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０多岁的李海在一家办公设备有限公司当搬运工，他很珍惜这份工作。１７岁时，李海因为意气用事，锒铛入狱。２０００年，重新走进社会的李海来到两路口街道社会保障服务厅，工作人员热心地为他找到了这份能自食其力的工作。
　　一提起渝中区，人们就会想到解放碑的富丽繁华。其实，闪烁的霓虹灯下，依然有众多像李海这样生活十分困难的群众。
　　在渝中区委、区政府领导看来，如何帮助城市困难群众解除困难，最能考验执政能力。２００２年，作为全区“一号工程”的“城市解困工程”拉开了序幕。渝中区拨出专款、抽调专人，成立了“城市解困办公室”，具体负责研究制定、督促落实每年的城市解困任务和目标，而街道和社区，理所当然地成为城市解困攻坚战的第一线。
　　城市解困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困难群众吃得起饭。解困办的同志告诉我，２００２年以来，渝中区共有４５３４４５户（次）、８８４６９４人（次）顺利及时地领到了共计１．１８亿元最低生活保障金。
　　“柴米油盐”基本有了保障，但这只能保证不饿死人，对于医疗和住房等问题，光靠这点救命钱，显然是无法解决的。渝中区通过出台廉租房优惠政策，缓解了几百户特困居民的住房难问题；对于医疗问题，渝中区先后采取医疗卫生进社区、发放医疗救助卡等措施，基本上保证了困难群众看得起病。
　　吃饭、住房、看病……困难群众面临的燃眉之急缓解后，渝中区实施的“城市解困工程”不仅没有“停工”，反而更加深入。
　　两路口街道就业服务所所长余晓丽说：“到２００４年２月，我们街道有１８１６人领取低保金，其中有将近一半的人处于就业年龄段，如果他们有一份自己的工作，就能拿到比低保金多得多的收入。区里在两路口街道进行试点，鼓励和帮助低保对象积极就业和再就业。”余晓丽说，“就拿门前这条街来说，在那些书报亭里售书的人中，就有好几个曾是低保户，而且多是大龄人员，他们现在拿到了比低保金多得多的工资，做的是传播知识的光荣工作——谁不高兴啊？”
　　是啊，困难群众要彻底解困，党委、政府的帮助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必须唤醒他们劳动致富的意识，只有依靠自己的双手，才能彻底摆脱困难。
　　余晓丽拿出一张由医生开具的“眼镜处方”，说：“这是陈清勇的，他是近视眼，从没进过眼镜店，所以请我代他配眼镜。”在桂花园一处３０多平方米的窄屋里，挤着五兄弟，陈清勇是老幺，今年３５岁了，还没娶上老婆！这５个单身汉，曾是两路口街道的重点帮扶对象。因为技能不够和长期吃低保的依赖心理，陈清勇找工作“屡战屡败”。后来在街道的帮助下，陈清勇终于找到了工作。
　　去年８月，郎琪刚收到重庆医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政府资助款就像及时雨一样，化解了一家人的忧愁——几天前，父母还在为儿子的入学费犯愁。
　　“扶贫先扶智。这一代穷了，可是我们要帮助困难群众托起明天的希望。”一位区领导告诉我，“城市解困工程”不仅要为贫穷的这一代操心，更要为下一代着想。去年，渝中区有１１１名靠吃低保考上大学的贫困学生，分别获得了１０００元至３０００元不等的政府资助。下岗工人叶远霞的孩子也是在政府资助下顺利进入大学校园的，难怪一说到“城市解困工程”，她总是深怀感激地称之为“城市里的希望工程”。
　　从“城市解困工程”中受益的不仅仅是困难群众。在实施这一民心工程中，一大批党员干部受到了教育。解困办的同志告诉我说，看到一个个困难群众紧锁的眉头逐渐舒展开来，听到一句句发自内心的“共产党好”，他们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