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20日夜晚，陕西清涧县黄河河口，一支头戴红五星帽子、衣服背上缝着方正白布的队伍，乘着木船和羊皮筏子向着对面山西石楼县驶去。“密云遮星光，万山乱纵横，黄河上渡过了抗日英雄们。”这是红十五军团先遣支队在执行开辟红军东征道路的任务。没有星星，没有月亮，黑漆漆的夜晚就是最好的掩护。伴随着河面冰坨的撞击，渡船驶向河中央，对岸阎锡山晋绥军的防御工事突然发出了猛烈的枪炮声。勇士们冒着枪林弹雨，越过惊涛骇浪，迅速上岸攻占敌人的碉堡。到旭日东升时，阎锡山吹嘘的固若金汤的河防，被撕开几道大口子，红军的千军万马源源不断地挺进山西。
　　
　　作出战略决策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如何巩固苏区?红军究竟应向哪个方向发展?这成为党中央和军委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央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毛泽东力排众议，提出东征山西、实现对日直接作战的战略决策。
　　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新的高潮，中国正处在政治形势大变动的前夜。巩固陕甘苏区这个大本营，虽然有许多有利条件，但同时也面临严重的困难。首先存在地域条件的局限。陕甘苏区面积狭小，人口稀少，经济落后，粮食和工业品缺乏，人民生活贫困，红军给养困难，扩军很不容易。其次在陕甘苏区四周，屯扎着10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南面有杨虎城的西北军主力第十七路军，西南有张学良的东北军主力，西面有宁夏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北面有国民党井岳秀部第八十六师，东北有国民党高桂滋部第八十四师，东面有阎锡山的晋绥军4个旅，另外黄河东岸还有晋绥军主力虎视眈眈。敌军大兵压境，不利于红军机动。
　　在巩固陕甘根据地的问题上，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问题在于如何巩固？在党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主张红军应当北出绥远，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取得国际援助；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主张向南发展，在关中、陕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常委秦邦宪等大部分领导主张巩固扩大陕甘苏区，不要远离苏区冒进。毛泽东苦心孤诣，辛勤筹划，通过接二连三的会议和大量文电，一一说服中央领导人和前线的将领接受他的意见，同意东征。时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杨尚昆曾回忆说：“当时有很大一部分同志，包括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和军队领导同志不赞成，普遍的情绪是不愿离开根据地。这也难怪，因为长征走了一年，一直没有根据地，吃了很多苦头，好不容易走到了陕甘苏区，这个地方虽然穷，总是个歇脚的地方!大家都是希望休息一下，要求先巩固再发展。但是，毛泽东同志认为如果限制在陕北这种特定的环境下，生存都很困难，所以，不能以巩固求发展，而只能以发展求巩固。最后，毛泽东同志说服了大家，瓦窑堡会议还是决定东征。”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今子长县)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深入讨论了在新形势下的策略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会议统一了“抗日反蒋，渡河东征，在发展中求得苏区巩固”的战略指导思想。瓦窑堡会议为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抗日战争的转变，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36年1月19日，毛泽东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签发了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阎锡山的命令。宣布：“打倒阎锡山，开通抗日前进路；打倒阎锡山，解放山西。”并命令以红一方面军为基础组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毛泽东任总政委，彭德怀任总指挥，叶剑英任总参谋长，杨尚昆任总政治部主任。下辖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和黄河游击师（师长阎红彦、政委蔡树藩，东征期间扩编为红三十军）。同时，中央决定政治局随东征红军进入山西。
　　为确保突破晋绥军的黄河防线，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等亲自到黄河沿岸实地进行侦察。各部队也进行了战前的战术训练与技术培训。红一军团以第二师第五团为先头团，该团组织了以曾国华为队长的突击队；红十五军团以第七十五师第二二三团组成由韦杰担任队长的渡河先遣支队，在师参谋长毕士悌率领下分别乘夜渡河。先遣队战士们背上缝的白布是为了夜战以免误伤自己人。3天后，红一军团已经控制中阳县三交镇、贺家湾、辛关、老鸦关等，红十五军团控制了贺家湾等，接连取得关上（中阳县）、蓬门（石楼县）战斗的胜利。
　　除军事战斗，红军战士还有另外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扩大红军力量。
　　在红军到达陕北后，阎锡山就加强了反共防共的政治和军事部署，制定出“军事防共”、“政治防共”、“经济防共”、“思想防共”、“民众防共”等一系列措施，并丑化共产党的形象。所以在红军刚到山西时，当地许多老百姓纷纷逃离。但是红军用实际行动赢得了老百姓的心。他们每到一处就进行政治宣传，帮助群众、关心群众，时时注意自己的言行，从而让群众知道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人民自己的队伍。战士们帮助老百姓挑水、扫院、打井，召开群众大会，打土豪，把粮食、食盐和财物无偿分给老百姓。
　　红军所到之处张贴《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呼吁停止一切内战，红军、白军联合起来，一致对日。“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以一当十，是我精神，以十当一，是我实力。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必倒。”
　　掀起参军热潮
　　
　　阎锡山阻止红军东进，红军难以实现对日直接作战的目的。红军与晋绥军在东进的门户兑九峪（今孝义市兑镇）决战，双方都有较大伤亡。3月12日，红军在郭家掌（今属交口县）召开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兵分三路：红一军团为右路军，沿汾河和同蒲路南下作战，扩红筹款，相机分兵上党挺进河北抗日前线；红十五军为左路军，北上晋西北，威逼太原，相机挺进绥远、察哈尔抗日前线；毛泽东带领红三十军、总部特务团和红八十一师一部作为中路军，转战晋西，牵制阎军。
　　右路军一路南下，从汾西到洪洞，再到曲沃，红军所到之处，开仓济贫，帮助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山西人见过许多兵，可还从未见过这样的仁义之师，许多青年被深深吸引，涌现了参加红军的热潮。毛泽东指示红一军团：“你们可在霍县、赵城、洪洞、临汾、曲沃广大区域，放手发动群众，扩大红军，能达千人目的就是大胜利。”
　　罗荣桓带领红一军团政治部和宣传队来到了山西赵城、洪洞一带。在洪洞县河西石止村，遇到了一个名叫崔宝珠的小娃娃。他是个孤儿，父母双亡，靠亲戚抚养。红军刚到村里的时候，他对一切都感到新奇，部队出操、宣传、打土豪他都要围着看。到了宣传队演戏的时候他就更积极了，一听见锣鼓响就跑来看，经常看得入迷，连饭都顾不上吃。他见红军招兵，便嚷嚷着要参军。其姑母找到了宣传队领导潘振武，要认干爹，这样托付给领导才放心。他姑母的想法很简单，总想着有人照顾他了，就不会吃亏。但她哪知道，其实红军中官兵平等，对谁都一样，即使她不这样做，崔宝珠也不会受欺负。潘振武考虑到演出节目也确实需要孩子，就把崔宝珠收下了。行军路上，刚开始小宝珠还感到兴奋，兴致很高，后来就走不动了，战士们就让他坐上宣传队驮道具的骡子，这可是很高的待遇。遇到夜晚站岗，大一点儿的战士还会主动和他换岗，让小宝珠去休息。大家对这个小红军总是多方照顾。后来，崔宝珠果然发挥了儿童演员的作用，宣传队排演戏剧时需要小孩当配角就让他上场，小家伙演得很认真，受到了观众欢迎。
　　红军东征期间，山西有8000余名青壮年参加了红军，崔宝珠仅仅是这些人的一个小缩影。有“党内一支笔”美誉的舒同时任红一军团第四师政治部主任，在东征期间总结洪洞附近的地方工作，在这篇珍贵的文献中有这样的字句：“不论哪一个团、连，这回特别注意到了宣传群众的问题，每到一地即能召集大规模的群众大会、联欢会、讲演会，请群众吃饭、化装演讲、游行示威。”“新战士本身问题，如无衣穿、要盐吃等，都及时帮他解决。因此，群众总感觉当红军好光荣。有的说：‘当红军早去早好，不当红军还当保卫团吗？’”在洪洞附近半个月时间，全师共扩充红军1398名。
　　周士第回忆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进军汾阳尽善村，“许多群众还置酒款待，表示对红军的热爱。当时就有一些劳动群众和革命青年参加了红军……我们步杜牧诗原韵作了《参加红军》诗：‘参加红军人纷纷，倭寇国贼惊失魂。抗日先锋处处有，革命同盟遍乡村。’”
　　播下抗日火种
　　
　　4月中上旬，徐海东、程子华率左路军从兴县康宁镇向南转移，进至临县白文镇、中阳金罗镇，连续歼敌，共俘敌团长郭登瀛以下700余人。郭登瀛被俘虏不久，红十五军团首长接见了他，向他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红军此次东征的目的等。为进一步打通与阎锡山的关系，并做好山西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毛泽东在交口县康城镇亲自接见了郭登瀛，和蔼亲切地与他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毛泽东向郭登瀛谈了与山西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3个方案：第一是在绥远给红军十几个县，作为抗日的根据地；第二是在雁北给红军让条路，红军开赴河北、察哈尔去打日本人；第三是统一战线，联共抗日，共产党打第一线。最后，毛泽东又重申了希望与阎锡山建立统一战线的意愿，希望郭登瀛代为转达。
　　这次会面之后，郭登瀛并没有马上回到太原，可能是共产党人的言谈让他萌生了好奇，他提出想去陕北看看。因为是郭登瀛自愿提出，也为了使他对共产党主张、对红军有更深刻的认识，毛泽东等领导人便派了一名连长和一名警卫员护送他到了瓦窑堡红军大学。郭登瀛在红大受到了热烈欢迎，对红军、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
　　5月下旬，当郭登瀛准备从瓦窑堡回山西时，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让他代为转交给阎锡山。郭登瀛到达太原后，向阎锡山报告了他被俘虏的经过，转达了毛泽东等人的抗日主张，并把毛泽东的亲笔信交给了阎锡山。毛泽东在信里写道：“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敞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公敌。郭团长及贵军官兵一律优待，同属国人，胜之不武，敞方绝无骄矜之心，武器弹药，楚失楚得，谅先生及贵军领袖亦当不致有所芥蒂也。今遣郭团长返晋，面致手书，如有所教，乞令郭君再来，以便沟通两方，成立谅解，对付共同之公敌。”阎锡山虽未置可否，但在6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是道理，亦是利害。不此之能，己不若常人，岂可更甚焉。”显然毛泽东的书信对阎的思想产生了影响，最终促成了山西早于全国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
　　正当东征红军在山西高举抗日义旗，披荆折棘之时，华北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蒋介石调集中央军10个师，增援阎锡山，并令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队进攻陕甘根据地。红军在晋西地区集结后，蒋、阎军队的7个纵队跟踪进逼，企图压迫红军于黄河东岸狭小地区聚歼之。5月初，红军陆续回师西渡。5月5日，毛泽东在陕北延川，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电说：“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本意集中全力消灭蒋氏拦阻抗日去路的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但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因此，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向全国人民表达了共同抗日的真诚愿望。
　　红军东征虽然仅两个多月，但是它的作用是深远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东征之利益是很大的”。
　　东征的胜利，向全国人民宣传了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决心，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在山西播下了抗日的火种，为以后八路军挺进山西抗日前线，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当时，鲁迅先生写信祝贺红军东征：“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光荣和幸福的未来。”中国革命的历史，完全证明了这位文化伟人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