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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进步问题是所有具备意识良知的学者所渴望取得成果的课题，而对社会进步途径的探索更成为具有历史使命感的学者所研究的领域。激进经济理论反映出对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及制度的不满，也反映出对主流经济学不能治理社会而失去信心。激进作家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对社会进步途径进行的探索虽然还不够科学，但是对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必然向共产主义发展而又不能确切表述的中间阶段的探索极具启发意义。当代，如果那位学者能够客观、形象、科学地表述出这个中间阶段，将是对人类文明社会的最大贡献。相比之下奈斯比特的所谓《大趋势》算是什么趋势不得而知。
关键词：激进理论；生产分配；社会进步；途径探索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63（2007）05001806
一、 激进经济学派的理论概括、实质及其价值判断
（1）激进经济学派及其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发达国家激进经济学是对主流经济学的否定与变革因素，客观上构成新旧经济理论的转化纽带，是对所谓正统的批判，力图改变传统或正统理论及分析方法。激进经济学由来已久，凡勃伦可视为早期，凯恩斯左派或后凯恩斯主义、新制度经济学、斯拉法主义、新李嘉图主义都囊括在内，批判正统经济学，揭露现实经济制度的弊端。而狭义激进经济学专指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自称运用马克思观点批判正统经济学的思潮，包括“新左派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激进社会主义”等。
激进经济学的共同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自居，突出阶级问题，并从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提出社会改良措施。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着重研究的领域有社会结构变迁、中央集权计划、政治和私人经济权利的关系、收入和财务分配以及决策民主化等；80年代发展成为有某种一致性的团体，研究范围拓宽并显露出对马克思的新认识、思考和塑造倾向，甚至与流行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歧和对立；90年代激进经济学理论学派探讨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体制和模式，并展开论战而引人注目。
美国激进经济学派正式打出的“激进”旗号是成立“激进经济学联盟”，代表人物有斯威齐、巴兰斯威齐、巴兰、保罗.斯威齐、宝罗.巴兰、马格多夫等。英国激进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多布、米克、霍奇森和索耶等。
（2）激进经济学派的价值论基础。经济学长期争论不休的焦点是价值理论，马克思学派坚持劳动价值论，认为价格是价值的反映；发达国家主流经济学派否认劳动价值论，认为价格和价值不相容；而激进学派内部对于价值理论没有一致认识，基本认为价格是价值的具体形式。提出负价值、负剩余价值等概念，认为剥削率只有是正值时，均衡利润率或平均利润率才为正数，得出正剥削率即剩余劳动率是保证资本家得到正利润的充要条件。
而激进学派的另一些人用数学方式证明，即使在没有剩余价值的情况下，工人的生产只要有剩余产品也是一种剥削。
罗默的认识是判断一个人是剥削者还是被剥削者，不能用是否以出卖劳动力为标准。基本思想是如果当事人不能拥有或取得社会资产中所应得的份额，则可判定受到剥削，并因此而断定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存在剥削，强调不必实行资本的社会化也能消灭剥削。
激进学派的垄断资本学派重点在于研究当代垄断资本主义问题，力图阐述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现象、变化和特征，如金融业的国际化、对外经济援助、海外投资和军事活动等，着重分析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经济部门——政府、竞争和垄断间的关系，强调指出劳动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技术、管理革命等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本质。
（3）对经济危机根源的探讨。激进学派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不完善，应该舍弃资本过剩危机理论中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或利润率下降论，并企图从方法论角度寻找不完善的根源。认为马克思经济危机学说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和消费不足论，力图把马克思散见于各处著述中关于危机问题的见解，构筑成层次分明的动态统一的理论体系。
美国学者阿特韦尔概括总结出比例失调论、消费不足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工资提高论、国家财政危机论等五种理论，进而把比例失调论、消费不足论归结为危机的实质，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和工资提高论则合并称为利润率下降危机学说。
（4）激进经济学派的基本社会性观点。加里·贝克尔和莱斯特·瑟罗等人力资本论者提出“平等的”人力资本工资决定机制，即个人的技能和知识是收入分配的决定性因素与资本主义制度无关；双元劳动市场论代表人物迈克尔·赖克等认为现实劳动市场是有限流动及不完全产生分配问题；产业分割论的代表人物兰德尔·霍德森在前两者基础上提出产业分割造成分配及贫困。而激进经济学家把贫困根源引向制度因素、社会结构、劳动市场和政府，认为贫困是制度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强调解决贫困问题就必须改变社会制度或调整阶级关系以及工人阶级内部的等级分化情况。
此外，在社会歧视问题上激进学者着重批判主流经济学家所持的竞争将结束种族歧视的理论，进而分析导致歧视的原因是支持维持资本主义剥削的制度。
异化问题上激进学者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三种表现，即工人为其产品所支配、与生产活动分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异化。预言一个异化的社会不是稳定的社会，强调异化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
污染、滞胀问题上激进学者把资源和环境污染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主张消除污染和保护资源的前提是消灭资本主义私人制度，代以社会拥有和指导的制度；而滞胀的根本原因是垄断经济力量的加强，以及垄断企业利润下降，因此必须消除资本主义制度。
（5）激进经济学派的一般理论价值。激进经济学可以肯定为一种进步思潮，与马克思学派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以马克思自居又宣扬重新研究、改造和塑造马克思经济学；既有进步倾向又不知进步力量所在的改良意识。还与发达国家主流经济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反对主流经济学鼓吹的经济理论与马克思经济理论趋同论，又与其是不解的同盟。
激进经济学无疑反映出人民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及制度的不满，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资本主义统治的不满，也反映出对主流经济学不能治理社会问题而失去信心。
（6）激进经济学派的特殊理论价值与借鉴。激进经济学派中的新社会主义模式是未触动私有制基础，从所谓“公共利益”出发，在市场与计划、非垄断组织与垄断组织、中小企业与大企业间建立一种恰如其分的比例和平等关系，并通过国家干预弥补两个系统的各自缺陷、消除权力不平等和收入不均，理论实质是一套改良主义纲领和政策主张。
民主社会主义强调民主政治和中央计划的结合，认为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出路是搞社会主义，并把民主政治、公有制、充分就业、非中央集权的计划制度和平等分配视为社会主义模式的重要内容。
市场社会主义主张生产资料国有化或集体化，宣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趋同论。
可见，激进经济学派探讨的社会历史进步途径具有明显的二重性，既存在科学因素、理论贡献，也存在庸俗因素和理论缺陷。
二、 革命、改良与改革：历史进步途径的再考量
（1）社会发展中的暴力革命、改良与改革。社会经济历史发展与进步存在两条基本的途径，即“革命”与“改良”。剧烈的社会经济变革称为“革命”，温和性的社会经济变革称为“改良”。然而引发革命或改良的社会经济动因都是一致的，只是所具备的社会经济动因的历史条件不同。引发革命或改良的基本社会经济动因是经济基础，包括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直接动因是上层建筑因素，包括政治、法律、文化、宗教、道德、哲学意识等，政治、法律可称为特殊意识形态，文化、道德、宗教、哲学可称为一般意识形态。
革命、改良与改革都是人类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和推动历史进步的手段，人类究竟运用怎样的方法解决矛盾，并不是完全由主观意志决定，而主要由历史的客观要求和条件决定。
革命是一种最基本最根本的摧毁旧事物的改造，而不是缓慢逐渐的改造，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统治的暴烈行动。而改良则是统治阶级在保持统治的条件下，对被统治者做出局部让步，是群众的压力迫使统治阶级不得不实行某些局部改良。
主张革命的马克思学派并不笼统的反对改良，马克思认为在革命条件尚未成熟时，应当尽可能争取和利用改良；而当革命高潮到来之际就要不失时机的把争取改良的斗争转变为革命，以推翻陈旧的阶级统治。马克思学派反对的是改良主义，即否定革命的改良。改良主义是用改良来反对革命，用局部修缮挽救行将灭亡的旧制度。
近代世界从专制向民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民主革命在欧洲日渐胜利，既推动了民主政治与自由经济的蓬勃发展，又诱发和催动不同性质的革命。不仅引起专制统治者的反扑，且导致统治者运用改良手段以自救。但是，改良不可能改变专制制度本身，更不可能改到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的轨道，无非是要在一定范围内停止专制暴政改行专制“仁政”。
“改革”与“改良”词义上完全同义，运用于社会领域也都是指在不改变基本社会经济性质和制度的前提下的变革，不同在于“改革”是统治阶级对统治方式的“主动”革新，如中国历史上王安石变法一类的历史事件，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等。但是，社会主义改革又决不同于以往任何社会制度下的社会改革性质。
（2）贫富悬殊、专制残暴与暴力革命。综观人类历史专制残暴的程度逐步减弱，但范围却逐步扩大；人与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直接对立及残暴程度逐步减弱，而民族甚至国家间的残暴与抵抗程度扩大。人与人、阶级与阶级间贫富悬殊，直接的专制残暴造成的强烈阶级对立时期，社会暴力、阶级暴力革命成为解决社会问题推动历史进步的必然首选。
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专制声威震撼欧洲，然而面对来临的革命只能哀叹。路易十六为挽救专制试图改良，直至走上断头台也不会明白力行改良为何落得如此下场。因为，为维护王位、王权、王朝和专制制度的改良，其目的只能是为预防革命而已。
改良不会实现封建专制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也不会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蜕变。保持封建专制又实行资本经济制度的改良怪胎德国及日本让人类付出沉重代价，战后德国完全推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民主意识使其深刻反省历史罪行；而日本至今仍然是个封建意识主导下不知悔改的畸形社会。
（3）普遍富裕、民主政治与被动性改良。民主政治条件下的改良是在已确认、确立了民主制度的国家所进行的社会经济行为。改良因在民主制度已经被确认或确立后，所以才既是对旧制度遗留问题的逐步克服，又是对于新社会产生问题的逐渐解决。这是一个在民主制度下非暴力的求善过程，尽管目前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并不那么民主。资本经济的发展，使社会普遍富裕因而阶级对抗性减弱，但是这并没有消除革命的社会诱因和动力。
改良主义者不论追求的是专制改良还是民主改良，都是因为对暴力革命的起因缺少正确认识才会反对革命，甚至为反对革命而不惜与统治者同流合污。
（4）进步政治、社会主义与社会经济改革。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是不同于以往任何社会制度下的社会变革，改革不是以个人、集团利益为出发点，而是以社会公共利益及公意为核心。“改革”是统治阶级对统治方式的“主动”革新，马克思学派从未否认封建社会相对于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相对于封建社会的进步性，更未否认各类社会形态中产生的进步人士及进步行为，因此也就肯定各类社会形态中都存在统治阶级对统治方式的“主动”变革。
但是，“主动”性并不就是一致性，社会主义中国改革的特殊性在于强大又进步的意识形态指导下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巨大推动。
三、 进步途径的社会经济动力作用模型及功能
（1）马克思学派社会进步动力因素及辨证关系模型。马克思学派社会进步动力因素辨证关系分析模型，建立在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经济学、辨证的唯物主义认识方法和科学历史社会发展观为核心的科学社会经济理论体系基础上，也是建立在对现、当代社会经济理论、特别是激进理论的扬弃基础上。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学家关于社会进步动力的理论，虽没完全脱离实际并触及到进步动力的基础和核心问题，但是都不够全面完整甚至存在很大片面性，并且其理论基础即哲学分析方法和出发点存在伪科学性。
科学社会进步动力理论及辨证关系模型的建立必须遵循马克思的方法论，从整个社会着眼而从具体领域着手，即从生产力构成、生产关系构成、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辨证影响关系建立社会进步动力理论及模型。
生产力要素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要素，包括劳动力及实际劳动、资本即过去劳动的积累及占有方式、生产对象即自然环境即初级劳动产品及包含的劳动复杂程度和量。教育即劳动力生存的必要成本和社会需要，而科技即人类劳动经验的总结，其传播应用直接为影响生产力各要素，并构成教育的最新最先进内容。
因此：社会进步动力JZ=［劳动力L2·教育J（劳动力L1+资本Z+对象D）］·科技K
劳动力L1为在业劳动力，劳动力L2为后备劳动力。
生产力最为核心的这五要素是社会进步最为基础的动力。
国际关系相互交融的当代社会经济中，作为生产力的这五方面要素都受到国际的整体或单方面深刻影响。
进而：社会进步动力JZ=［（劳动力L2·教育J＜劳动力L1+资本Z+劳动对象D＞）·科技K］·国际经济影响GJ
生产关系是人与人在社会生产中结成的关系，核心是社会分配关系，其社会表现形式是社会经济制度。发达国家经济学家把重点放在研究资本、土地与劳动的分配关系上，但是资本与土地的所有者是人。资本与土地的所有者获得新增社会进步动力的比重高，劳动力获取的就低；反之。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的结论是资本与土地获得新增社会进步动力的比重高，再投资就高，经济再增长的速度就高。
生产关系即社会经济制度是社会进步基础动力的表现，分配关系不当社会矛盾积聚，社会进步过程就会产生动荡，甚至危机。分配关系通过社会再生产过程即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实现其对社会进步的促进或阻碍作用。
进二：社会进步动力JZ={［（劳动力L2·教育J＜劳动力L1+资本Z+劳动对象D＞）·科技K］·国际经济影响GJ}·生产关系影响系数S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是社会进步动力及模型的核心层次。社会进步动力在经济基础之上还存在一个主导影响层次，即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包括政治倾向、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对社会进步形成直接的、整体的、宏观的影响。
进三：社会进步动力JZ={［（劳动力L2·教育J＜劳动力L1+资本Z+劳动对象D＞）·科技K］·国际经济影响GJ}·［生产关系影响系数S+（政治倾向+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系数］
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也都存在一个国际方面的影响，即国际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对一国社会进步动力的影响。
进四：社会进步动力JZ={［（劳动力L2·教育J＜劳动力L1+资本Z+劳动对象D＞）·科技K］·国际经济影响GJ}·{［生产关系影响S+（政治倾向+社会结构+文史传统等）］·国际环境影响GH}
实际上，社会进步动力因素模型根本不可能用数学方法、甚至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精确计算或表述，建立社会进步动力模型只是个相对规范表述，是个“因素关系”模型。模型的科学价值在于运用科学的即发展的联系的观点和方法认识社会进步动力问题，将抽象问题形象化、复杂问题具体化。
（2）马克思学派社会进步动力模型的指导价值。模型可知：由劳动力、资本、劳动对象、教育和科技是推动并决定社会历史进步的基础因素。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志是劳动力素质的普遍提高，既具备先进自然科学知识又具有进步的社会科学知识，即不仅是通过教育具有了现代科学技术头脑，并且通过教育具有了先进的政治、法律、文化、道德和哲学意识；资本即生产中由人类劳动所创造的未被消费而用于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劳动成果的积累，包括人力和物质资本的积累。社会的繁荣表现为物质财富的广泛积累，历史进步表现为家庭、企业和社会物质文化财富的广泛积累；劳动对象即生产资料是社会进步的自然制约因素，特别是生产资料中的资源、资源中的能源，资源通过人类劳动最终生产为产品；教育的功能在于提高劳动力素质从而提高资本及劳动对象的科技含量；物质的人类社会的进步归根结底是以人类智力即科学技术为资本的积累。科学技术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增加资本价值、开发资源利用程度，并为教育提供先导。
模型又知：生产关系是社会进步的直接动力，生产关系及其表现社会经济制度阻碍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及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以生产力即经济实践的发展为基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的强制性影响又经常摧毁原有的制度体系，使其陷入矛盾并为新制度开辟途径。进而生产力的再发展又需要稳定持续的生产关系即制度秩序。
社会经济制度是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的直接反映，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性，只要社会生产关系不发生重大变化，制度至少是基本制度相对稳定。
存在经济利益差别的商品经济社会决定的阶级、阶层社会中，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制度是统治阶级、阶层意识的反映，通过权力机构以法律的形式表达出来。然而，有利于社会经济进步的制度一旦确立，伴随发生的是人类制度化过程。
模型再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经济基础之上，还存在一个社会进步动力作用的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即政治倾向、社会阶层、文化传统等，不仅对社会进步具有广泛深刻影响，并且是社会进步的意识环境条件。上层建筑与社会分配方式直接相关，而社会分配方式又是社会进步的直接反映，上层建筑通过所决定的分配方式作用于社会进步。
四、 模型显示的生产与分配基础进步作用再研究
社会进步动力归根结底归结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而这双重矛盾运动又最终归结为社会生产与分配关系。就影响社会进步的生产力因素而言包括劳动力、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等，其经济指标包括劳动就业增长、自然资源利用率提高、资本积累增加和科学技术进步等，单纯从经济角度社会进步的实质就是这些生产要素的投入增量和使用效率的函数。
投入效益不变则投资率越高社会经济进步越快；投资率不变投资效益越好社会经济进步越快。社会进步经济增长中生产投入表现为直接推动力，而投入多寡取决于投资比重。
投入率不能任意提高也不是固定不变，既受制于生产资料的供给状况或生产资料供给结构是否协调，又必须考虑满足社会对消费的最低限度的必要增长。消费实际增长不能满足最低消费增长率时，就会挫伤劳动积极性甚至造成各种社会矛盾。但是，这就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所能解决的问题，而是社会分配制度及具体分配方式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投资形成社会增量资本，而资本的本质是追求最大剩余价值，劳动力又必须与资本结合才能发挥作用获取收入，科学技术的应用、自然资源的开发同样要与资本、劳动力结合。资本在资本经济中服务于资本，归根结底服务于资本所有者才能使其作用发挥。
现代社会资本被解释为各种存在形态或形式，物质资本、金融资本、货币资本、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等等，但是，社会的阶级及阶层关系归根结底是要通过物质资本来衡量，或是通过物质资本的虚拟形式金融资本来衡量。因此，要推动现代社会的进步就必须创建一个人人都具有一定资本，或都具有一定不同表现形式的资本的社会，而建立一个人人都具有一定不同表现形式的资本社会的根本方式是社会分配关系及制度。
社会新增生产价值的分配包含三个基本层次，即初次分配、再分配和最终分配。初次分配是与创造收入相联系的分配层次，初次分配的承受者是收入创造者，表现形式是工资、利润和政府税收三部分。初次分配关系中承认社会利益关系的多元性，分配由企业或市场自主决定，政府职能体现在再分配中，政府财政分配机制主要在再分配中发挥作用。
政府税收通过各种形式、多个环节将社会新增价值的部分转移过来，再分配出去。税收是再分配的基础并通过财政分配方式实现分配。
而最终分配是由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所共同导致的最后分配结构。
收入的分配与转移并没有改变社会的财富总量，改变的是收入结构，改变的是不同经济主体在收入总量中所占的份额，现实社会最终表现为不同家庭及个人的所占份额。
最终分配结构形成的不同家庭及个人所占有的收入份额与结构，反映着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的程度。目前，美国年国民收入最大、人均财富量也不小，但是1%的美国人占有了40%国民收入。
使国民收入分配发挥经济效能就要尽可能扩大国民收入的总量，而要使国民收入分配发挥社会效能就要尽可能扩大国民收入的受益人的总量。因此说，经济快速且绝对的增长是收入分配、特别是增量收入分配的基础，而经济分配方式又直接促进或阻碍社会进步。
五、 模型显示的意识形态能动作用及制度反映
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经济主体是个彼此联系、相互制约、错综复杂的统一体，需要先进的社会意识形态为指导。基本社会经济关系需要意识形态来确认调整；社会经济主体关系地位需要意识形态来明确保障。意识形态调整的对象是社会经济主体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即人和由人组成的组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所形成的关系。马克思认为没有抽象的社会生产也没有脱离社会意识形态的生产力及其发展。
社会经济活动总是在一定意识形态指导的生产关系中运行。先进的意识形态会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落后的意识形态会阻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持续一定时间跨度的先进的意识形态为生产关系的建立和生产力发展提供相应空间。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意识形态也越来越进步，虽然还要在各阶级、阶层、集团的利益间做权衡。但是，统治阶级或阶层通过其意识形态对任何既得利益的不恰当保护，都将使自己和所代表的阶级被新的动力或激烈或逐渐否定。
社会意识形态伴随社会发展、科技进步逐步发展起来，使个人的行为社会规范化，并带来巨大的秩序利益。然而，不适应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社会意识形态制约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使社会生活产生低绩效及社会异化。进步意识形态就必须要打破传统，在原意识形态基础上创新。
适宜社会经济发展的社会意识形态被觉察与社会群体成员利益一致时，将会提高社会及组织的整体绩效。社会及组织中的成员受到激励，这种激励通过社会意识形态的确立而变得具有社会意义，这将导致较低的整个社会及组织的运行，因为社会意识形态使个体行为具有积极性，社会及组织监督费用降低。
但是，如果社会及组织觉察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及群体中的成员的利益存在较大差异时，不一致性将会导致较低绩效。
对立的社会意识形态会给社会成员带来无所适从的感觉，在做出究竟以什么行为为依据的选择前人缺乏激励。利益不一致不能使个人自觉为社会及组织的目标工作，监督成本或费用会很高，并将导致意识形态的形式化。差异足够大将演化为相互对立、甚至对抗关系。造成对立甚至是对抗的意识形态最消极，往往导致社会及组织的摩擦和冲突。
六、 和谐中国建设与世界视野下的人类社会进步趋势
（1）中国的综合国力、经济总量和人民生活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已迈上一个大台阶，历史已经把中国推进到全面建设和谐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如何运筹帷幄把中国统筹建设成经济富足、政治清明、文化繁荣、科技先进、环境优美、军事强大、社会安定的和谐小康社会，其根本是要处理好经济良性增长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关系。经济增长速度越快、物质积累总量越大、资本平均收益越高，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和条件也就越充分。
但是，经济增长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相互促进与制约并不是必然的直接的关系，而是通过社会经济分配关系环节相互影响。
邓小平曾经说过到2000年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提出和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胡锦涛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这一提法不仅与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的思想相容，也是对前期不和谐问题产生及因素的校正，符合中国目前的现实。
现实中建设和谐社会应如何分配社会财富，无论毛泽东时代，还是邓小平时代都进行过不懈的探索。
社会主义暴力革命以前各阶级形态社会，包括奴隶、封建和资本社会中前期，实际是按暴力分配原则，受压迫阶级就必须通过暴力革命实现社会分配的变革，因为暴力分配原则的基础是拥有强大统治机器的阶级。资本主义文明在于建立了一种财产不容剥夺和侵犯的社会制度，但并没有消除阶级的对立。
资本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统治机器及分配制度，自然倾向于资本，倾向于为资本服务，资本的收益便远远大于劳动的收益，少数拥有大量资本的人组成的阶级获取了新增社会财富的绝大部分，而财富可以继续转化为资本，贫富差距更加扩大。
无产阶级革命不仅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并且极大地影响推动资本主义社会的改良。在不触及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社会分配适当向劳动者倾斜，绝大多数劳动者生存、生活和劳动环境得到改善，并且具有数量可观的生活资料和部分资本，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社会资本主义的状态与特征。
（2）现实中国社会中国家与企业、家庭间的关系是收入分配的核心，而家庭与家庭间所体现的阶层与阶层间关系是收入分配的结果。新时期能否处理好不同利益阶层的分配关系，使人民整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直接涉及和谐社会的建设发展。政府为履行社会管理者职能，需要把掌握的那部分取之于民的国民收入用之于民，但是根本是用之于哪些民。
建设和谐社会、改善社会分配制度需要调整资本收益与劳动收益的比例关系，更多的向劳动者倾斜。具体而言，需要整治初次分配即企业内部分配的混乱状况，包括农民工工资制度问题、垄断企业分配参数问题、最低用工问题等；同时规范二次分配中的弊端，特别是财政计划外资金，所得税也要在提高征收基数的基础上向家庭成员平均征收为基数转变。
中国要建立的应当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法律及政策保障下的更多倾向于保护绝大多数劳动者利益的制度分配方式为基础的按劳与按资分配相结合的能够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分配模式，是一种政治性功能与经济性功能相结合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分配模式。
社会采取何种方式进行分配其依据主要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当社会阶级或阶层矛盾冲突达到一定的强度时，政治性分配功能就要更多的起作用以缓和冲突；而当社会运行比较稳定阶级或阶层冲突缓和社会问题不是主要矛盾时，社会成员的物质需要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就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就相应的提高经济功能性分配的地位。可见，社会进步、和谐社会建设与经济分配方式存在直接相关性。
建设和谐社会的中国特殊基础和条件是公有资本（生产资料）占主体，这就决定了中国的一般社会形态，也就决定了建设和谐社会是为基本社会阶层人民服务的目标和宗旨。
仅是公有资本（生产资料）占主体还不够，还应建立以个人或家庭所有为基本内容的公众资本，即每个家庭不仅具有基本生活资料，还都应当、必须都应当具有包括银行存单、投资基金、股票、债券、保险单、艺术品、金银等为表现形式的金融或实物资本，发展壮大与和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社会中间阶层。
社会经济转型时期（1978-2020年）利益竞争因素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必然导致社会阶层分化，而利益不平衡性表现为收入差距的拉大。要使社会进步的成果为决大多数人所享有，化解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建设一个和谐发展的社会，就必须通过社会分配使经济增长服务于和谐社会发展的目的，以保障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3）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是中国发展进步的环境。如同无产阶级革命不仅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并极大的影响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改良一样，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以及对社会进步途径的探索也必将深刻影响人类世界的进步。世界范围内不同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间存在着相互“影响”作用，不同国度的社会进步的社会成果必然相互影响借鉴。不同社会制度间有着很强的影响和互动性，相互渗透、参照、效仿和借鉴。
现实社会经济生活国际化趋势大大加强，国际间的协作，各国间的相互依赖和影响，已经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国际社会经济协调范围不断扩大，社会经济协调的组织形式多种多样，协调方式也各有不同。
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正为世界社会文明进步探索着一条新的途径，必然广泛深刻持久的影响着世界社会文明的发展，并推动世界文明社会的建设发展进程。社会制度相互借鉴、经济市场相互依存在、政治意识互依容纳。单纯依靠一国的力量求发展已不可能，世界更需要衔接和融合。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
［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3］ 王珏.中国经济改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4］ 崔巍.商品经济学第六卷经济理论与实践史.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编辑:壬 古］
关键词：激进理论；生产分配；社会进步；途径探索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63（2007）05001806
一、 激进经济学派的理论概括、实质及其价值判断
（1）激进经济学派及其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发达国家激进经济学是对主流经济学的否定与变革因素，客观上构成新旧经济理论的转化纽带，是对所谓正统的批判，力图改变传统或正统理论及分析方法。激进经济学由来已久，凡勃伦可视为早期，凯恩斯左派或后凯恩斯主义、新制度经济学、斯拉法主义、新李嘉图主义都囊括在内，批判正统经济学，揭露现实经济制度的弊端。而狭义激进经济学专指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自称运用马克思观点批判正统经济学的思潮，包括“新左派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激进社会主义”等。
激进经济学的共同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自居，突出阶级问题，并从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提出社会改良措施。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着重研究的领域有社会结构变迁、中央集权计划、政治和私人经济权利的关系、收入和财务分配以及决策民主化等；80年代发展成为有某种一致性的团体，研究范围拓宽并显露出对马克思的新认识、思考和塑造倾向，甚至与流行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歧和对立；90年代激进经济学理论学派探讨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体制和模式，并展开论战而引人注目。
美国激进经济学派正式打出的“激进”旗号是成立“激进经济学联盟”，代表人物有斯威齐、巴兰斯威齐、巴兰、保罗.斯威齐、宝罗.巴兰、马格多夫等。英国激进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多布、米克、霍奇森和索耶等。
（2）激进经济学派的价值论基础。经济学长期争论不休的焦点是价值理论，马克思学派坚持劳动价值论，认为价格是价值的反映；发达国家主流经济学派否认劳动价值论，认为价格和价值不相容；而激进学派内部对于价值理论没有一致认识，基本认为价格是价值的具体形式。提出负价值、负剩余价值等概念，认为剥削率只有是正值时，均衡利润率或平均利润率才为正数，得出正剥削率即剩余劳动率是保证资本家得到正利润的充要条件。
而激进学派的另一些人用数学方式证明，即使在没有剩余价值的情况下，工人的生产只要有剩余产品也是一种剥削。
罗默的认识是判断一个人是剥削者还是被剥削者，不能用是否以出卖劳动力为标准。基本思想是如果当事人不能拥有或取得社会资产中所应得的份额，则可判定受到剥削，并因此而断定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存在剥削，强调不必实行资本的社会化也能消灭剥削。
激进学派的垄断资本学派重点在于研究当代垄断资本主义问题，力图阐述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现象、变化和特征，如金融业的国际化、对外经济援助、海外投资和军事活动等，着重分析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经济部门——政府、竞争和垄断间的关系，强调指出劳动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技术、管理革命等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本质。
（3）对经济危机根源的探讨。激进学派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不完善，应该舍弃资本过剩危机理论中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或利润率下降论，并企图从方法论角度寻找不完善的根源。认为马克思经济危机学说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和消费不足论，力图把马克思散见于各处著述中关于危机问题的见解，构筑成层次分明的动态统一的理论体系。
美国学者阿特韦尔概括总结出比例失调论、消费不足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工资提高论、国家财政危机论等五种理论，进而把比例失调论、消费不足论归结为危机的实质，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和工资提高论则合并称为利润率下降危机学说。
（4）激进经济学派的基本社会性观点。加里·贝克尔和莱斯特·瑟罗等人力资本论者提出“平等的”人力资本工资决定机制，即个人的技能和知识是收入分配的决定性因素与资本主义制度无关；双元劳动市场论代表人物迈克尔·赖克等认为现实劳动市场是有限流动及不完全产生分配问题；产业分割论的代表人物兰德尔·霍德森在前两者基础上提出产业分割造成分配及贫困。而激进经济学家把贫困根源引向制度因素、社会结构、劳动市场和政府，认为贫困是制度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强调解决贫困问题就必须改变社会制度或调整阶级关系以及工人阶级内部的等级分化情况。
此外，在社会歧视问题上激进学者着重批判主流经济学家所持的竞争将结束种族歧视的理论，进而分析导致歧视的原因是支持维持资本主义剥削的制度。
异化问题上激进学者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三种表现，即工人为其产品所支配、与生产活动分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异化。预言一个异化的社会不是稳定的社会，强调异化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
污染、滞胀问题上激进学者把资源和环境污染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主张消除污染和保护资源的前提是消灭资本主义私人制度，代以社会拥有和指导的制度；而滞胀的根本原因是垄断经济力量的加强，以及垄断企业利润下降，因此必须消除资本主义制度。
（5）激进经济学派的一般理论价值。激进经济学可以肯定为一种进步思潮，与马克思学派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以马克思自居又宣扬重新研究、改造和塑造马克思经济学；既有进步倾向又不知进步力量所在的改良意识。还与发达国家主流经济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反对主流经济学鼓吹的经济理论与马克思经济理论趋同论，又与其是不解的同盟。
激进经济学无疑反映出人民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及制度的不满，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资本主义统治的不满，也反映出对主流经济学不能治理社会问题而失去信心。
（6）激进经济学派的特殊理论价值与借鉴。激进经济学派中的新社会主义模式是未触动私有制基础，从所谓“公共利益”出发，在市场与计划、非垄断组织与垄断组织、中小企业与大企业间建立一种恰如其分的比例和平等关系，并通过国家干预弥补两个系统的各自缺陷、消除权力不平等和收入不均，理论实质是一套改良主义纲领和政策主张。
民主社会主义强调民主政治和中央计划的结合，认为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出路是搞社会主义，并把民主政治、公有制、充分就业、非中央集权的计划制度和平等分配视为社会主义模式的重要内容。
市场社会主义主张生产资料国有化或集体化，宣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趋同论。
可见，激进经济学派探讨的社会历史进步途径具有明显的二重性，既存在科学因素、理论贡献，也存在庸俗因素和理论缺陷。
二、 革命、改良与改革：历史进步途径的再考量
（1）社会发展中的暴力革命、改良与改革。社会经济历史发展与进步存在两条基本的途径，即“革命”与“改良”。剧烈的社会经济变革称为“革命”，温和性的社会经济变革称为“改良”。然而引发革命或改良的社会经济动因都是一致的，只是所具备的社会经济动因的历史条件不同。引发革命或改良的基本社会经济动因是经济基础，包括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直接动因是上层建筑因素，包括政治、法律、文化、宗教、道德、哲学意识等，政治、法律可称为特殊意识形态，文化、道德、宗教、哲学可称为一般意识形态。
革命、改良与改革都是人类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和推动历史进步的手段，人类究竟运用怎样的方法解决矛盾，并不是完全由主观意志决定，而主要由历史的客观要求和条件决定。
革命是一种最基本最根本的摧毁旧事物的改造，而不是缓慢逐渐的改造，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统治的暴烈行动。而改良则是统治阶级在保持统治的条件下，对被统治者做出局部让步，是群众的压力迫使统治阶级不得不实行某些局部改良。
主张革命的马克思学派并不笼统的反对改良，马克思认为在革命条件尚未成熟时，应当尽可能争取和利用改良；而当革命高潮到来之际就要不失时机的把争取改良的斗争转变为革命，以推翻陈旧的阶级统治。马克思学派反对的是改良主义，即否定革命的改良。改良主义是用改良来反对革命，用局部修缮挽救行将灭亡的旧制度。
近代世界从专制向民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民主革命在欧洲日渐胜利，既推动了民主政治与自由经济的蓬勃发展，又诱发和催动不同性质的革命。不仅引起专制统治者的反扑，且导致统治者运用改良手段以自救。但是，改良不可能改变专制制度本身，更不可能改到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的轨道，无非是要在一定范围内停止专制暴政改行专制“仁政”。
“改革”与“改良”词义上完全同义，运用于社会领域也都是指在不改变基本社会经济性质和制度的前提下的变革，不同在于“改革”是统治阶级对统治方式的“主动”革新，如中国历史上王安石变法一类的历史事件，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等。但是，社会主义改革又决不同于以往任何社会制度下的社会改革性质。
（2）贫富悬殊、专制残暴与暴力革命。综观人类历史专制残暴的程度逐步减弱，但范围却逐步扩大；人与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直接对立及残暴程度逐步减弱，而民族甚至国家间的残暴与抵抗程度扩大。人与人、阶级与阶级间贫富悬殊，直接的专制残暴造成的强烈阶级对立时期，社会暴力、阶级暴力革命成为解决社会问题推动历史进步的必然首选。
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专制声威震撼欧洲，然而面对来临的革命只能哀叹。路易十六为挽救专制试图改良，直至走上断头台也不会明白力行改良为何落得如此下场。因为，为维护王位、王权、王朝和专制制度的改良，其目的只能是为预防革命而已。
改良不会实现封建专制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也不会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蜕变。保持封建专制又实行资本经济制度的改良怪胎德国及日本让人类付出沉重代价，战后德国完全推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民主意识使其深刻反省历史罪行；而日本至今仍然是个封建意识主导下不知悔改的畸形社会。
（3）普遍富裕、民主政治与被动性改良。民主政治条件下的改良是在已确认、确立了民主制度的国家所进行的社会经济行为。改良因在民主制度已经被确认或确立后，所以才既是对旧制度遗留问题的逐步克服，又是对于新社会产生问题的逐渐解决。这是一个在民主制度下非暴力的求善过程，尽管目前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并不那么民主。资本经济的发展，使社会普遍富裕因而阶级对抗性减弱，但是这并没有消除革命的社会诱因和动力。
改良主义者不论追求的是专制改良还是民主改良，都是因为对暴力革命的起因缺少正确认识才会反对革命，甚至为反对革命而不惜与统治者同流合污。
（4）进步政治、社会主义与社会经济改革。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是不同于以往任何社会制度下的社会变革，改革不是以个人、集团利益为出发点，而是以社会公共利益及公意为核心。“改革”是统治阶级对统治方式的“主动”革新，马克思学派从未否认封建社会相对于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相对于封建社会的进步性，更未否认各类社会形态中产生的进步人士及进步行为，因此也就肯定各类社会形态中都存在统治阶级对统治方式的“主动”变革。
但是，“主动”性并不就是一致性，社会主义中国改革的特殊性在于强大又进步的意识形态指导下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巨大推动。
三、 进步途径的社会经济动力作用模型及功能
（1）马克思学派社会进步动力因素及辨证关系模型。马克思学派社会进步动力因素辨证关系分析模型，建立在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经济学、辨证的唯物主义认识方法和科学历史社会发展观为核心的科学社会经济理论体系基础上，也是建立在对现、当代社会经济理论、特别是激进理论的扬弃基础上。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学家关于社会进步动力的理论，虽没完全脱离实际并触及到进步动力的基础和核心问题，但是都不够全面完整甚至存在很大片面性，并且其理论基础即哲学分析方法和出发点存在伪科学性。
科学社会进步动力理论及辨证关系模型的建立必须遵循马克思的方法论，从整个社会着眼而从具体领域着手，即从生产力构成、生产关系构成、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辨证影响关系建立社会进步动力理论及模型。
生产力要素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要素，包括劳动力及实际劳动、资本即过去劳动的积累及占有方式、生产对象即自然环境即初级劳动产品及包含的劳动复杂程度和量。教育即劳动力生存的必要成本和社会需要，而科技即人类劳动经验的总结，其传播应用直接为影响生产力各要素，并构成教育的最新最先进内容。
因此：社会进步动力JZ=［劳动力L2·教育J（劳动力L1+资本Z+对象D）］·科技K
劳动力L1为在业劳动力，劳动力L2为后备劳动力。
生产力最为核心的这五要素是社会进步最为基础的动力。
国际关系相互交融的当代社会经济中，作为生产力的这五方面要素都受到国际的整体或单方面深刻影响。
进而：社会进步动力JZ=［（劳动力L2·教育J＜劳动力L1+资本Z+劳动对象D＞）·科技K］·国际经济影响GJ
生产关系是人与人在社会生产中结成的关系，核心是社会分配关系，其社会表现形式是社会经济制度。发达国家经济学家把重点放在研究资本、土地与劳动的分配关系上，但是资本与土地的所有者是人。资本与土地的所有者获得新增社会进步动力的比重高，劳动力获取的就低；反之。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的结论是资本与土地获得新增社会进步动力的比重高，再投资就高，经济再增长的速度就高。
生产关系即社会经济制度是社会进步基础动力的表现，分配关系不当社会矛盾积聚，社会进步过程就会产生动荡，甚至危机。分配关系通过社会再生产过程即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实现其对社会进步的促进或阻碍作用。
进二：社会进步动力JZ={［（劳动力L2·教育J＜劳动力L1+资本Z+劳动对象D＞）·科技K］·国际经济影响GJ}·生产关系影响系数S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是社会进步动力及模型的核心层次。社会进步动力在经济基础之上还存在一个主导影响层次，即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包括政治倾向、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对社会进步形成直接的、整体的、宏观的影响。
进三：社会进步动力JZ={［（劳动力L2·教育J＜劳动力L1+资本Z+劳动对象D＞）·科技K］·国际经济影响GJ}·［生产关系影响系数S+（政治倾向+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系数］
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也都存在一个国际方面的影响，即国际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对一国社会进步动力的影响。
进四：社会进步动力JZ={［（劳动力L2·教育J＜劳动力L1+资本Z+劳动对象D＞）·科技K］·国际经济影响GJ}·{［生产关系影响S+（政治倾向+社会结构+文史传统等）］·国际环境影响GH}
实际上，社会进步动力因素模型根本不可能用数学方法、甚至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精确计算或表述，建立社会进步动力模型只是个相对规范表述，是个“因素关系”模型。模型的科学价值在于运用科学的即发展的联系的观点和方法认识社会进步动力问题，将抽象问题形象化、复杂问题具体化。
（2）马克思学派社会进步动力模型的指导价值。模型可知：由劳动力、资本、劳动对象、教育和科技是推动并决定社会历史进步的基础因素。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志是劳动力素质的普遍提高，既具备先进自然科学知识又具有进步的社会科学知识，即不仅是通过教育具有了现代科学技术头脑，并且通过教育具有了先进的政治、法律、文化、道德和哲学意识；资本即生产中由人类劳动所创造的未被消费而用于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劳动成果的积累，包括人力和物质资本的积累。社会的繁荣表现为物质财富的广泛积累，历史进步表现为家庭、企业和社会物质文化财富的广泛积累；劳动对象即生产资料是社会进步的自然制约因素，特别是生产资料中的资源、资源中的能源，资源通过人类劳动最终生产为产品；教育的功能在于提高劳动力素质从而提高资本及劳动对象的科技含量；物质的人类社会的进步归根结底是以人类智力即科学技术为资本的积累。科学技术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增加资本价值、开发资源利用程度，并为教育提供先导。
模型又知：生产关系是社会进步的直接动力，生产关系及其表现社会经济制度阻碍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及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以生产力即经济实践的发展为基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的强制性影响又经常摧毁原有的制度体系，使其陷入矛盾并为新制度开辟途径。进而生产力的再发展又需要稳定持续的生产关系即制度秩序。
社会经济制度是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的直接反映，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性，只要社会生产关系不发生重大变化，制度至少是基本制度相对稳定。
存在经济利益差别的商品经济社会决定的阶级、阶层社会中，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制度是统治阶级、阶层意识的反映，通过权力机构以法律的形式表达出来。然而，有利于社会经济进步的制度一旦确立，伴随发生的是人类制度化过程。
模型再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经济基础之上，还存在一个社会进步动力作用的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即政治倾向、社会阶层、文化传统等，不仅对社会进步具有广泛深刻影响，并且是社会进步的意识环境条件。上层建筑与社会分配方式直接相关，而社会分配方式又是社会进步的直接反映，上层建筑通过所决定的分配方式作用于社会进步。
四、 模型显示的生产与分配基础进步作用再研究
社会进步动力归根结底归结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而这双重矛盾运动又最终归结为社会生产与分配关系。就影响社会进步的生产力因素而言包括劳动力、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等，其经济指标包括劳动就业增长、自然资源利用率提高、资本积累增加和科学技术进步等，单纯从经济角度社会进步的实质就是这些生产要素的投入增量和使用效率的函数。
投入效益不变则投资率越高社会经济进步越快；投资率不变投资效益越好社会经济进步越快。社会进步经济增长中生产投入表现为直接推动力，而投入多寡取决于投资比重。
投入率不能任意提高也不是固定不变，既受制于生产资料的供给状况或生产资料供给结构是否协调，又必须考虑满足社会对消费的最低限度的必要增长。消费实际增长不能满足最低消费增长率时，就会挫伤劳动积极性甚至造成各种社会矛盾。但是，这就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所能解决的问题，而是社会分配制度及具体分配方式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投资形成社会增量资本，而资本的本质是追求最大剩余价值，劳动力又必须与资本结合才能发挥作用获取收入，科学技术的应用、自然资源的开发同样要与资本、劳动力结合。资本在资本经济中服务于资本，归根结底服务于资本所有者才能使其作用发挥。
现代社会资本被解释为各种存在形态或形式，物质资本、金融资本、货币资本、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等等，但是，社会的阶级及阶层关系归根结底是要通过物质资本来衡量，或是通过物质资本的虚拟形式金融资本来衡量。因此，要推动现代社会的进步就必须创建一个人人都具有一定资本，或都具有一定不同表现形式的资本的社会，而建立一个人人都具有一定不同表现形式的资本社会的根本方式是社会分配关系及制度。
社会新增生产价值的分配包含三个基本层次，即初次分配、再分配和最终分配。初次分配是与创造收入相联系的分配层次，初次分配的承受者是收入创造者，表现形式是工资、利润和政府税收三部分。初次分配关系中承认社会利益关系的多元性，分配由企业或市场自主决定，政府职能体现在再分配中，政府财政分配机制主要在再分配中发挥作用。
政府税收通过各种形式、多个环节将社会新增价值的部分转移过来，再分配出去。税收是再分配的基础并通过财政分配方式实现分配。
而最终分配是由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所共同导致的最后分配结构。
收入的分配与转移并没有改变社会的财富总量，改变的是收入结构，改变的是不同经济主体在收入总量中所占的份额，现实社会最终表现为不同家庭及个人的所占份额。
最终分配结构形成的不同家庭及个人所占有的收入份额与结构，反映着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的程度。目前，美国年国民收入最大、人均财富量也不小，但是1%的美国人占有了40%国民收入。
使国民收入分配发挥经济效能就要尽可能扩大国民收入的总量，而要使国民收入分配发挥社会效能就要尽可能扩大国民收入的受益人的总量。因此说，经济快速且绝对的增长是收入分配、特别是增量收入分配的基础，而经济分配方式又直接促进或阻碍社会进步。
五、 模型显示的意识形态能动作用及制度反映
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经济主体是个彼此联系、相互制约、错综复杂的统一体，需要先进的社会意识形态为指导。基本社会经济关系需要意识形态来确认调整；社会经济主体关系地位需要意识形态来明确保障。意识形态调整的对象是社会经济主体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即人和由人组成的组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所形成的关系。马克思认为没有抽象的社会生产也没有脱离社会意识形态的生产力及其发展。
社会经济活动总是在一定意识形态指导的生产关系中运行。先进的意识形态会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落后的意识形态会阻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持续一定时间跨度的先进的意识形态为生产关系的建立和生产力发展提供相应空间。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意识形态也越来越进步，虽然还要在各阶级、阶层、集团的利益间做权衡。但是，统治阶级或阶层通过其意识形态对任何既得利益的不恰当保护，都将使自己和所代表的阶级被新的动力或激烈或逐渐否定。
社会意识形态伴随社会发展、科技进步逐步发展起来，使个人的行为社会规范化，并带来巨大的秩序利益。然而，不适应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社会意识形态制约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使社会生活产生低绩效及社会异化。进步意识形态就必须要打破传统，在原意识形态基础上创新。
适宜社会经济发展的社会意识形态被觉察与社会群体成员利益一致时，将会提高社会及组织的整体绩效。社会及组织中的成员受到激励，这种激励通过社会意识形态的确立而变得具有社会意义，这将导致较低的整个社会及组织的运行，因为社会意识形态使个体行为具有积极性，社会及组织监督费用降低。
但是，如果社会及组织觉察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及群体中的成员的利益存在较大差异时，不一致性将会导致较低绩效。
对立的社会意识形态会给社会成员带来无所适从的感觉，在做出究竟以什么行为为依据的选择前人缺乏激励。利益不一致不能使个人自觉为社会及组织的目标工作，监督成本或费用会很高，并将导致意识形态的形式化。差异足够大将演化为相互对立、甚至对抗关系。造成对立甚至是对抗的意识形态最消极，往往导致社会及组织的摩擦和冲突。
六、 和谐中国建设与世界视野下的人类社会进步趋势
（1）中国的综合国力、经济总量和人民生活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已迈上一个大台阶，历史已经把中国推进到全面建设和谐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如何运筹帷幄把中国统筹建设成经济富足、政治清明、文化繁荣、科技先进、环境优美、军事强大、社会安定的和谐小康社会，其根本是要处理好经济良性增长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关系。经济增长速度越快、物质积累总量越大、资本平均收益越高，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和条件也就越充分。
但是，经济增长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相互促进与制约并不是必然的直接的关系，而是通过社会经济分配关系环节相互影响。
邓小平曾经说过到2000年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提出和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胡锦涛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这一提法不仅与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的思想相容，也是对前期不和谐问题产生及因素的校正，符合中国目前的现实。
现实中建设和谐社会应如何分配社会财富，无论毛泽东时代，还是邓小平时代都进行过不懈的探索。
社会主义暴力革命以前各阶级形态社会，包括奴隶、封建和资本社会中前期，实际是按暴力分配原则，受压迫阶级就必须通过暴力革命实现社会分配的变革，因为暴力分配原则的基础是拥有强大统治机器的阶级。资本主义文明在于建立了一种财产不容剥夺和侵犯的社会制度，但并没有消除阶级的对立。
资本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统治机器及分配制度，自然倾向于资本，倾向于为资本服务，资本的收益便远远大于劳动的收益，少数拥有大量资本的人组成的阶级获取了新增社会财富的绝大部分，而财富可以继续转化为资本，贫富差距更加扩大。
无产阶级革命不仅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并且极大地影响推动资本主义社会的改良。在不触及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社会分配适当向劳动者倾斜，绝大多数劳动者生存、生活和劳动环境得到改善，并且具有数量可观的生活资料和部分资本，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社会资本主义的状态与特征。
（2）现实中国社会中国家与企业、家庭间的关系是收入分配的核心，而家庭与家庭间所体现的阶层与阶层间关系是收入分配的结果。新时期能否处理好不同利益阶层的分配关系，使人民整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直接涉及和谐社会的建设发展。政府为履行社会管理者职能，需要把掌握的那部分取之于民的国民收入用之于民，但是根本是用之于哪些民。
建设和谐社会、改善社会分配制度需要调整资本收益与劳动收益的比例关系，更多的向劳动者倾斜。具体而言，需要整治初次分配即企业内部分配的混乱状况，包括农民工工资制度问题、垄断企业分配参数问题、最低用工问题等；同时规范二次分配中的弊端，特别是财政计划外资金，所得税也要在提高征收基数的基础上向家庭成员平均征收为基数转变。
中国要建立的应当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法律及政策保障下的更多倾向于保护绝大多数劳动者利益的制度分配方式为基础的按劳与按资分配相结合的能够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分配模式，是一种政治性功能与经济性功能相结合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分配模式。
社会采取何种方式进行分配其依据主要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当社会阶级或阶层矛盾冲突达到一定的强度时，政治性分配功能就要更多的起作用以缓和冲突；而当社会运行比较稳定阶级或阶层冲突缓和社会问题不是主要矛盾时，社会成员的物质需要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就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就相应的提高经济功能性分配的地位。可见，社会进步、和谐社会建设与经济分配方式存在直接相关性。
建设和谐社会的中国特殊基础和条件是公有资本（生产资料）占主体，这就决定了中国的一般社会形态，也就决定了建设和谐社会是为基本社会阶层人民服务的目标和宗旨。
仅是公有资本（生产资料）占主体还不够，还应建立以个人或家庭所有为基本内容的公众资本，即每个家庭不仅具有基本生活资料，还都应当、必须都应当具有包括银行存单、投资基金、股票、债券、保险单、艺术品、金银等为表现形式的金融或实物资本，发展壮大与和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社会中间阶层。
社会经济转型时期（1978-2020年）利益竞争因素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必然导致社会阶层分化，而利益不平衡性表现为收入差距的拉大。要使社会进步的成果为决大多数人所享有，化解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建设一个和谐发展的社会，就必须通过社会分配使经济增长服务于和谐社会发展的目的，以保障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3）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是中国发展进步的环境。如同无产阶级革命不仅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并极大的影响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改良一样，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以及对社会进步途径的探索也必将深刻影响人类世界的进步。世界范围内不同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间存在着相互“影响”作用，不同国度的社会进步的社会成果必然相互影响借鉴。不同社会制度间有着很强的影响和互动性，相互渗透、参照、效仿和借鉴。
现实社会经济生活国际化趋势大大加强，国际间的协作，各国间的相互依赖和影响，已经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国际社会经济协调范围不断扩大，社会经济协调的组织形式多种多样，协调方式也各有不同。
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正为世界社会文明进步探索着一条新的途径，必然广泛深刻持久的影响着世界社会文明的发展，并推动世界文明社会的建设发展进程。社会制度相互借鉴、经济市场相互依存在、政治意识互依容纳。单纯依靠一国的力量求发展已不可能，世界更需要衔接和融合。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
［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3］ 王珏.中国经济改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4］ 崔巍.商品经济学第六卷经济理论与实践史.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编辑:壬 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