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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1937年底因上海沦入日军之手而被迫离开时的那种悲凉与愤慨不同，陈烟桥于1945年12月再次回到上海时则带着抗战胜利的喜悦与重回木刻故地的兴奋。1931年，烟桥因向往木刻创作而来到上海这一中国新兴木刻的发源地，在鲁迅的关心与培育下成长为上海木刻界的重要一员；1937年，他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中以画笔投身抗日宣传与慰劳工作，直到国军退出的11月中下旬，才与妻子离沪抵港，上海俨然已成为他的第二故乡。当然，此次回到上海，还有一件事压在他心头：国共既联合抗战取得胜利，又经常摩擦甚至对抗，今后的国共关系如何发展？
这时重回上海的文艺界人士相当多，他们大多都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员。抗战胜利了，该协会名称中的“抗敌”二字已经删去。于是在郑振铎、巴金、许广平等人的筹划下，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上海分会，会员共计“六七十个文艺工作者”，烟桥也在其中。该会的成立大会被称为“胜利后上海文艺工作者第一次的大集会”。
经历过八年抗战的文艺界人士，无论对政局还是对生活都比战前见识广、感触深、想法多，要在创作中表现反映的内容极为丰富。抗战结束后的短短两年内，在上海已办起了数百种期刊（包括以文学为主要内容的近百种期刊）。其中1945年10月9日创刊的《文萃》占据着重要的位置。1946年，中共地下党组织加强了对《文萃》的领导，借助其读者众多的优势，将之前以“大后方”各地报刊的文摘为主的该刊，改造为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采取特约组稿的时政期刊，使之成为旗帜鲜明地揭露国民党高唱“和谈”时准备发动内战的两面派手法、真实公开刊登国内外重大事件有关消息的地下刊物。之后的《文萃》辟有“中外文萃”、“时事周评”、“新闻集萃”、“文萃信箱”等栏目，李南山、胡绳、乔冠华、马叙伦、马寅初、周建人等经常为该刊撰写政论性文章，郭沫若、田汉、茅盾、刘白羽、臧克家、丁聪等文化界人士也常为该刊创作文艺作品，《文萃》上还有一些版画、漫画及音乐歌谱类的艺术作品刊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政局与社会的动荡不安。仅就笔者看到的部分《文萃》而言，陈烟桥以自己的本名或笔名“雾城”在《文萃》上发表了近20幅漫画，是《文萃》上美术作品的重要作者之一。
1946年10月下旬，周恩来在思南路“周公馆”接见了陈烟桥等十余位木刻家与漫画家，烟桥代表木刻界将出版不久的《抗战八年木刻选集》十余本交周恩来转赠延安的木刻家。这是他1940年离开《新华日报》后又一次见到周恩来。在这次会面中，他得到周恩来的肯定与鼓励，对形势的发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46年7月，著名教育家陶行之因坚决抗议国民党独裁政府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而上了特务的黑名单，陶行之不但毫无畏惧，还称自己是李公朴、闻一多后的“黑榜探花”。7月15日，他终因劳累过度、刺激太深，突发脑溢血而逝世。周恩来闻讯赶去，握着陶行之尚有余温的手，流着泪向在场的友人说：“在短短的二十多天里，连续失去了三位民主战士，实在没法不使人悲痛！”烟桥曾在1939年应陶行之邀请担任重庆育才学校绘画组主任，两人有较深的交往。烟桥遂发表了漫画《和平之神在哭泣》，画面中央是和平民主女神在李、闻、陶三位民主人士的尸体旁哭泣，边上还有一具尸体没有标明是谁，仿佛暗示国民党特务仍在继续对民主人士下毒手。
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年，在“双十协定”签订之初，国民党政府表面上对报刊还实行“解除文检”，但随着内战准备初步完成，国民党政府便撕下假面，加强文化管制，并对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宣传的报刊施以高压，从重新登记、行凶抓人到查封取缔，双方的阵线越来越分明、矛盾越来越尖锐，在时人的心目中，这已经是民主与独裁的对决。这种对决反映于烟桥的另一幅漫画《搏斗》之中：国民党独裁者曾用过的“秦始皇留”与“希特勒送”两把刀已被民主斗士的大刀砍断而弃于一旁，手中只剩下“USA”这把断头刀了。
当时的民主党派和许多进步人士确实希望在抗战八年之后不要再有内战。既然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明确要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就应该给国人创造和平建国的前景。然而，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政府全然不顾“双十协定”的规定攻占张家口市，紧接着便于当天下午宣布将在11月12日正式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一个月之后，国民党即片面召开了“国大”，把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排除在外，仅拉来青年党等个别小党作为点缀，先前承诺过的“扩大政府基础”成了一块隐蔽其内战行径的障眼幕布。烟桥的漫画《苍蝇粘上，蜜蜂飞了》形象而生动地将“扩大政府基础”的说辞比喻成凶恶的蜘蛛所张开的大网上的诱饵，而这张大网只粘住了青年党等几只“苍蝇”，民盟等“蜜蜂”却远远地离开了。在这种急转直下的形势下，烟桥又发表了漫画《悬崖勒车？》，用大家看道路方向牌这种通俗易懂的画面昭示：悬崖上开的绘有青天白日徽记的车不朝“和平建国”的正确方向掉头，却向着已经断了头的铁轨所指向的“内战毁灭”方向直冲，那只能是自取灭亡。
“反饥饿”是当时上海民主运动的三大口号之一。烟桥选取了交通费用这个与百姓生活关系密切的截面，将“反饥饿”的复杂内容化为具体：画面上有各种行进的交通工具，上面分别标有具体的乘车价格以便计算与比较，如有轨电车70元、无轨电车100元、公共汽车150元、黄包车1000元、三轮车5000元等，这些交通工具的旁边则是行走着的上班族。这幅题为《还是安步当车》的漫画带着辛辣的讽刺意味：即使衣着尚属光鲜的人也乘不起车了，只能提早出门步行上班，众多百姓自然更加苦不堪言。烟桥的另一幅漫画《关紧点，不让它漏一滴》则把百姓陷于饥饿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加以揭示：明明是民不聊生，国民党政府却滥用国库的钱豢养特务，对进步人士乃至正直的普通百姓滥加逮捕、暗杀、压榨、迫害。由百姓创造的财富所形成的国库在这幅漫画中被比喻为“水箱”，漫画号召正在遭受饥饿和迫害的民众坚决行动起来，关紧为特务提供经费的“水龙头”。
在内战的阴霾中，美国表面上立于不偏不倚的“调停”地位，但实际上美国是偏向国民党一方的，而这种立场又不时露出马脚。美国政府便找出种种理由，其一就是自诩代表和平与自由。烟桥的漫画《你们威胁我的安全》就十分形象地揭示了美国政府的两面派手法：在画面中，美国佬一只手指着“自由之花”，指责民主人士对自己的批评和解放区军民对国民党政府军的反击是“你们威胁我的安全”，而另一只放在背后的手里却藏着战争武器，显得多么虚伪，多么凶狠！美国政府的这种伎俩经这幅漫画的表现真是昭然若揭。随着时局的发展，美国政府又以扩大友好通商为名对华倾销战争剩余物资，并派军舰进驻青岛。烟桥则发表了漫画《四口通商之后》和《“基地”与保护》加以揭露。 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情咨文中提出，美国有领导“自由世界”并“援助”某些国家以防止共产主义侵入的“使命”，这种主张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烟桥的漫画《歇尔的仆欧岂只贝文？犹有更甚者焉！》所表现的正是美国佬为了维护霸权而打着“杜鲁门主义”的旗号攫取殖民地、牺牲他国主权的丑恶嘴脸，紧跟在美国佬身后恬不知耻地奉上主权者则显然是指国民党政府。在烟桥的另一幅漫画《最难捉摸菩萨心》中，国民党政府手持“尊奉杜鲁门主义”和“改组”两张牌跪在美国“菩萨”面前苦苦求告，美国佬却先后换了四副面孔，手中的“五亿美元”也经历了由“不给”到“给”的两轮转换，杜鲁门政府的阴险狡诈和国民党政府的奴颜婢膝被刻画得入木三分。“杜鲁门主义”其实可以追溯到1946年，当时暂不担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访美，在富尔顿发表“铁幕”演说，鼓吹英美联盟，对抗共产主义。这一演说被视为“冷战”的序幕。烟桥则发表了漫画《使人窒息的“雪茄烟”味》，巧妙地借丘吉尔嗜好的雪茄烟烟雾腾腾十分呛人的形象加以发挥：冷战的开始已经使人窒息，“铁幕”的落下将世界重新拖入不安和对抗的令人紧张难熬的局势之中。
由于《文萃》刊出的政论性时评、通讯、专访等文章大胆地揭露国民党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的真相，对国共双方在战场上力量的消长及解放区的现状也给予真实的报道，同时还刊登一些品位较高的文艺作品，它很快就成为国统区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的必读刊物。发行量最多时，《文萃》在全国有30多个特约经销处，还出版过合订本、北平航空版等。国民党当局对《文萃》极为忌恨，在蒋介石的严令督促下，“中统”特务组织开始对《文萃》进行全面侦查。1947年7月《文萃》遭到“中统”特务的破坏，从主编陈子涛到印刷厂负责人何骆民再到发行人员吴承德等被捕，《文萃》被迫停刊。这就是震动一时的“《文萃》案”。就在这个当口，陈烟桥因母亲去世和儿子病重急于用钱，又不知《文萃》的近况，想去领取一笔稿费，不料一进门就被潜伏在《文萃》社原址的特务逮捕而关入监牢。陈子涛、何骆民以及打入“中统”特务组织掩护《文萃》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卢志英均在1948年12月死于国民党政府的屠刀之下，吴承德在1949年5月被杀害。而陈烟桥被捕后，也被关入亚尔培路“中统”上海办事处。消息传出后，苏联在华的报纸《时代日报》在第一版刊出“著名木刻家陈烟桥被捕”的标题，表示抗议，好几家上海报纸都登载了相关消息和民主人士加以救援的报道。一些进步人士甚至正直的学生也以捐款的方式伸出援手。宋庆龄还写信给国民党有关方面进行营救。加上当时在政府任职的族叔陈英豪（牙买加华侨领袖，时任上海输出入管理委员会总务处长）加以疏通，烟桥最终获释。
获释后的烟桥一方面格外注意行动的隐蔽，一方面则继续以漫画、木刻为武器进行着与国民党当局的斗争。上海解放前夕，上海木刻界接受了地下党组织的布置，负责创作一批迎接上海解放的木刻传单，陈烟桥冒着生命危险也参与了这项工作，他带着木板和刀具，躲在友人杨可扬家中，在微弱的灯光下完成了任务，最终迎来了上海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
烟桥曾在《文萃》上发表过漫画《这样便走了！》，内容是国民党假惺惺地打出“改组政府”的旗号“请”民主人士参加，却无人理睬，只落得孤零零的国民党一党，而用枪炮与物资支撑国民党政府的美国人也因未见成效，最后灰溜溜地离开了。后来的历史进程恰恰印证了这幅漫画的内容。
陈烟桥的这些漫画跟时局变化紧密配合，这除了他自己有感而发之外，部分作品的主题也可能与陈子涛等编辑人员的特约组稿意向有关，显示出很强的战斗性，与《文萃》上的政论性文章一样都是对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作坚决斗争的锐利武器。这些漫画的另一个特点是对于所反映的人和事抓出实质，通过奇特的构思，或比喻，或夸张，或幽默痛快，或发人深省，具有使读者一看便能领会其内涵的鲜明的形象性。
从抗战胜利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其间，有一批上海美术家的漫画创作集中反映和表现当时中国乃至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活动着的重要人物，已成为那段历史的缩影与艺术形貌，在当时的各种文艺作品中很具有代表性。他们的漫画能够把人们带回那个时代，使人们清晰地感受到政局和人事的变幻。陈烟桥在《文萃》上发表的漫画只是当时上海漫画作品中的很小一部分，在他个人的漫画创作中也只是一个阶段、一种风格的代表作品，但这些漫画鲜明地反映了时代特征，是关于那段历史的公共记忆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今年恰逢“《文萃》案”65周年，谨以本文献给在那个时代为中国的自立与自强而忘我奋斗的先辈们。
这时重回上海的文艺界人士相当多，他们大多都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员。抗战胜利了，该协会名称中的“抗敌”二字已经删去。于是在郑振铎、巴金、许广平等人的筹划下，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上海分会，会员共计“六七十个文艺工作者”，烟桥也在其中。该会的成立大会被称为“胜利后上海文艺工作者第一次的大集会”。
经历过八年抗战的文艺界人士，无论对政局还是对生活都比战前见识广、感触深、想法多，要在创作中表现反映的内容极为丰富。抗战结束后的短短两年内，在上海已办起了数百种期刊（包括以文学为主要内容的近百种期刊）。其中1945年10月9日创刊的《文萃》占据着重要的位置。1946年，中共地下党组织加强了对《文萃》的领导，借助其读者众多的优势，将之前以“大后方”各地报刊的文摘为主的该刊，改造为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采取特约组稿的时政期刊，使之成为旗帜鲜明地揭露国民党高唱“和谈”时准备发动内战的两面派手法、真实公开刊登国内外重大事件有关消息的地下刊物。之后的《文萃》辟有“中外文萃”、“时事周评”、“新闻集萃”、“文萃信箱”等栏目，李南山、胡绳、乔冠华、马叙伦、马寅初、周建人等经常为该刊撰写政论性文章，郭沫若、田汉、茅盾、刘白羽、臧克家、丁聪等文化界人士也常为该刊创作文艺作品，《文萃》上还有一些版画、漫画及音乐歌谱类的艺术作品刊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政局与社会的动荡不安。仅就笔者看到的部分《文萃》而言，陈烟桥以自己的本名或笔名“雾城”在《文萃》上发表了近20幅漫画，是《文萃》上美术作品的重要作者之一。
1946年10月下旬，周恩来在思南路“周公馆”接见了陈烟桥等十余位木刻家与漫画家，烟桥代表木刻界将出版不久的《抗战八年木刻选集》十余本交周恩来转赠延安的木刻家。这是他1940年离开《新华日报》后又一次见到周恩来。在这次会面中，他得到周恩来的肯定与鼓励，对形势的发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46年7月，著名教育家陶行之因坚决抗议国民党独裁政府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而上了特务的黑名单，陶行之不但毫无畏惧，还称自己是李公朴、闻一多后的“黑榜探花”。7月15日，他终因劳累过度、刺激太深，突发脑溢血而逝世。周恩来闻讯赶去，握着陶行之尚有余温的手，流着泪向在场的友人说：“在短短的二十多天里，连续失去了三位民主战士，实在没法不使人悲痛！”烟桥曾在1939年应陶行之邀请担任重庆育才学校绘画组主任，两人有较深的交往。烟桥遂发表了漫画《和平之神在哭泣》，画面中央是和平民主女神在李、闻、陶三位民主人士的尸体旁哭泣，边上还有一具尸体没有标明是谁，仿佛暗示国民党特务仍在继续对民主人士下毒手。
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年，在“双十协定”签订之初，国民党政府表面上对报刊还实行“解除文检”，但随着内战准备初步完成，国民党政府便撕下假面，加强文化管制，并对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宣传的报刊施以高压，从重新登记、行凶抓人到查封取缔，双方的阵线越来越分明、矛盾越来越尖锐，在时人的心目中，这已经是民主与独裁的对决。这种对决反映于烟桥的另一幅漫画《搏斗》之中：国民党独裁者曾用过的“秦始皇留”与“希特勒送”两把刀已被民主斗士的大刀砍断而弃于一旁，手中只剩下“USA”这把断头刀了。
当时的民主党派和许多进步人士确实希望在抗战八年之后不要再有内战。既然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明确要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就应该给国人创造和平建国的前景。然而，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政府全然不顾“双十协定”的规定攻占张家口市，紧接着便于当天下午宣布将在11月12日正式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一个月之后，国民党即片面召开了“国大”，把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排除在外，仅拉来青年党等个别小党作为点缀，先前承诺过的“扩大政府基础”成了一块隐蔽其内战行径的障眼幕布。烟桥的漫画《苍蝇粘上，蜜蜂飞了》形象而生动地将“扩大政府基础”的说辞比喻成凶恶的蜘蛛所张开的大网上的诱饵，而这张大网只粘住了青年党等几只“苍蝇”，民盟等“蜜蜂”却远远地离开了。在这种急转直下的形势下，烟桥又发表了漫画《悬崖勒车？》，用大家看道路方向牌这种通俗易懂的画面昭示：悬崖上开的绘有青天白日徽记的车不朝“和平建国”的正确方向掉头，却向着已经断了头的铁轨所指向的“内战毁灭”方向直冲，那只能是自取灭亡。
“反饥饿”是当时上海民主运动的三大口号之一。烟桥选取了交通费用这个与百姓生活关系密切的截面，将“反饥饿”的复杂内容化为具体：画面上有各种行进的交通工具，上面分别标有具体的乘车价格以便计算与比较，如有轨电车70元、无轨电车100元、公共汽车150元、黄包车1000元、三轮车5000元等，这些交通工具的旁边则是行走着的上班族。这幅题为《还是安步当车》的漫画带着辛辣的讽刺意味：即使衣着尚属光鲜的人也乘不起车了，只能提早出门步行上班，众多百姓自然更加苦不堪言。烟桥的另一幅漫画《关紧点，不让它漏一滴》则把百姓陷于饥饿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加以揭示：明明是民不聊生，国民党政府却滥用国库的钱豢养特务，对进步人士乃至正直的普通百姓滥加逮捕、暗杀、压榨、迫害。由百姓创造的财富所形成的国库在这幅漫画中被比喻为“水箱”，漫画号召正在遭受饥饿和迫害的民众坚决行动起来，关紧为特务提供经费的“水龙头”。
在内战的阴霾中，美国表面上立于不偏不倚的“调停”地位，但实际上美国是偏向国民党一方的，而这种立场又不时露出马脚。美国政府便找出种种理由，其一就是自诩代表和平与自由。烟桥的漫画《你们威胁我的安全》就十分形象地揭示了美国政府的两面派手法：在画面中，美国佬一只手指着“自由之花”，指责民主人士对自己的批评和解放区军民对国民党政府军的反击是“你们威胁我的安全”，而另一只放在背后的手里却藏着战争武器，显得多么虚伪，多么凶狠！美国政府的这种伎俩经这幅漫画的表现真是昭然若揭。随着时局的发展，美国政府又以扩大友好通商为名对华倾销战争剩余物资，并派军舰进驻青岛。烟桥则发表了漫画《四口通商之后》和《“基地”与保护》加以揭露。 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情咨文中提出，美国有领导“自由世界”并“援助”某些国家以防止共产主义侵入的“使命”，这种主张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烟桥的漫画《歇尔的仆欧岂只贝文？犹有更甚者焉！》所表现的正是美国佬为了维护霸权而打着“杜鲁门主义”的旗号攫取殖民地、牺牲他国主权的丑恶嘴脸，紧跟在美国佬身后恬不知耻地奉上主权者则显然是指国民党政府。在烟桥的另一幅漫画《最难捉摸菩萨心》中，国民党政府手持“尊奉杜鲁门主义”和“改组”两张牌跪在美国“菩萨”面前苦苦求告，美国佬却先后换了四副面孔，手中的“五亿美元”也经历了由“不给”到“给”的两轮转换，杜鲁门政府的阴险狡诈和国民党政府的奴颜婢膝被刻画得入木三分。“杜鲁门主义”其实可以追溯到1946年，当时暂不担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访美，在富尔顿发表“铁幕”演说，鼓吹英美联盟，对抗共产主义。这一演说被视为“冷战”的序幕。烟桥则发表了漫画《使人窒息的“雪茄烟”味》，巧妙地借丘吉尔嗜好的雪茄烟烟雾腾腾十分呛人的形象加以发挥：冷战的开始已经使人窒息，“铁幕”的落下将世界重新拖入不安和对抗的令人紧张难熬的局势之中。
由于《文萃》刊出的政论性时评、通讯、专访等文章大胆地揭露国民党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的真相，对国共双方在战场上力量的消长及解放区的现状也给予真实的报道，同时还刊登一些品位较高的文艺作品，它很快就成为国统区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的必读刊物。发行量最多时，《文萃》在全国有30多个特约经销处，还出版过合订本、北平航空版等。国民党当局对《文萃》极为忌恨，在蒋介石的严令督促下，“中统”特务组织开始对《文萃》进行全面侦查。1947年7月《文萃》遭到“中统”特务的破坏，从主编陈子涛到印刷厂负责人何骆民再到发行人员吴承德等被捕，《文萃》被迫停刊。这就是震动一时的“《文萃》案”。就在这个当口，陈烟桥因母亲去世和儿子病重急于用钱，又不知《文萃》的近况，想去领取一笔稿费，不料一进门就被潜伏在《文萃》社原址的特务逮捕而关入监牢。陈子涛、何骆民以及打入“中统”特务组织掩护《文萃》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卢志英均在1948年12月死于国民党政府的屠刀之下，吴承德在1949年5月被杀害。而陈烟桥被捕后，也被关入亚尔培路“中统”上海办事处。消息传出后，苏联在华的报纸《时代日报》在第一版刊出“著名木刻家陈烟桥被捕”的标题，表示抗议，好几家上海报纸都登载了相关消息和民主人士加以救援的报道。一些进步人士甚至正直的学生也以捐款的方式伸出援手。宋庆龄还写信给国民党有关方面进行营救。加上当时在政府任职的族叔陈英豪（牙买加华侨领袖，时任上海输出入管理委员会总务处长）加以疏通，烟桥最终获释。
获释后的烟桥一方面格外注意行动的隐蔽，一方面则继续以漫画、木刻为武器进行着与国民党当局的斗争。上海解放前夕，上海木刻界接受了地下党组织的布置，负责创作一批迎接上海解放的木刻传单，陈烟桥冒着生命危险也参与了这项工作，他带着木板和刀具，躲在友人杨可扬家中，在微弱的灯光下完成了任务，最终迎来了上海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
烟桥曾在《文萃》上发表过漫画《这样便走了！》，内容是国民党假惺惺地打出“改组政府”的旗号“请”民主人士参加，却无人理睬，只落得孤零零的国民党一党，而用枪炮与物资支撑国民党政府的美国人也因未见成效，最后灰溜溜地离开了。后来的历史进程恰恰印证了这幅漫画的内容。
陈烟桥的这些漫画跟时局变化紧密配合，这除了他自己有感而发之外，部分作品的主题也可能与陈子涛等编辑人员的特约组稿意向有关，显示出很强的战斗性，与《文萃》上的政论性文章一样都是对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作坚决斗争的锐利武器。这些漫画的另一个特点是对于所反映的人和事抓出实质，通过奇特的构思，或比喻，或夸张，或幽默痛快，或发人深省，具有使读者一看便能领会其内涵的鲜明的形象性。
从抗战胜利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其间，有一批上海美术家的漫画创作集中反映和表现当时中国乃至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活动着的重要人物，已成为那段历史的缩影与艺术形貌，在当时的各种文艺作品中很具有代表性。他们的漫画能够把人们带回那个时代，使人们清晰地感受到政局和人事的变幻。陈烟桥在《文萃》上发表的漫画只是当时上海漫画作品中的很小一部分，在他个人的漫画创作中也只是一个阶段、一种风格的代表作品，但这些漫画鲜明地反映了时代特征，是关于那段历史的公共记忆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今年恰逢“《文萃》案”65周年，谨以本文献给在那个时代为中国的自立与自强而忘我奋斗的先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