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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简称“卫经所”）对于大多数人是陌生的。卫经所隶属于卫生部，是由一批经济专家、卫生经济专家、卫生事业管理专家、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专家组成的学术研究部门，其研究成果带来的影响几乎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例如，城市医疗改革、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等。卫经所科研人员在大量调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为中国政府相关机构制定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参考。
2009年3月5日，一位在国际卫生经济领域极有影响的重量级人物加盟该研究所。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陈啸宏正式聘请美籍华人胡德伟教授出任“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首席卫生经济学专家”。这也是这个所首次聘请外籍卫生经济学专家。陈啸宏在北京大学医学部会议中心为胡德伟颁发聘书时表示，希望通过引进著名专家学者提升中国卫生经济学的科研质量和水平，增强中国卫生经济学的国际影响力。
心系祖国
胡德伟教授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会在学界有如此的影响力？“作为国际上知名的大学者，胡先生为人谦和、待人和蔼，是一位很厚道的长者，在做人和做学问两个方面都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同时，他非常热爱祖国，一直尽力为祖国的发展做着努力。”说这话的同样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学者，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医疗保障研究室主任、中国卫生经济学会副会长毛正中先生。
胡德伟教授现在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卫生经济学荣誉教授，曾任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美国兰德公司等多个国际组织和咨询公司的顾问。在过去40多年中，胡德伟教授一直从事卫生经济学研究。
胡德伟教授出生于中国大陆，1949年随父母到台湾，1961年赴美求学，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从事经济领域的研究工作。胡教授的祖父母和叔叔、姑姑等多位亲人都在中国大陆生活。虽然身在美国，但胡教授一直心系祖国，关心着祖国的发展。
上世纪70年代初期，胡德伟教授申请到福布赖特基金会的一笔资金，借助这笔钱，他得以赴大陆讲学，到南开大学讲授西方经济学。当时尼克松访华后不久，中美之间没有建交，美国民众对中国非常缺乏了解。胡德伟教授借到中国大陆讲学之行，首先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合作医疗制度作了广泛的了解。
胡德伟教授是最早回来讲学的海外学者。当时来大陆的海外学者非常少，胡教授回来受到国内经济学界的热情招待，并由此与一批知名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原人民大学校长黄达，与他是多年的老朋友。当时福特基金会委托胡教授和黄校长合作，为在人民大学筹办中国西方经济学培训班选拔优秀学生赴美深造。
此后，胡教授经常回国，在中国各大学讲学。当时，中国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学界对卫生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还比较陌生。作为在国际上卫生经济学界非常知名且有影响力的专家，胡德伟教授参与了卫生部组织的大量的培训项目，在国内各高校开展培训讲学，传播卫生经济学理论，培养年轻人。
中国卫生经济学界的很多青年学者也在他的帮助下，到国外留学、做访问学者。胡德伟教授热心地为他们介绍学校、申请奖学金，现任卫生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杨宏伟，就是在胡教授的帮助下赴美国南加州大学留学，并取得了硕士学位。
在胡教授的努力下，“陈志潜奖学金”在美国加州大学得以设立。上世纪初期，陈志潜教授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后赴美国攻读公共卫生学位，学成后回国开创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被誉为“中国公共卫生之父”。以陈先生名字命名的这个奖学金专门资助中国卫生领域的学者赴美国深造，中国各地的高校如北京大学医学部、协和医大、上海医科大学、华西医科大学等的教师及学生都得到过这个奖学金的资助。这批留学人员学成回国后成为中国卫生经济学界的中坚力量。
建言献策
胡德伟教授是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组成员，同时，也是我国卫生部政策与管理专家委员会的委员。除为中国卫生经济学界培养人才外，胡教授还回国与中国学者一起做了多项重要的研究工作，为国家和政府机构的决策提供建议。
2008年年底，胡德伟教授教授与毛正中教授、中国税务总局理论研究室主任石坚和助理研究员陈文东4位中外教授撰写的《烟草税及其在中国的潜在影响》的报告正式出炉，并提交给国家有关部门作为决策参考。4位教授倡议国家有关部门提高烟草从量税、统一从价税、取消烟叶税，这一倡议得到广泛的支持。
“每包卷烟增加1元，1000多万烟民就将放弃或者减少吸烟量，政府税收每年将增加800多亿元，挽救100万人的生命”毛教授告诉记者，“政府可考虑大幅度提高从量消费税，从目前的0.06元/包，提高到1.00元/包。”
早在上世纪90年代，胡德伟教授就在美国加州开展了对卷烟加税的研究工作，其目的是通过提高烟税，使烟价上涨，以控制草烟消费。他参与提出了加州烟税政策的建议，活的采纳，推行后效果非常好。加州吸烟人数和吸烟率下降，政府税收增加。而后，美国的很多州和其他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泰国都相继采纳了这一政策。
作为我国卫生部卫生管理与政策专家委员会的委员，胡教授在与卫生部老部长陈敏章会面时，对陈部长说，中国目前医药费增长过快，提高国民健康水平是当务之急。在这方面，国外有个很重要的经验可以借鉴，就是提高烟草税，控制烟草消费。对此，他提出了详细的政策建议。胡教授的建议得到了卫生部的支持。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他与中国学者对这项课题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推动中国以提高烟税的方式进行控烟。中方学者在与他共同工作的过程中，学习到了很多先进的研究问题和收集、分析数据的方法。
在这一研究项目里，胡教授带领中国学者做了一系列的需求分析，即提高烟草税对卷烟需求造成的影响；提高烟税，卷烟消费下降，对烟草工业造成的影响；对种植烟叶的农民造成的影响（因为在中国很多地方种植烟叶是脱贫致富的一种手段）；对国家的财政税收造成的影响等等。他还专门研究医生吸烟的状况，因为医生的行为对普通民众有着示范效应，研究“二手烟”对人的影响，尤其是对孕产妇的影响，等等。
《烟草税及其在中国的潜在影响》这份报告，目前已经提交给政府部门。据媒体报道，2009年“两会”期间，关于提高烟草税的提案数量居“两会”代表全部提案数量的第三位。
此外，胡教授在国内针对抑郁症做了大量的卫生经济研究工作。胡教授说，美国最近30年来，除了精神科医生之外，另外有两种卫生服务人员来协助医生从事抑郁症的治疗，一是心理学家，二是社会工作者和护士。精神科医生是负责开药方的，而社会工作者和护士等可以帮助医生做他们没有时间做的事情。这样相对来讲可以把医疗成本降低。可是，并不是说心理学家可以100％地替代精神科医生的作用，只能替代其中的一部分。目前国际上也有很多人在研究，对于这类疾病，医生和心理学家哪一个的治疗更有效。现在中国的精神科医生很少，应该发展心理医生和社会工作者在治疗心理疾病方面的作用。美国近20年来，抑郁症患者有自己的组织，会争取自己的权利，鼓励患抑郁症的病人勇敢地承认这一事实，积极地接受治疗。但是在中国，抑郁症患者自己不愿意承认，怕别人瞧不起，延误了治疗时机。其实这个病可以治，而且完全可以治好。
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申请世行贷款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对中国农村合作医疗的研究项目就是其中之一。作为卫生部国外贷款办公室的特聘专家，胡德伟教授曾亲自到中国河南、福建等地的农村做实地调查研究，并做了大量的咨询工作，为今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开展和推广奠定了基础。上世纪70年代，中国实行传统的农村合作医疗，基本上是由各地方自己建立的，规模很小。卫生经济研究所自1991年起，就开始对传统农村合作医疗进行研究，并提出了很多改进建议。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在全国建立新农合制度并自2003年在全国开始试点工作。截至2008年，这个制度已经覆盖全国所有的农村县区。我国的新农合这一制度的推行对解决多年来中国农民看病难的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这一重要成果中，有胡教授和卫经所作出的贡献。目前，卫生部新农合研究中心就设在卫经所。
聘请一流的专家
卫生经济研究所是卫生部直属事业单位，基本功能是卫生部的政策咨询和研究机构，为制定卫生政策提供依据和建议。在开展为生政策研究的过程中，卫经所与国际组织、海外机构合作，对卫生改革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进行研究，其研究内容与民政部、财政部、发改委等部委的工作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发改委制定投资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的政策、财政部为全国卫生机构颁布的财会制度、民政部贫困医疗救助政策以及农村合作医疗的相关政策推行等。在这些领域，卫经所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咨询和建议。
近年来，卫生经济研究所在与海外研究机构合作方面，成绩斐然。如，英国DFID支持的“未来卫生体系改革发展研究项目”，其核心内容是探索国内建立有利于改善贫困人群卫生可及性的卫生体制及这种体制未来发展的方向；中澳卫生与艾滋病项目支持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医疗救助制度衔接干预性研究等等。长期以来卫经所得到了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欧盟等诸多国际组织的资金支持，使得各项研究工作顺利进行。
在与海外研究机构的合作过程中，一方面，选派中方学者到国外研究机构工作、学习；另一方面，也聘请国外的专家到中国来讲学培训。
卫经所张振忠所长说：“卫经所虽然在卫生改革和卫生政策制定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远远不够，还应该在卫生政策制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我们要聘请国外一流的专家来做我们的智力支持。”胡德伟教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卫经所的。毛正中教授认为：胡德伟教授是卫经所聘请海外高端智力支持的最佳人选，这一是因为胡教授在国际上知名度很高，可以扩大卫经所在国际上的影响；二是因为胡教授与国际上很多一流的学者和一流的研究机构、知名大学都有密切的联系，可以为卫经所与海外研究机构之间架起一座沟通、合作的桥梁；三是因为胡教授能够为卫经所提供国际上最新信息，有效指导卫经所的科研人员开展研究工作。
毛正中与胡德伟教授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1987年，毛教授去美国留学，当时胡德伟教授在伯克利大学当教授，双方由此相识。此后，胡德伟教授回国讲学时两人经常在一起交流学术问题，渐渐熟悉成了朋友。“国外很多有名的经济学家都在从事卫生经济学研究，以解决卫生领域中存在的诸多复杂的经济问题。国外知名医学院校也都有卫生经济系，专门从事卫生经济方面的研究。我的卫生经济学是跟胡教授学的，当年在伯克利大学他开两门课：卫生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胡德伟教授是很难得的一个人，总是无私地帮助别人，在圈内口碑极好，大家提起他都是交口称赞。”毛教授说。
而胡德伟教授在接受卫经所的聘任时，称自己接受任务非常高兴也十分忐忑。他说，中国的医改方案马上就要公布，卫生经济研究学者可在政府对全民健康投入的支付、运行、制度建设等方面提供智力支持。他愿意发挥桥梁作用，促进中外卫生经济学研究的学术交流。
2009年3月5日，一位在国际卫生经济领域极有影响的重量级人物加盟该研究所。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陈啸宏正式聘请美籍华人胡德伟教授出任“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首席卫生经济学专家”。这也是这个所首次聘请外籍卫生经济学专家。陈啸宏在北京大学医学部会议中心为胡德伟颁发聘书时表示，希望通过引进著名专家学者提升中国卫生经济学的科研质量和水平，增强中国卫生经济学的国际影响力。
心系祖国
胡德伟教授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会在学界有如此的影响力？“作为国际上知名的大学者，胡先生为人谦和、待人和蔼，是一位很厚道的长者，在做人和做学问两个方面都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同时，他非常热爱祖国，一直尽力为祖国的发展做着努力。”说这话的同样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学者，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医疗保障研究室主任、中国卫生经济学会副会长毛正中先生。
胡德伟教授现在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卫生经济学荣誉教授，曾任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美国兰德公司等多个国际组织和咨询公司的顾问。在过去40多年中，胡德伟教授一直从事卫生经济学研究。
胡德伟教授出生于中国大陆，1949年随父母到台湾，1961年赴美求学，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从事经济领域的研究工作。胡教授的祖父母和叔叔、姑姑等多位亲人都在中国大陆生活。虽然身在美国，但胡教授一直心系祖国，关心着祖国的发展。
上世纪70年代初期，胡德伟教授申请到福布赖特基金会的一笔资金，借助这笔钱，他得以赴大陆讲学，到南开大学讲授西方经济学。当时尼克松访华后不久，中美之间没有建交，美国民众对中国非常缺乏了解。胡德伟教授借到中国大陆讲学之行，首先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合作医疗制度作了广泛的了解。
胡德伟教授是最早回来讲学的海外学者。当时来大陆的海外学者非常少，胡教授回来受到国内经济学界的热情招待，并由此与一批知名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原人民大学校长黄达，与他是多年的老朋友。当时福特基金会委托胡教授和黄校长合作，为在人民大学筹办中国西方经济学培训班选拔优秀学生赴美深造。
此后，胡教授经常回国，在中国各大学讲学。当时，中国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学界对卫生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还比较陌生。作为在国际上卫生经济学界非常知名且有影响力的专家，胡德伟教授参与了卫生部组织的大量的培训项目，在国内各高校开展培训讲学，传播卫生经济学理论，培养年轻人。
中国卫生经济学界的很多青年学者也在他的帮助下，到国外留学、做访问学者。胡德伟教授热心地为他们介绍学校、申请奖学金，现任卫生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杨宏伟，就是在胡教授的帮助下赴美国南加州大学留学，并取得了硕士学位。
在胡教授的努力下，“陈志潜奖学金”在美国加州大学得以设立。上世纪初期，陈志潜教授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后赴美国攻读公共卫生学位，学成后回国开创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被誉为“中国公共卫生之父”。以陈先生名字命名的这个奖学金专门资助中国卫生领域的学者赴美国深造，中国各地的高校如北京大学医学部、协和医大、上海医科大学、华西医科大学等的教师及学生都得到过这个奖学金的资助。这批留学人员学成回国后成为中国卫生经济学界的中坚力量。
建言献策
胡德伟教授是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组成员，同时，也是我国卫生部政策与管理专家委员会的委员。除为中国卫生经济学界培养人才外，胡教授还回国与中国学者一起做了多项重要的研究工作，为国家和政府机构的决策提供建议。
2008年年底，胡德伟教授教授与毛正中教授、中国税务总局理论研究室主任石坚和助理研究员陈文东4位中外教授撰写的《烟草税及其在中国的潜在影响》的报告正式出炉，并提交给国家有关部门作为决策参考。4位教授倡议国家有关部门提高烟草从量税、统一从价税、取消烟叶税，这一倡议得到广泛的支持。
“每包卷烟增加1元，1000多万烟民就将放弃或者减少吸烟量，政府税收每年将增加800多亿元，挽救100万人的生命”毛教授告诉记者，“政府可考虑大幅度提高从量消费税，从目前的0.06元/包，提高到1.00元/包。”
早在上世纪90年代，胡德伟教授就在美国加州开展了对卷烟加税的研究工作，其目的是通过提高烟税，使烟价上涨，以控制草烟消费。他参与提出了加州烟税政策的建议，活的采纳，推行后效果非常好。加州吸烟人数和吸烟率下降，政府税收增加。而后，美国的很多州和其他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泰国都相继采纳了这一政策。
作为我国卫生部卫生管理与政策专家委员会的委员，胡教授在与卫生部老部长陈敏章会面时，对陈部长说，中国目前医药费增长过快，提高国民健康水平是当务之急。在这方面，国外有个很重要的经验可以借鉴，就是提高烟草税，控制烟草消费。对此，他提出了详细的政策建议。胡教授的建议得到了卫生部的支持。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他与中国学者对这项课题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推动中国以提高烟税的方式进行控烟。中方学者在与他共同工作的过程中，学习到了很多先进的研究问题和收集、分析数据的方法。
在这一研究项目里，胡教授带领中国学者做了一系列的需求分析，即提高烟草税对卷烟需求造成的影响；提高烟税，卷烟消费下降，对烟草工业造成的影响；对种植烟叶的农民造成的影响（因为在中国很多地方种植烟叶是脱贫致富的一种手段）；对国家的财政税收造成的影响等等。他还专门研究医生吸烟的状况，因为医生的行为对普通民众有着示范效应，研究“二手烟”对人的影响，尤其是对孕产妇的影响，等等。
《烟草税及其在中国的潜在影响》这份报告，目前已经提交给政府部门。据媒体报道，2009年“两会”期间，关于提高烟草税的提案数量居“两会”代表全部提案数量的第三位。
此外，胡教授在国内针对抑郁症做了大量的卫生经济研究工作。胡教授说，美国最近30年来，除了精神科医生之外，另外有两种卫生服务人员来协助医生从事抑郁症的治疗，一是心理学家，二是社会工作者和护士。精神科医生是负责开药方的，而社会工作者和护士等可以帮助医生做他们没有时间做的事情。这样相对来讲可以把医疗成本降低。可是，并不是说心理学家可以100％地替代精神科医生的作用，只能替代其中的一部分。目前国际上也有很多人在研究，对于这类疾病，医生和心理学家哪一个的治疗更有效。现在中国的精神科医生很少，应该发展心理医生和社会工作者在治疗心理疾病方面的作用。美国近20年来，抑郁症患者有自己的组织，会争取自己的权利，鼓励患抑郁症的病人勇敢地承认这一事实，积极地接受治疗。但是在中国，抑郁症患者自己不愿意承认，怕别人瞧不起，延误了治疗时机。其实这个病可以治，而且完全可以治好。
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申请世行贷款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对中国农村合作医疗的研究项目就是其中之一。作为卫生部国外贷款办公室的特聘专家，胡德伟教授曾亲自到中国河南、福建等地的农村做实地调查研究，并做了大量的咨询工作，为今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开展和推广奠定了基础。上世纪70年代，中国实行传统的农村合作医疗，基本上是由各地方自己建立的，规模很小。卫生经济研究所自1991年起，就开始对传统农村合作医疗进行研究，并提出了很多改进建议。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在全国建立新农合制度并自2003年在全国开始试点工作。截至2008年，这个制度已经覆盖全国所有的农村县区。我国的新农合这一制度的推行对解决多年来中国农民看病难的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这一重要成果中，有胡教授和卫经所作出的贡献。目前，卫生部新农合研究中心就设在卫经所。
聘请一流的专家
卫生经济研究所是卫生部直属事业单位，基本功能是卫生部的政策咨询和研究机构，为制定卫生政策提供依据和建议。在开展为生政策研究的过程中，卫经所与国际组织、海外机构合作，对卫生改革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进行研究，其研究内容与民政部、财政部、发改委等部委的工作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发改委制定投资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的政策、财政部为全国卫生机构颁布的财会制度、民政部贫困医疗救助政策以及农村合作医疗的相关政策推行等。在这些领域，卫经所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咨询和建议。
近年来，卫生经济研究所在与海外研究机构合作方面，成绩斐然。如，英国DFID支持的“未来卫生体系改革发展研究项目”，其核心内容是探索国内建立有利于改善贫困人群卫生可及性的卫生体制及这种体制未来发展的方向；中澳卫生与艾滋病项目支持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医疗救助制度衔接干预性研究等等。长期以来卫经所得到了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欧盟等诸多国际组织的资金支持，使得各项研究工作顺利进行。
在与海外研究机构的合作过程中，一方面，选派中方学者到国外研究机构工作、学习；另一方面，也聘请国外的专家到中国来讲学培训。
卫经所张振忠所长说：“卫经所虽然在卫生改革和卫生政策制定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远远不够，还应该在卫生政策制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我们要聘请国外一流的专家来做我们的智力支持。”胡德伟教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卫经所的。毛正中教授认为：胡德伟教授是卫经所聘请海外高端智力支持的最佳人选，这一是因为胡教授在国际上知名度很高，可以扩大卫经所在国际上的影响；二是因为胡教授与国际上很多一流的学者和一流的研究机构、知名大学都有密切的联系，可以为卫经所与海外研究机构之间架起一座沟通、合作的桥梁；三是因为胡教授能够为卫经所提供国际上最新信息，有效指导卫经所的科研人员开展研究工作。
毛正中与胡德伟教授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1987年，毛教授去美国留学，当时胡德伟教授在伯克利大学当教授，双方由此相识。此后，胡德伟教授回国讲学时两人经常在一起交流学术问题，渐渐熟悉成了朋友。“国外很多有名的经济学家都在从事卫生经济学研究，以解决卫生领域中存在的诸多复杂的经济问题。国外知名医学院校也都有卫生经济系，专门从事卫生经济方面的研究。我的卫生经济学是跟胡教授学的，当年在伯克利大学他开两门课：卫生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胡德伟教授是很难得的一个人，总是无私地帮助别人，在圈内口碑极好，大家提起他都是交口称赞。”毛教授说。
而胡德伟教授在接受卫经所的聘任时，称自己接受任务非常高兴也十分忐忑。他说，中国的医改方案马上就要公布，卫生经济研究学者可在政府对全民健康投入的支付、运行、制度建设等方面提供智力支持。他愿意发挥桥梁作用，促进中外卫生经济学研究的学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