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是当代少数的从演化生物學和生物地理学角度，来探究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思想家。戴蒙德在其成名作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中提出：农业文明与游牧渔猎文明相比，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具备先天的优势。这种优势可以解释为：以农民为主要生产者的农业文明能够为社区提供充足的口粮和食物选择，这为社会人口的飞速增长提供了必要条件。而拥有稳定粮食供应的文明，也为区域的社会发达奠定了基础（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二000年版，67页）。
　　事实上，戴蒙德的逻辑分析有不合理之处。例如，农业文明确实可以提供更多的粮食供应，从而产生更多的人口；但更多的人口不一定会促进社会和文明的发展：当文明内部的环境人口容量达到饱和时，自然资源匮乏会加剧体系内个体之间的竞争，从而导致战争的爆发，进而毁灭农业文明的发展成果。通过对《成吉思皇帝赐丘神仙手诏碣》《长春真人西游记》以及中世纪伊斯兰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的《历史绪论》的解读可以确信，农业文明和游牧渔猎文明相对彼此而言，都在不同领域有着无可比拟的“先天优势”。而一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不仅取决于发扬本文明所固有的“先天优势”，相反，进步和发展往往是文明与文明间差异化学习的产物。
　　以西方学者的角度来看，农业社会对于游牧社会的优势显而易见。正如贾雷德·戴蒙德在其作品中反复论述的，稳定的粮食供应是农业文明发展武器技术、在军事上毁灭游牧渔猎文明的必要条件。在农业生产稳定的情况下，过剩的粮食能够促进社会中非农业生产阶层的产生。在非农业生产阶层中，政治家和专业人员在文明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官员的产生可以帮助社会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分配体系、社会管理体系和司法体系，为社会的有序发展提供支持（《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71页）。专门人才包含技术专家、艺术家、工匠、商人，能够为社会提供异同的商品，从而为社会积累更多财富。除此之外，职业军人也可以被看作技术人员，其主要作用是保护国民或入侵其他国家。
　　农业文明相对于游牧渔猎文明的优势可以具体体现为：当大英帝国在一八七0年发动征服新西兰的战争时，当地游牧民族毛利人临时拼凑的游击队，被大英帝国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以及技术专家制造的武器装备，轻而易举地瓦解了（《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71页）。除了在军事和科技上的优势，农业社会的储粮传统能够让居民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从事室内生产，而不是像游牧社会那样为寻找食物而需要频繁地外出或迁徙。而长时间的室内停留，则能够为农业社会的制度和科技创新提供必要的条件。
　　然而，农业文明的生产优势并不能作为否定游牧渔猎文明本身固有优势的依据。例如，与偏向物质积累的农耕民族相反，游牧渔猎文明更注重精神上的富足。根据伊本·赫勒敦在他的《历史绪论》中所描述的，历史上长期活跃在中东的游牧渔猎民族，其部落居民天性淳朴善良，仿佛他们的“灵魂永远不会枯萎”（伊本·赫勒敦：《历史绪论》上卷，李振中译，宁夏人民出版社二0一五年版，154页）。那个时代的游牧民族相信：人的灵魂会首先被外界所影响，如果善优先于恶的观念影响了一个儿童，那么该儿童长大后会一心向善，帮助族人，反之亦然。赫勒敦强调，正是由于从事农业的人们有了过多食物和财富积累，造成了他们久居室内、安于享乐，其社会氛围也因此而变得贪婪和自私。而这种贪婪和自私往往以高犯罪率、悬殊的贫富差距，以及频繁的利益冲突出现在农业社会的日常生活中。与农业文明相反，中东的游牧民族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游牧传统，过着轻衣简食、自给自足的生活。因为没有稳定的食物供应和居住场所，游牧的阿拉伯人世代忙于游猎果腹，与世无争，社会安贫乐道，社会贫富分化并不严重。
　　作为中华民族重要的组成部分，蒙古部落在中世纪横扫欧亚大陆，给人们留下了军事神话创造者的印象。事实上，蒙古部落除了发扬自身文明的固有优势之外，也非常注重学习其他民族的技术和文化。在《成吉思皇帝赐丘神仙手诏碣》中，成吉思汗不顾自己蒙古帝国领袖、欧亚大陆的军事征服者的尊贵身份，以其朴实的言语，诚恳地邀请长春真人丘处机访问自己在西域大雪山（今阿富汗境内）的行帐，向当时的“专家学者”请教治国方略。在信中，成吉思汗向长春真人表达了自己谦虚的态度、吃苦耐劳的意志力，以及简朴的生活作风。《长春真人西游记》则记载了长春真人一行自山东出发，一路向西觐见成吉思汗的旅行见闻。从文中可以得知，蒙元时期的统治者，上至成吉思汗和王公贵族，下至基层官吏和兵士，大多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和以礼待人的修养，与传统观念中的“游牧民族不尊王化、目不识丁”形成了鲜明反差。
　　除去精神和道德层面的“优势”，游牧渔猎民族也具备冷兵器时代的军事优势。从赫勒敦描述的中东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来分析，首先，与农业文明安逸的生活方式相反，游牧民族经常远离社群单独生活，并且从不构建城墙作为社区安全的屏障。长期野外生存的经历锻炼了游牧民族敏锐的洞察力和警觉性（《历史绪论》上卷，156页）。其次，游牧民族长期生活在马背上，在日常的狩猎追逐中，训练出了超强的耐力和体力。这能够帮助游牧民族实施长途奔袭敌后和昼夜对敌骚扰，达到“敌疲我打”的战术效果。再次，游牧民族本身的生活方式具备机动性和随机性，长期以季节的变化寻找适合放牧的草场，不设城郭，不置屋舍。这种不以固定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的生活方式，可以有效地减少和避免外来强敌入侵所造成的损失，并使掠夺其他文明的财富变得轻而易举，触手可及。
　　蒙古帝国的建立就是这种军事优势兑现的现实案例。自十三世纪初蒙古部落开始对外扩张的一百多年时间里，蒙古帝国的领土面积扩大至鼎盛期东至白令海峡，西至多瑙河畔，三千三百万平方公里的庞大帝国。在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三次西征的过程中，保守估计约有超过三千万的军民惨遭蒙古军队屠杀。蒙古铁骑就是这场“世界大战”的急先锋。在人数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蒙古部落依靠其文明本身的军事“优势”：耐力出众的蒙古矮马、高速机动的部队、灵活多变的后勤保障机制，驰骋于十三世纪的欧亚大陆。蒙古部落作为一个相对“落后”、人口稀少的游牧民族，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先后剿灭包括金朝、夏朝、花剌子模、基辅公国、南宋等强大的农耕文明帝国，毁灭民族部落超过七百处，最终在欧亚大陆上建立了规模空前的蒙古四大汗国。
　　作为蒙古帝国的缔造者，成吉思汗不仅对构建稳定的统治体系抱有极大的学习兴趣，同时还对已被征服文明的多彩文化倾心仰慕。从《成吉思皇帝赐丘神仙手诏碣》与《长春真人西游记》来看，成吉思汗屈尊纡贵，邀请长春真人远赴西域大雪山，目的是为了学习道教以巩固蒙古的统治，以及“寻访长生不老之术”。游牧部落通过学习农业文明的文化、思想和技术，来维护在中原的长治久安，而其施政能力的提高也间接地促进了华夏文明的文化多样性和融合度，刺激了东北亚地区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当蒙古文明的入侵和伊斯兰帝国的崛起同时影响了地中海和欧洲大陆时，欧洲的统治者还不知道除去武力征服外，欧亚文明的交流会对其社会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根据罗杰·E.巴克豪斯在《西方经济学史》中所说，欧洲各社会和城邦长期处于内向型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其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在于满足国家内部需求。这导致国家财源结构长期单一，财政经常入不敷出（罗杰·E. 巴克豪斯：《西方经济学史》，莫竹芩、袁野译，海南出版社二00七年版，55页）。然而，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一四五三年攻陷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彻底切断了中亚的丝绸之路，欧洲国家的财政收入更是捉襟见肘。其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开始向欧洲传播伊斯兰教，目的是瓦解天主教在欧洲的势力，为将来的军事征服做准备。面对可能而来的灭顶之灾，欧洲的君主们决定利用蒙古人入侵时传播到欧洲的技术—指南针、马鞍、火药等，以及从伊斯兰文明借鉴的航海技术，向西南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向东，寻找新的贸易航路和宗教传播对象。由此而来，欧亚大陆上文明之间的相互借鉴和学习，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大航海时代拉开了帷幕，也为十七世纪以来欧洲文明的崛起和对世界秩序的主导打下了根基。
　　这样看来，贾雷德·戴蒙德所提出的，农业文明对于游牧渔猎文明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并不完全正确。他忽视了游牧渔猎文明所固有的军事、生存、文化等方面的优势。从历史的经验来看，社会的发展取决于该文明如何利用和发扬其内生的“优势”。同时，一个文明或者国家如何看待和学习其他社会所产生的文化、技术和理念，也会决定一个文明的发展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