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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这一年的荧屏被民国戏占据，先是《来不及说我爱你》，后有《铁梨花》，再来《民国往事》，仅存38年的民国历史被披上了爱情、战争、信仰等诸多鲜亮的外衣，却抵不过一张民国名媛的黑白照片来得更意味深长。那些逝去并不太久远的历史人物在泛黄的黑白影像里，且不说美丽与否，却都有着凛然风骨和大家之气，民国范儿俨然已蔚为当下的时尚和向往。
在那样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女性受到的冲击尤其巨大，女画家们更是其中颇为独特的群体，她们才华横溢、清高自傲、独善其身；她们的人生就仿若是传统美学的清淡水墨和西洋画派的浓彩重绘的强迫融合；她们有着不亚于同时代男性艺术家的才华和历史贡献，但各自的身影，却在传世的画作里，渐渐被隐去。
闺阁里走出的新女性
有机会去国外研习西洋画技的女子，多是出自书香、富贾、权贵之家，从封建家庭走出，受民主思潮影响，心智越发清朗，命运却备显混浊。在东进的西风中，在战争的硝烟里，这些从闺阁中走出的新女性，组合成一幅明暗错落、浓淡不一的民国风情画。
女性艺术的黄金时代
相较于西画界男画家泾渭分明的派别之争，女画家们却鲜有门户之见，她们融汇中西，并以女性特有的身心体验，赋予了作品强烈的女性意识，为中国画坛带来一股清新之风，开创了女性艺术独立的审美品格。
康乾时期，传教士郎世宁将西洋画带入了中国宫廷，但对当时大多数的中国文人而言，西洋画不过是“虽工亦匠”、“不入画品”的奇技淫巧而已。时风日转，随着海禁大开，以科技、制度为先导的欧洲文化陆续进入中国，智识阶层对传统文化的信念渐渐发生动摇。反之，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却由轻蔑、贬抑一改而为尊重和仰慕。作为西方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西洋画，也成为了先进文化的分枝代表。到清末时期，一些中国官吏和文人开始有机会去欧美各国的博物馆，赏鉴了欧洲名画的原作，更深深地为之折服。在薛福成、康有为等人的欧游文札中，就有对一些名画的生动描述。
到了20世纪初，在时代的召唤下，大批有识之士纷纷走出国门，到西方世界寻求救国的真理，西洋画也在这个异于往昔的历史背景下再一次大范围地进入中国，经过一批新文化先驱的拓荒播种，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这一异质艺术终于进入中国文化的母体，在中国的艺术门类中取得独立的地位。20世纪也因而成为中国艺术史上以西洋画的绚烂多彩为特点的一个世纪。
而一波又一波的革命浪潮和新文化运动，不仅为中国注入了自由、民主、平等的理念，也带来了妇女解放的思潮。民国时期的女性不再被藏于深闺，她们走出家门，走进学校，开启灵智，以独立的人格在社会上行走。女性学画也不再只是自娱自乐的闺房消遣，她们和男人一样出国留学、办画展、办学校、办杂志、组织画会，有的更用自己所学的美术技能投身到革命活动中，成就一番事业。可以说，在学习西画和引进西画的历史中，她们与男画家站在同一地平线。但另一方面，几千年封建礼教的基石，并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就土崩瓦解，所以，那个时期的女性，大多仍是在夹缝中求存，在矛盾和痛苦中追寻自我价值，并且也正是在这种矛盾和痛苦中才激发了她们的潜能和创造力，也因而造就了这个女性在艺术史上的黄金时代。
与命运的抗争
这些走在时代前列的新知识女性，无论出身贫贱或者富贵，与命运抗争都是她们人生共同的主题。
1929年4月10日至3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在上海普育堂举办了“首届全国美术展览会”，首次集结了16位“五四”前后培养起来的女画家，包括：潘玉良、唐蕴玉、王静远、蔡威廉、李秋君、吴青霞、顾青瑶、张锡贤、何香凝、余静芝、冯文凤、杨雪玖、唐家伟、蔡脱、陈国璋、方匀。当年5月的《妇女杂志》为此出了特刊——《教育部全国美术展览会特辑号》，特辟“女子美术作品”专栏，介绍了这16位参展女画家的生平和创作简历。其中西画部的潘玉良最受好评，她的作品被誉为“本展写实最优之作品”。
在大半个世纪以后，潘玉良也成为那个时代被最多的普罗百姓所熟知的女性画家，巩俐的电影《画魂》、李嘉欣的电视剧《潘玉良》让她的名字被远远流传。她身世传奇：14岁被舅舅卖给妓院作歌妓；17岁时被芜湖海关监督潘赞化赎出，纳为小妾；1918年以素描第一名、色彩高分的成绩考进上海图画美术院；1921年考得官费赴法留学，先后进了里昂中法大学和国立美专，与徐悲鸿同学；归国后，曾任上海美专及上海艺大西洋画系主任，后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还是东方考入意大利罗马皇家画院之第一人。
潘玉良为妓、为妾的身份及为自己画裸体画都成为那个时代世人谈论的话题，但潘玉良非凡的艺术才华也被世人公认，张大千曾盛誉这位“中国印象派第一人”的绘画：“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潘玉良的画也是同期女画家中留存最多的，主要作品有2000多件，加上各种速写和草稿，其作品达4000多件。
那个时期，能够被家人送出国门学习绘画的女性，多是出自书香、富贾、权贵之家，潘玉良是其中极为特别的个例，她的一生和她的画魂都在体现着一个有思想、有见识而又出身卑微的女性，在寻求自身解放和独立的过程中，与命运抗争的不屈精神，而这种精神也是同时代女画家们的筋骨所在。
出生于富户之家的李青萍则是另一类型的代表，她的前半生风光无限——30年代就以绝妙奇特的泼彩画蜚声国内外画坛，曾被刘海粟赞曰：“今之西画引进中国，只有你与我为先躯！”她曾开过无数个展，也曾被聘到南洋教授艺术，还曾被调入文化部与徐悲鸿等共事，但在“文革”期间，她的人生急转直下，从巅峰跌入谷底，后半生几乎就是靠捡垃圾来维持生计。可就是这样艰难困顿的境地也没有磨灭她对生命的热爱，她用捡来的废旧颜料和纸板创作出一幅幅色彩绚丽的图画，在自己不到10平米的破旧居所里，举办了沉寂30余年后的个展，引起海内外轰动。1997年后，民间收藏的李青萍作品被香港苏富比公司、台湾多家艺术公司争相拍卖。这个饱经沧桑、终身未婚的画坛奇女子，在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有来世，我还要画画。”
人生的无数种可能
用中国民主同盟创办人章伯钧之女章诒和的话来说，民国时代的人可能有很多缺点，但是拿出来都漂亮，因为每个人都有故事，不像现代人，生活在一个格式里，不外是受教育拿学位，谋职赚钱婚内婚外，哪里有故事？话虽偏颇，但不可否认的是，乱世最易出传奇，尤其是隔了岁月去远眺被晕洇的历史，都成了如梦之戏。
所谓人生，不外是悲喜交加，福祸相依，只是比例不同，有些悲祸多一些，有些喜福多一些。波澜壮阔，是为传奇；无风无波，是为幸运。那些出生相似的民国女画家们，随波而下的命运却各有不同，她们迥异的人生走向折射了乱世中女性的幸与祸，也可说是浩渺人生的一个缩影。
蔡威廉——开得娇艳，败得凋零（1904年-1939年）
代表作：《自画像》、《女作家丁玲像》、《秋瑾绍兴就义图》、《天河会》。
蔡威廉去世后，她的邻居沈从文写了《记蔡威廉女士》，记述了这位女画家的最后岁月，并叹言：“艺术界方面二十年来我们饱看了一切人与人的斗争，用尽一切心机，使用各种法术，名分上为的是‘理想’，‘事业’，事实上不外‘饭碗’二字。真真在那里为艺术而致力，用勤苦与自己斗争，改正弱点，发现新天地，如蔡威廉女士那么为人，实在不多，末了却被穷病打倒，终于死去，想起来未免令人痛苦寒心。”
蔡威廉是大教育家“北大之父”蔡元培的长女，亦是他最宠爱的女儿。从8岁起随父亲四处游学，十几年的旅欧生活，让她通晓法、德等国语言，遍览了西方艺术精华。博览群书的她，选择进入布鲁塞尔美术学院和里昂的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只因“微嫌文字表情每失之于太露，有损内心之庄严，不如绘画之蕴藉”。
由此可见这位名门闺秀的性情——“沉默端庄”是大多数人对她的印象，在沈从文的笔下：“她样子很朴实，语言很少，正和她的画像相称。”而在她的学生吴冠中的描述中，“她是一个少妇，经常着黑衣，体态优美，少言语，显得分外静穆、内向。”
蔡威廉擅画肖像，她相信一个画家最应当着重描绘的是“人和人的思想意图”。早在留学时期，她就不喜欢吕本斯的“肉重于灵，华胜于实”，更心仪于达·芬奇的“神形兼备”，并立志要做中国的达·芬奇。她的肖像画用色多以黑、白、灰为主，细腻地表现人物的内心情绪，呈现一种沉默的精神力度。其代表作有《自画像》、《女作家丁玲像》以及人物众多的大幅油画《秋瑾绍兴就义图》和《天河会》等。
蔡威廉在1928年留学归国，在次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举办“首届全国美术展览会”, 她的肖像画被媒体形容成“一鸣惊人”。以她的家庭背景和个人才华，自然很快就成为了上层文化圈里异常引人注目的女性，《良友》画报曾经刊载过她的照片与访问，她素面直发的形象完全迥异于其他名媛的摩登与浮华，那种宁静致远的格调却吸引了许多的仰慕和追求者，这其中也包括从伦敦留学归国有着万贯家财的公子哥张道藩，但蔡威廉对他却不屑一顾，反而主动追求起同在杭州艺专任教的同事林文铮。林文铮是出生于印尼的华侨，家境贫寒，靠族人的资助和打零工才得以在法国完成学业，他与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林风眠是挚交好友，同是当地留学生中的学生领袖。蔡元培曾在女儿面前盛赞过林文铮的才华，她也阅读过他写的论文，遂心生倾慕，两人在相识一个月后便决定结婚。
在杭州艺专任教的10年可能是蔡、林人生里最好的一段岁月，这期间，蔡威廉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在教学中，她对西方现代派艺术在中国的启蒙和传播功不可没。在她的开放式教学中，塞尚、马蒂斯、毕沙罗、梵·高、毕加索等一批欧洲现代派艺术大师成为国立艺专学生的偶像。而在一次学生作品展览中，她发现了吴冠中的才华，便提出用自己的一幅油画换他的一幅水彩画，使年轻的吴冠中很受鼓舞，铭感终身。
只是这段时光没能长久，1937年底上海沦陷、杭州告急，杭州艺专迁移湖南沅陵,与国立北平艺专合并。因校方内部发生矛盾，掌权者张道藩决意清除“蔡派”，蔡、林二人被逼离开艺专。蔡威廉随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谋得教职的林文铮来到昆明，当时她已有身孕，还拖着五个儿女，加上林文铮的母亲，一家七口全靠林文铮讲师薪俸维持，境况艰难。1939年的5月，蔡威廉在家中产下一女，“产后数小时，她在床前的白壁上用铅笔作出新生女儿的肖像，并写上‘国难！家难！’此为其绝笔。”两天以后，这位民国著名的名门闺秀，因难产流血过多离世。
“死的直接原因是产褥热，间接原因却是无书教、无收入，怕费用多担负不了，不能住医院生产，终于死去。人死了，剩下一堆画，六个孩子。”这是沈从文对蔡威廉之死的描述。
蔡威廉去世时，远居香港的蔡元培先生正在病中，亲友不忍心将这消息告诉他，蔡先生是在两月后从报纸上看到了昆明举办蔡威廉遗作展览的新闻才得悉。爱女早逝对蔡先生是最沉重的打击，次年春，他在呼唤着“威廉”的名字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方君璧——在历史里跑龙套（1898年-1986年)
代表作：《仕女》、《拈花凝思》、《吹笛少女》
作家苏雪林在悼方君璧的文章中写道：“她可说是个饱经忧患的人，丈夫在政界久居高位，她的地位当然连带不低，别人处她之境，养尊处优，定必骄骞万状，或变成一个城府深沉、冷酷无情的人。她可是一点架子也没有，她腔子里仍保存一颗赤子之心，那颗心好像璞玉一般，清淳未琢，浑然可爱。她的性情是真挚、忠厚、爽朗、坦白，她同你谈话可以把整个心灵向你披露，即她自认偶尔做了一件失败事或有什么缺点，也毫不掩饰地对你直说。整个的她，‘纯真’二字可以尽之。这是个极可爱的朋友。这种性格半由天生，半由艺术的陶冶。”
在那些势必要被载入史册的历史人物里，方君璧模糊的影子镶嵌其中，而无论身边的人是以或正或反的形象被后世摩画，但对于从不过问政治的她而言，他们都只是她的亲人和朋友。
她叫汪精卫四哥，名字也是受他所赐；她的姐姐方君瑛是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的暗杀部部长，也是汪精卫最亲密的红颜知已；哥哥方声洞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丈夫曾仲鸣是汪精卫早年赴法考察时的同道，担任过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1939年，在戴笠对汪精卫的一次暗杀行动中，曾仲鸣充当了替死鬼，而同行的她也身受重伤。方君璧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也在此戛然而止。
方君璧原名方君玉，出生于福建的一个名门望族，在家排行十一。1912年，14岁的她跟随姐姐方君瑛远赴法国留学，同行的还有后来成为了她丈夫的16岁的曾仲鸣和他的姐姐曾醒（中国同盟会早期的女性会员，国民党一大时担任妇女部长）。这一对相识于髫龄的小儿女，在异国他乡共度了10年的青春岁月后，于安纳湖畔结为伉俪。彼时，她是第一个考入巴黎国家高等艺术学院的中国学生，他是里昂大学的文学博士。
虽在法国上学，但方和曾一直坚持学习中文。师从蔡元培、李时曾、汪精卫。曾仲鸣在中文上造诣尤深，他翻译的法文长诗笔法苍古，比之汉魏人诗作亦无多让。方君璧也能韵语。她于暮年时在香港为曾仲鸣和自己的诗词出了一部《颉颃楼诗词稿》，也是为了纪念两人未得善终却一生一世的爱情。对于方君璧而言，在一起厮守了27年，有了三个儿子，纵使结束得仓促又血腥，也算不枉此生。
从中国女性艺术史的角度，方君璧是那个时代不容忽略的角色。她的画注重人物的传神与山川自然景色的诗韵，画风稳健、简洁，以融汇中西画技法见长。方君璧也是第一位入选巴黎美术展览会的中国女性，她一生所开画展次数之多，为历来画家所未有。她的代表作有《仕女》、《拈花凝思》、《吹笛少女》等。
丈夫在世之时，她就从不问政治，潜心绘画；丈夫去世以后，她更是将余生全部贡献给了中国画的新发展。她曾说过，“我是想把西画解剖学、透视学等等原理，融合到国画里来，改正国画种种不合科学定律处，能否成功，我亦不计”。
苏雪林曾在《归鸿集》中写道：“我从未见过一个艺术家像君璧这样，对于绘画这么的热爱，这么的执著，这么的竭忠尽智来从事，这么的视同第二生命不能片刻离的。里昂时代的君璧，我不深知。巴黎时代的君璧，则见她无冬无夏，无昼无夜，总是一笔在手，一有机会便坐下来挥挥洒洒，好像饭可以不吃，画非画不可似的。”
1984年1月20日至3月13日，方君璧在法国举办了最后一次画展，此后便迁居瑞士，在次子家中安享了两年，后因一次意外摔倒，股骨受伤，于1986年9月16日溘然长辞。
关紫兰——从未走出闺阁（1903年-1985年）
代表作：《少女》
因为一张被误认作阮玲玉的照片，曾经在三四十年代红透油画界的关紫兰在半个世纪后，又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线里。
“她年轻时候的样子，阮玲玉、胡蝶根本是没法比的，真是大家闺秀。”这是陈丹青对关紫兰的评价。关紫兰在油画界确有“中国闺秀派第一人”的美誉，生于乱世，她的作品却远离社会、政治、历史。她关心闺房之乐，笔下皆是信手拈来的日常物什，注重内心小我，是中国第一批“布尔乔亚”的代表人物。
关紫兰出生在广东南海官商家庭，父母只有她一个女儿，异常疼爱。因为家里从事的是纺织生意，常为棉布设计图案，自小耳濡目染的关紫兰对美术也表现出了兴趣，父母见她喜欢，也有意识地往这方面培养。
十几岁时，关紫兰考入了上海神州女校图画专修科，后转入中华艺术大学，师从现代油画家陈抱一、丁衍庸。毕业后，在陈先生的推荐下，她于1927年东渡日本东京文化学院留学，受教于油画家岛生马和中川纪元。在吸收了后期印象派的构成与笔触，以及野兽派绘画的装饰感和强烈色彩之后，关紫兰的个人风格逐渐成形。她的画作秀美华丽，用笔放纵，造型浑朴，色彩率意，极富形式感与张力。作品多次入选日本前卫的“二科会”美术展览、上野美术展、兵库县美术展等。1930年日本当局发行的《水仙花》明信片，选用的就是她在日本展览会上的作品，这对一个涉足日本画坛才两三年的刚出道者来说，是极为鲜见的现象。关紫兰在日本画坛的声名雀起，除了画艺超群外，也与她的美貌和聪慧不无关系。
1930年学成归国后，关紫兰获邀在上海唏阳美术学院任教，并在同年的夏天，举办了个人作品展。当时的很多刊物都争相登载了她的访问，《良友》更选她做了封面人物，一时间关紫兰热风靡了整个上海滩，被誉为“中国闺秀派画家第一人”。
关紫兰就是典型的名媛：不跟潮流，穿的衣服是找裁缝特别定制，发型自己设计，只认一种品牌的巴黎香水⋯⋯唯一与当时的名媛大胆开放的作风不同的是，她与各种绯闻保持距离。为了自己的事业，她一直到35岁才结婚，丈夫是一位梁姓医生，两人生得一女。解放后，关紫兰成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又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82岁卒于心脏病，一生平顺。而她的作品自上世纪90年代起，屡创拍卖会的高价纪录，影响巨大。1998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选中，参加美国纽约“中华五千年文明艺术展览”的唯一一位中国早期女油画家的画作，就是关紫兰画于1929年的代表作《少女》。
关紫兰是典型的享乐主义者，从作品中，便可以看出她的恬淡与超然，不较劲、不执著、不强求。在战乱年代，她始终保持着傲然一切的学术精神。“文革”时，也依然常常散步去咖啡馆喝咖啡；到了晚年，仍每月去长春路拐角的斯维美理发店修剪头发；每日用香水的习惯也伴随到老。关紫兰的一生，可谓既清高矜持又随性豁达，是真正的逍遥派。
被八卦掩盖了才情的女画家
民国特殊的历史环境与社会风气给才子佳人们的多愁善感提供了最适宜生长的土壤和阳光雨露，从而蕴育出一段又一段轰轰烈烈的风花雪月。那个时期的女画家，无论艺术成就有多大，如果没有绯闻，难免会被岁月冲刷得淡了痕迹，而那些爱而不得的凄婉情事，却很容易在人们茶余饭后的八卦中被流传下来。诗与画，也都成了情事的佐料。所谓的流芳百世，与作品的好坏似乎已没有太大的关系。八卦从来都是人类的天性，历史课上，正史听来总是装腔作势和枯燥乏味，野史和杂说才最受学生欢迎。古今多少事，都付谈笑中。
陆小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1903年-1965年)
代表作：《江边绿阴图》、《归樵图》、《黄鹤楼图》
郁达夫称她是“中国文艺界的普罗米修斯”；刘海粟赞其“一代才女，旷世佳人”；而在胡适眼中，“她是北京城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
受诸多文化大家盛誉的陆小曼，却因为一段不得人心的爱情，而被世人扭曲成“生活奢靡，三易其夫，食鸦片，着华服，艳冠京华，粗通诗画”的一介交际名媛，而很少再将她归为画家之列。
陆小曼可能是那个时代里被世人误读最多的女画家，为了屈就大众的审美和道德观，文学著作或者影视剧里一再的放大她的缺点，诸如着华服和生活奢靡。但对于一个出身富贵家庭的千金而言，那不过是她惯常的生活习性和女子对美丽事物的平常追求；食鸦片却是因为她常年与病魔抗争，只能借助鸦片的麻醉来减少疼痛；再如舍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前夫投奔自选的爱人，换作别人，该被当作思想进步的标本来宣扬，但偏她投奔的人是徐志摩，前有得世人怜的张幼仪，后有得世人羡的林徽因，她只能落一个憎与恨的下场。
世人总是习惯以双重标准来对已对人，所以他们将那些符合传统美德的女子捧上神坛，再去批判那些离经叛道、行自己不敢为之事的女子来彰显其正道。他们甚至将徐志摩之死归因于陆小曼，就像他们把徐写给陆的情诗改给了林徽因，凭一已私心来重演历史，反正已故的人不可能活过来申辩。于是陆小曼曾有的光辉也都在世人的私心下被掩盖和抹杀。
其实细想，能让一代风流才子死心踏地爱之深切冲破重重阻隔非娶不可的女子，怎可能只是徒有其表的俗艳之辈？陆小曼的出类拔萃是毋庸置疑的。
“在学校里，大家都称她为‘皇后’。她每次到剧院观戏或到中央公园游园时，外国和中国大学生往往前后数十人，或给她拎包，或为她持外衣，而她则高傲至极，对那些人不屑一顾。”
生于上海，6岁随母赴京寻父，京沪的生活经历让她既有上海女子的温婉秀丽，又有北京女孩儿的端庄大气。十六七岁时，她已经深通英、法文，在诗画上的才情也渐露锋芒。郁达夫对她的评价是，“她的古文基础很好，写旧诗的绝句，清新俏丽，颇有明清诗的特色；写文章，蕴藉婉转，很美，又无雕琢之气；她的工笔花卉和淡墨山水，颇见宋人院本的传统；而她写的新体小说，则诙谐直率⋯⋯”
18岁时，她被圣心学堂选派去外交部接待外国使节，在3年的外交翻译中，屡次展现出她机警与爱国的一面，每外国人有蔑视华人的语言，她都能巧妙应对。
才华横溢、外表张扬实质内敛，这才是徐志摩眼里的陆小曼，所以他才会对她说：“你不知道我怎样深刻的期望你勇猛的上进，怎样相信你确有能力发展潜在的天赋，怎样私下祷祝有那一天叫这浅薄的恶俗势力的‘一般人’开着眼惊讶，闭着眼惭愧。”
在徐志摩去世前，陆小曼绘画还只是偶尔画一画，但徐志摩却极爱她画的山水，在空难失事的飞机上也随身带着她的一幅山水长卷，那幅长卷因装在铁匣里幸存下来，仿佛天意，陆小曼也由此顿悟下定决心习画，做徐志摩想要她成为的人。她拜贺天健习山水，再拜陈半丁习花鸟，又加入了中国女子书画会。1941年，陆小曼在上海开了个人画展，展出画作一百多幅，受到好评。1958年，她加入了上海美术家协会，并正式成为上海中国画院的专职画师。陆小曼的画绚烂细腻，尤擅山水，画风近似清代王鉴，格调有幽雅淡远之趣，除了徐志摩的原因之外，她在自述中也称：“我爱大自然，但我(患病)无法旅游，因此我愿陶醉在丹青的河山风景中。”她的传世作品有《江边绿阴图》、《归樵图》《黄鹤楼图》等。
如果说，陆小曼的前半生繁华旖旎，那她的后半生则是寂静淡泊。徐去世后，她绝迹于游宴场所，素服终生。尽管身边有变卖了古董书画来供养她的翁瑞午，但对二人的关系，陆小曼给了这样的评断，“我与翁最初绝无苟且瓜葛，后来志摩坠机死，我伤心之极，身体大坏。尽管确有许多追求者，也有许多人劝我改嫁，我都不愿，就因我始终深爱志摩。但是由于旧病更甚，翁医治更频，他又作为老友劝慰，在我家长住不归，年长日久，遂委身矣。但我向他约法三章：‘不许他抛弃发妻，我们不正式结婚。’我对翁其实并无爱情，只有感情。”
其实她无须用语言为自己做任何辩解，她的人生，正应了张爱玲的那一句：“生命是一袭华丽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
孙多慈——得不到的总是最好（1912年—1975年）
代表作：《玄武湖春晓》、《春去》
蒋碧微说，徐悲鸿爱的是艺术，不是任何人。所以，当他遇上了“智慧绝伦，敏妙之才，吾所罕见”的孙多慈，又亲手将她从璞玉雕琢成璧，爱上她便在情理之中。而孙多慈的一生从此也葬送在这一段风月里，纵使在两人分别后功成名就，有夫有子，生活的富足安稳，但内心却从无片刻的宁静，痛苦、矛盾、后悔长久地伴随着她。在徐悲鸿逝后，她为他守孝三年，遍寻他的足迹，终因无法驱散刻骨的悔意，郁郁而终。
孙多慈第一次见到徐悲鸿时，才只有18岁，那时的她，“白皙细嫩的脸庞，漆黑的双瞳，童式的短发，秀美温文，笑时尤甜蜜可爱。与之相对，如沐春阳，如饮醇醪，无人不觉她可爱。”
但初时他大约真的只是爱惜她的才华，以满分的绘画成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的孙多慈确实有天分与潜质。其画风深得徐氏真传，融合中西，信手勾勒，生动传神。但因徐悲鸿逢人便盛赞她的天才和智慧，好事之徒加以渲染附会，两人的绯闻不胫而走。
在《徐悲鸿一生》一书中，徐悲鸿这样描述与孙多慈感情演变的过程，“事情闹了一年，我和孙多慈并没有单独在一起说过一句话⋯⋯我象期望每一个好学生一样期望她的⋯⋯她受的委屈愈多，我的同情也愈多，我的心被迫倾向于她，事情就这样弄假成真了⋯⋯”
面对丈夫的出轨，性格刚烈的蒋碧薇自然不会坐视不理，她一方面与徐悲鸿争吵，一方面又指使人在学校里不断羞辱孙多慈，甚至用刀把她的画捅破，并恐吓：“我将像对付这张画一样对付你！”在孙多慈即将毕业时，徐悲鸿曾四处托人，想替她争取官费留学，也因蒋碧微从中作梗而作罢。
而横亘在慈、悲二人之间的除了蒋碧薇外，还有孙多慈的父亲孙传瑗，其曾任大学教授、教务长，还曾是孙传芳的秘书、国民党安徽省常委。多重压力之下，孙多慈与徐悲鸿定下了10年之约，约定不再见面和书信往来，黯然回到父母身边，在安庆初级中学担任一名美术教员。但3个月后，她就因难耐相思之苦而自己先打破了这个约定，将采摘的红豆装进信封寄给了徐悲鸿。
转眼抗战爆发，时势动荡，孙多慈随父母避难至长沙，在那里又遇到了徐悲鸿。不久，徐便将她全家接到了桂林，并为她在广西省府谋得一职。那段时光也许是他们最愉快的日子，常常一起去漓江写生，这期间均创作了不少作品。数月后，徐悲鸿在《广西日报》上刊出与蒋碧薇脱离同居关系的启事，原以为可以和孙多慈完婚，却遭到了孙传瑗的坚决反对，为了避开他，老先生带上全家撤离桂林，迁去浙江丽水，投奔时任浙江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而在这命运的拐点，因着性格的软弱，孙多慈未能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屈服于父命的她，从此与徐悲鸿天各一方，再未相见。
此后，徐悲鸿应邀去印度讲学，直到1942年春才回国，而此时的孙多慈，已迫于父命嫁给了许绍棣。许年长她12岁，妻子早亡，留下3个孩子。在她眼中，他不过是个无知的好色之徒，但确实又是他给了她现世的安稳。结婚后，孙多慈被聘为英士大学讲师，后又任国立杭州艺专副教授。1949年迁居台湾， 1957年获得台湾“教育部”美术类金像奖，1963年升任该校艺术学院院长。
从艺术成就来讲，位列“民国6大新女性画家”之列的孙多慈并没有辜负徐悲鸿的期望，早在大学毕业的1936年，中华书局就为她出版了第一本画作《孙多慈素描集》；她的油画《石子工》也在同年入选了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1937年、1948年、1951年，她分别在安庆、上海和台北举办过个人画展，她的代表作有《玄武湖春晓》、《春去》等等。只是自从离开了徐悲鸿后，她的画风也渐渐脱离徐氏一派大开大合、奔放豪迈，而转向细腻、稳健、婉约。
从表面看，孙多慈一生的轨迹再圆满不过，但对她而言，回忆比现实美好。她从未爱过许绍棣，两人经常争吵。内心的空缺更让她对那段没有结果的爱情怅惘不已，她此后的人生郁郁寡欢，老年患乳腺癌也跟心情抑郁有关，1975年1月，孙多慈病逝于美国，终年63岁。
“倚翠竹，总是无言；傲流水，空山自甘寂寞”，这是孙多慈在听说徐悲鸿娶了廖静文后，画的一幅红梅图上的题词，也是她毕生的写照。
但若试想一下，如果当年她抵受住压力，克服了软弱，与他在一起，又将如何？她会不会成为第二个蒋碧薇？或者如愿的相爱终老？没有答案。世事从来就没有如果。 ■
在那样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女性受到的冲击尤其巨大，女画家们更是其中颇为独特的群体，她们才华横溢、清高自傲、独善其身；她们的人生就仿若是传统美学的清淡水墨和西洋画派的浓彩重绘的强迫融合；她们有着不亚于同时代男性艺术家的才华和历史贡献，但各自的身影，却在传世的画作里，渐渐被隐去。
闺阁里走出的新女性
有机会去国外研习西洋画技的女子，多是出自书香、富贾、权贵之家，从封建家庭走出，受民主思潮影响，心智越发清朗，命运却备显混浊。在东进的西风中，在战争的硝烟里，这些从闺阁中走出的新女性，组合成一幅明暗错落、浓淡不一的民国风情画。
女性艺术的黄金时代
相较于西画界男画家泾渭分明的派别之争，女画家们却鲜有门户之见，她们融汇中西，并以女性特有的身心体验，赋予了作品强烈的女性意识，为中国画坛带来一股清新之风，开创了女性艺术独立的审美品格。
康乾时期，传教士郎世宁将西洋画带入了中国宫廷，但对当时大多数的中国文人而言，西洋画不过是“虽工亦匠”、“不入画品”的奇技淫巧而已。时风日转，随着海禁大开，以科技、制度为先导的欧洲文化陆续进入中国，智识阶层对传统文化的信念渐渐发生动摇。反之，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却由轻蔑、贬抑一改而为尊重和仰慕。作为西方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西洋画，也成为了先进文化的分枝代表。到清末时期，一些中国官吏和文人开始有机会去欧美各国的博物馆，赏鉴了欧洲名画的原作，更深深地为之折服。在薛福成、康有为等人的欧游文札中，就有对一些名画的生动描述。
到了20世纪初，在时代的召唤下，大批有识之士纷纷走出国门，到西方世界寻求救国的真理，西洋画也在这个异于往昔的历史背景下再一次大范围地进入中国，经过一批新文化先驱的拓荒播种，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这一异质艺术终于进入中国文化的母体，在中国的艺术门类中取得独立的地位。20世纪也因而成为中国艺术史上以西洋画的绚烂多彩为特点的一个世纪。
而一波又一波的革命浪潮和新文化运动，不仅为中国注入了自由、民主、平等的理念，也带来了妇女解放的思潮。民国时期的女性不再被藏于深闺，她们走出家门，走进学校，开启灵智，以独立的人格在社会上行走。女性学画也不再只是自娱自乐的闺房消遣，她们和男人一样出国留学、办画展、办学校、办杂志、组织画会，有的更用自己所学的美术技能投身到革命活动中，成就一番事业。可以说，在学习西画和引进西画的历史中，她们与男画家站在同一地平线。但另一方面，几千年封建礼教的基石，并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就土崩瓦解，所以，那个时期的女性，大多仍是在夹缝中求存，在矛盾和痛苦中追寻自我价值，并且也正是在这种矛盾和痛苦中才激发了她们的潜能和创造力，也因而造就了这个女性在艺术史上的黄金时代。
与命运的抗争
这些走在时代前列的新知识女性，无论出身贫贱或者富贵，与命运抗争都是她们人生共同的主题。
1929年4月10日至3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在上海普育堂举办了“首届全国美术展览会”，首次集结了16位“五四”前后培养起来的女画家，包括：潘玉良、唐蕴玉、王静远、蔡威廉、李秋君、吴青霞、顾青瑶、张锡贤、何香凝、余静芝、冯文凤、杨雪玖、唐家伟、蔡脱、陈国璋、方匀。当年5月的《妇女杂志》为此出了特刊——《教育部全国美术展览会特辑号》，特辟“女子美术作品”专栏，介绍了这16位参展女画家的生平和创作简历。其中西画部的潘玉良最受好评，她的作品被誉为“本展写实最优之作品”。
在大半个世纪以后，潘玉良也成为那个时代被最多的普罗百姓所熟知的女性画家，巩俐的电影《画魂》、李嘉欣的电视剧《潘玉良》让她的名字被远远流传。她身世传奇：14岁被舅舅卖给妓院作歌妓；17岁时被芜湖海关监督潘赞化赎出，纳为小妾；1918年以素描第一名、色彩高分的成绩考进上海图画美术院；1921年考得官费赴法留学，先后进了里昂中法大学和国立美专，与徐悲鸿同学；归国后，曾任上海美专及上海艺大西洋画系主任，后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还是东方考入意大利罗马皇家画院之第一人。
潘玉良为妓、为妾的身份及为自己画裸体画都成为那个时代世人谈论的话题，但潘玉良非凡的艺术才华也被世人公认，张大千曾盛誉这位“中国印象派第一人”的绘画：“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潘玉良的画也是同期女画家中留存最多的，主要作品有2000多件，加上各种速写和草稿，其作品达4000多件。
那个时期，能够被家人送出国门学习绘画的女性，多是出自书香、富贾、权贵之家，潘玉良是其中极为特别的个例，她的一生和她的画魂都在体现着一个有思想、有见识而又出身卑微的女性，在寻求自身解放和独立的过程中，与命运抗争的不屈精神，而这种精神也是同时代女画家们的筋骨所在。
出生于富户之家的李青萍则是另一类型的代表，她的前半生风光无限——30年代就以绝妙奇特的泼彩画蜚声国内外画坛，曾被刘海粟赞曰：“今之西画引进中国，只有你与我为先躯！”她曾开过无数个展，也曾被聘到南洋教授艺术，还曾被调入文化部与徐悲鸿等共事，但在“文革”期间，她的人生急转直下，从巅峰跌入谷底，后半生几乎就是靠捡垃圾来维持生计。可就是这样艰难困顿的境地也没有磨灭她对生命的热爱，她用捡来的废旧颜料和纸板创作出一幅幅色彩绚丽的图画，在自己不到10平米的破旧居所里，举办了沉寂30余年后的个展，引起海内外轰动。1997年后，民间收藏的李青萍作品被香港苏富比公司、台湾多家艺术公司争相拍卖。这个饱经沧桑、终身未婚的画坛奇女子，在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有来世，我还要画画。”
人生的无数种可能
用中国民主同盟创办人章伯钧之女章诒和的话来说，民国时代的人可能有很多缺点，但是拿出来都漂亮，因为每个人都有故事，不像现代人，生活在一个格式里，不外是受教育拿学位，谋职赚钱婚内婚外，哪里有故事？话虽偏颇，但不可否认的是，乱世最易出传奇，尤其是隔了岁月去远眺被晕洇的历史，都成了如梦之戏。
所谓人生，不外是悲喜交加，福祸相依，只是比例不同，有些悲祸多一些，有些喜福多一些。波澜壮阔，是为传奇；无风无波，是为幸运。那些出生相似的民国女画家们，随波而下的命运却各有不同，她们迥异的人生走向折射了乱世中女性的幸与祸，也可说是浩渺人生的一个缩影。
蔡威廉——开得娇艳，败得凋零（1904年-1939年）
代表作：《自画像》、《女作家丁玲像》、《秋瑾绍兴就义图》、《天河会》。
蔡威廉去世后，她的邻居沈从文写了《记蔡威廉女士》，记述了这位女画家的最后岁月，并叹言：“艺术界方面二十年来我们饱看了一切人与人的斗争，用尽一切心机，使用各种法术，名分上为的是‘理想’，‘事业’，事实上不外‘饭碗’二字。真真在那里为艺术而致力，用勤苦与自己斗争，改正弱点，发现新天地，如蔡威廉女士那么为人，实在不多，末了却被穷病打倒，终于死去，想起来未免令人痛苦寒心。”
蔡威廉是大教育家“北大之父”蔡元培的长女，亦是他最宠爱的女儿。从8岁起随父亲四处游学，十几年的旅欧生活，让她通晓法、德等国语言，遍览了西方艺术精华。博览群书的她，选择进入布鲁塞尔美术学院和里昂的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只因“微嫌文字表情每失之于太露，有损内心之庄严，不如绘画之蕴藉”。
由此可见这位名门闺秀的性情——“沉默端庄”是大多数人对她的印象，在沈从文的笔下：“她样子很朴实，语言很少，正和她的画像相称。”而在她的学生吴冠中的描述中，“她是一个少妇，经常着黑衣，体态优美，少言语，显得分外静穆、内向。”
蔡威廉擅画肖像，她相信一个画家最应当着重描绘的是“人和人的思想意图”。早在留学时期，她就不喜欢吕本斯的“肉重于灵，华胜于实”，更心仪于达·芬奇的“神形兼备”，并立志要做中国的达·芬奇。她的肖像画用色多以黑、白、灰为主，细腻地表现人物的内心情绪，呈现一种沉默的精神力度。其代表作有《自画像》、《女作家丁玲像》以及人物众多的大幅油画《秋瑾绍兴就义图》和《天河会》等。
蔡威廉在1928年留学归国，在次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举办“首届全国美术展览会”, 她的肖像画被媒体形容成“一鸣惊人”。以她的家庭背景和个人才华，自然很快就成为了上层文化圈里异常引人注目的女性，《良友》画报曾经刊载过她的照片与访问，她素面直发的形象完全迥异于其他名媛的摩登与浮华，那种宁静致远的格调却吸引了许多的仰慕和追求者，这其中也包括从伦敦留学归国有着万贯家财的公子哥张道藩，但蔡威廉对他却不屑一顾，反而主动追求起同在杭州艺专任教的同事林文铮。林文铮是出生于印尼的华侨，家境贫寒，靠族人的资助和打零工才得以在法国完成学业，他与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林风眠是挚交好友，同是当地留学生中的学生领袖。蔡元培曾在女儿面前盛赞过林文铮的才华，她也阅读过他写的论文，遂心生倾慕，两人在相识一个月后便决定结婚。
在杭州艺专任教的10年可能是蔡、林人生里最好的一段岁月，这期间，蔡威廉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在教学中，她对西方现代派艺术在中国的启蒙和传播功不可没。在她的开放式教学中，塞尚、马蒂斯、毕沙罗、梵·高、毕加索等一批欧洲现代派艺术大师成为国立艺专学生的偶像。而在一次学生作品展览中，她发现了吴冠中的才华，便提出用自己的一幅油画换他的一幅水彩画，使年轻的吴冠中很受鼓舞，铭感终身。
只是这段时光没能长久，1937年底上海沦陷、杭州告急，杭州艺专迁移湖南沅陵,与国立北平艺专合并。因校方内部发生矛盾，掌权者张道藩决意清除“蔡派”，蔡、林二人被逼离开艺专。蔡威廉随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谋得教职的林文铮来到昆明，当时她已有身孕，还拖着五个儿女，加上林文铮的母亲，一家七口全靠林文铮讲师薪俸维持，境况艰难。1939年的5月，蔡威廉在家中产下一女，“产后数小时，她在床前的白壁上用铅笔作出新生女儿的肖像，并写上‘国难！家难！’此为其绝笔。”两天以后，这位民国著名的名门闺秀，因难产流血过多离世。
“死的直接原因是产褥热，间接原因却是无书教、无收入，怕费用多担负不了，不能住医院生产，终于死去。人死了，剩下一堆画，六个孩子。”这是沈从文对蔡威廉之死的描述。
蔡威廉去世时，远居香港的蔡元培先生正在病中，亲友不忍心将这消息告诉他，蔡先生是在两月后从报纸上看到了昆明举办蔡威廉遗作展览的新闻才得悉。爱女早逝对蔡先生是最沉重的打击，次年春，他在呼唤着“威廉”的名字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方君璧——在历史里跑龙套（1898年-1986年)
代表作：《仕女》、《拈花凝思》、《吹笛少女》
作家苏雪林在悼方君璧的文章中写道：“她可说是个饱经忧患的人，丈夫在政界久居高位，她的地位当然连带不低，别人处她之境，养尊处优，定必骄骞万状，或变成一个城府深沉、冷酷无情的人。她可是一点架子也没有，她腔子里仍保存一颗赤子之心，那颗心好像璞玉一般，清淳未琢，浑然可爱。她的性情是真挚、忠厚、爽朗、坦白，她同你谈话可以把整个心灵向你披露，即她自认偶尔做了一件失败事或有什么缺点，也毫不掩饰地对你直说。整个的她，‘纯真’二字可以尽之。这是个极可爱的朋友。这种性格半由天生，半由艺术的陶冶。”
在那些势必要被载入史册的历史人物里，方君璧模糊的影子镶嵌其中，而无论身边的人是以或正或反的形象被后世摩画，但对于从不过问政治的她而言，他们都只是她的亲人和朋友。
她叫汪精卫四哥，名字也是受他所赐；她的姐姐方君瑛是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的暗杀部部长，也是汪精卫最亲密的红颜知已；哥哥方声洞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丈夫曾仲鸣是汪精卫早年赴法考察时的同道，担任过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1939年，在戴笠对汪精卫的一次暗杀行动中，曾仲鸣充当了替死鬼，而同行的她也身受重伤。方君璧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也在此戛然而止。
方君璧原名方君玉，出生于福建的一个名门望族，在家排行十一。1912年，14岁的她跟随姐姐方君瑛远赴法国留学，同行的还有后来成为了她丈夫的16岁的曾仲鸣和他的姐姐曾醒（中国同盟会早期的女性会员，国民党一大时担任妇女部长）。这一对相识于髫龄的小儿女，在异国他乡共度了10年的青春岁月后，于安纳湖畔结为伉俪。彼时，她是第一个考入巴黎国家高等艺术学院的中国学生，他是里昂大学的文学博士。
虽在法国上学，但方和曾一直坚持学习中文。师从蔡元培、李时曾、汪精卫。曾仲鸣在中文上造诣尤深，他翻译的法文长诗笔法苍古，比之汉魏人诗作亦无多让。方君璧也能韵语。她于暮年时在香港为曾仲鸣和自己的诗词出了一部《颉颃楼诗词稿》，也是为了纪念两人未得善终却一生一世的爱情。对于方君璧而言，在一起厮守了27年，有了三个儿子，纵使结束得仓促又血腥，也算不枉此生。
从中国女性艺术史的角度，方君璧是那个时代不容忽略的角色。她的画注重人物的传神与山川自然景色的诗韵，画风稳健、简洁，以融汇中西画技法见长。方君璧也是第一位入选巴黎美术展览会的中国女性，她一生所开画展次数之多，为历来画家所未有。她的代表作有《仕女》、《拈花凝思》、《吹笛少女》等。
丈夫在世之时，她就从不问政治，潜心绘画；丈夫去世以后，她更是将余生全部贡献给了中国画的新发展。她曾说过，“我是想把西画解剖学、透视学等等原理，融合到国画里来，改正国画种种不合科学定律处，能否成功，我亦不计”。
苏雪林曾在《归鸿集》中写道：“我从未见过一个艺术家像君璧这样，对于绘画这么的热爱，这么的执著，这么的竭忠尽智来从事，这么的视同第二生命不能片刻离的。里昂时代的君璧，我不深知。巴黎时代的君璧，则见她无冬无夏，无昼无夜，总是一笔在手，一有机会便坐下来挥挥洒洒，好像饭可以不吃，画非画不可似的。”
1984年1月20日至3月13日，方君璧在法国举办了最后一次画展，此后便迁居瑞士，在次子家中安享了两年，后因一次意外摔倒，股骨受伤，于1986年9月16日溘然长辞。
关紫兰——从未走出闺阁（1903年-1985年）
代表作：《少女》
因为一张被误认作阮玲玉的照片，曾经在三四十年代红透油画界的关紫兰在半个世纪后，又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线里。
“她年轻时候的样子，阮玲玉、胡蝶根本是没法比的，真是大家闺秀。”这是陈丹青对关紫兰的评价。关紫兰在油画界确有“中国闺秀派第一人”的美誉，生于乱世，她的作品却远离社会、政治、历史。她关心闺房之乐，笔下皆是信手拈来的日常物什，注重内心小我，是中国第一批“布尔乔亚”的代表人物。
关紫兰出生在广东南海官商家庭，父母只有她一个女儿，异常疼爱。因为家里从事的是纺织生意，常为棉布设计图案，自小耳濡目染的关紫兰对美术也表现出了兴趣，父母见她喜欢，也有意识地往这方面培养。
十几岁时，关紫兰考入了上海神州女校图画专修科，后转入中华艺术大学，师从现代油画家陈抱一、丁衍庸。毕业后，在陈先生的推荐下，她于1927年东渡日本东京文化学院留学，受教于油画家岛生马和中川纪元。在吸收了后期印象派的构成与笔触，以及野兽派绘画的装饰感和强烈色彩之后，关紫兰的个人风格逐渐成形。她的画作秀美华丽，用笔放纵，造型浑朴，色彩率意，极富形式感与张力。作品多次入选日本前卫的“二科会”美术展览、上野美术展、兵库县美术展等。1930年日本当局发行的《水仙花》明信片，选用的就是她在日本展览会上的作品，这对一个涉足日本画坛才两三年的刚出道者来说，是极为鲜见的现象。关紫兰在日本画坛的声名雀起，除了画艺超群外，也与她的美貌和聪慧不无关系。
1930年学成归国后，关紫兰获邀在上海唏阳美术学院任教，并在同年的夏天，举办了个人作品展。当时的很多刊物都争相登载了她的访问，《良友》更选她做了封面人物，一时间关紫兰热风靡了整个上海滩，被誉为“中国闺秀派画家第一人”。
关紫兰就是典型的名媛：不跟潮流，穿的衣服是找裁缝特别定制，发型自己设计，只认一种品牌的巴黎香水⋯⋯唯一与当时的名媛大胆开放的作风不同的是，她与各种绯闻保持距离。为了自己的事业，她一直到35岁才结婚，丈夫是一位梁姓医生，两人生得一女。解放后，关紫兰成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又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82岁卒于心脏病，一生平顺。而她的作品自上世纪90年代起，屡创拍卖会的高价纪录，影响巨大。1998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选中，参加美国纽约“中华五千年文明艺术展览”的唯一一位中国早期女油画家的画作，就是关紫兰画于1929年的代表作《少女》。
关紫兰是典型的享乐主义者，从作品中，便可以看出她的恬淡与超然，不较劲、不执著、不强求。在战乱年代，她始终保持着傲然一切的学术精神。“文革”时，也依然常常散步去咖啡馆喝咖啡；到了晚年，仍每月去长春路拐角的斯维美理发店修剪头发；每日用香水的习惯也伴随到老。关紫兰的一生，可谓既清高矜持又随性豁达，是真正的逍遥派。
被八卦掩盖了才情的女画家
民国特殊的历史环境与社会风气给才子佳人们的多愁善感提供了最适宜生长的土壤和阳光雨露，从而蕴育出一段又一段轰轰烈烈的风花雪月。那个时期的女画家，无论艺术成就有多大，如果没有绯闻，难免会被岁月冲刷得淡了痕迹，而那些爱而不得的凄婉情事，却很容易在人们茶余饭后的八卦中被流传下来。诗与画，也都成了情事的佐料。所谓的流芳百世，与作品的好坏似乎已没有太大的关系。八卦从来都是人类的天性，历史课上，正史听来总是装腔作势和枯燥乏味，野史和杂说才最受学生欢迎。古今多少事，都付谈笑中。
陆小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1903年-1965年)
代表作：《江边绿阴图》、《归樵图》、《黄鹤楼图》
郁达夫称她是“中国文艺界的普罗米修斯”；刘海粟赞其“一代才女，旷世佳人”；而在胡适眼中，“她是北京城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
受诸多文化大家盛誉的陆小曼，却因为一段不得人心的爱情，而被世人扭曲成“生活奢靡，三易其夫，食鸦片，着华服，艳冠京华，粗通诗画”的一介交际名媛，而很少再将她归为画家之列。
陆小曼可能是那个时代里被世人误读最多的女画家，为了屈就大众的审美和道德观，文学著作或者影视剧里一再的放大她的缺点，诸如着华服和生活奢靡。但对于一个出身富贵家庭的千金而言，那不过是她惯常的生活习性和女子对美丽事物的平常追求；食鸦片却是因为她常年与病魔抗争，只能借助鸦片的麻醉来减少疼痛；再如舍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前夫投奔自选的爱人，换作别人，该被当作思想进步的标本来宣扬，但偏她投奔的人是徐志摩，前有得世人怜的张幼仪，后有得世人羡的林徽因，她只能落一个憎与恨的下场。
世人总是习惯以双重标准来对已对人，所以他们将那些符合传统美德的女子捧上神坛，再去批判那些离经叛道、行自己不敢为之事的女子来彰显其正道。他们甚至将徐志摩之死归因于陆小曼，就像他们把徐写给陆的情诗改给了林徽因，凭一已私心来重演历史，反正已故的人不可能活过来申辩。于是陆小曼曾有的光辉也都在世人的私心下被掩盖和抹杀。
其实细想，能让一代风流才子死心踏地爱之深切冲破重重阻隔非娶不可的女子，怎可能只是徒有其表的俗艳之辈？陆小曼的出类拔萃是毋庸置疑的。
“在学校里，大家都称她为‘皇后’。她每次到剧院观戏或到中央公园游园时，外国和中国大学生往往前后数十人，或给她拎包，或为她持外衣，而她则高傲至极，对那些人不屑一顾。”
生于上海，6岁随母赴京寻父，京沪的生活经历让她既有上海女子的温婉秀丽，又有北京女孩儿的端庄大气。十六七岁时，她已经深通英、法文，在诗画上的才情也渐露锋芒。郁达夫对她的评价是，“她的古文基础很好，写旧诗的绝句，清新俏丽，颇有明清诗的特色；写文章，蕴藉婉转，很美，又无雕琢之气；她的工笔花卉和淡墨山水，颇见宋人院本的传统；而她写的新体小说，则诙谐直率⋯⋯”
18岁时，她被圣心学堂选派去外交部接待外国使节，在3年的外交翻译中，屡次展现出她机警与爱国的一面，每外国人有蔑视华人的语言，她都能巧妙应对。
才华横溢、外表张扬实质内敛，这才是徐志摩眼里的陆小曼，所以他才会对她说：“你不知道我怎样深刻的期望你勇猛的上进，怎样相信你确有能力发展潜在的天赋，怎样私下祷祝有那一天叫这浅薄的恶俗势力的‘一般人’开着眼惊讶，闭着眼惭愧。”
在徐志摩去世前，陆小曼绘画还只是偶尔画一画，但徐志摩却极爱她画的山水，在空难失事的飞机上也随身带着她的一幅山水长卷，那幅长卷因装在铁匣里幸存下来，仿佛天意，陆小曼也由此顿悟下定决心习画，做徐志摩想要她成为的人。她拜贺天健习山水，再拜陈半丁习花鸟，又加入了中国女子书画会。1941年，陆小曼在上海开了个人画展，展出画作一百多幅，受到好评。1958年，她加入了上海美术家协会，并正式成为上海中国画院的专职画师。陆小曼的画绚烂细腻，尤擅山水，画风近似清代王鉴，格调有幽雅淡远之趣，除了徐志摩的原因之外，她在自述中也称：“我爱大自然，但我(患病)无法旅游，因此我愿陶醉在丹青的河山风景中。”她的传世作品有《江边绿阴图》、《归樵图》《黄鹤楼图》等。
如果说，陆小曼的前半生繁华旖旎，那她的后半生则是寂静淡泊。徐去世后，她绝迹于游宴场所，素服终生。尽管身边有变卖了古董书画来供养她的翁瑞午，但对二人的关系，陆小曼给了这样的评断，“我与翁最初绝无苟且瓜葛，后来志摩坠机死，我伤心之极，身体大坏。尽管确有许多追求者，也有许多人劝我改嫁，我都不愿，就因我始终深爱志摩。但是由于旧病更甚，翁医治更频，他又作为老友劝慰，在我家长住不归，年长日久，遂委身矣。但我向他约法三章：‘不许他抛弃发妻，我们不正式结婚。’我对翁其实并无爱情，只有感情。”
其实她无须用语言为自己做任何辩解，她的人生，正应了张爱玲的那一句：“生命是一袭华丽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
孙多慈——得不到的总是最好（1912年—1975年）
代表作：《玄武湖春晓》、《春去》
蒋碧微说，徐悲鸿爱的是艺术，不是任何人。所以，当他遇上了“智慧绝伦，敏妙之才，吾所罕见”的孙多慈，又亲手将她从璞玉雕琢成璧，爱上她便在情理之中。而孙多慈的一生从此也葬送在这一段风月里，纵使在两人分别后功成名就，有夫有子，生活的富足安稳，但内心却从无片刻的宁静，痛苦、矛盾、后悔长久地伴随着她。在徐悲鸿逝后，她为他守孝三年，遍寻他的足迹，终因无法驱散刻骨的悔意，郁郁而终。
孙多慈第一次见到徐悲鸿时，才只有18岁，那时的她，“白皙细嫩的脸庞，漆黑的双瞳，童式的短发，秀美温文，笑时尤甜蜜可爱。与之相对，如沐春阳，如饮醇醪，无人不觉她可爱。”
但初时他大约真的只是爱惜她的才华，以满分的绘画成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的孙多慈确实有天分与潜质。其画风深得徐氏真传，融合中西，信手勾勒，生动传神。但因徐悲鸿逢人便盛赞她的天才和智慧，好事之徒加以渲染附会，两人的绯闻不胫而走。
在《徐悲鸿一生》一书中，徐悲鸿这样描述与孙多慈感情演变的过程，“事情闹了一年，我和孙多慈并没有单独在一起说过一句话⋯⋯我象期望每一个好学生一样期望她的⋯⋯她受的委屈愈多，我的同情也愈多，我的心被迫倾向于她，事情就这样弄假成真了⋯⋯”
面对丈夫的出轨，性格刚烈的蒋碧薇自然不会坐视不理，她一方面与徐悲鸿争吵，一方面又指使人在学校里不断羞辱孙多慈，甚至用刀把她的画捅破，并恐吓：“我将像对付这张画一样对付你！”在孙多慈即将毕业时，徐悲鸿曾四处托人，想替她争取官费留学，也因蒋碧微从中作梗而作罢。
而横亘在慈、悲二人之间的除了蒋碧薇外，还有孙多慈的父亲孙传瑗，其曾任大学教授、教务长，还曾是孙传芳的秘书、国民党安徽省常委。多重压力之下，孙多慈与徐悲鸿定下了10年之约，约定不再见面和书信往来，黯然回到父母身边，在安庆初级中学担任一名美术教员。但3个月后，她就因难耐相思之苦而自己先打破了这个约定，将采摘的红豆装进信封寄给了徐悲鸿。
转眼抗战爆发，时势动荡，孙多慈随父母避难至长沙，在那里又遇到了徐悲鸿。不久，徐便将她全家接到了桂林，并为她在广西省府谋得一职。那段时光也许是他们最愉快的日子，常常一起去漓江写生，这期间均创作了不少作品。数月后，徐悲鸿在《广西日报》上刊出与蒋碧薇脱离同居关系的启事，原以为可以和孙多慈完婚，却遭到了孙传瑗的坚决反对，为了避开他，老先生带上全家撤离桂林，迁去浙江丽水，投奔时任浙江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而在这命运的拐点，因着性格的软弱，孙多慈未能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屈服于父命的她，从此与徐悲鸿天各一方，再未相见。
此后，徐悲鸿应邀去印度讲学，直到1942年春才回国，而此时的孙多慈，已迫于父命嫁给了许绍棣。许年长她12岁，妻子早亡，留下3个孩子。在她眼中，他不过是个无知的好色之徒，但确实又是他给了她现世的安稳。结婚后，孙多慈被聘为英士大学讲师，后又任国立杭州艺专副教授。1949年迁居台湾， 1957年获得台湾“教育部”美术类金像奖，1963年升任该校艺术学院院长。
从艺术成就来讲，位列“民国6大新女性画家”之列的孙多慈并没有辜负徐悲鸿的期望，早在大学毕业的1936年，中华书局就为她出版了第一本画作《孙多慈素描集》；她的油画《石子工》也在同年入选了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1937年、1948年、1951年，她分别在安庆、上海和台北举办过个人画展，她的代表作有《玄武湖春晓》、《春去》等等。只是自从离开了徐悲鸿后，她的画风也渐渐脱离徐氏一派大开大合、奔放豪迈，而转向细腻、稳健、婉约。
从表面看，孙多慈一生的轨迹再圆满不过，但对她而言，回忆比现实美好。她从未爱过许绍棣，两人经常争吵。内心的空缺更让她对那段没有结果的爱情怅惘不已，她此后的人生郁郁寡欢，老年患乳腺癌也跟心情抑郁有关，1975年1月，孙多慈病逝于美国，终年63岁。
“倚翠竹，总是无言；傲流水，空山自甘寂寞”，这是孙多慈在听说徐悲鸿娶了廖静文后，画的一幅红梅图上的题词，也是她毕生的写照。
但若试想一下，如果当年她抵受住压力，克服了软弱，与他在一起，又将如何？她会不会成为第二个蒋碧薇？或者如愿的相爱终老？没有答案。世事从来就没有如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