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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30年代，河北定县乡村建设的骨干力量是以晏阳初为代表的留美知识分子。他们特殊的留学经历、知识背景和宗教信仰使定县的乡村建设与当时美国的学术团体和基金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也赢得了许多美国友人的支持。他们以其特有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为探寻中国乡村的现代化模式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促进了中美文化的交流。
关键词：留美知识分子； 定县； 乡村建设； 西方科学知识； 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Ａ
20世纪30年代，中国掀起了一次对农村问题研究的热潮，社会各界及中外学者对广大的中国农村社会都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不同的人和组织都将注意力集中在乡村运动上，其规模“如雨后春笋，如狂风怒潮”。据何廉发表在《南开社会经济季刊》（1936年7月）上的《中国农村经济复兴》中统计，当时大约有700个致力于乡村工作的各种组织。如何使中国农村摆脱经济破产的厄运，进而探寻中国乡村的现代化模式，成为当时中国时代性的一个“中心议题”。一些留美知识分子也加入到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中，他们以其特有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将西方科学知识同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为探寻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之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知识结构——学贯中西的“文化人”
留美知识分子的成长经历、教育背景及知识结构是他们为中国乡村建设做出特殊贡献的重要因素。以定县乡村建设的灵魂人物——晏阳初为例，他的成长经历可以说是同时期留美知识分子经历的一个“缩影”。为了更加直观，笔者将他早年的主要经历制成表格：
从上述表格中晏阳初的主要经历，我们可以看到与他同期留美知识分子的一般特点：出生于20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危机不断加深之际；早年在国内受过传统文化的教育；以教会学校为出国留学的重要渠道；在欧美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与科学训练；20年代回国创业，开始在中国社会舞台上崭露头角；30年代进入事业的“黄金时期”。他们把西方先进的科学理念和科学方法带回了中国，并且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相结合，用于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他们的归来如新鲜血液，使中国的学术界焕发了勃勃生机。
在中国现代史上，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是学贯中西的“双重文化人”，既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在西方受过思维和技能的科学训练。这种融汇中西文化的特殊身份使他们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正是这样的一群知识分子活跃于民国时期的各个社会领域——包括乡村建设运动。
二定县乡村建设的骨干力量——晏阳初为代表的留美知识分子
晏阳初以其提倡的“平民教育”闻名于20世纪30、40年代的海内外。他认为乡村平民教育是救国建国的根本，乡村的精神和物质都是今日中国的主干，也是中国未来的基础。他曾把中国农村的问题归结为农民的“愚”、“穷”、“弱”、“私”四大症结，认为要振兴农村，只有对农民开展文艺、生计、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① P371920年回国后，他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一起开创了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由此成为“以农立国”、“教育救国”主张的积极探索者。
1929年，晏阳初选择河北定县做为实验基地，开始了以“平民教育”为核心内容的乡村建设。他率先由北平举家迁往定县定居，并且很快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从海外留学归国的专家、学者。这样，以晏阳初为代表的留美归国知识分子逐渐成为定县实验基地的骨干力量。下列表格介绍了当年参加定县工作的主要留美知识分子的概况：
（以上内容参见② P128—131）
从上面的表格内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定县乡村建设的骨干力量是以晏阳初为代表的留美知识分子。在晏阳初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者，形成了一个以留美知识分子为主的“学者群”。他们的理想是通过以“平民教育”为核心的乡村建设、以中西文化交流的方式来改变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面貌，这是一次对中国乡村现代化模式的大胆探索。
参加定县乡村建设留美知识分子的特点：
（1） 大多在美国的著名高等学府获得了较高的学位，从思维方式到研究方法都受过西方的科学训练。
（2） 学有所成回国后，多在中国的高等学府中任教，成为中国教育界中的精英，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3） 深入乡间“实践型”的留美知识分子。他们能够走出“象牙塔”，走入田间，成为归国留学生中“开风气之先者”。定县的乡村建设引发一场了“博士下乡”与“农民为伍”的热潮，他们辞去了北京、南京、广州的工作，告别了大都市的生活，致力于乡村中的“平教总会”工作。被视为“天之骄子”的留学海外的高级知识分子，能够“回到农村”、“深入民间”，其精神可嘉。
（4） 开创了以农民为对象的中国“平民教育”事业。晏阳初因推广平民教育所取得的成就，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其功绩在于 “杰出的发明者：将中国几千文字简化且容易读，使书本上的知识开放给以前万千不识字人的心智。”② P341
综上所述，定县乡村建设的骨干力量是以晏阳初为代表的留美知识分子。他们既具备同时期留学海外知识分子的共性，也有自己的特性。他们的参与使定县的乡村建设呈现出自己的特质——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
三用西方科学知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归国的留美知识分子始终致力于用西方科学知识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采用西方的“实证方法”来研究中国乡村问题即是典型范例。“实证方法”是西方学者所推崇并广泛采用的研究手段，而“实证”研究的技能素质必须通过西方的科学训练才能获得。可以说， “实证研究”是西方学术界的“专利品”，是中国传统学术中所缺失的。留美知识分子在美国的高等学府中都受过严格的西方科学训练，自然也具备了从事“实证研究”所要求的各种技能素质。他们认为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开端应该从大规模的农村调查开始，一些宏伟的计划才能实施。西方“实证研究”的方法在定县的实地调查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在调查部主任、留美社会学家李景汉的主持下，开展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县为单位的实地社会调查，内容包括户口、土地、生产、赋税、集市、教育和风俗习惯等。这在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研究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也为今人留下了珍贵的研究资料。留美知识分子这种立足于中国农村实际调查而做出客观分析，反对把任何学理教条化的实证精神，在我们今天的农村问题研究中仍然是值得提倡的。
值得一提的是，定县的留美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了将西方科学知识“中国化”的重要性。他们是较早留学归国的一批人，学到的是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却面临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中国国情。如何使来源于西方的科学知识适应中国国情的需要，是他们不能回避的难题。晏阳初在《定县社会情况调查》序文中指出：从事调查的人，必须了解现代社会调查的科学的理论以及方法与技术，必须要顾到中国的民间生活状况而规定出适合中国情形的方法及技术。由此可见，他们在把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用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时，已经在开始探索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从而成为西方科学知识“中国化”的推动者。
四促进了中美文化交流
留美知识分子由于其特殊的知识背景、留学经历，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以晏阳初为代表的留美知识分子促进了定县乡村建设中的中美文化交流，这也可视为其一项特殊的贡献。
1、 中美文化沟通的重要渠道——基督教。
由于宗教因素渗透到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因此，基督教是研究中美文化交流所必然要涉及的问题。当年许多留美的中国学生都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定县的留美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晏阳初本人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担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秘书长之职的谢扶雅教授，曾经长期致力于构建中国基督教神学的研究，是著名的基督徒知识分子。耶稣基督“不但要爱自己，也爱他人”的教义，成为在定县工作的信奉基督教的留美知识分子奉献精神的源泉。事实上，基督教成为定县实验中中美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共同的宗教信仰使美国人在情感上更易于接受定县的乡村建设，而美国人也把对定县的支援看成是“传播福音”。这使定县的乡村建设与当时中国其它地方的乡村建设（如梁漱溟在山东邹平、陶行知在南京、卢作孚在四川）相比，蒙上了一层宗教文化的色彩。
可以说， 定县乡村建设是将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一次尝试，其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的。著名的留美知识分子胡适先生，曾感叹自己始终是“未经上帝感化的异端”。他认为：中国人宗教心理非常薄弱，作为外来宗教的基督教要想在中国发展很困难。③ P141谙熟中西文化的胡适先生道出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尴尬处境。
2、 太平洋学会在海外的舆论支持
太平洋学会（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简称IPR）成立于1925年，是一个具有民间性质的国际学术团体。二战前后，太平洋学会成为美国中国研究的重要学术阵地，其会刊《太平洋事务》在当时的美国很有影响力，中国乡村问题的研究是该学会关注的主要学术焦点之一。
由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1925年，晏阳初参加了第一次太平洋学术会议，并在会上作关于“中国平民教育”的公开演讲，受到了广泛赞誉。1926年10月16日，太平洋学会的新闻公报上发表了晏阳初题为《蓬勃进展的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的文章。学会主席韦尔伯（Willbur,R.L.）博士在文章的前言中称赞：中国的平民教育在教育史上是最有意义的。④ 1928年，《太平洋事务》又特发表题为《中国的平民教育》一文。由此可见，太平洋学会非常推崇晏阳初开展的中国平民教育运动。尽管晏阳初因专心于“平教总会”的工作，基本上未参加太平洋学会后来的会议与工作，但学会对于他的“平教运动”一直还是相当关注的。
事实上，太平洋学会对定县乡村建设在海外的宣传给予了很多的舆论支持。1929年秋，学会成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肖特维尔（J.T.Shotwell）博士来到中国定县参观后，印象极佳。返美后特撰《中国的平民教育》一文发表于《纽约先驱论坛报》，赞扬定县以平民教育为核心的乡村建设。此外，与太平洋国际学会关系密切的斯诺和赛珍珠也曾在海外媒体上积极宣传定县的乡村建设。被中国人所熟知的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访问定县后，在1933年12月17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中国民众的觉醒》一文；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Pearl S.Buck）其作品《大地》,描写了中国农民的生活,被称为美国二十世纪最流行的小说，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美国，没有报道就没有舆论，没有舆论就不会有政策。1948年，美国的援华法案中特列帮助中国农村建设的晏阳初条款，这与太平洋学会和美国友人在舆论宣传上的大力帮助是离不开的。
3、 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金赞助
为了寻求海外友人对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的支持，晏阳初曾于1925年和1928年两次出国。1925年的檀香山之行共得捐款两万多美金；1928年的美国之行获得美国社会各界捐款约50万美元。② P98—111其中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对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资助最多。1935年1月，洛克菲勒基金会特别代表Mr. Gunn 和“品评委员会”的 Mr.Fosdick到达中国，分别视察了定县及邹平等地。根据他们的考察报告，基金会通过的第一年工作计划费用的分配数额，“平教总会”获得最多。② P252—253
洛克菲勒基金会创立于1913年，是美国最大的家族式基金会之一，资产雄厚。该基金会的宗旨只有一句简单的话：“在全世界造福人类”。从成立开始到1949年退出中国大陆，洛氏基金会对中国的医药卫生、文化教育事业进行了广泛的资助，其中乡村建设与平民是洛氏基金会在华的重点项目。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受到的资助最多——从1934至1939年的5年间就高达150万美元。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中国的平民教育运动的原因：一是将此作为一项重要的“慈善事业”；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当时的中国具有极大的“可塑性”，要以他们的理想来塑造一个新的中国。⑤ P182—183
正是上述美国社会各界在舆论宣传和资金等方面的赞助，使定县的乡村建设获得了更多与美国进行文化交流的机会。因为推崇西洋文化，依赖西洋精神和物质技术的帮助，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的实验点被认为是中国乡建运动中的“新派”；而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有明显的“儒家气息”，具有保守色彩，被认为是“旧派”。美国学者艾恺认为“由于定县的诱人的富裕，毗邻北京，尤其是晏阳初与传教士及美国学术团体的联系，西方人大多常用定县而不是邹平来说明乡村建设的思想。”⑥ P174诚然，从文化角度看，与山东邹平相比，定县的乡村建设更容易让美国人在情感上接受。但笔者认为，西方人推崇定县乡村建设的重要原因还在于它具有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重要特征——融合中西文化的开放精神。
五关于定县乡村建设中留美知识分子的几点评价
1、 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客观地评价定县乡村建设中留美知识分子的历史贡献，既不能崇洋媚外，也不能盲目排外，更不能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采取回避的态度。
2、 这些留美知识分子曾经亲眼目睹了西方城市的繁华和乡村的富足，更感中国乡村经济的凋敝。回国后，他们为改变祖国的落后状况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其爱国情怀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种带有温和改良主义色彩的乡村建设运动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村的贫困落后状态。“从事农村改造运动的人不久发现，经济生活问题的根子深深地扎在社会和政治制度之中。”⑦ P253-254在中国，如果没有一个社会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他们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理想是最终无法实现的。
在社会制度已经发生根本变革的今天，当解决“三农”问题重新被提上历史日程之时，当年留美知识分子在定县乡村建设中的历史经验又重新焕发出了“生命力”：注重对农村的实地调查研究、推广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分子下乡支援农村建设等，这对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3、 当年参加定县乡村建设的留美知识分子也许没有意识到：造成中国农村经济落后的主要根源，正是他们所推崇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所受的西方教育使他们认识问题带有“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性。然而，在留美知识分子中不乏对中国认识深刻的清醒之士。同样是留美归国的陈翰笙博士论述道“中国的农村问题和农业危机的实质，是如何才能成功地开展一场民族运动以取消一切殖民剥削和封建剥削的基础。” “解放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并结束‘廉价的东方劳动力’的灾难，这是绝对必要的……世上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得了”⑧。
① 晏阳初.晏阳初文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
② 吴相湘.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 长沙:岳麓书社,2001.
③ 耿云志.胡适年谱.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④ Y.C.James Yen ,Chinese Mass Education Movement Progress Strongly ,News bulletion（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Oct.16,1926.
⑤ 资中筠.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资中筠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⑥ 美]艾恺著.王宗昱译.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⑦ [美]费正清著.张理京译 .美国与中国（第四版）.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⑧ 陈翰笙.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华南农业危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责任编辑张忠平）
关键词：留美知识分子； 定县； 乡村建设； 西方科学知识； 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Ａ
20世纪30年代，中国掀起了一次对农村问题研究的热潮，社会各界及中外学者对广大的中国农村社会都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不同的人和组织都将注意力集中在乡村运动上，其规模“如雨后春笋，如狂风怒潮”。据何廉发表在《南开社会经济季刊》（1936年7月）上的《中国农村经济复兴》中统计，当时大约有700个致力于乡村工作的各种组织。如何使中国农村摆脱经济破产的厄运，进而探寻中国乡村的现代化模式，成为当时中国时代性的一个“中心议题”。一些留美知识分子也加入到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中，他们以其特有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将西方科学知识同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为探寻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之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知识结构——学贯中西的“文化人”
留美知识分子的成长经历、教育背景及知识结构是他们为中国乡村建设做出特殊贡献的重要因素。以定县乡村建设的灵魂人物——晏阳初为例，他的成长经历可以说是同时期留美知识分子经历的一个“缩影”。为了更加直观，笔者将他早年的主要经历制成表格：
从上述表格中晏阳初的主要经历，我们可以看到与他同期留美知识分子的一般特点：出生于20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危机不断加深之际；早年在国内受过传统文化的教育；以教会学校为出国留学的重要渠道；在欧美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与科学训练；20年代回国创业，开始在中国社会舞台上崭露头角；30年代进入事业的“黄金时期”。他们把西方先进的科学理念和科学方法带回了中国，并且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相结合，用于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他们的归来如新鲜血液，使中国的学术界焕发了勃勃生机。
在中国现代史上，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是学贯中西的“双重文化人”，既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在西方受过思维和技能的科学训练。这种融汇中西文化的特殊身份使他们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正是这样的一群知识分子活跃于民国时期的各个社会领域——包括乡村建设运动。
二定县乡村建设的骨干力量——晏阳初为代表的留美知识分子
晏阳初以其提倡的“平民教育”闻名于20世纪30、40年代的海内外。他认为乡村平民教育是救国建国的根本，乡村的精神和物质都是今日中国的主干，也是中国未来的基础。他曾把中国农村的问题归结为农民的“愚”、“穷”、“弱”、“私”四大症结，认为要振兴农村，只有对农民开展文艺、生计、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① P371920年回国后，他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一起开创了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由此成为“以农立国”、“教育救国”主张的积极探索者。
1929年，晏阳初选择河北定县做为实验基地，开始了以“平民教育”为核心内容的乡村建设。他率先由北平举家迁往定县定居，并且很快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从海外留学归国的专家、学者。这样，以晏阳初为代表的留美归国知识分子逐渐成为定县实验基地的骨干力量。下列表格介绍了当年参加定县工作的主要留美知识分子的概况：
（以上内容参见② P128—131）
从上面的表格内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定县乡村建设的骨干力量是以晏阳初为代表的留美知识分子。在晏阳初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者，形成了一个以留美知识分子为主的“学者群”。他们的理想是通过以“平民教育”为核心的乡村建设、以中西文化交流的方式来改变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面貌，这是一次对中国乡村现代化模式的大胆探索。
参加定县乡村建设留美知识分子的特点：
（1） 大多在美国的著名高等学府获得了较高的学位，从思维方式到研究方法都受过西方的科学训练。
（2） 学有所成回国后，多在中国的高等学府中任教，成为中国教育界中的精英，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3） 深入乡间“实践型”的留美知识分子。他们能够走出“象牙塔”，走入田间，成为归国留学生中“开风气之先者”。定县的乡村建设引发一场了“博士下乡”与“农民为伍”的热潮，他们辞去了北京、南京、广州的工作，告别了大都市的生活，致力于乡村中的“平教总会”工作。被视为“天之骄子”的留学海外的高级知识分子，能够“回到农村”、“深入民间”，其精神可嘉。
（4） 开创了以农民为对象的中国“平民教育”事业。晏阳初因推广平民教育所取得的成就，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其功绩在于 “杰出的发明者：将中国几千文字简化且容易读，使书本上的知识开放给以前万千不识字人的心智。”② P341
综上所述，定县乡村建设的骨干力量是以晏阳初为代表的留美知识分子。他们既具备同时期留学海外知识分子的共性，也有自己的特性。他们的参与使定县的乡村建设呈现出自己的特质——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
三用西方科学知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归国的留美知识分子始终致力于用西方科学知识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采用西方的“实证方法”来研究中国乡村问题即是典型范例。“实证方法”是西方学者所推崇并广泛采用的研究手段，而“实证”研究的技能素质必须通过西方的科学训练才能获得。可以说， “实证研究”是西方学术界的“专利品”，是中国传统学术中所缺失的。留美知识分子在美国的高等学府中都受过严格的西方科学训练，自然也具备了从事“实证研究”所要求的各种技能素质。他们认为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开端应该从大规模的农村调查开始，一些宏伟的计划才能实施。西方“实证研究”的方法在定县的实地调查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在调查部主任、留美社会学家李景汉的主持下，开展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县为单位的实地社会调查，内容包括户口、土地、生产、赋税、集市、教育和风俗习惯等。这在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研究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也为今人留下了珍贵的研究资料。留美知识分子这种立足于中国农村实际调查而做出客观分析，反对把任何学理教条化的实证精神，在我们今天的农村问题研究中仍然是值得提倡的。
值得一提的是，定县的留美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了将西方科学知识“中国化”的重要性。他们是较早留学归国的一批人，学到的是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却面临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中国国情。如何使来源于西方的科学知识适应中国国情的需要，是他们不能回避的难题。晏阳初在《定县社会情况调查》序文中指出：从事调查的人，必须了解现代社会调查的科学的理论以及方法与技术，必须要顾到中国的民间生活状况而规定出适合中国情形的方法及技术。由此可见，他们在把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用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时，已经在开始探索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从而成为西方科学知识“中国化”的推动者。
四促进了中美文化交流
留美知识分子由于其特殊的知识背景、留学经历，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以晏阳初为代表的留美知识分子促进了定县乡村建设中的中美文化交流，这也可视为其一项特殊的贡献。
1、 中美文化沟通的重要渠道——基督教。
由于宗教因素渗透到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因此，基督教是研究中美文化交流所必然要涉及的问题。当年许多留美的中国学生都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定县的留美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晏阳初本人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担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秘书长之职的谢扶雅教授，曾经长期致力于构建中国基督教神学的研究，是著名的基督徒知识分子。耶稣基督“不但要爱自己，也爱他人”的教义，成为在定县工作的信奉基督教的留美知识分子奉献精神的源泉。事实上，基督教成为定县实验中中美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共同的宗教信仰使美国人在情感上更易于接受定县的乡村建设，而美国人也把对定县的支援看成是“传播福音”。这使定县的乡村建设与当时中国其它地方的乡村建设（如梁漱溟在山东邹平、陶行知在南京、卢作孚在四川）相比，蒙上了一层宗教文化的色彩。
可以说， 定县乡村建设是将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一次尝试，其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的。著名的留美知识分子胡适先生，曾感叹自己始终是“未经上帝感化的异端”。他认为：中国人宗教心理非常薄弱，作为外来宗教的基督教要想在中国发展很困难。③ P141谙熟中西文化的胡适先生道出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尴尬处境。
2、 太平洋学会在海外的舆论支持
太平洋学会（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简称IPR）成立于1925年，是一个具有民间性质的国际学术团体。二战前后，太平洋学会成为美国中国研究的重要学术阵地，其会刊《太平洋事务》在当时的美国很有影响力，中国乡村问题的研究是该学会关注的主要学术焦点之一。
由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1925年，晏阳初参加了第一次太平洋学术会议，并在会上作关于“中国平民教育”的公开演讲，受到了广泛赞誉。1926年10月16日，太平洋学会的新闻公报上发表了晏阳初题为《蓬勃进展的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的文章。学会主席韦尔伯（Willbur,R.L.）博士在文章的前言中称赞：中国的平民教育在教育史上是最有意义的。④ 1928年，《太平洋事务》又特发表题为《中国的平民教育》一文。由此可见，太平洋学会非常推崇晏阳初开展的中国平民教育运动。尽管晏阳初因专心于“平教总会”的工作，基本上未参加太平洋学会后来的会议与工作，但学会对于他的“平教运动”一直还是相当关注的。
事实上，太平洋学会对定县乡村建设在海外的宣传给予了很多的舆论支持。1929年秋，学会成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肖特维尔（J.T.Shotwell）博士来到中国定县参观后，印象极佳。返美后特撰《中国的平民教育》一文发表于《纽约先驱论坛报》，赞扬定县以平民教育为核心的乡村建设。此外，与太平洋国际学会关系密切的斯诺和赛珍珠也曾在海外媒体上积极宣传定县的乡村建设。被中国人所熟知的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访问定县后，在1933年12月17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中国民众的觉醒》一文；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Pearl S.Buck）其作品《大地》,描写了中国农民的生活,被称为美国二十世纪最流行的小说，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美国，没有报道就没有舆论，没有舆论就不会有政策。1948年，美国的援华法案中特列帮助中国农村建设的晏阳初条款，这与太平洋学会和美国友人在舆论宣传上的大力帮助是离不开的。
3、 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金赞助
为了寻求海外友人对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的支持，晏阳初曾于1925年和1928年两次出国。1925年的檀香山之行共得捐款两万多美金；1928年的美国之行获得美国社会各界捐款约50万美元。② P98—111其中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对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资助最多。1935年1月，洛克菲勒基金会特别代表Mr. Gunn 和“品评委员会”的 Mr.Fosdick到达中国，分别视察了定县及邹平等地。根据他们的考察报告，基金会通过的第一年工作计划费用的分配数额，“平教总会”获得最多。② P252—253
洛克菲勒基金会创立于1913年，是美国最大的家族式基金会之一，资产雄厚。该基金会的宗旨只有一句简单的话：“在全世界造福人类”。从成立开始到1949年退出中国大陆，洛氏基金会对中国的医药卫生、文化教育事业进行了广泛的资助，其中乡村建设与平民是洛氏基金会在华的重点项目。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受到的资助最多——从1934至1939年的5年间就高达150万美元。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中国的平民教育运动的原因：一是将此作为一项重要的“慈善事业”；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当时的中国具有极大的“可塑性”，要以他们的理想来塑造一个新的中国。⑤ P182—183
正是上述美国社会各界在舆论宣传和资金等方面的赞助，使定县的乡村建设获得了更多与美国进行文化交流的机会。因为推崇西洋文化，依赖西洋精神和物质技术的帮助，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的实验点被认为是中国乡建运动中的“新派”；而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有明显的“儒家气息”，具有保守色彩，被认为是“旧派”。美国学者艾恺认为“由于定县的诱人的富裕，毗邻北京，尤其是晏阳初与传教士及美国学术团体的联系，西方人大多常用定县而不是邹平来说明乡村建设的思想。”⑥ P174诚然，从文化角度看，与山东邹平相比，定县的乡村建设更容易让美国人在情感上接受。但笔者认为，西方人推崇定县乡村建设的重要原因还在于它具有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重要特征——融合中西文化的开放精神。
五关于定县乡村建设中留美知识分子的几点评价
1、 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客观地评价定县乡村建设中留美知识分子的历史贡献，既不能崇洋媚外，也不能盲目排外，更不能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采取回避的态度。
2、 这些留美知识分子曾经亲眼目睹了西方城市的繁华和乡村的富足，更感中国乡村经济的凋敝。回国后，他们为改变祖国的落后状况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其爱国情怀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种带有温和改良主义色彩的乡村建设运动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村的贫困落后状态。“从事农村改造运动的人不久发现，经济生活问题的根子深深地扎在社会和政治制度之中。”⑦ P253-254在中国，如果没有一个社会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他们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理想是最终无法实现的。
在社会制度已经发生根本变革的今天，当解决“三农”问题重新被提上历史日程之时，当年留美知识分子在定县乡村建设中的历史经验又重新焕发出了“生命力”：注重对农村的实地调查研究、推广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分子下乡支援农村建设等，这对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3、 当年参加定县乡村建设的留美知识分子也许没有意识到：造成中国农村经济落后的主要根源，正是他们所推崇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所受的西方教育使他们认识问题带有“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性。然而，在留美知识分子中不乏对中国认识深刻的清醒之士。同样是留美归国的陈翰笙博士论述道“中国的农村问题和农业危机的实质，是如何才能成功地开展一场民族运动以取消一切殖民剥削和封建剥削的基础。” “解放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并结束‘廉价的东方劳动力’的灾难，这是绝对必要的……世上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得了”⑧。
① 晏阳初.晏阳初文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
② 吴相湘.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 长沙:岳麓书社,2001.
③ 耿云志.胡适年谱.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④ Y.C.James Yen ,Chinese Mass Education Movement Progress Strongly ,News bulletion（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Oct.16,1926.
⑤ 资中筠.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资中筠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⑥ 美]艾恺著.王宗昱译.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⑦ [美]费正清著.张理京译 .美国与中国（第四版）.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⑧ 陈翰笙.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华南农业危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责任编辑张忠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