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谈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从此，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总书记提出的“伟大革命”这一理念，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解读这一命题，深刻领会其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有益于我们充分认识和深刻理解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和宝贵经验。
　　
　　断想一：“伟大革命”是伟大的实践，伟大的实践必然产生伟大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是在伟大的革命和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并在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和实践中提升、丰富并推进。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科学，这既体现在它于实践中产生并能够正确地指导实践，还体现在它依靠实践而得到不断发展。没有俄国的伟大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列宁主义；同样，没有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毛泽东思想。要真正懂得列宁主义，更重要的是解读俄国的革命实践，同样，要真正懂得毛泽东思想，也必须考察中国革命的峥嵘岁月。同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时代新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要真正认识这一点，真正运用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排除“左教条”、“洋教条”乃至“古教条”等等的迷惑和干扰，其基本的立足点就是深入解读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革命。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都是在推进这场伟大革命中，不断地应对挑战、破解难题，而使思想得到解放、使理论得到升华的，社会革命与马克思主义飞跃的内在一致性极为重要。承认、认识、理解这一伟大革命，实际上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弄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
　　
　　断想二：理解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革命”，核心是要理解它对社会主义体制的革命性改造。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都是以苏联模式为基础构建起来的体制机制，尽管此前这种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已经逐步显现，但无论中国还是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真正从制度上加以反思，更多的是将其归结于领导人个人的原因等等。从对领导人错误的关注，到制度创新的启动，邓小平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总结经验教训时，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并且斩钉截铁地说：“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可。”改革的指向十分清楚，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改革的程度也被特别地强调，即“我们搞的实质是一场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对时代主题的新判断、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的新定位、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揭示等，完全是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层面的全新阐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和成功培育，不仅是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创新，也是人类社会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崭新篇章。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社会主义人权建设的展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等等，所展现的社会主义道路，毫无疑问地是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全新里程。历史已经证明了这场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意义，传统的、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已经终结在上世纪80年代向90年代的转换之际。邓小平曾经谈到，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这个坎我们也翻不过来。恰恰因为对制度的革命性变革，我们不仅翻过了这个坎，而且乘胜前进，不断取得辉煌成就。
　　
　　断想三：理解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革命”，必须抓住它对中国社会发展前所未有的推动这一关键。凡是能够被称为革命的，无论是政治和社会革命，还是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等，毫无疑问都要对社会发展以巨大的推动。越是伟大的革命，对社会发展的推动越大；对社会发展推动越大的革命，也就越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越能为人类留下宝贵的借鉴。改革开放30年，中国以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3倍多的发展速度，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奇迹。这一实践进程破解的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普遍难题，应对的是落后大国发展的困境，探索的是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路径，等等，能与这样伟大的历史使命相匹配的，只能是伟大革命。强调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的推动，不仅仅在于展现我们物质文明建设的成果，它还紧连着精神文明的成果，紧连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毛泽东20世纪30年代在着力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时，尖锐地批判了那些不以马克思主义的箭射中国革命的“的”的倾向，实际上提出了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社会实践相结合，才是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在于它解决了时代赋予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推翻三座大山，挽救民族危亡，奠定起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基础，毛泽东思想正是在完成这样伟大革命的过程中形成的。革命所树起的历史丰碑，也是思想孕育的光辉篇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的崛起和腾飞融为一体，科学理论的逻辑一定与“伟大革命”实践的逻辑一致。邓小平曾经谈到发展是硬道理，这硬道理其实不仅仅是对经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而言，其中之“道理”也是科学理论立足和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审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思想解放的进程，看得出这也是一个凸显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进程。解放思想就是要把理论的逻辑同实践的逻辑统一起来，在推动社会的发展中促进理论的发展，在实现中国的崛起和腾飞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断想四：理解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革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伟大革命中总结的经验和提升的理论是我们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改革开放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生产力的巨大释放和物质文明的丰硕成果，与之相伴随的精神文明成就和理论的飞跃也是极为精彩的历史篇章。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开始，改革开放每上一个台阶，都伴随着思想解放和观念攀升。用历史昭示未来，最根本的就是从历史中总结出经验和理论去指导未来。30年的巨大变迁，甚至使全世界都热切地关注中国经验，从“北京共识”这样外国学者的总结中，我们可以感受中国经验和理论的影响，可以掂量它的历史价值。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的政党。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就是30年伟大革命赋予我们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续写辉煌的强大武器。
　　
　　断想五：理解改革开放30年是一场“伟大革命”，才能够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是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密不可分的。中国的革命史清楚地告诉我们，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不可能成功。对中国社会的革命和成功改造，反映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和新的社会背景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新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尽管有不少的思想、理论被冠之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由于没有真正值得称道的社会革命、社会变迁作为其历史的支撑，其思想、理论也犹如过眼云烟。在中国改革开放前，马克思主义没有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发展中的大国如何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成答案，而中国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回答了这一历史性问题。应该说，没有什么比30年的沧桑巨变更能够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马克思主义是为改造世界而诞生的，也是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发展的，离开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就无所谓马克思主义。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革命既为我们开拓了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也为我们找到了一条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路。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和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反复强调的历史性结论，揭示了改革开放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关联：“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懂得这一点，就不懂得如何推进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容易受到“左”和右的以及各种各样社会思潮的干扰。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篇章。
　　
　　作者系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参谋、政工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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