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挪用是后现代艺术普遍使用的创作手法，也是一种观念上的策略，它拒绝艺术家费心费力地创新形式，而是鼓励他们用已有形式创新。这听起来或许有些偷懒的嫌疑，但在当时消费文化与大众文化风靡和“艺术已死”的语境之下，已经鲜有人相信或者有耐心去等待还会有更加与众不同或者从未见过的东西出现，并且因此而惊奇了。
　　关键词：后现代 挪用 引用图像
　　自20世纪60年代的波普艺术肇始，挪用悄然成为当时最流行的艺术创作手法之一，其源于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向艺术界甚至整个世界抛出的一个问题，或者说是一块用来试水的石头更加贴切：艺术如今界限何在？这一击带有豁出去的沉重意味，并且十分奏效，如此诞生的艺术品在当时果真令人们质疑，但回应不多，其他的达达主义者也只是模仿杜尚的行动表达着自己的情绪，用比较消极的态度附和着。
　　二战之后全世界的形势发生了巨变，英国与美国同作为战胜国经济飞速发展，英国首先对盛极一时的膨胀的消费文化有着十分乐观的情绪。理查德·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的《是什么使今天的家庭变得如此不同，如此有吸引力》和1956年在伦敦举办的“这是明天”展览可以看作是波普艺术的开端，展览的内容也的确道出了艺术的明天：艺术开始与生活失去界限。这样的结果使产生的艺术品完全面向大众，观众在接受方面一点也不存在看不懂或者有陌生感的问题，因为他们眼前面对的东西和生活中最常见的东西几乎没有任何区别（除了二者的意义不同），而挪用的策略也立刻成为兴奋狂热的艺术家们的新宠。
　　没过多久，美国的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就将这一时尚捧到了顶峰，他的《坎贝尔浓汤罐》（1962年）、《布里洛盒子》（1964年）在展览馆里就像货架上的商品一样排布着，仿佛在向走进来的观众宣布，艺术从此不再是精英阶层的特权，从前精致的Fine Art（架上的高雅艺术）已被充斥着挪用现成品的大众艺术所取代，一眼望去展厅中全部是我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事物，但它们和我们在生活中见到时的意义截然不同，波普艺术家们像是用荧光笔在人们早就习以为常的事物上面反复画线一样去提醒大家留意这一事实。这种重點标记的行为是有目的的，因为这个世界变化太快，快到令人目眩，人们急着迈开步子去追逐，去赶超，以至于渐渐忽略明摆在眼前的一切，挪用这种手法开始成为波普艺术者面对理性的物质世界和崇尚消费的全新社会价值观时表达自己看法的有力笔杆。
　　因为安迪·沃霍尔等人的波普艺术让我们熟知挪用这一艺术创作手法，但它或许不始于也不止于波普艺术，借用现有的图像进行重构并赋予其全新意义这一思路也存在于后现代之前的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之中，而直接利用现成品的策略也影响着波普之后的后现代艺术，例如挪用照相机拍出的现成影像的超级写实主义和英国后前卫的装置艺术等等。其中引用图像的手法无疑在艺术中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但长久以来，这只是艺术家进行创新的途径和手段之一，是对前辈模仿传承基础上的超越和突破。那么它何以在后现代艺术创作中忽然“质变”为“挪用”，或者说成为挪用策略的一部分，并一度成为众人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呢？产生如此变化需要一定的必要条件，其原因和后现代时期的社会背景、经济因素、文化氛围等要素是分不开的。哲学新命题的出现及其对艺术何去何从的探讨也为挪用策略提供了思想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每一天都日新月异，特别是国内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十分迅速。然而飞速前进的背后也暴露出很多社会问题，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放慢脚步重新审视文化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在国家政策的引领下，艺术界与艺术教育也重新振兴繁荣起来，但人们日益增长的亲近艺术的精神需求与普遍落后的艺术修养和审美素养尚不匹配，导致对现代之后的艺术作品很难欣赏，对于西方环境中诞生的后现代艺术更是接受无能，从而产生对艺术的误解，运用挪用手法创作出的作品当然也是众矢之的。艺术是否已死？挪用果真有罪？艺术家何去何从？这些老生常谈的问题到现在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作者简介：张文，男，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工笔人物）（责任编辑 刘冬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