在呈给西班牙国王的一份报告中称：“这片土地很难治理，只能凭武力解决问题。”（J. Hamilton & W. Hodges: Bayaha, Limbé: Musée de Guahaba, 1982）
伴随着地域文化、宗教和至今仍很显著的节日元素的产生，融合原住民、非洲和欧洲风格的陶瓷、岩画及其他艺术形式得到不断发展。
伏都教与“拉古”（Lakou）
1791年8月14日晚，在布瓦卡伊曼举行的伏都教仪式奠定了圣多明各奴隶人口团结一致的基础。一周后，种植园被焚，革命由此绵延13载，直至1804年平息。今天，人们仍然记得这段历史，并吟唱：
让我们聚集起我们的神
我们身处布瓦卡伊曼
我们听到枪响
紧跟神灵
我们是这里唯一的主人
紧跟神灵
我们是身处布瓦卡伊曼
的主人
海地曾是世界上“最富饶、最繁荣的”殖民地，它向法国提供了丰富的食糖、咖啡、棉花和靛青染料，废除这块殖民地也存在负面影响。海地革命留下了满目疮痍，所有的生产设备都被破坏殆尽。
然而破坏是必需的，因为只有这样，新的族群才能回归山区和农村，才能按过去的方式重组。“拉古”是海地伏都教的摇篮，如今依然是伏都教的核心。“拉古”字面上可以简单地译为“庭院”，但这个空间实体所代表的自然与社会力量的交叠又远远超越了庭院的涵义。“拉古”代表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宇宙哲学，在其信仰体系内，祖先与血统得到尊崇，孪生子拥有巨大的能量，世界上的种种特性与唯一性都井然有序。伏都教特有的乐器“阿松”（asson）是新手学习的象征，它像非洲少女佩戴的启蒙项链一样，在尊重差异性的同时，也体现了整体融合与塑造的艺术。它们形象地表现了“规矩”，即自革命初期遵从宗教行为而延续下来的礼仪。
然而，变革的呼声也非常响亮。在拉维洛坎（Lavilokan）——海地传统意义上的第一座伏都教庙堂，克里奥尔人要求变革。他们诵读神圣的伏都教祷文“Djo”，用这种温和而狂热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要求。他们化祷文为行动，这让新生的统治阶层十分惊慌。革命后，新生统治阶层把时间都花在设立贸易站点上，以在全国范围内压榨农民财物。他们用剩余储备弥补殖民者的资产损失，因为1825年海地总统布瓦耶曾向法国国王查理十世举过债。城外农民如想进城做生意，必须获得“护照”。由于欧洲市场对洋苏木和红木有很大的需求，海地大肆砍伐硬木的时代也拉开了序幕。所以说，海地今天遭受的生态灾难可以追溯到19世纪晚期。
分裂：移民与海地灾难
每天报纸的头版都刊有灾难报道（地震、飓风、霍乱……），其实海地当前的灾难由来已久。革命后，高曼、阿卡奥等反叛者立即要求“耕者有其田”。然而，农民的抗争在半个世纪后被扑灭，主要原因是内部分裂。
后来，曾在墨西哥求学的海地人类学家雷米·巴思蒂安（Rémy Bastien）证实，海地存在普遍性的社会结构危机，尤其在20世纪初农村的“拉古”体系瓦解后，社会陷入一片混乱，外国霸权得以入侵。海地曾被帝国主义列强奴役、殖民了两个世纪，在这一基础上，美国顺利地占领了海地19年（1915—1934），继而又托管了15年（1995—2010）。近期的自然灾害令海地的社会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20世纪80年代，针对“发展不良”的问题，人们曾设想过一种解决方案：发展代加工型纺织业，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地廉价劳力。同时，海地必须主动放弃一般性粮食以及香蕉、四季豆和甘薯等特殊作物的种植，此举将进一步破坏海地人赖以生存的“克利奥尔猪”的养殖，令蔗糖和稻米生产加剧萎缩。农业（agriculture）也是一种文化（culture），若采取以上方案，将会导致大量民众外迁、传统经济体系崩溃，随之而来的还有身份与存在感的丧失。自此，海地将成为漂泊之国，国民的目标就是移居他乡，国家的未来又将是一场悲剧。
当 前 挑 战
1958年，在伏都教引起的反迷信迫害的大背景下，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梅特罗（Alfred Métraux）和海地作家雅克·卢曼（Jacques Roumain）均预言该信仰将会灭亡。
然而，尽管有禁令禁止献牲和举行公开仪式，伏都教仍在一片打压声中活跃于迈阿密、纽约、蒙特利尔和巴黎等地。无论在太子港的贫民区，还是在北美的社会底层，伏都教都遵循着“Ayizan”——大地母亲的神灵——的古老教义，展示着它惊人的适应力，为自己开辟了生存之所。“拉古”或曰大家庭，也处于改变和适应中。1791年8月14日那场著名的布瓦卡伊曼仪式依然活在人们的集体记忆里。21个民族、401位神灵为自由解放而团结起来。目前的问题是，这样的大联合将会在何种程度上重现？正如去年我们的加勒比同胞所指责的：若人与人之间缺乏深沉的情感，这样的“利益联盟”如何称得上团结？
（何朝阳 柳语新 译）
眼泪，
乞怜。
逃亡黑奴（Maroon），
哪里还有自己的语言?
早丢进咸咸的海水、宽宽的河口
和那无底的深渊。
“这里是我们的国家”，
他们说的，全是殖民地方言……
（诗出若埃尔·德罗齐埃的
《加勒比理论：迁离的诗论》）
伏都教诞生于泰诺人被征服、大批非洲黑奴被贩返至海地的时期，如今已成为海地人民绝境中奋进的坚强基石。伏都教与国际援助抗灾人民的团结力量一起，给被迫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不同族群提供了结构范式，同时也反映了这个社会经济实体的历史性矛盾与冲突。
泰诺人的灭绝、奴隶贸易以及隐秘历史
18世纪末的海地奴隶起义废除了殖民体系，赶走了殖民者。1804年发生于海地的早期革命，促进了国家文化尤其是海地克里奥尔语的发展。若要阐述这些重大事件，必须回到16、17世纪的具体情境，而不能像一般的史学观点那样简单认为1492年“发现”海地，随后的若干年里美洲原住民灭绝，接着跳跃到18世纪的法国殖民侵略和后来的海地革命。其实，历史还有以下的一面：
——新生的海地民族选用泰诺语“Haiti”命名他们的新国家，称其革命军为“原住民军”；
——很多伏都教神话和象形文字描绘了从第一批居民到第二批居民身上传统的转变；
——根据口头传统，“Bizango”等秘密团体的兵法实践可追溯至法国殖民入侵前若干世纪；
——16世纪时，塞内冈比亚人被武力运往遥远的海地，在美洲原住民身上播撒下了“愤怒的种子”。
人们如何会相信族群内的“自然生成”现象？在革命期间（1791—1804）到达海岛的奴隶只在此生活了若干年（按历史学家的说法是三到五年）；塞内冈比亚人到达美洲的时间可追溯至1503年，与其第一次叛逃的时间吻合。非洲人与美洲原住民以秘密的逃亡方式会合，地点为岩洞和法西殖民地边界一带。1665年，海盗出身的贝特兰德·多日隆（Bertrand d’Ogeron）自封为新生的圣多明各殖民地首领，接管了这块传说中美洲最乱的地方。1697年《勒斯维克条约》签署，西班牙将伊斯帕尼奥拉岛的西部割让给法国，此前半个多世纪，海盗们一直在抵抗西班牙削减北方帮众的法令，该法令出台的背景是西班牙担心走私行为会打破王室的贸易垄断。
疯狂的走私活动无情地摧毁了西班牙的统治，催生了一个建立在边缘经济基础上的平行社会，避免了被欧洲国家同化，并形成了多种族、多文化的特征。未来的“冒险家”、海盗和一定数量的混血种暴徒接踵而至。1578年至1605年，当时削减人口的法令已经出台，岛屿西部的西班牙殖民地受到了致命打击，拉雷斯、雷亚尔港和蒙特克里斯蒂等周边新城镇的居民被临时安置在海地东北部的巴哈亚小镇。这些居民将个人主义与内部团结、反抗王权与文化创新结合到了一起。西班牙人、原住民和非洲人的文化分歧让彼此间的痛苦斗争不断延续，而且这一情形因隔离而恶化。1583年，殖民地总督奥瓦列在呈给西班牙国王的一份报告中称：“这片土地很难治理，只能凭武力解决问题。”（J. Hamilton & W. Hodges: Bayaha, Limbé: Musée de Guahaba, 1982）
伴随着地域文化、宗教和至今仍很显著的节日元素的产生，融合原住民、非洲和欧洲风格的陶瓷、岩画及其他艺术形式得到不断发展。
伏都教与“拉古”（Lakou）
1791年8月14日晚，在布瓦卡伊曼举行的伏都教仪式奠定了圣多明各奴隶人口团结一致的基础。一周后，种植园被焚，革命由此绵延13载，直至1804年平息。今天，人们仍然记得这段历史，并吟唱：
让我们聚集起我们的神
我们身处布瓦卡伊曼
我们听到枪响
紧跟神灵
我们是这里唯一的主人
紧跟神灵
我们是身处布瓦卡伊曼
的主人
海地曾是世界上“最富饶、最繁荣的”殖民地，它向法国提供了丰富的食糖、咖啡、棉花和靛青染料，废除这块殖民地也存在负面影响。海地革命留下了满目疮痍，所有的生产设备都被破坏殆尽。
然而破坏是必需的，因为只有这样，新的族群才能回归山区和农村，才能按过去的方式重组。“拉古”是海地伏都教的摇篮，如今依然是伏都教的核心。“拉古”字面上可以简单地译为“庭院”，但这个空间实体所代表的自然与社会力量的交叠又远远超越了庭院的涵义。“拉古”代表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宇宙哲学，在其信仰体系内，祖先与血统得到尊崇，孪生子拥有巨大的能量，世界上的种种特性与唯一性都井然有序。伏都教特有的乐器“阿松”（asson）是新手学习的象征，它像非洲少女佩戴的启蒙项链一样，在尊重差异性的同时，也体现了整体融合与塑造的艺术。它们形象地表现了“规矩”，即自革命初期遵从宗教行为而延续下来的礼仪。
然而，变革的呼声也非常响亮。在拉维洛坎（Lavilokan）——海地传统意义上的第一座伏都教庙堂，克里奥尔人要求变革。他们诵读神圣的伏都教祷文“Djo”，用这种温和而狂热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要求。他们化祷文为行动，这让新生的统治阶层十分惊慌。革命后，新生统治阶层把时间都花在设立贸易站点上，以在全国范围内压榨农民财物。他们用剩余储备弥补殖民者的资产损失，因为1825年海地总统布瓦耶曾向法国国王查理十世举过债。城外农民如想进城做生意，必须获得“护照”。由于欧洲市场对洋苏木和红木有很大的需求，海地大肆砍伐硬木的时代也拉开了序幕。所以说，海地今天遭受的生态灾难可以追溯到19世纪晚期。
分裂：移民与海地灾难
每天报纸的头版都刊有灾难报道（地震、飓风、霍乱……），其实海地当前的灾难由来已久。革命后，高曼、阿卡奥等反叛者立即要求“耕者有其田”。然而，农民的抗争在半个世纪后被扑灭，主要原因是内部分裂。
后来，曾在墨西哥求学的海地人类学家雷米·巴思蒂安（Rémy Bastien）证实，海地存在普遍性的社会结构危机，尤其在20世纪初农村的“拉古”体系瓦解后，社会陷入一片混乱，外国霸权得以入侵。海地曾被帝国主义列强奴役、殖民了两个世纪，在这一基础上，美国顺利地占领了海地19年（1915—1934），继而又托管了15年（1995—2010）。近期的自然灾害令海地的社会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20世纪80年代，针对“发展不良”的问题，人们曾设想过一种解决方案：发展代加工型纺织业，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地廉价劳力。同时，海地必须主动放弃一般性粮食以及香蕉、四季豆和甘薯等特殊作物的种植，此举将进一步破坏海地人赖以生存的“克利奥尔猪”的养殖，令蔗糖和稻米生产加剧萎缩。农业（agriculture）也是一种文化（culture），若采取以上方案，将会导致大量民众外迁、传统经济体系崩溃，随之而来的还有身份与存在感的丧失。自此，海地将成为漂泊之国，国民的目标就是移居他乡，国家的未来又将是一场悲剧。
当 前 挑 战
1958年，在伏都教引起的反迷信迫害的大背景下，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梅特罗（Alfred Métraux）和海地作家雅克·卢曼（Jacques Roumain）均预言该信仰将会灭亡。
然而，尽管有禁令禁止献牲和举行公开仪式，伏都教仍在一片打压声中活跃于迈阿密、纽约、蒙特利尔和巴黎等地。无论在太子港的贫民区，还是在北美的社会底层，伏都教都遵循着“Ayizan”——大地母亲的神灵——的古老教义，展示着它惊人的适应力，为自己开辟了生存之所。“拉古”或曰大家庭，也处于改变和适应中。1791年8月14日那场著名的布瓦卡伊曼仪式依然活在人们的集体记忆里。21个民族、401位神灵为自由解放而团结起来。目前的问题是，这样的大联合将会在何种程度上重现？正如去年我们的加勒比同胞所指责的：若人与人之间缺乏深沉的情感，这样的“利益联盟”如何称得上团结？
（何朝阳 柳语新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