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550例。这个数字躺在手机屏幕的表格里，廖宁医生看着它，发了一会儿怔。
这是她过去一年处理过的乳腺癌手术病例总数，也是医院采用新绩效统计方法后，她第一次知道，自己一年到底做了多少台手术。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居然超过我当年的老师了！”她对《南都周刊》记者感叹，而她的下一个念头是：“不行，我得再多做点什么。有这么多案例在手，加上我们科室其他同事的，我们可不可以做得再好些，从中挖掘更多信息，去帮助更多病人？”
但她的注意力很快转到了别的事情上。刚结束一天的门诊，此时已是晚上七点半，她打开同事打包的快餐纸袋，拿出可乐猛吸几口，然后便打开设备，准备主持一场线上专题会议，同时见缝插针地接受记者采访。与此同时，门外静悄悄的走廊上，还等着两拨需要她会诊的患者。
作为广东省人民医院的乳腺科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同时还担任美国肿瘤外科协会（SSO）国际委员会理事、美国NCCN乳腺癌指南（中文版）专家组成员等工作，廖宁的日程表密得让人难以想象：
除了周一至三出门诊、周四周五全天手术之外，她每周三还要主持长达两小时的《周三見》全球专家线上会诊直播，周四则是《廖宁教授知识速递》直播和《寻找基层良医》;此外她还担任制片人，周末要出差外地，亲自参与《寻找基层良医》的纪录片摄制，如今已经拍到了第25集。
接受采访的这天是周二门诊日。廖宁的诊室门口，总是人头攒动，既有拖着行李、风尘仆仆从外地赶来的新患者，也有平和淡定、耐心宽抚那些焦虑病友的老患者。
根据医生助理李嘉棋的说法，大部分诊室一天平均看二三十个号，而廖宁医生的诊室，最多时一天曾开过180个号。“没办法，想挂她号的患者太多了，只能不停地加。”
为了避免患者的无效等待，她做了一个特别的尝试：专门安排一组助理医生，先将患者梳理一遍，询问病情，将病史写清楚，需要做检查、化验的先开单，病例相似的集中归类……这样廖宁的看诊效率便能大大加快。
“我们想尽可能缩短病人的看病时长，争取一次把所有流程都做完，能少跑一趟就少跑一趟。”李嘉棋医生助理解释。尽管如此，当廖宁看完最后一个门诊病人，大家推着B超机，顺着空荡荡的走廊回科室时，往往已是晚上六七点，医院的防盗门都锁上了。
许多患者评价廖宁医生“医术高明、技术过硬，而且说话态度和蔼可亲，非常温柔”;而在网上搜索“廖宁医生”，也能发现另一些埋怨的声音：“明明挂的是8点的号，结果等了四个小时才见到人”“挂她的号就是想多听听专家意见，结果只聊了几句就把我打发了。”
“确实有这种问题”，当记者提起这些，廖宁无奈地点点头。“中国目前对乳腺癌还没有一个筛查机制，最棘手的恶性病例会送到我们这儿来，而有些轻症患者，即使在其他医院乳腺专科就能做检查的，也会专门来挂我的号，为了求安心。”
B超和钼靶检查的准确性，取决于医生的经验。廖宁判断仅1毫米大的乳腺瘤是非常准确的，而且她常常会把B超机直接推到诊室，一边看B超，一边给病人分析，这也是许多患者宁愿排长队也要来看诊的原因之一。
“但是，时间确实太有限了，不是我不理人。我知道病人如果等了几小时，连一两句都没有聊到，可能会不痛快，但那其实是最好的，说明她问题不大。如果是严重的病人，我无论如何都会留下来，跟她聊很久。你不会希望自己是后者。”说罢，她莞尔一笑。
除了门诊室，在保健组、B超室等地方，也总有一批批患者等着廖宁会诊，所以她几乎每天都在连轴转。至于周四周五的手术日，从早到晚，平均一天要排10来台。有时她忙完一天回到家，会直接往床上一倒，什么也不想做了。
为了节省晾晒熨烫的时间，她甚至买了一台干衣机放在家，这样洗完的衣服是直挺干爽的，立刻就可以穿。
因此，当廖宁在2019年末提出，要每周进行一次直播，汇集全球顶级专家在线为患者会诊时，同事的反应都是不可置信：就算是普通上班族，每周直播两小时可能都很难坚持，何况是对一个日理万机的主任医师？
但廖宁不为所动。精准个性化治疗是国际趋势，但国内的大部分临床医生都看不懂基因报告，廖宁想搭建一个平台，由她提供病例，召集分子领域的国际顶级专家一起在线会诊。
“我已经做了七八年的基因组学，发表了十多篇乳腺癌在分子层面的研究文章，主要将中国人群和西方人群进行基因上的比对，找出其中的差异，进行精准治疗，这样就能逆转许多中国病人的治疗情况。”
曾有位29岁的女孩，确诊乳腺癌后病情发展很快，已经在全身出现了多个转移肿瘤病灶，浑身疼得只能坐轮椅。她此前在其他医院经过化疗、放疗、靶向治疗等多种治疗，都收效甚微。而通过基因检测，廖宁判断该患者有一种罕见的基因突变，于是立刻从国外引入了最先进的治疗方案。结果是立竿见影的，女孩一周内就能够下地了。如今，她已经可以在全国各地到处游玩。
然而，此前，这样的大型国际会诊直播是没有先例的，她也来不及制定一个系统的推进工作，但廖宁并没有因此发怵。“我已经做了5届中美乳腺癌高峰论坛的工作，许多大师都比较信任我，一直保持着联系。而且他们也看到了，中国的乳腺癌领域其实发展得一点都不差，在国际舞台是可以直接跟他们对话的。”
她试着给几十位教授群发了邮件，包括美国肿瘤协会主席、美国乳腺癌协会主席、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主席、欧洲肿瘤协会主席、UCLA和哈佛的教授等，结果大家的反应是，非常踊跃！考虑到廖宁的时间只有周三晚合适，直播就这么定下来了：每周三，全球的大师们准时在北京时间18：00上线，进行两小时的集中会诊。
如今，《周三见》开播已经有大半年，从未间断，许多患者和医生都会将基因检测报告寄给廖宁，由她筛选并发给所有参会教授。如果在海外，这些专家的市场价收费达6000美元/30分钟，《周三见》则完全是免费的。而它作为医疗界的一项创新的会诊形式，效果也大受好评，如今已经推广到了美国、印度、埃及等国。
同事们几乎都不记得，廖宁上一次谈论休闲娱乐是什么时候。她似乎从不唱歌、逛街、旅游，只是偶尔打打网球。即使在周末，同事們也不时会收到她发来的信息，询问某篇科研文章的链接。
在学生们看来，尽管廖宁面对患者时态度好得让他们“自愧弗如”，但对自己和团队的要求，则又严格得近乎苛刻。作为一个处女座医生，廖宁最欣赏的就是跟自己一样做事利索、反应敏捷、力求完美的人，“要把事情办得漂亮”。
她从不在做手术时放音乐，也不允许医生们闲谈。“我们曾在手术期间聊天说笑，就被她严厉批评过。她说，病人其实是很痛苦的，你们不要嬉皮笑脸，要严肃对待这件事情！”一位医生回忆道，“无论手术大小，她总是非常郑重。”
有时，当微创手术的病人太紧张时，她也会跟病人开玩笑：“没关系的，很快就做完了，你数到30，没做完的话，你就狠狠地批评我。”而她也确实有能力在那个读数内完成手术。
2018年，《柳叶刀》杂志曾做过2000年～2014年的全球癌症生存率变化趋势监测研究，我国乳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由2000年～2004年的75.9%上升至2010年～2014年的83.2%，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治疗水平。而这其中，离不开中国一代又一代乳腺科医生的精益求精。
据科内医生回忆，每到教师节，就有学生从各地赶来，带着大蛋糕，跟廖宁一起庆祝。有些来不了的，还会专门录制一个短片送给她。
从业几十年，廖宁带出的学生一茬又一茬，许多已成为业界独当一面的精英。但回忆起跟着老师学习的日子，有些人还是非常动容：“主任，你当时虽然对我很严厉，骂到我都要掉眼泪，但现在回想起来，你那时所做的，对我现在的发展来说真是太关键了！”
“如果可以拥有一种超能力，你最想要什么？”当《南都周刊》记者这样问时，廖宁想了想说：“可能是时光倒流吧。”“啊？不应该是冻结时间吗？这样你就能做更多的事情。”“不是，我经常想，我经历过的路，如果可以重新再走一遍的话，我会做得更好、更完美。”
廖宁的母亲是教师，父亲是泌尿科医生，外公和叔叔也都是医生。世家背景为她留下的，除了认真严谨，还有刻在骨子里的医者精神。她常常想起那个遥远的午后，6岁的她扒在门缝上，偷看人生第一场外科手术的情景。手术室里主刀的人是父亲，他穿着白大褂、俯身认真做手术的样子，在廖宁看来简直太酷了。“那时候一点都不觉得血腥，也不害怕。也许从那一刻开始，我就确定自己未来要成为一名外科医生。”
廖宁当初深造完回国时，广东省人民医院还没有乳腺科。院长划了40个床位给她，说：“这是你们科的了”，又指着廖宁对护士长说：“这是你们的科主任。”当时，廖宁和护士长看着那空空荡荡的一片床位，面面相觑。
靠着一个个病人收治进来，再招来一个个医生，慢慢地，乳腺科终于打造成了今天总院加分院三个科室，一百多个床位的规模。
不少人以为，像乳腺癌这种科室，医生应该是女性居多。但事实正相反，女外科医生可谓凤毛麟角。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廖宁都是院里400多名外科医生中唯一的女性。
为什么女外科医生这么少？
一个原因可能是体力。一天连续做几十台手术时，是没有整段休息时间的，只能趁两台手术的间隙，在空手术床上躺一下。而做手术考验的还有脑力，每一个病例都是独特的，没有一台手术可以复制。医生术前要和患者长时间沟通，在脑中彩排各种突发情况，和团队一起讨论方案。有时，助理医生凌晨两点多还会接到廖宁的电话，那是她半夜突然想到一个更好的手术方案，要立刻找人讨论一下。
另一个原因，廖宁认为是家庭。如今儿子已经上了大学，廖宁可以全身心扑在工作上。“作为一个外科医生，你必然要放弃一些东西。如果你手术要做到半夜两点，怎么可能去接孩子放学，给全家做饭？”她无奈地摇摇头。“女孩子一开始做外科医生，好像很威风，但当你跟男医生拼体力、拼智慧、拼科研时，没有人会跟你客气。”
尽管如此，她还是尽可能地多收女学生，给她们创造机会。因为在她看来，面对一位乳腺癌患者，除了治愈她的身体，也要治愈她的心理，帮她尽可能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而这，需要女医生特有的敏感和同理心。
她遇见过决然要切除乳房的年轻女性，也见过年过七旬却依然坚持保乳，以免影响夫妻感情的老人。“每位女性的想法都是不同的，所以每次术前，我都会花很长时间跟病人谈话。有时只需要两三句话，她的想法和喜好就已经能判断了。”
此外，许多患者在切除乳房的同时，会要求做乳房重建。通常在中国的做法是，将植入的假体放在胸大肌后面，这势必要切断一部分胸大肌，甚至切断背阔肌，或是将别处的肌肉移植修补到切除的地方来。
“这样做的话，外形没有什么问题，但她可能再也没法舒展双臂跳舞，没法做瑜伽或普拉提;她去买菜时，左右手拎袋子的动作都会不一样，甚至她的夫妻生活都可能受影响……如果不从病人角度出发，你可能很难想象，一个女性失去了一部分身体之后，每天会怎样面对镜子、面对家庭。”
这些女性在生活中所承受的压力，也许男医生很难考虑到，但廖宁敏锐地捕捉到了，并尽量在治疗时提供解决方案。她经常对团队说的话是：要为病人以后的生活质量做打算。
这是她过去一年处理过的乳腺癌手术病例总数，也是医院采用新绩效统计方法后，她第一次知道，自己一年到底做了多少台手术。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居然超过我当年的老师了！”她对《南都周刊》记者感叹，而她的下一个念头是：“不行，我得再多做点什么。有这么多案例在手，加上我们科室其他同事的，我们可不可以做得再好些，从中挖掘更多信息，去帮助更多病人？”
但她的注意力很快转到了别的事情上。刚结束一天的门诊，此时已是晚上七点半，她打开同事打包的快餐纸袋，拿出可乐猛吸几口，然后便打开设备，准备主持一场线上专题会议，同时见缝插针地接受记者采访。与此同时，门外静悄悄的走廊上，还等着两拨需要她会诊的患者。
密集的日程表
作为广东省人民医院的乳腺科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同时还担任美国肿瘤外科协会（SSO）国际委员会理事、美国NCCN乳腺癌指南（中文版）专家组成员等工作，廖宁的日程表密得让人难以想象：
除了周一至三出门诊、周四周五全天手术之外，她每周三还要主持长达两小时的《周三見》全球专家线上会诊直播，周四则是《廖宁教授知识速递》直播和《寻找基层良医》;此外她还担任制片人，周末要出差外地，亲自参与《寻找基层良医》的纪录片摄制，如今已经拍到了第25集。
接受采访的这天是周二门诊日。廖宁的诊室门口，总是人头攒动，既有拖着行李、风尘仆仆从外地赶来的新患者，也有平和淡定、耐心宽抚那些焦虑病友的老患者。
根据医生助理李嘉棋的说法，大部分诊室一天平均看二三十个号，而廖宁医生的诊室，最多时一天曾开过180个号。“没办法，想挂她号的患者太多了，只能不停地加。”
为了避免患者的无效等待，她做了一个特别的尝试：专门安排一组助理医生，先将患者梳理一遍，询问病情，将病史写清楚，需要做检查、化验的先开单，病例相似的集中归类……这样廖宁的看诊效率便能大大加快。
“我们想尽可能缩短病人的看病时长，争取一次把所有流程都做完，能少跑一趟就少跑一趟。”李嘉棋医生助理解释。尽管如此，当廖宁看完最后一个门诊病人，大家推着B超机，顺着空荡荡的走廊回科室时，往往已是晚上六七点，医院的防盗门都锁上了。
许多患者评价廖宁医生“医术高明、技术过硬，而且说话态度和蔼可亲，非常温柔”;而在网上搜索“廖宁医生”，也能发现另一些埋怨的声音：“明明挂的是8点的号，结果等了四个小时才见到人”“挂她的号就是想多听听专家意见，结果只聊了几句就把我打发了。”
“确实有这种问题”，当记者提起这些，廖宁无奈地点点头。“中国目前对乳腺癌还没有一个筛查机制，最棘手的恶性病例会送到我们这儿来，而有些轻症患者，即使在其他医院乳腺专科就能做检查的，也会专门来挂我的号，为了求安心。”
B超和钼靶检查的准确性，取决于医生的经验。廖宁判断仅1毫米大的乳腺瘤是非常准确的，而且她常常会把B超机直接推到诊室，一边看B超，一边给病人分析，这也是许多患者宁愿排长队也要来看诊的原因之一。
“但是，时间确实太有限了，不是我不理人。我知道病人如果等了几小时，连一两句都没有聊到，可能会不痛快，但那其实是最好的，说明她问题不大。如果是严重的病人，我无论如何都会留下来，跟她聊很久。你不会希望自己是后者。”说罢，她莞尔一笑。
除了门诊室，在保健组、B超室等地方，也总有一批批患者等着廖宁会诊，所以她几乎每天都在连轴转。至于周四周五的手术日，从早到晚，平均一天要排10来台。有时她忙完一天回到家，会直接往床上一倒，什么也不想做了。
为了节省晾晒熨烫的时间，她甚至买了一台干衣机放在家，这样洗完的衣服是直挺干爽的，立刻就可以穿。
因此，当廖宁在2019年末提出，要每周进行一次直播，汇集全球顶级专家在线为患者会诊时，同事的反应都是不可置信：就算是普通上班族，每周直播两小时可能都很难坚持，何况是对一个日理万机的主任医师？
但廖宁不为所动。精准个性化治疗是国际趋势，但国内的大部分临床医生都看不懂基因报告，廖宁想搭建一个平台，由她提供病例，召集分子领域的国际顶级专家一起在线会诊。
“我已经做了七八年的基因组学，发表了十多篇乳腺癌在分子层面的研究文章，主要将中国人群和西方人群进行基因上的比对，找出其中的差异，进行精准治疗，这样就能逆转许多中国病人的治疗情况。”
曾有位29岁的女孩，确诊乳腺癌后病情发展很快，已经在全身出现了多个转移肿瘤病灶，浑身疼得只能坐轮椅。她此前在其他医院经过化疗、放疗、靶向治疗等多种治疗，都收效甚微。而通过基因检测，廖宁判断该患者有一种罕见的基因突变，于是立刻从国外引入了最先进的治疗方案。结果是立竿见影的，女孩一周内就能够下地了。如今，她已经可以在全国各地到处游玩。
然而，此前，这样的大型国际会诊直播是没有先例的，她也来不及制定一个系统的推进工作，但廖宁并没有因此发怵。“我已经做了5届中美乳腺癌高峰论坛的工作，许多大师都比较信任我，一直保持着联系。而且他们也看到了，中国的乳腺癌领域其实发展得一点都不差，在国际舞台是可以直接跟他们对话的。”
她试着给几十位教授群发了邮件，包括美国肿瘤协会主席、美国乳腺癌协会主席、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主席、欧洲肿瘤协会主席、UCLA和哈佛的教授等，结果大家的反应是，非常踊跃！考虑到廖宁的时间只有周三晚合适，直播就这么定下来了：每周三，全球的大师们准时在北京时间18：00上线，进行两小时的集中会诊。
在学生们看来，尽管廖宁面对患者时态度好得让他们“自愧弗如”，但对自己和团队的要求，则又严格得近乎苛刻。
如今，《周三见》开播已经有大半年，从未间断，许多患者和医生都会将基因检测报告寄给廖宁，由她筛选并发给所有参会教授。如果在海外，这些专家的市场价收费达6000美元/30分钟，《周三见》则完全是免费的。而它作为医疗界的一项创新的会诊形式，效果也大受好评，如今已经推广到了美国、印度、埃及等国。
力求完美的处女座
同事们几乎都不记得，廖宁上一次谈论休闲娱乐是什么时候。她似乎从不唱歌、逛街、旅游，只是偶尔打打网球。即使在周末，同事們也不时会收到她发来的信息，询问某篇科研文章的链接。
在学生们看来，尽管廖宁面对患者时态度好得让他们“自愧弗如”，但对自己和团队的要求，则又严格得近乎苛刻。作为一个处女座医生，廖宁最欣赏的就是跟自己一样做事利索、反应敏捷、力求完美的人，“要把事情办得漂亮”。
她从不在做手术时放音乐，也不允许医生们闲谈。“我们曾在手术期间聊天说笑，就被她严厉批评过。她说，病人其实是很痛苦的，你们不要嬉皮笑脸，要严肃对待这件事情！”一位医生回忆道，“无论手术大小，她总是非常郑重。”
有时，当微创手术的病人太紧张时，她也会跟病人开玩笑：“没关系的，很快就做完了，你数到30，没做完的话，你就狠狠地批评我。”而她也确实有能力在那个读数内完成手术。
2018年，《柳叶刀》杂志曾做过2000年～2014年的全球癌症生存率变化趋势监测研究，我国乳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由2000年～2004年的75.9%上升至2010年～2014年的83.2%，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治疗水平。而这其中，离不开中国一代又一代乳腺科医生的精益求精。
据科内医生回忆，每到教师节，就有学生从各地赶来，带着大蛋糕，跟廖宁一起庆祝。有些来不了的，还会专门录制一个短片送给她。
从业几十年，廖宁带出的学生一茬又一茬，许多已成为业界独当一面的精英。但回忆起跟着老师学习的日子，有些人还是非常动容：“主任，你当时虽然对我很严厉，骂到我都要掉眼泪，但现在回想起来，你那时所做的，对我现在的发展来说真是太关键了！”
“如果可以拥有一种超能力，你最想要什么？”当《南都周刊》记者这样问时，廖宁想了想说：“可能是时光倒流吧。”“啊？不应该是冻结时间吗？这样你就能做更多的事情。”“不是，我经常想，我经历过的路，如果可以重新再走一遍的话，我会做得更好、更完美。”
凤毛麟角的女外科医生
廖宁的母亲是教师，父亲是泌尿科医生，外公和叔叔也都是医生。世家背景为她留下的，除了认真严谨，还有刻在骨子里的医者精神。她常常想起那个遥远的午后，6岁的她扒在门缝上，偷看人生第一场外科手术的情景。手术室里主刀的人是父亲，他穿着白大褂、俯身认真做手术的样子，在廖宁看来简直太酷了。“那时候一点都不觉得血腥，也不害怕。也许从那一刻开始，我就确定自己未来要成为一名外科医生。”
廖宁当初深造完回国时，广东省人民医院还没有乳腺科。院长划了40个床位给她，说：“这是你们科的了”，又指着廖宁对护士长说：“这是你们的科主任。”当时，廖宁和护士长看着那空空荡荡的一片床位，面面相觑。
靠着一个个病人收治进来，再招来一个个医生，慢慢地，乳腺科终于打造成了今天总院加分院三个科室，一百多个床位的规模。
不少人以为，像乳腺癌这种科室，医生应该是女性居多。但事实正相反，女外科医生可谓凤毛麟角。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廖宁都是院里400多名外科医生中唯一的女性。
为什么女外科医生这么少？
一个原因可能是体力。一天连续做几十台手术时，是没有整段休息时间的，只能趁两台手术的间隙，在空手术床上躺一下。而做手术考验的还有脑力，每一个病例都是独特的，没有一台手术可以复制。医生术前要和患者长时间沟通，在脑中彩排各种突发情况，和团队一起讨论方案。有时，助理医生凌晨两点多还会接到廖宁的电话，那是她半夜突然想到一个更好的手术方案，要立刻找人讨论一下。
另一个原因，廖宁认为是家庭。如今儿子已经上了大学，廖宁可以全身心扑在工作上。“作为一个外科医生，你必然要放弃一些东西。如果你手术要做到半夜两点，怎么可能去接孩子放学，给全家做饭？”她无奈地摇摇头。“女孩子一开始做外科医生，好像很威风，但当你跟男医生拼体力、拼智慧、拼科研时，没有人会跟你客气。”
尽管如此，她还是尽可能地多收女学生，给她们创造机会。因为在她看来，面对一位乳腺癌患者，除了治愈她的身体，也要治愈她的心理，帮她尽可能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而这，需要女医生特有的敏感和同理心。
不仅仅是治愈身体
她遇见过决然要切除乳房的年轻女性，也见过年过七旬却依然坚持保乳，以免影响夫妻感情的老人。“每位女性的想法都是不同的，所以每次术前，我都会花很长时间跟病人谈话。有时只需要两三句话，她的想法和喜好就已经能判断了。”
此外，许多患者在切除乳房的同时，会要求做乳房重建。通常在中国的做法是，将植入的假体放在胸大肌后面，这势必要切断一部分胸大肌，甚至切断背阔肌，或是将别处的肌肉移植修补到切除的地方来。
“这样做的话，外形没有什么问题，但她可能再也没法舒展双臂跳舞，没法做瑜伽或普拉提;她去买菜时，左右手拎袋子的动作都会不一样，甚至她的夫妻生活都可能受影响……如果不从病人角度出发，你可能很难想象，一个女性失去了一部分身体之后，每天会怎样面对镜子、面对家庭。”
这些女性在生活中所承受的压力，也许男医生很难考虑到，但廖宁敏锐地捕捉到了，并尽量在治疗时提供解决方案。她经常对团队说的话是：要为病人以后的生活质量做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