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大搞“突出政治”，狠抓阶级斗争，因此，广播就成了至关重要的御用工具。
　　那时只在公社设有一台播音设备，用电话线通到各村寨，连接上大喇叭就成了有线广播。当时，中央最高领导有什么新指示，上级有什么新政策，需要公布落实，公社干部只要通过播音设备就可以传达到各村寨的村民。
　　喇叭里定时播放新闻和革命歌曲与样板戏。那时的革命歌曲时代性、政治性、节奏感都很强，诸如：《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铁姑娘之歌》……还有很多为毛主席语录谱写的歌曲以及《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八个样板戏。因为每天都是翻来覆去地播放这些内容，所以里边的歌词和台词大家都能背出来，甚至人人都能学着里边的调子哼唱几旬。
　　我12岁那年，正在本村上高小。我看到两条线连着一个喇叭就能发出声响来，很是好奇，就决定模仿一下。我先是偷了家里的几个鸡蛋，从供销社里换来了一个小喇叭，把它固定在我家的墙上，然后又找来了一些细铜丝把它和广播主线连接在一起，这样一来，小喇叭还真响了。我每天一早一晚，钻在被窝里听着音乐和样板戏，享受着自己的杰作，心里别提多惬意了。
　　半月后的一天，大风把我连接在主线上的细铜丝刮断后，把两股主线缠绕在了一起，村里的大喇叭不响了。在那个狠抓阶级斗争的年代，出现这样的大事那还了得。大队革委会李主任立刻派民兵调查原因。很快就查出了问题所在，当场把细铜线和小喇叭当做罪证没收了去，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我也被抓到了大队部。经过详细调查取证，搞了一沓厚厚的材料，准备报到公社去让上级给定罪。
　　父母知道此事的严重性，如果报了上去，不被判刑，也得成为黑五类分子，被管制劳动。这样一来，我的一生就完了。于是，父母立刻托人说情，以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在那个人心扭曲的年代，大队干部都不敢答应，理由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一定要坚持原则。后来，治保主任马善忠站了出来，主动要求去完成这个任务。面对这个局面，父母更绝望了，因为马主任当过兵，是个老革命。他工作作风硬，坚持原则，六亲不认，村民们都很惧怕他。
　　马主任接了任务，在大家的注视下，到公社报材料去了。而我家也一直在忧心忡忡地等着上级对我的处理。然而，等来等去，事情却不了了之。
　　后来，我经过努力学习，考上了中学，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城市，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改革开放后，我找到马主任家“兴师问罪”，谁知他却告诉我一个秘密：“那一年我利用我根红苗正的出身，争得了送材料的机会，然后，我故意在大家的注视下，走向公社。其实，我只是造了一个去公社报材料的假象，而半路上转了回来，把你的材料暗暗地截留了下来，所以你的事也就不了了之。因为有我革命的身份做掩盖，谁都不会怀疑这其中有假。”他边说，边从柜子里找出那份发黄了的材料，交给我，说道：“这个秘密我本不打算告诉任何人了，要把它带到棺材里去，谁知道现在有机会告诉你呀。这样也好，将材料物归原主，我也心安理得了。”
　　听了马善忠主任的话，我呆呆地抓着一沓陈旧的材料，满含热泪且愧疚地想：“原来是我错把恩人当仇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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