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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机场回家的路上，雪花纷纷扬扬飘落下来。高速公路上几乎看不到别的车辆，窗外是一片黑与白的世界。司机打开雨刮器，收音机里传出圣诞歌声，挂在后视镜上的圣诞老人玩偶随着雨刮器和音乐声有节奏地摇摆着。歌声唱道：“把手洗干净，我们将行动。”
坐在后座上的男人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白色的皮肤上似有些黑色印迹。他把一只手举起来，发现那些黑色其实是棕色。他看到司机在后视镜里瞥了他一眼。
“我之前待的地方有27度呢。”男人解释道。
“哇。”司机说。
“27度。”男人重复了一遍，转头看着窗外阴影般倏忽而去的黑白风景。
“你之前去哪儿了？”司机问。
“加那利群岛。”
“哇。”
“整整一周都是晴好天气，天上万里无云。”
“哇。”
“现在正是外出度假的好时节。”男人朝窗边挪了挪身子。
“是呀，是呀。”司机附和道。
男人再次掏出手机开始拨号。刚一上车他就拨打过电话，但好像没人接听。当时他还自言自语地抱怨了一句，声音大得刚好能让司机听见：“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呀？”
出租车在公寓楼大门前停下。雪仍在下。男人用信用卡结了账，接过收据，在上面做了标记。
司机打开后备箱，取出行李，“圣诞快乐！”
“你今晚还得工作吗？”男人问。
“是的。”
“圣诞快乐！”
“谢谢。”司机把车开走了。
“圣诞快乐！”男人暗暗对自己说。还有一周就是平安夜了。
男人看了看表，现在是8点半。他抬头望了望七层高的公寓楼，每扇窗户都泛着橘黄色的光。为了迎接圣诞节，家家都在窗台上放了一盏点亮的灯。他看了看四周，出租车早已远去，街上见不到一个人影，所有人都躲在温暖的家里。
他又想起了她，不过这一次他没再打电话。
按响门铃的同时，男人用钥匙开了门，“苏珊妮，我回来了！你在哪儿？你在吗？”
声音在室内回荡着。他看看四周，关上房门。
男人站在玄关处，把行李放在地上，顺手打开门廊顶灯。灯光刺得他眯了一下眼。他脱下外套挂在衣架上，没顾上解开鞋带，直接将脚从鞋中抽出来。他走进厨房，看到餐桌上放着一只空盘子和一个空杯子，都洗得干干净净。空荡荡的水槽里也很干净。与水槽一体的料理台上搁着一袋东西。走近后他看清那是一袋土豆，土豆旁边是砧板，上面放着个削皮器。
屋里很静，静得能听见冰箱压缩机传来的嗡嗡声响。他不由得提高嗓门呼唤道：“苏珊妮？苏珊妮？”
男人走出厨房来到过道上，看到电话自动应答机上面的红色信号灯闪个不停。他过去按下按钮，听到自己的留言被一条条放出来。
“喂，是我。我明天就回家。太阳现在还没落山呢，红彤彤的。真希望你也在这儿。如果时间合适的话，给我打电话吧。”
“喂，还是我。现在是8点半，我正在去机场的路上……如果可以的话，给我打电话。昨晚你又在上夜班吧？登机前我会再给你打电话。希望飞机不会晚点。”
“喂，开始登机了，看来不会晚点。我下了飞机就给你打电话。”
最后一条是他在出租车上打的那个电话：“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呀？”
男人转身去了卧室，看到她躺在床上，身上盖着被子。
他来到床边，视线撞上了她仍睁着的眼睛。那眼睛直直地看着虚无的远方。
埃里克·温特探长循着她的眼神望过去，没发现任何可疑之处。他弯下腰，仔细打量着女人那张红得可怕、宛如面具的脸。她应该是被绳索勒住脖子窒息而亡。舌骨被勒断了，血液冲到头部，瘀血积了一脸。
他见过很多机械性窒息身亡的人，所以一看到类似症状，基本上就能判断出死因。
尸体稍后会被送去检验，由皮娅·伊森·芙洛贝法医来确定死因。这间此刻还很安静幽暗的卧室，很快就会挤满各路刑侦技术人员，虽然现在只有他一人。他接到报警电话就直接开车过来了。妻子安吉拉看他这么晚出门，一句怨言也没有。她是个医生，知道就像病人发病一样，凶杀案的发生也不会挑时间，不会因为临近圣诞节就停止。
探長打量着女人扭曲的面容和被子下的姿势，心想她应该是被谋杀的。谋杀可能发生在今天，也可能是昨天，这得等皮娅检查后才能得出结论。
身后传来响动，埃里克转过身，看到探员贝蒂尔·林格玛站在门口。
“是把她男人传唤到警局，还是就在这儿问他？”贝蒂尔问。
“去我办公室吧。”埃里克说。
埃里克的办公室里除了办公桌椅、文件柜、水槽等一应摆设外，窗下还放着一台CD播放机。四周静悄悄的，不见出来觅食的狐狸，但这绝不是一个平静的夜晚。
埃里克用手擦了擦脸，打量着坐在桌子对面的安德斯·巴克尔。后者脸上残留着日光浴后的棕褐色痕迹，这使得他苍白的脸色显得有些透明。死者是他的妻子苏珊妮·巴克尔。
“天哪！”安德斯喃喃道。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或是第四次发出这种感叹了。
“你最后一次和她通话是什么时候？”埃里克问。
“呃……星期四。”安德斯回答。
埃里克看了眼桌上的日历，“回家前一天？”
“嗯……是的。”
“回家前一天。”埃里克重复了一遍。
“在那通电话之后我试过联系她，”安德斯不安地在椅子上扭动了一下，“她没接，我只得留了言。”
“留言我们已经听过了。”
“噢……”
“她没接电话时，你有担心过吗？”
“有，所以我又继续打。”
“你没有别人可以联系吗？”
安德斯没回答，而是低头看着桌子，仿佛在研究桌上那本日历。 “你不能打电话给其他人吗？”埃里克重复了一遍问题。
安德斯抬起头，“我没有别的人可以联系。”
“以前也发生过这种事吗？”
“什么？”
“你的妻子……苏珊妮……没有接你的电话。”
“没有，”安德斯断然否认，“以前从没有过这样。”
“以前是哪一次？”
“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次我也是一个人出去旅行。”
“为什么这次又是这样？”
安德斯又沉默了。埃里克心想对方可能没听懂他的问题。他很担心如果再问下去，安德斯也许会崩溃，像摊烂泥般扑倒在桌上。想想吧，出去度假一周，回来后却发现妻子没了。如果这事发生在我身上，我肯定就垮了，只能像行尸走肉般浑浑噩噩地度过余生。埃里克想，不过现在，我还得履行职责，把问题问完。
“为什么偏偏挑在圣诞节前单独出门度假呢？”他又问了一遍问题。
“我不是去度假。”
“那你是去干吗？”
安德斯没有回答。
“你这次外出旅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埃里克追问。
安德斯看着埃里克，“我……我酗酒。我就是人们说的那种周期性发作的酒精依赖症患者。”
他低头看着自己抖个不停的双手，但埃里克看不见。
“每次病发时，我就单独出去喝酒。”安德斯抬起头来，“这次也是如此。”
“你这次出门一周，就为了喝酒？”
“是的。”
“你什么时候做出这个决定的？”
“这个……其实并没有正儿八经地做决定，只是病发后就自然地想该出门了。”
“但至少应该计划一下吧？”
“有时候会。”
“为什么专门挑在圣诞节前出门？”
安德斯没有回答。
“是因为机票便宜吗？”埃里克问。
埃里克的妈妈住在太阳海岸，规划旅行时她总把“便宜”放在考量的第一位，虽然她并不差钱。
“机票在这时候最便宜嗎？”安德斯反问道。
埃里克坐在房间里，没开灯。从松下音响里飘出约翰·柯川的歌《像在恋爱中》，美妙的歌声回荡在夜色中。
之前他曾打过电话给安吉拉，给她道晚安。
“明天早餐我们可以尝下热姜酒。如果半夜有电话打进来，我们正好早点起来，把酒温一下。”
“早餐？”安吉拉说，“没准等你办完案，回来都该吃晚饭了。”
的确，埃里克自己也拿不准今晚能不能回家，只知道安德斯肯定回不了家。警方给他在萨伏依酒店订了间房暂住。在命案调查清楚前他是嫌疑人，但因为目前尚无确凿证据，所以还不能拘捕他。
安德斯离去后，皮娅打来了电话，“死因是窒息。死亡时间是星期四晚上6点以后至夜间，也就是安德斯回来的前一天晚上。”
据他掌握的情况，苏珊妮在萨尔格林斯卡医院当护士，星期四那天，她5点半下班后就直接回家了。
据安德斯说，周四晚上6点他在大加那利岛上的波多黎各用手机给妻子打了两通电话，但她都没接。
当然，警方会调查他说的是否属实，那个点他是否在波多黎各，并给妻子打过电话。不过，埃里克觉得除非安德斯脑子有病，才会在这两点上撒谎。
埃里克知道，很多暴力犯罪都发生在具有亲密关系的家庭成员之间。他有点悲哀地想，看来，要保全性命，最好是住在荒郊野岭的山洞里，尽可能远离亲人。
“凶手是怎么进来的？从现场情况看，可以排除非法闯入。”探员弗雷德里克·霍尔德斯说。
他说这话时已是第二天早上了。
会议室里弥漫着咖啡的味道。埃里克脑中勾勒出一幅圣诞之晨的美景：朝阳给地上的积雪镀上一层金色，美不胜收。他有些微醺，但知道酒劲很快会过去。他早餐时喝了点热姜酒。安吉拉还在睡，艾尔莎也没醒。当然，就算她醒了，他也不会让才四岁的小女儿喝酒。
“这个男人应该有钥匙，要不就是女主人放他进来的。”他说。
“你怎么知道是个男人？”探员安妮塔·迪扬娜利问。
“你还真是事事都要讲究男女平等。”弗雷德里克打趣道。
“本来就有女杀手嘛。”安妮塔说。
“现在还没结论，男女都有可能。”弗雷德里克说。
“对了，皮娅怎么说？”安妮塔问埃里克。
“从伤情看，凶手应该是个很有力气的人。”
“这样看来，男人的可能性更大。”安妮塔说。
“是的。”埃里克说。
“这个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弗雷德里克说。
“没什么事是显而易见的。”埃里克说。
“你怎么闻起来有股酒味儿？”弗雷德里克问。
“我还想说你闻起来有股汗味儿呢。”
“我又没喝酒，当然闻起来就是汗味儿了。”
“我喝了点自制的热姜酒。”
“能不能给我配方？”
“你先搞点除臭剂，把身上汗味消一消吧。”
“那女人叫啥？”一句问话突然插了进来。弗雷德里克和埃里克转过头去，发现是贝蒂尔·林格玛进来了。贝蒂尔清了清嗓子，“是苏珊妮·巴克尔吧？我觉得接下来可以调查一下她的私生活。”
“不仅是私生活，”安妮塔说，“凶杀也有可能跟她工作上的某事或某人有关。”
贝蒂尔点了点头。
“也可能跟安德斯·巴克尔有关。”弗雷德里克说。
“你什么意思？”埃里克问。
“可能有这种情况：凶手是来找安德斯的，但他不在，于是迁怒于无辜的妻子。”
没有人说话。
“这只是一种猜想。”弗雷德里克说。
“这是你看到凶案现场后的第一想法？”安妮塔问。 “是的，但也许以后会变。”弗雷德里克笑道。
“好吧，这算是一个方向。”安妮塔说。
贝蒂尔又清了清嗓子。
“你们都听到了贝蒂尔刚才说的，”埃里克说，“我们要调查一下这对夫妇从以前到现在的生活，还有他俩的同事、朋友和熟人，以及熟人的熟人。”
“还有熟人的熟人的熟人。”弗雷德里克接上道。
如果调查顺利，很快就可以验证弗雷德里克的想法是否正确。本以为调查会花上很长时间，但经过挨户询问公寓楼里的住户，却发现没人熟悉这对夫妇，不少人甚至认都不认识他们，更遑论做朋友了。夫妇俩似乎一直离群索居，不怎么与人交往。
难道夫妇俩除了彼此为伴外，一点社会关系也没有？埃里克陷入了沉思。
下午早些时候，安妮塔去了埃里克的办公室，看到他正站在水槽边，用热水冲洗着双手。
“冷死我了。”他说。
“我问了安德斯先生入住的那家酒店的主管。”安妮塔说。
“那儿一定很热吧？”
“27度。”
“那个男人怎么说？”
“是位女士！”
埃里克笑了，“那位女士怎么说？”
“我问了她关于安德斯先生的情况，是否成天醉醺醺地待在房里闭门不出，或者在游泳池边狂喝滥吐，醉得不成人样。”
“她怎么说？”
“没这事。”
“什么？”
“她说她从没见过比安德斯先生更清醒的游客了。”
两人在办公桌两侧坐下，边喝咖啡边讨论案情，桌上堆着一摞案卷。
安妮塔突然倾身向前，端着的咖啡差点从杯里洒出来。她从案卷中抽出一张死者的照片，照片上的女人面容平静。
安妮塔和巴克尔夫妇住在同一个街区，更确切地说，两家住在相邻的两幢公寓楼，相距不到50米。
安妮塔仔细打量着照片，“我认出她来了。有一次我看到她和一个男人在一起。”她低头又看了一眼女人的脸，补充道，“但那个男人不是安德斯先生。”
晚上，安妮塔回家后，发现早上走得急，忘关浴室的灯了。外面暮色四合，浴室里微光闪动，像是在欢迎她回家，她当即决定下次出门前也留一盏灯开着。
安妮塔走进厨房，烧水冲了一杯奶茶。她端着杯子来到客厅，在扶手椅上坐下，脚随意地搭在凳子上。她轻啜一口奶茶，惬意地叹了口气。
本想安静地过一晚上，但脑中却不由自主地思考起一个问题：圣诞节是和弗雷德里克及他的孩子一起庆祝，还是就在自己家过？要不，买张机票回非洲陪陪老爸？
安妮塔的父母是来自布基纳法索的非洲移民，但她出生在哥德堡。她长大后，年迈的父母决定叶落归根，搬回瓦加杜古安度晚年。安妮塔理解父母的做法，但她愿意留在她出生和长大的地方。
回到家乡刚两个月，母亲就去世了，长眠在城市北郊冰冷坚硬的黄土里。
父亲一直自责是长途旅行拖垮了母亲的身体。安妮塔留在瓦加杜古，陪了他很长时间。
只要愿意，她可以留下来。没人会把她当外人，她的长相与当地人一般无二。她还可以用流利的法语和当地人——至少是受过教育的人——进行交流。城市的边缘就是一望无际的沙漠。风沙肆虐的日子里，她躲在父亲的小屋里也仍能感受到从沙漠刮来的风。
这时，她又听到了风声，不过是瑞典冬季呼啸的寒风。没有沙漠的风那么猛烈，却寒沁入骨。
安妮塔起身，拿着杯子回到厨房。
她又想起了弗雷德里克·霍尔德斯。一年前，弗雷德里克的妻子遭遇司机酒驾引发的车祸，不幸身亡。他俩开始约会，弗雷德里克的两个孩子汉纳斯和玛格达慢慢接纳了安妮塔。
她喜欢弗雷德里克。两人关系发展迅猛，越来越有共同语言。
电话响了，是弗雷德里克打来的。
“喂？”
“你在干吗？”
“没干什么。”她说，心里却想，难道说我正在想你吗……也许真该这样回答。
“你有没有在巴克尔家门外看到过什么可疑的人？”
“看来我该搞个望远镜，或者潜望镜。”
“别，千万别做傻事！”
“你什么意思？”
安妮塔心想，你还经常做傻事呢，倒劝我不要做傻事，真好笑。
“别在巴克尔家附近逗留！”
安妮塔笑了。
“我是认真的。”弗雷德里克说。
“你认为我是需要保护的弱女子吗？”
弗雷德里克没有说话。
“弗雷德里克？”
“我不知道。”他說。
“你真是认真的？”
“那个人——我是说凶手——很可能会记得曾在巴克尔家门外遇到过你几次。”
“你这么说真把我吓到了。”
“我只是提醒你小心。”
“放心，我会注意的。你不觉得我一直都很小心吗？不过，凶手为什么会单单记得我？他每天见过的陌生人多了，我不过是其中一员。”
她想起了自己在非洲时的生活。对于非洲来说，她是熟悉的陌生人。
“你的外貌会让他记住你。”弗雷德里克说。
“又来了，弗雷德里克！这儿黑皮肤的移民多着呢。”
弗雷德里克笑了，“好吧，希望是我多虑了。”
他停顿了片刻，安妮塔听到外面电梯门打开又合拢的声音，似乎还听到了轻微的脚步声。
“平安夜你会……来我这儿吗？”弗雷德里克又开始说道。
“看情况吧。”
“最好早点做决定，你知道，玛格达和汉纳斯……”
“好的，告诉他俩我会来。”
她仿佛看到话筒另一端的他脸上漾起了微笑，听到他笑着与她道别。
通话结束了，她仍握着话筒站在那儿。这时她又听到了脚步声，越来越近，来人像是穿着一双厚重的鞋子。 门铃响了，“叮咚……”
她看了眼手表，打了一个激灵，想起弗雷德里克刚说过的话。
门铃还在響，就像窗外不绝的风声。安妮塔快步来到大门前，把眼睛贴在猫眼上，却没看到外面有人。
她挂上防盗链，小心翼翼将门推开。门外没人。与此同时，她听到右边电梯启动的声音。奇怪的是，此前她没听到任何离开的脚步声。
安妮塔把门完全打开，没看到任何人。她来不及细想，匆匆套了双拖鞋跑到电梯前，看到指示灯显示电梯正在下行，忙追了下去。下了五层楼梯后，她来到了底楼，看到电梯门正在缓缓闭合。
安妮塔出了公寓楼，没看到街上有行人，地上也没有人离去的足迹。举目四望，夹杂在楼宇间的条条小巷通往不同方向，一幢幢大楼像黑色的幕布挡住了视线，让她无从追踪。
“天哪，看我这个样子，穿着拖鞋和家居裤就出来了，都怪弗雷德里克。”安妮塔极力安慰自己道，“不过是有人走错路了。真是自己吓自己。”
她回到楼上，正好看到房门自动滑回去关上了，而她没带钥匙。
“看我干的傻事！现在怎么办？叫开锁匠还是公寓管理员？”
考虑到公寓管理员成天不见人影，而她只穿了一双拖鞋，她最终选择求助于邻家一对刚搬进来的老夫妇，借用了他们的电话。
弗雷德里克不到20分钟就赶来了。他在尽可能不损坏门的前提下打开了锁，安妮塔不禁暗暗感叹恐怕没什么锁是他开不了的。
下了一夜的雪，雪落在地上，直到第二天也没化。
在前往警察局的路上，埃里克看到自己嘴里呼出来的气成了股股白烟。也许这真是烟，他刚抽完今天的第一支烟。
“我们应该派人监视那栋公寓楼。”当小组成员聚集到齐后，他说。
“已经派了。”组里最年轻的探员拉尔斯·贝延赫姆说。
“是我疏忽了。”埃里克说。
“没这个必要，”安妮塔说，“不过是有人走错了公寓楼。”
“你真觉得是这样？”埃里克问。
“真觉得。”
埃里克点了点头。
“不然的话，会是什么呢？”安妮塔接着说。
埃里克又点了点头。见没人接话，安妮塔说：“好吧，那我来说说另一种可能吧。也许那个人是跟踪我来到楼里，出于某个目的想吓吓我或给我一个警告，但不会做出格的事。”
“为什么要这样？”拉尔斯问，“藏着掖着不是更好吗？”
“谁藏着掖着？”贝蒂尔问。
“当然是凶手。”拉尔斯说。
“还有一种可能。”埃里克说。
“什么？”拉尔斯问。
“是安德斯·巴克尔干的。他按了门铃后就跑了。虽然不能回家，但他熟悉那儿的地形，离开不是难事。”
“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拉尔斯问。
“这个问题问得好。”埃里克说。
因为公寓被警方封锁了，安德斯先生仍住在酒店里。埃里克给他打了个电话，措辞礼貌地请他来警察局一趟。
安德斯坐下，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他的身体不再颤抖，看不出一点酒精依赖症的症状，手机从他胸前口袋里露出来。警方已经查过手机上的通话记录，四通电话都是安德斯打给妻子的。
“为什么你说你去波多黎各是为了酗酒？”埃里克问。
“什么？”
“你说你患有间歇性酒精依赖症，这次外出是为了喝酒，但这不是真的，对吧？”
“这……这当然是真的。”
“那你讲讲那个星期你是怎么过的。”
“其实没什么特别的。我在飞机上喝了三杯威士忌，等下飞机后，一直感到头昏昏沉沉的。”
“这种事以前发生过几次？”
“什么事？”
“跑去国外酗酒。”
“哦……就一次。”
“那次你去的哪儿？”
“也是去的大加那利岛，不过不是住在波多黎各，而是普拉亚德尔英格列斯。”安德斯摩挲着手机，“怎么……”
“在波多黎各时，你每天都待在房间里喝酒？”
“差不多是这样，只有想吃东西时才出去，不过我几乎没吃什么……”
“有人作证说，在那边看到你很清醒，这怎么说？”
“什么？这完全是在乱说……不可能！”
“什么是在乱说？”
“判断某人清醒还是糊涂是很难的，特别是对……对酒精依赖症患者而言。”
这句话埃里克也跟波多黎各那家酒店主管说过。
“对别人来说也许很难，”主管说，“但我一眼就看得出某人是否喝了酒。”
“那反过来你也能看得出某人是否清醒。”埃里克说。
“是的。安德斯先生非常清醒，虽然他伪装得很好，摆出一副醉醺醺的样子，我还是一眼就看出那是装的。”
埃里克看着巴克尔，后者额头上渗出了颗颗汗珠。
“你为什么要撒谎？”埃里克问。
“我发誓我真没撒谎。”
“工作中也没人发现你有酗酒的问题。”
“这么说，你们已经去我单位调查过了。谢谢！”
“没人注意到你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那当然，我不可能让同事知道我是个酒鬼。”
这天晚上，埃里克陪艾尔莎画画。他把自己的手覆在艾尔莎的小手上，以免颜料粘在女儿手上。艾尔莎画得很认真，一边画一边乐。
安吉拉端着两杯热姜酒和一杯饮料走进房间。
“没想到热姜酒喝得这么快，我原以为至少可以喝到圣诞节呢。”
“再做点就是了。”
“你想变成个酒鬼吗？”
埃里克笑着举起杯子，朝杯里吹了口气，和艾尔莎碰了杯。
等艾尔莎睡了后，他说：“今天我提审了那起凶杀案中死者的丈夫，他可谓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来让我们相信他是个酒鬼。” “哦。”安吉拉应道。
“这种行为难道不是很奇怪吗？不应该相反才自然吗？哪个酗酒者会承认自己是个整天醉醺醺的酒鬼？而这个人，却生怕我们不相信他是酒鬼。”
“是不是酒鬼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着呢。他这次在圣诞节前出门，找的理由就是酒瘾犯了。如果不喝酒，他去波多黎各干吗？”
今天阳光灿烂，让人恍若置身于加那利群岛。离平安夜只有三天了。
埃里克呼吸着清冽的空气走在上班的路上，点燃一支香烟。
一大早，拉尔斯就带来了新消息。
“我们在银行的保险箱里发现了这个。”说着，他把一份文件放在埃里克的办公桌上。
埃里克看完后，吹了一声响亮的口哨。
“我当时也是这个反应。”拉尔斯说。
“这样看来，安德斯有动机了。”埃里克说。
“遗憾的是，他也有不在场证明。”
不在场证明。埃里克叹了口气，这正是调查徘徊不前的原因。如果安德斯没有不在场证明，那就简单多了。
埃里克把遗嘱又看了一遍。苏珊妮·巴克尔生前继承了父母数百万财产，是个不折不扣的富婆。现在，随着她的死亡，这些财产将落入唯一的继承人安德斯·巴克尔之手。
“对他来说称得上是圣诞大礼包了！”见埃里克抬起头来，拉尔斯说。
“你是说那个还沉浸在悲痛中的男人吗？”
“也许他还在震惊中。”
“不管悲痛也好，震惊也罢，总之他忘了给我们说这事，也许是受到的刺激太大，还没缓过神来。”
“也有可能他不知道。”
“问问他就清楚了。”埃里克说。
安德斯先生脸上写满了问号。
“我发誓我不知道這事。”他说。
发什么誓？埃里克想，难道是苏珊妮忘了吗？
“这么大的事她竟然没跟你说，你不觉得奇怪吗？”埃里克问。
安德斯没回话。
“难道她是想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坐在埃里克旁边的拉尔斯问道。
这个问题极富挑衅性，但安德斯似乎没被激怒。他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嘴里轻轻吐出两个字：“天哪！”他脸上的表情既悲痛又震惊。
他看着埃里克，似乎想说什么。埃里克耐心地等待着，但最终，安德斯什么也没说，起身走了出去。他们没有拦他，任他去了。
之后，他们去见了遗嘱见证律师皮特·史密特。律师告诉他们，这份遗嘱定于三个月前，安德斯并不知情。
“为什么她会突然改变想法？”这是埃里克关心的问题。
据调查，苏珊妮之前曾打算将财产在死后捐赠给公益组织，不过这个想法没有写成遗嘱。为什么现在她写了一份遗嘱？
“我不知道，”律师说，“不过有遗嘱总是好的。”
至少对安德斯先生而言，埃里克想。
“是你建议她这么做的吗？”他问。
“当然不是。”
苏珊妮虽有钱，却没在家享福，仍每天按时上下班，干着辛苦的护理工作。难道她想成为又一个弗罗伦斯·南丁格尔？埃里克想。当然，她到底是怎么想的，已经没办法知道了，安德斯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到了最后，埃里克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她很孤独，所以寄情于工作。
安妮塔和埃里克正坐在四楼的咖啡厅里。说是咖啡厅，其实只是摆了台自动咖啡机，外加三张桌子和九把椅子。弗雷德里克也是这儿的常客。
西沉的太阳快要坠入地平线下了。埃里克用手遮在额上，挡住斜射过来的阳光，半边脸掩在阴影中，问安妮塔：“你去过加那利群岛吗？”
“没去过，”安妮塔换了个坐姿，笑道，“虽然从地理上它属于非洲，但我从没去过。你呢？”
“我也没去过，要找个阳光灿烂的地方度假，去太阳海岸就行了。”
埃里克的母亲住在马贝拉西边的努埃瓦安达卢西亚。埃里克早前从没去过那儿，不过近年来他和家人频频造访那儿。也许是因为他和母亲都老了，越发体会到亲情的可贵，想缓和以前生疏的关系；要不就是因为当北方一片冰天雪地时，那儿的气候却仍温暖如春，适合度个小假。
“但安德斯去了那儿……”安妮塔说。
“然后就在这期间，他妻子遇害了。”埃里克说。
“凶手应该是她开门放进来的。”
“也可能凶手有钥匙。”
“也可能是像弗雷德里克那样，用非法手段开的锁，但没把门弄坏。”
“不可能，只要是非法手段，不管多小心都会留下痕迹。”
“你的意思是凶手肯定是死者的熟人？”
“关系可能比一般熟人还要深一点。”
“情人？你怀疑她有婚外情？”
“有这个可能。”
埃里克放下手，感觉肩膀僵硬，不禁暗叹岁月不饶人。
“我们要考虑到各种可能性。”他把身子朝安妮塔那方靠了靠，继续道，“你不是说曾看到她跟某个男人在一起吗？现在想起什么没有？”
“这个问题现在还无法回答。我正在试图还原那天的记忆。”她又笑了笑，“以前，当遇到有些目击证人不能回忆起案发现场的情景时，我还怪过他们记性怎么那么不好，现在轮到我了。”
“也别责怪自己。对你来说，他们不过是两个陌生人罢了。我们每天都要见到很多陌生人，之后也就忘了。你能记起苏珊妮已经很不错了，如果能再回忆起和她在一起的那个男人是谁，就更好了。”埃里克安慰她道。
“谢谢。我曾想让画像师把那个人的肖像画出来，但没成功。我闭上眼，却想不起那人长什么样子了。”
“如果你看到他，能认出他来吗？”
“能。”安妮塔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不过她有些疑惑，“这种情况是不是有点奇怪？”
“不奇怪。”
“哦。不过有件事让我有点不安。” 埃里克等着她继续说下去。
“那人应该不知道，我已经忘记他长什么样子了。”
“不仅如此，他也许还不知道你是个警察。”埃里克说。
这天晚上，埃里克继续陪着艾尔莎画画。小家伙越画越好了。安吉拉端着热姜酒和饮料进来了。
“这是最后一杯，喝完就真没有了。”她说。
“那好，”埃里克跟艾尔莎碰了碰杯，“我可以再做点。下次不加丁香，改成肉桂。”
他想象着新配方的味道，“再加一茶匙糖，两厘升干邑白兰地，一点葡萄干，味道肯定更好。”
电话铃响了，安吉拉出去接电话，艾尔莎继续画画。
安吉拉又进来了，“是拉尔斯打来的。”
埃里克走过去拿起话筒，“喂？”
拉尔斯此时正在安妮塔公寓楼外面，隔壁就是巴克尔家所在的公寓楼。同事莎拉·赫兰德手拿相机坐在一辆没有任何标识的汽车里。天气很冷，拉尔斯决定明天无论如何要穿长靴了。
他向埃里克汇报道：“我们盘问了所有进出公寓楼的人员。”
“结果怎样？”
“所有进出人员，要么是楼里的住户，要么是访客。”
“拍了照没有？”
“拍了。”
“明天让安妮塔看下照片。”
“没问题。”
“辛苦了。这么晚在外工作还行吧？”埃里克关心地问，拉尔斯则不失时机地调侃了他几句。
埃里克回到客厅时，艾尔莎已经画完了。也许是看到爸爸接电话给了她灵感，她举起手中的画，上面画着一个人站在一个小亭子里，手里拿着话筒。
“电-话-亭。”艾尔莎奶声奶气地说道。
埃里克突感五雷轰顶，脑中浮现出苏珊妮惨死床上的画面。
电话亭，我为什么没想到这个？艾尔莎才配得上侦探这个称号。
在前期调查中，埃里克已经查明苏珊妮曾在周四下午和安德斯通过电话。他们调查了安德斯先生入住的那家酒店打进、打出的所有电话，除了所有客房外，还查了酒店酒吧、餐厅打出的电话。
电话比他预想的少得多。不过这也能理解，很多游客度假时不愿与外界联系，而且不少人用的是手机。根据他们的调查结果，除了安德斯先生外，波多黎各没有别人跟苏珊妮电话联系过，而安德斯先生联系她用的也是手机。
周四下午那通电话说了些什么？
“就是一般性的问候，没什么特别的。”安德斯曾这样回答他们的询问。
不管警方怎么问，他始终坚持这个回答。
警方还调查到一件事，苏珊妮在周四那天突然换了工牌，没有去上晚班。是因为她病了吗？
“不是，”苏珊妮的部门主管说，“她调班是因为另一个护士想外出度假，所以想在圣诞节前上个晚班，这样可在白天补休。苏珊妮没有外出度假的计划，上不上晚班无所谓。对了，就在那周的早些时候她已经调过一次班了。”
“电话里她是不是说了调班的事？”埃里克问。
“没有。”安德斯回答。
看到艾尔莎画的电话亭时，埃里克脑中灵光一现，一个想法逐渐清晰起来。他电话联系了酒店主管，问了几个问题，之后又打了几个电话。
他急促不安地等待着回话。为让自己平静下来，他走进浴室，用水冲洗着双手。
安妮塔本想听听尼克·洛韦的最新专辑《说服者》来放松一下，却感到体内一股焦虑的情绪越来越强，让她坐立不安。
她眼前浮现出一张模糊的脸，不管怎么努力，却始终看不清楚。她知道，如果能看清这张脸，也许就知道凶手是谁了。
安妮塔起身关掉音乐，进厨房坐下，草草地翻了一下今天的报纸，又站起身装了一壶水，却没有按下水壶开关。她去了卧室，换上晨袍准备泡一个热水澡。
泡在温热的水里，她身心一下放松了不少。四周一片寂静，安妮塔闭上眼，努力回想一些美好的事。
就在这时，她听到锁响了一下，像有人把钢丝或是万能钥匙戳进了锁孔里，大门随之被打开了，发出吱的一声响。她听到进来的脚步声，接着又是一声。
与此同时，电话响了。
也许是慑于他问话时严肃的语气，回复来得比他想象的快得多。
埃里克拨打了安妮塔的电话，但没人接，于是他联系了拉尔斯。
“刚才有没有人进入公寓楼？”
“没有，最近一个小时都没人进出。”
“快去安妮塔家！”
“什么？”
“去安妮塔家，叫上莎拉！你知道她住哪儿吧？”
“是的，她住在……”
“快去，她现在很危险！让莎拉用无线电呼叫后援！”
埃里克接着给弗雷德里克、贝蒂尔打了电话。贝蒂尔提出了同样的疑问。
“是那个律师皮特·史密特干的。”埃里克说。
“什么？”
“就在苏珊妮被害的那个晚上，安德斯从波多黎各打了一通电话给某人。他用的是酒店外面一个电话亭里的电话。猜猜这电话打给谁了？”
“皮特·史密特？”
“对。”
“为什么？”
“因为事情很急，安德斯第二天就要回家了。他本来计划在那周早些时候杀害妻子的，但苏珊妮因为临时和同事调班，导致皮特摸进她家却扑了个空。”
“然后？”
“到了星期四，安德斯在与苏珊妮通话中得知妻子和同事调了班，晚上会在家的消息后，立刻冲到外面的电话亭给皮特打电话。他以为我们发现不了这个。”
“你是怎么发现的？”
“以后再告诉你。”
“但我们有什么证据呢？”
“不需要证据。”
“我不太明白。”
“皮特很快会去找安妮塔，没准他现在已经去了，我们可以在现场抓他。”
“他为什么要去找安妮塔？”
“因为安妮塔曾经见过他，他认出她来了。”
“但他怎么进得了安妮塔的家？”
“皮特有安德斯公寓的钥匙。当然，这是安德斯给他的。我刚刚得知，这把钥匙也能开公寓地下室的门，而安德斯和安妮塔的两幢公寓的地下室是相通的，因为这两幢公寓属于同一家物业。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反正我知道。”
“这么说……”
“通过地下室，凶手可以顺利进入安妮塔所在的公寓楼。”
当安妮塔看清来人的脸时，她一下子认出了这个男人，不由从浴缸里站了起来。
“不，不要。”她想。
她沒和皮特律师打过交道，但她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皮特眼神狂乱，手上握着一根粗绳。
安妮塔惊叫起来，想把来人吓退。她想出去，却发现腿像粘住了似的抬不起来。在浴室灯光的映衬下，男人手上的绳子反射着惨白的光。
莎拉刚上楼，就听到了安妮塔一声高过一声的尖叫。她毫不犹豫地冲进门，拉尔斯跟在她身后。两人来到浴室门口，看到律师正背对着他们，安妮塔则站在浴缸里一动也不动。
律师大叫一声朝安妮塔扑去，后者身子一偏，莎拉抓住机会射出了子弹。
坐在后座上的男人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白色的皮肤上似有些黑色印迹。他把一只手举起来，发现那些黑色其实是棕色。他看到司机在后视镜里瞥了他一眼。
“我之前待的地方有27度呢。”男人解释道。
“哇。”司机说。
“27度。”男人重复了一遍，转头看着窗外阴影般倏忽而去的黑白风景。
“你之前去哪儿了？”司机问。
“加那利群岛。”
“哇。”
“整整一周都是晴好天气，天上万里无云。”
“哇。”
“现在正是外出度假的好时节。”男人朝窗边挪了挪身子。
“是呀，是呀。”司机附和道。
男人再次掏出手机开始拨号。刚一上车他就拨打过电话，但好像没人接听。当时他还自言自语地抱怨了一句，声音大得刚好能让司机听见：“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呀？”
出租车在公寓楼大门前停下。雪仍在下。男人用信用卡结了账，接过收据，在上面做了标记。
司机打开后备箱，取出行李，“圣诞快乐！”
“你今晚还得工作吗？”男人问。
“是的。”
“圣诞快乐！”
“谢谢。”司机把车开走了。
“圣诞快乐！”男人暗暗对自己说。还有一周就是平安夜了。
男人看了看表，现在是8点半。他抬头望了望七层高的公寓楼，每扇窗户都泛着橘黄色的光。为了迎接圣诞节，家家都在窗台上放了一盏点亮的灯。他看了看四周，出租车早已远去，街上见不到一个人影，所有人都躲在温暖的家里。
他又想起了她，不过这一次他没再打电话。
按响门铃的同时，男人用钥匙开了门，“苏珊妮，我回来了！你在哪儿？你在吗？”
声音在室内回荡着。他看看四周，关上房门。
男人站在玄关处，把行李放在地上，顺手打开门廊顶灯。灯光刺得他眯了一下眼。他脱下外套挂在衣架上，没顾上解开鞋带，直接将脚从鞋中抽出来。他走进厨房，看到餐桌上放着一只空盘子和一个空杯子，都洗得干干净净。空荡荡的水槽里也很干净。与水槽一体的料理台上搁着一袋东西。走近后他看清那是一袋土豆，土豆旁边是砧板，上面放着个削皮器。
屋里很静，静得能听见冰箱压缩机传来的嗡嗡声响。他不由得提高嗓门呼唤道：“苏珊妮？苏珊妮？”
男人走出厨房来到过道上，看到电话自动应答机上面的红色信号灯闪个不停。他过去按下按钮，听到自己的留言被一条条放出来。
“喂，是我。我明天就回家。太阳现在还没落山呢，红彤彤的。真希望你也在这儿。如果时间合适的话，给我打电话吧。”
“喂，还是我。现在是8点半，我正在去机场的路上……如果可以的话，给我打电话。昨晚你又在上夜班吧？登机前我会再给你打电话。希望飞机不会晚点。”
“喂，开始登机了，看来不会晚点。我下了飞机就给你打电话。”
最后一条是他在出租车上打的那个电话：“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呀？”
男人转身去了卧室，看到她躺在床上，身上盖着被子。
他来到床边，视线撞上了她仍睁着的眼睛。那眼睛直直地看着虚无的远方。
埃里克·温特探长循着她的眼神望过去，没发现任何可疑之处。他弯下腰，仔细打量着女人那张红得可怕、宛如面具的脸。她应该是被绳索勒住脖子窒息而亡。舌骨被勒断了，血液冲到头部，瘀血积了一脸。
他见过很多机械性窒息身亡的人，所以一看到类似症状，基本上就能判断出死因。
尸体稍后会被送去检验，由皮娅·伊森·芙洛贝法医来确定死因。这间此刻还很安静幽暗的卧室，很快就会挤满各路刑侦技术人员，虽然现在只有他一人。他接到报警电话就直接开车过来了。妻子安吉拉看他这么晚出门，一句怨言也没有。她是个医生，知道就像病人发病一样，凶杀案的发生也不会挑时间，不会因为临近圣诞节就停止。
探長打量着女人扭曲的面容和被子下的姿势，心想她应该是被谋杀的。谋杀可能发生在今天，也可能是昨天，这得等皮娅检查后才能得出结论。
身后传来响动，埃里克转过身，看到探员贝蒂尔·林格玛站在门口。
“是把她男人传唤到警局，还是就在这儿问他？”贝蒂尔问。
“去我办公室吧。”埃里克说。
埃里克的办公室里除了办公桌椅、文件柜、水槽等一应摆设外，窗下还放着一台CD播放机。四周静悄悄的，不见出来觅食的狐狸，但这绝不是一个平静的夜晚。
埃里克用手擦了擦脸，打量着坐在桌子对面的安德斯·巴克尔。后者脸上残留着日光浴后的棕褐色痕迹，这使得他苍白的脸色显得有些透明。死者是他的妻子苏珊妮·巴克尔。
“天哪！”安德斯喃喃道。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或是第四次发出这种感叹了。
“你最后一次和她通话是什么时候？”埃里克问。
“呃……星期四。”安德斯回答。
埃里克看了眼桌上的日历，“回家前一天？”
“嗯……是的。”
“回家前一天。”埃里克重复了一遍。
“在那通电话之后我试过联系她，”安德斯不安地在椅子上扭动了一下，“她没接，我只得留了言。”
“留言我们已经听过了。”
“噢……”
“她没接电话时，你有担心过吗？”
“有，所以我又继续打。”
“你没有别人可以联系吗？”
安德斯没回答，而是低头看着桌子，仿佛在研究桌上那本日历。 “你不能打电话给其他人吗？”埃里克重复了一遍问题。
安德斯抬起头，“我没有别的人可以联系。”
“以前也发生过这种事吗？”
“什么？”
“你的妻子……苏珊妮……没有接你的电话。”
“没有，”安德斯断然否认，“以前从没有过这样。”
“以前是哪一次？”
“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次我也是一个人出去旅行。”
“为什么这次又是这样？”
安德斯又沉默了。埃里克心想对方可能没听懂他的问题。他很担心如果再问下去，安德斯也许会崩溃，像摊烂泥般扑倒在桌上。想想吧，出去度假一周，回来后却发现妻子没了。如果这事发生在我身上，我肯定就垮了，只能像行尸走肉般浑浑噩噩地度过余生。埃里克想，不过现在，我还得履行职责，把问题问完。
“为什么偏偏挑在圣诞节前单独出门度假呢？”他又问了一遍问题。
“我不是去度假。”
“那你是去干吗？”
安德斯没有回答。
“你这次外出旅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埃里克追问。
安德斯看着埃里克，“我……我酗酒。我就是人们说的那种周期性发作的酒精依赖症患者。”
他低头看着自己抖个不停的双手，但埃里克看不见。
“每次病发时，我就单独出去喝酒。”安德斯抬起头来，“这次也是如此。”
“你这次出门一周，就为了喝酒？”
“是的。”
“你什么时候做出这个决定的？”
“这个……其实并没有正儿八经地做决定，只是病发后就自然地想该出门了。”
“但至少应该计划一下吧？”
“有时候会。”
“为什么专门挑在圣诞节前出门？”
安德斯没有回答。
“是因为机票便宜吗？”埃里克问。
埃里克的妈妈住在太阳海岸，规划旅行时她总把“便宜”放在考量的第一位，虽然她并不差钱。
“机票在这时候最便宜嗎？”安德斯反问道。
埃里克坐在房间里，没开灯。从松下音响里飘出约翰·柯川的歌《像在恋爱中》，美妙的歌声回荡在夜色中。
之前他曾打过电话给安吉拉，给她道晚安。
“明天早餐我们可以尝下热姜酒。如果半夜有电话打进来，我们正好早点起来，把酒温一下。”
“早餐？”安吉拉说，“没准等你办完案，回来都该吃晚饭了。”
的确，埃里克自己也拿不准今晚能不能回家，只知道安德斯肯定回不了家。警方给他在萨伏依酒店订了间房暂住。在命案调查清楚前他是嫌疑人，但因为目前尚无确凿证据，所以还不能拘捕他。
安德斯离去后，皮娅打来了电话，“死因是窒息。死亡时间是星期四晚上6点以后至夜间，也就是安德斯回来的前一天晚上。”
据他掌握的情况，苏珊妮在萨尔格林斯卡医院当护士，星期四那天，她5点半下班后就直接回家了。
据安德斯说，周四晚上6点他在大加那利岛上的波多黎各用手机给妻子打了两通电话，但她都没接。
当然，警方会调查他说的是否属实，那个点他是否在波多黎各，并给妻子打过电话。不过，埃里克觉得除非安德斯脑子有病，才会在这两点上撒谎。
埃里克知道，很多暴力犯罪都发生在具有亲密关系的家庭成员之间。他有点悲哀地想，看来，要保全性命，最好是住在荒郊野岭的山洞里，尽可能远离亲人。
“凶手是怎么进来的？从现场情况看，可以排除非法闯入。”探员弗雷德里克·霍尔德斯说。
他说这话时已是第二天早上了。
会议室里弥漫着咖啡的味道。埃里克脑中勾勒出一幅圣诞之晨的美景：朝阳给地上的积雪镀上一层金色，美不胜收。他有些微醺，但知道酒劲很快会过去。他早餐时喝了点热姜酒。安吉拉还在睡，艾尔莎也没醒。当然，就算她醒了，他也不会让才四岁的小女儿喝酒。
“这个男人应该有钥匙，要不就是女主人放他进来的。”他说。
“你怎么知道是个男人？”探员安妮塔·迪扬娜利问。
“你还真是事事都要讲究男女平等。”弗雷德里克打趣道。
“本来就有女杀手嘛。”安妮塔说。
“现在还没结论，男女都有可能。”弗雷德里克说。
“对了，皮娅怎么说？”安妮塔问埃里克。
“从伤情看，凶手应该是个很有力气的人。”
“这样看来，男人的可能性更大。”安妮塔说。
“是的。”埃里克说。
“这个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弗雷德里克说。
“没什么事是显而易见的。”埃里克说。
“你怎么闻起来有股酒味儿？”弗雷德里克问。
“我还想说你闻起来有股汗味儿呢。”
“我又没喝酒，当然闻起来就是汗味儿了。”
“我喝了点自制的热姜酒。”
“能不能给我配方？”
“你先搞点除臭剂，把身上汗味消一消吧。”
“那女人叫啥？”一句问话突然插了进来。弗雷德里克和埃里克转过头去，发现是贝蒂尔·林格玛进来了。贝蒂尔清了清嗓子，“是苏珊妮·巴克尔吧？我觉得接下来可以调查一下她的私生活。”
“不仅是私生活，”安妮塔说，“凶杀也有可能跟她工作上的某事或某人有关。”
贝蒂尔点了点头。
“也可能跟安德斯·巴克尔有关。”弗雷德里克说。
“你什么意思？”埃里克问。
“可能有这种情况：凶手是来找安德斯的，但他不在，于是迁怒于无辜的妻子。”
没有人说话。
“这只是一种猜想。”弗雷德里克说。
“这是你看到凶案现场后的第一想法？”安妮塔问。 “是的，但也许以后会变。”弗雷德里克笑道。
“好吧，这算是一个方向。”安妮塔说。
贝蒂尔又清了清嗓子。
“你们都听到了贝蒂尔刚才说的，”埃里克说，“我们要调查一下这对夫妇从以前到现在的生活，还有他俩的同事、朋友和熟人，以及熟人的熟人。”
“还有熟人的熟人的熟人。”弗雷德里克接上道。
如果调查顺利，很快就可以验证弗雷德里克的想法是否正确。本以为调查会花上很长时间，但经过挨户询问公寓楼里的住户，却发现没人熟悉这对夫妇，不少人甚至认都不认识他们，更遑论做朋友了。夫妇俩似乎一直离群索居，不怎么与人交往。
难道夫妇俩除了彼此为伴外，一点社会关系也没有？埃里克陷入了沉思。
下午早些时候，安妮塔去了埃里克的办公室，看到他正站在水槽边，用热水冲洗着双手。
“冷死我了。”他说。
“我问了安德斯先生入住的那家酒店的主管。”安妮塔说。
“那儿一定很热吧？”
“27度。”
“那个男人怎么说？”
“是位女士！”
埃里克笑了，“那位女士怎么说？”
“我问了她关于安德斯先生的情况，是否成天醉醺醺地待在房里闭门不出，或者在游泳池边狂喝滥吐，醉得不成人样。”
“她怎么说？”
“没这事。”
“什么？”
“她说她从没见过比安德斯先生更清醒的游客了。”
两人在办公桌两侧坐下，边喝咖啡边讨论案情，桌上堆着一摞案卷。
安妮塔突然倾身向前，端着的咖啡差点从杯里洒出来。她从案卷中抽出一张死者的照片，照片上的女人面容平静。
安妮塔和巴克尔夫妇住在同一个街区，更确切地说，两家住在相邻的两幢公寓楼，相距不到50米。
安妮塔仔细打量着照片，“我认出她来了。有一次我看到她和一个男人在一起。”她低头又看了一眼女人的脸，补充道，“但那个男人不是安德斯先生。”
晚上，安妮塔回家后，发现早上走得急，忘关浴室的灯了。外面暮色四合，浴室里微光闪动，像是在欢迎她回家，她当即决定下次出门前也留一盏灯开着。
安妮塔走进厨房，烧水冲了一杯奶茶。她端着杯子来到客厅，在扶手椅上坐下，脚随意地搭在凳子上。她轻啜一口奶茶，惬意地叹了口气。
本想安静地过一晚上，但脑中却不由自主地思考起一个问题：圣诞节是和弗雷德里克及他的孩子一起庆祝，还是就在自己家过？要不，买张机票回非洲陪陪老爸？
安妮塔的父母是来自布基纳法索的非洲移民，但她出生在哥德堡。她长大后，年迈的父母决定叶落归根，搬回瓦加杜古安度晚年。安妮塔理解父母的做法，但她愿意留在她出生和长大的地方。
回到家乡刚两个月，母亲就去世了，长眠在城市北郊冰冷坚硬的黄土里。
父亲一直自责是长途旅行拖垮了母亲的身体。安妮塔留在瓦加杜古，陪了他很长时间。
只要愿意，她可以留下来。没人会把她当外人，她的长相与当地人一般无二。她还可以用流利的法语和当地人——至少是受过教育的人——进行交流。城市的边缘就是一望无际的沙漠。风沙肆虐的日子里，她躲在父亲的小屋里也仍能感受到从沙漠刮来的风。
这时，她又听到了风声，不过是瑞典冬季呼啸的寒风。没有沙漠的风那么猛烈，却寒沁入骨。
安妮塔起身，拿着杯子回到厨房。
她又想起了弗雷德里克·霍尔德斯。一年前，弗雷德里克的妻子遭遇司机酒驾引发的车祸，不幸身亡。他俩开始约会，弗雷德里克的两个孩子汉纳斯和玛格达慢慢接纳了安妮塔。
她喜欢弗雷德里克。两人关系发展迅猛，越来越有共同语言。
电话响了，是弗雷德里克打来的。
“喂？”
“你在干吗？”
“没干什么。”她说，心里却想，难道说我正在想你吗……也许真该这样回答。
“你有没有在巴克尔家门外看到过什么可疑的人？”
“看来我该搞个望远镜，或者潜望镜。”
“别，千万别做傻事！”
“你什么意思？”
安妮塔心想，你还经常做傻事呢，倒劝我不要做傻事，真好笑。
“别在巴克尔家附近逗留！”
安妮塔笑了。
“我是认真的。”弗雷德里克说。
“你认为我是需要保护的弱女子吗？”
弗雷德里克没有说话。
“弗雷德里克？”
“我不知道。”他說。
“你真是认真的？”
“那个人——我是说凶手——很可能会记得曾在巴克尔家门外遇到过你几次。”
“你这么说真把我吓到了。”
“我只是提醒你小心。”
“放心，我会注意的。你不觉得我一直都很小心吗？不过，凶手为什么会单单记得我？他每天见过的陌生人多了，我不过是其中一员。”
她想起了自己在非洲时的生活。对于非洲来说，她是熟悉的陌生人。
“你的外貌会让他记住你。”弗雷德里克说。
“又来了，弗雷德里克！这儿黑皮肤的移民多着呢。”
弗雷德里克笑了，“好吧，希望是我多虑了。”
他停顿了片刻，安妮塔听到外面电梯门打开又合拢的声音，似乎还听到了轻微的脚步声。
“平安夜你会……来我这儿吗？”弗雷德里克又开始说道。
“看情况吧。”
“最好早点做决定，你知道，玛格达和汉纳斯……”
“好的，告诉他俩我会来。”
她仿佛看到话筒另一端的他脸上漾起了微笑，听到他笑着与她道别。
通话结束了，她仍握着话筒站在那儿。这时她又听到了脚步声，越来越近，来人像是穿着一双厚重的鞋子。 门铃响了，“叮咚……”
她看了眼手表，打了一个激灵，想起弗雷德里克刚说过的话。
门铃还在響，就像窗外不绝的风声。安妮塔快步来到大门前，把眼睛贴在猫眼上，却没看到外面有人。
她挂上防盗链，小心翼翼将门推开。门外没人。与此同时，她听到右边电梯启动的声音。奇怪的是，此前她没听到任何离开的脚步声。
安妮塔把门完全打开，没看到任何人。她来不及细想，匆匆套了双拖鞋跑到电梯前，看到指示灯显示电梯正在下行，忙追了下去。下了五层楼梯后，她来到了底楼，看到电梯门正在缓缓闭合。
安妮塔出了公寓楼，没看到街上有行人，地上也没有人离去的足迹。举目四望，夹杂在楼宇间的条条小巷通往不同方向，一幢幢大楼像黑色的幕布挡住了视线，让她无从追踪。
“天哪，看我这个样子，穿着拖鞋和家居裤就出来了，都怪弗雷德里克。”安妮塔极力安慰自己道，“不过是有人走错路了。真是自己吓自己。”
她回到楼上，正好看到房门自动滑回去关上了，而她没带钥匙。
“看我干的傻事！现在怎么办？叫开锁匠还是公寓管理员？”
考虑到公寓管理员成天不见人影，而她只穿了一双拖鞋，她最终选择求助于邻家一对刚搬进来的老夫妇，借用了他们的电话。
弗雷德里克不到20分钟就赶来了。他在尽可能不损坏门的前提下打开了锁，安妮塔不禁暗暗感叹恐怕没什么锁是他开不了的。
下了一夜的雪，雪落在地上，直到第二天也没化。
在前往警察局的路上，埃里克看到自己嘴里呼出来的气成了股股白烟。也许这真是烟，他刚抽完今天的第一支烟。
“我们应该派人监视那栋公寓楼。”当小组成员聚集到齐后，他说。
“已经派了。”组里最年轻的探员拉尔斯·贝延赫姆说。
“是我疏忽了。”埃里克说。
“没这个必要，”安妮塔说，“不过是有人走错了公寓楼。”
“你真觉得是这样？”埃里克问。
“真觉得。”
埃里克点了点头。
“不然的话，会是什么呢？”安妮塔接着说。
埃里克又点了点头。见没人接话，安妮塔说：“好吧，那我来说说另一种可能吧。也许那个人是跟踪我来到楼里，出于某个目的想吓吓我或给我一个警告，但不会做出格的事。”
“为什么要这样？”拉尔斯问，“藏着掖着不是更好吗？”
“谁藏着掖着？”贝蒂尔问。
“当然是凶手。”拉尔斯说。
“还有一种可能。”埃里克说。
“什么？”拉尔斯问。
“是安德斯·巴克尔干的。他按了门铃后就跑了。虽然不能回家，但他熟悉那儿的地形，离开不是难事。”
“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拉尔斯问。
“这个问题问得好。”埃里克说。
因为公寓被警方封锁了，安德斯先生仍住在酒店里。埃里克给他打了个电话，措辞礼貌地请他来警察局一趟。
安德斯坐下，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他的身体不再颤抖，看不出一点酒精依赖症的症状，手机从他胸前口袋里露出来。警方已经查过手机上的通话记录，四通电话都是安德斯打给妻子的。
“为什么你说你去波多黎各是为了酗酒？”埃里克问。
“什么？”
“你说你患有间歇性酒精依赖症，这次外出是为了喝酒，但这不是真的，对吧？”
“这……这当然是真的。”
“那你讲讲那个星期你是怎么过的。”
“其实没什么特别的。我在飞机上喝了三杯威士忌，等下飞机后，一直感到头昏昏沉沉的。”
“这种事以前发生过几次？”
“什么事？”
“跑去国外酗酒。”
“哦……就一次。”
“那次你去的哪儿？”
“也是去的大加那利岛，不过不是住在波多黎各，而是普拉亚德尔英格列斯。”安德斯摩挲着手机，“怎么……”
“在波多黎各时，你每天都待在房间里喝酒？”
“差不多是这样，只有想吃东西时才出去，不过我几乎没吃什么……”
“有人作证说，在那边看到你很清醒，这怎么说？”
“什么？这完全是在乱说……不可能！”
“什么是在乱说？”
“判断某人清醒还是糊涂是很难的，特别是对……对酒精依赖症患者而言。”
这句话埃里克也跟波多黎各那家酒店主管说过。
“对别人来说也许很难，”主管说，“但我一眼就看得出某人是否喝了酒。”
“那反过来你也能看得出某人是否清醒。”埃里克说。
“是的。安德斯先生非常清醒，虽然他伪装得很好，摆出一副醉醺醺的样子，我还是一眼就看出那是装的。”
埃里克看着巴克尔，后者额头上渗出了颗颗汗珠。
“你为什么要撒谎？”埃里克问。
“我发誓我真没撒谎。”
“工作中也没人发现你有酗酒的问题。”
“这么说，你们已经去我单位调查过了。谢谢！”
“没人注意到你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那当然，我不可能让同事知道我是个酒鬼。”
这天晚上，埃里克陪艾尔莎画画。他把自己的手覆在艾尔莎的小手上，以免颜料粘在女儿手上。艾尔莎画得很认真，一边画一边乐。
安吉拉端着两杯热姜酒和一杯饮料走进房间。
“没想到热姜酒喝得这么快，我原以为至少可以喝到圣诞节呢。”
“再做点就是了。”
“你想变成个酒鬼吗？”
埃里克笑着举起杯子，朝杯里吹了口气，和艾尔莎碰了杯。
等艾尔莎睡了后，他说：“今天我提审了那起凶杀案中死者的丈夫，他可谓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来让我们相信他是个酒鬼。” “哦。”安吉拉应道。
“这种行为难道不是很奇怪吗？不应该相反才自然吗？哪个酗酒者会承认自己是个整天醉醺醺的酒鬼？而这个人，却生怕我们不相信他是酒鬼。”
“是不是酒鬼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着呢。他这次在圣诞节前出门，找的理由就是酒瘾犯了。如果不喝酒，他去波多黎各干吗？”
今天阳光灿烂，让人恍若置身于加那利群岛。离平安夜只有三天了。
埃里克呼吸着清冽的空气走在上班的路上，点燃一支香烟。
一大早，拉尔斯就带来了新消息。
“我们在银行的保险箱里发现了这个。”说着，他把一份文件放在埃里克的办公桌上。
埃里克看完后，吹了一声响亮的口哨。
“我当时也是这个反应。”拉尔斯说。
“这样看来，安德斯有动机了。”埃里克说。
“遗憾的是，他也有不在场证明。”
不在场证明。埃里克叹了口气，这正是调查徘徊不前的原因。如果安德斯没有不在场证明，那就简单多了。
埃里克把遗嘱又看了一遍。苏珊妮·巴克尔生前继承了父母数百万财产，是个不折不扣的富婆。现在，随着她的死亡，这些财产将落入唯一的继承人安德斯·巴克尔之手。
“对他来说称得上是圣诞大礼包了！”见埃里克抬起头来，拉尔斯说。
“你是说那个还沉浸在悲痛中的男人吗？”
“也许他还在震惊中。”
“不管悲痛也好，震惊也罢，总之他忘了给我们说这事，也许是受到的刺激太大，还没缓过神来。”
“也有可能他不知道。”
“问问他就清楚了。”埃里克说。
安德斯先生脸上写满了问号。
“我发誓我不知道這事。”他说。
发什么誓？埃里克想，难道是苏珊妮忘了吗？
“这么大的事她竟然没跟你说，你不觉得奇怪吗？”埃里克问。
安德斯没回话。
“难道她是想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坐在埃里克旁边的拉尔斯问道。
这个问题极富挑衅性，但安德斯似乎没被激怒。他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嘴里轻轻吐出两个字：“天哪！”他脸上的表情既悲痛又震惊。
他看着埃里克，似乎想说什么。埃里克耐心地等待着，但最终，安德斯什么也没说，起身走了出去。他们没有拦他，任他去了。
之后，他们去见了遗嘱见证律师皮特·史密特。律师告诉他们，这份遗嘱定于三个月前，安德斯并不知情。
“为什么她会突然改变想法？”这是埃里克关心的问题。
据调查，苏珊妮之前曾打算将财产在死后捐赠给公益组织，不过这个想法没有写成遗嘱。为什么现在她写了一份遗嘱？
“我不知道，”律师说，“不过有遗嘱总是好的。”
至少对安德斯先生而言，埃里克想。
“是你建议她这么做的吗？”他问。
“当然不是。”
苏珊妮虽有钱，却没在家享福，仍每天按时上下班，干着辛苦的护理工作。难道她想成为又一个弗罗伦斯·南丁格尔？埃里克想。当然，她到底是怎么想的，已经没办法知道了，安德斯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到了最后，埃里克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她很孤独，所以寄情于工作。
安妮塔和埃里克正坐在四楼的咖啡厅里。说是咖啡厅，其实只是摆了台自动咖啡机，外加三张桌子和九把椅子。弗雷德里克也是这儿的常客。
西沉的太阳快要坠入地平线下了。埃里克用手遮在额上，挡住斜射过来的阳光，半边脸掩在阴影中，问安妮塔：“你去过加那利群岛吗？”
“没去过，”安妮塔换了个坐姿，笑道，“虽然从地理上它属于非洲，但我从没去过。你呢？”
“我也没去过，要找个阳光灿烂的地方度假，去太阳海岸就行了。”
埃里克的母亲住在马贝拉西边的努埃瓦安达卢西亚。埃里克早前从没去过那儿，不过近年来他和家人频频造访那儿。也许是因为他和母亲都老了，越发体会到亲情的可贵，想缓和以前生疏的关系；要不就是因为当北方一片冰天雪地时，那儿的气候却仍温暖如春，适合度个小假。
“但安德斯去了那儿……”安妮塔说。
“然后就在这期间，他妻子遇害了。”埃里克说。
“凶手应该是她开门放进来的。”
“也可能凶手有钥匙。”
“也可能是像弗雷德里克那样，用非法手段开的锁，但没把门弄坏。”
“不可能，只要是非法手段，不管多小心都会留下痕迹。”
“你的意思是凶手肯定是死者的熟人？”
“关系可能比一般熟人还要深一点。”
“情人？你怀疑她有婚外情？”
“有这个可能。”
埃里克放下手，感觉肩膀僵硬，不禁暗叹岁月不饶人。
“我们要考虑到各种可能性。”他把身子朝安妮塔那方靠了靠，继续道，“你不是说曾看到她跟某个男人在一起吗？现在想起什么没有？”
“这个问题现在还无法回答。我正在试图还原那天的记忆。”她又笑了笑，“以前，当遇到有些目击证人不能回忆起案发现场的情景时，我还怪过他们记性怎么那么不好，现在轮到我了。”
“也别责怪自己。对你来说，他们不过是两个陌生人罢了。我们每天都要见到很多陌生人，之后也就忘了。你能记起苏珊妮已经很不错了，如果能再回忆起和她在一起的那个男人是谁，就更好了。”埃里克安慰她道。
“谢谢。我曾想让画像师把那个人的肖像画出来，但没成功。我闭上眼，却想不起那人长什么样子了。”
“如果你看到他，能认出他来吗？”
“能。”安妮塔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不过她有些疑惑，“这种情况是不是有点奇怪？”
“不奇怪。”
“哦。不过有件事让我有点不安。” 埃里克等着她继续说下去。
“那人应该不知道，我已经忘记他长什么样子了。”
“不仅如此，他也许还不知道你是个警察。”埃里克说。
这天晚上，埃里克继续陪着艾尔莎画画。小家伙越画越好了。安吉拉端着热姜酒和饮料进来了。
“这是最后一杯，喝完就真没有了。”她说。
“那好，”埃里克跟艾尔莎碰了碰杯，“我可以再做点。下次不加丁香，改成肉桂。”
他想象着新配方的味道，“再加一茶匙糖，两厘升干邑白兰地，一点葡萄干，味道肯定更好。”
电话铃响了，安吉拉出去接电话，艾尔莎继续画画。
安吉拉又进来了，“是拉尔斯打来的。”
埃里克走过去拿起话筒，“喂？”
拉尔斯此时正在安妮塔公寓楼外面，隔壁就是巴克尔家所在的公寓楼。同事莎拉·赫兰德手拿相机坐在一辆没有任何标识的汽车里。天气很冷，拉尔斯决定明天无论如何要穿长靴了。
他向埃里克汇报道：“我们盘问了所有进出公寓楼的人员。”
“结果怎样？”
“所有进出人员，要么是楼里的住户，要么是访客。”
“拍了照没有？”
“拍了。”
“明天让安妮塔看下照片。”
“没问题。”
“辛苦了。这么晚在外工作还行吧？”埃里克关心地问，拉尔斯则不失时机地调侃了他几句。
埃里克回到客厅时，艾尔莎已经画完了。也许是看到爸爸接电话给了她灵感，她举起手中的画，上面画着一个人站在一个小亭子里，手里拿着话筒。
“电-话-亭。”艾尔莎奶声奶气地说道。
埃里克突感五雷轰顶，脑中浮现出苏珊妮惨死床上的画面。
电话亭，我为什么没想到这个？艾尔莎才配得上侦探这个称号。
在前期调查中，埃里克已经查明苏珊妮曾在周四下午和安德斯通过电话。他们调查了安德斯先生入住的那家酒店打进、打出的所有电话，除了所有客房外，还查了酒店酒吧、餐厅打出的电话。
电话比他预想的少得多。不过这也能理解，很多游客度假时不愿与外界联系，而且不少人用的是手机。根据他们的调查结果，除了安德斯先生外，波多黎各没有别人跟苏珊妮电话联系过，而安德斯先生联系她用的也是手机。
周四下午那通电话说了些什么？
“就是一般性的问候，没什么特别的。”安德斯曾这样回答他们的询问。
不管警方怎么问，他始终坚持这个回答。
警方还调查到一件事，苏珊妮在周四那天突然换了工牌，没有去上晚班。是因为她病了吗？
“不是，”苏珊妮的部门主管说，“她调班是因为另一个护士想外出度假，所以想在圣诞节前上个晚班，这样可在白天补休。苏珊妮没有外出度假的计划，上不上晚班无所谓。对了，就在那周的早些时候她已经调过一次班了。”
“电话里她是不是说了调班的事？”埃里克问。
“没有。”安德斯回答。
看到艾尔莎画的电话亭时，埃里克脑中灵光一现，一个想法逐渐清晰起来。他电话联系了酒店主管，问了几个问题，之后又打了几个电话。
他急促不安地等待着回话。为让自己平静下来，他走进浴室，用水冲洗着双手。
安妮塔本想听听尼克·洛韦的最新专辑《说服者》来放松一下，却感到体内一股焦虑的情绪越来越强，让她坐立不安。
她眼前浮现出一张模糊的脸，不管怎么努力，却始终看不清楚。她知道，如果能看清这张脸，也许就知道凶手是谁了。
安妮塔起身关掉音乐，进厨房坐下，草草地翻了一下今天的报纸，又站起身装了一壶水，却没有按下水壶开关。她去了卧室，换上晨袍准备泡一个热水澡。
泡在温热的水里，她身心一下放松了不少。四周一片寂静，安妮塔闭上眼，努力回想一些美好的事。
就在这时，她听到锁响了一下，像有人把钢丝或是万能钥匙戳进了锁孔里，大门随之被打开了，发出吱的一声响。她听到进来的脚步声，接着又是一声。
与此同时，电话响了。
也许是慑于他问话时严肃的语气，回复来得比他想象的快得多。
埃里克拨打了安妮塔的电话，但没人接，于是他联系了拉尔斯。
“刚才有没有人进入公寓楼？”
“没有，最近一个小时都没人进出。”
“快去安妮塔家！”
“什么？”
“去安妮塔家，叫上莎拉！你知道她住哪儿吧？”
“是的，她住在……”
“快去，她现在很危险！让莎拉用无线电呼叫后援！”
埃里克接着给弗雷德里克、贝蒂尔打了电话。贝蒂尔提出了同样的疑问。
“是那个律师皮特·史密特干的。”埃里克说。
“什么？”
“就在苏珊妮被害的那个晚上，安德斯从波多黎各打了一通电话给某人。他用的是酒店外面一个电话亭里的电话。猜猜这电话打给谁了？”
“皮特·史密特？”
“对。”
“为什么？”
“因为事情很急，安德斯第二天就要回家了。他本来计划在那周早些时候杀害妻子的，但苏珊妮因为临时和同事调班，导致皮特摸进她家却扑了个空。”
“然后？”
“到了星期四，安德斯在与苏珊妮通话中得知妻子和同事调了班，晚上会在家的消息后，立刻冲到外面的电话亭给皮特打电话。他以为我们发现不了这个。”
“你是怎么发现的？”
“以后再告诉你。”
“但我们有什么证据呢？”
“不需要证据。”
“我不太明白。”
“皮特很快会去找安妮塔，没准他现在已经去了，我们可以在现场抓他。”
“他为什么要去找安妮塔？”
“因为安妮塔曾经见过他，他认出她来了。”
“但他怎么进得了安妮塔的家？”
“皮特有安德斯公寓的钥匙。当然，这是安德斯给他的。我刚刚得知，这把钥匙也能开公寓地下室的门，而安德斯和安妮塔的两幢公寓的地下室是相通的，因为这两幢公寓属于同一家物业。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反正我知道。”
“这么说……”
“通过地下室，凶手可以顺利进入安妮塔所在的公寓楼。”
当安妮塔看清来人的脸时，她一下子认出了这个男人，不由从浴缸里站了起来。
“不，不要。”她想。
她沒和皮特律师打过交道，但她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皮特眼神狂乱，手上握着一根粗绳。
安妮塔惊叫起来，想把来人吓退。她想出去，却发现腿像粘住了似的抬不起来。在浴室灯光的映衬下，男人手上的绳子反射着惨白的光。
莎拉刚上楼，就听到了安妮塔一声高过一声的尖叫。她毫不犹豫地冲进门，拉尔斯跟在她身后。两人来到浴室门口，看到律师正背对着他们，安妮塔则站在浴缸里一动也不动。
律师大叫一声朝安妮塔扑去，后者身子一偏，莎拉抓住机会射出了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