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十二年前我的生命产生了一次裂变。以那一时节为分界点，我把此前在国内的生活，视为第一人生，把此后在海外的生活视为第二人生。到地球来一回，能赢得两次人生，多了一次人生体验，是很有意思的。
　　从第一人生到第二人生，整整七十年，我的角色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迁：第一角色是中国的学生与学人；第二角色是中国的漂流者；第三角色即现在的角色是布满中国血脉的世界公民，或者说，是全人间的游览游思者。第二人生包括第二与第三种角色。说起角色，容易让人想起表演，而我的人生恰恰拒绝表演，它的价值恰恰在于真实，在于全是自身可靠的体验。
　　第二人生已经经历了二十二个年头。回想海外这段生活，我并不彷徨。尽管开始时我经受过致命的孤独，经历过生命断裂的窒息感，但经历了危机之后，生命又重新获得生机。现在总结一下，觉得第二人生获得三样在第一人生中所没有的东西：第一，获得自由时间。即时间属于自己所掌握，不再被行政与世俗交往所割切；第二，获得自由表述。这是心灵自由，这种自由具有无量的价值，这是我至今拥有灵魂活力的原因；第三，获得完整人格。即不必此处说一套，彼处说一套，在任何场合我都只说情愿说的话，不说不情愿说的话。因为赢得这三样东西，所以我现在可以说，第二人生的生命全属于我自己。近日，美国加州有一电台访问我，让我说说“幸福密码”，我引用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话：幸福在于自身之中，而不在他人的喜欢中。中国哲学讲“知命”与“立命”两大命题。知命与“认命”相对立，认命只消极地接受命运，知命则积极地确认命运是可以自己去掌握的。自己可以掌握自己，这就是幸福。如果知命之后还能进而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追求、去实践、去创造，那便是“立命”，这是更大的幸福。“认命”不知这个道理，只好听天由命。
　　 二
　　此文我无法细说第二人生的种种感受，只想说说第二人生的心灵走向。我一直认为，一个人重要的不是身在哪里，而是心在哪里，也可以说，重要的不是身往哪里走，而是心往哪里走，或者说，心往哪个方向走。如果用立命这一概念来表述，那么立命的根本点就在于“立心”。早期鲁迅有一思想，说“立国”应先“立人”。借用这一语言逻辑，我们可以说，“立命”应先“立心”。我没有“为天地立心”的妄念，但有“为自己立心”的自觉。
　　此时我要用一句短语来表述我的心灵方向，这就是“反向努力”。也就是说，这二十多年我的心灵走向，不是沿着人们通常理解的那种向前向上的方向去追求更大功名、更高权力、更多财富，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去努力，即向后方、向童年、向童心、向朴质这一“反”方向去努力。我在散文诗中曾说，回归童心，这是我人生最大的凯旋。我甚至给自己规定很明晰的人生目标，确认第一人生是从“无知”走向“有知”，即通过上学、读书、受教育、做学问，以从一个蒙昧的孩子变成一个有知识、有学问的人。而第二人生正好相反，我要努力做一个人，努力从“有知”变成“无知”。所谓“无知”是指“不知”，即变成一个像婴儿那样不知算计、不知功过、不知输赢、不知得失、不知仇恨、不知报复、不知生存策略、不知恩恩怨怨的人，也就是回到庄子所说的“不开窍”的“混沌”。庄子所讲的“混沌”，乃是天地之初、人生之初的本真本然。
　　这就是我的“反向努力”，第二人生的心灵走向。新世纪（二十一世纪），我写给自己的备忘录，便是“提升反向意识”六个字。我曾借用希腊伟大史诗的意象来描述这种努力。希腊史诗包括《伊利亚特》与《奥德赛》。这两部史诗概说了人生的两大基本经验：《伊利亚特》象征着出击、出征，《奥德赛》象征着回归、复归。人们通常认为出征难，回归易，其实不然。回归其实是最难的，回归的路上充满艰难险阻、妖魔鬼怪。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有两点重要的体会：一、回归包括身的回归与心的回归，而心的回归比身的回归更难，但人生境界的提升，其关键是心的回归。二、多数人可以实现身的回归，但实现不了心的回归。也就是说，多数人在有了功名、权力、财富之后就回不去了，回不到童年时代那一片天真天籁了。去年四月，我的母校厦门大学举行建校九十周年的校庆纪念活动，校长朱崇实请我回去当演讲嘉宾。我在演讲一开始就感谢朱崇实校长帮助我完成“奥德赛之旅”。不过，这只是身的奥德赛之旅，至于心的奥德赛之旅，则只有我自己明白。我知道内心的奥德赛之旅可不是坐上飞机做一次“孔雀东南飞”即可，它需要修炼，需要放下，需要经受内心的挣扎与痛苦的抉择。
　　我们这个时代，是欲望燃烧的时代。对于中国来说，是国家最强盛的时代，但也是功名心最严重的时代。中国的唐代也如此，既是国力强盛的时代，又是功名心膨胀的时代，哪怕是天才诗人如杜甫、李白、王维等也难免俗。在当下这一时代里，知识分子要放下功名利禄很难。对于世界来说，人类则是进入欲望最疯狂的时期。地球向物质倾斜，鲁迅发现的“文化偏至”（即朝向物质、技术、机器片面发展）现象已变本加厉到了极端。在此语境下，全人类正在发生集体变质，变得愈来愈贪婪，以致变成另一种生物即“金钱动物”，并共同崇奉一种宗教，这就是“金钱拜物教”。巴尔扎克早就预言，世界将变成一部金钱开动的机器，真不幸而言中了。在这样的历史场合中，俗气的潮流覆盖一切，市场无孔不入，人们的神经被金钱紧紧抓住，心里充塞着的全是金钱数字，因此，有力量放下物质欲望而回归生命本真本然更不容易。
　　 三
　　产生“反向意识”，选择“反向努力”，这是体验的结果，也是读书的结果。就读书而言，我要特别感谢一个人，一个伟大的先贤，这就是老子。老子在《道德经》（此处悬搁争论，姑且认定《道德经》的作者唯有老子）中第一次提出“反者，道之动”的哲学理念和“复归”的伟大思想，即“复归于朴”、“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等观念。这种复归思想从根本上启迪了我，让我明白在人生的后期要及时地注意“反向努力”。幸亏有他老人家的指示，我才确定了心灵的大方向。我一再对朋友们说，老子的“复归于朴”、“复归于婴儿”，均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句句是我们应当牢牢记住的生命密码、幸福密码。我在香港、台湾开设“阅读老三经”的课程，去年回国又做了十几场演讲，在厦门大学、汕头大学、四川大学、泉州师范学院也做了同一题目的演讲。在讲述中，我对“复归于朴”做了三个层面的解说，通常人们只讲“回归质朴的生活”这一层面，当然没有错。告别奢侈，回到朴素的生活，这确实重要，尤其是在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当今年代。但还讲了第二个层面，这就是回到“质朴的内心”。我认为，一个人最难的是当他拥有功名、财富、权力之后还要回到质朴的内心。功名愈大、权力愈大、财富愈多，要回到质朴的内心就愈难。我们能看到几个皇帝、国王、总统、亿万富翁回到质朴的内心？倒是有些作家、诗人、艺术家，他们永远拥有童心，拥有质朴的内心，像曹雪芹、托尔斯泰等都是这样的人，至死都持有这样的内心，这是最值得他们骄傲的。“复归于朴”还有第三个层面，这就是“回归质朴的语言”。文化大革命中，我国的语言发生了变质，出现了大量的套话、大话、废话、谎话，甚至出现了“语言暴力”和“语言欺诈”（诡辩）。文化大革命在政治层面上结束了，但在语言层面并没有结束，现在仍然有“语言暴力”和语言诡诈现象，连教授也讲粗话、脏话，完全失去语言的质朴与文明。
　　老子的“道德经”，曾被解读为“反智论”（“智慧出，有大伪”）、“反知论”，但如果把老子的“反智”论述放在第二人生的从“有知”到“无知”的反向过程中去理解，倒是可以获得不知得失的“混沌”心境。当然，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孩子误认为不要读书、不要知识。他们需要的是从“无知”到“有知”的正向努力。人在不同的阶段应有不同的人生目标，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四
　　“反向意识”与相应的“反向努力”，除了对于我个人的生命状态产生巨大的良性影响之外，还帮助我进入《红楼梦》以及《水浒传》、《三国演义》的精神内涵的深处。二○○五和二○○六年我在香港三联与北京三联出版了《红楼梦悟》，之后又出版了《共悟红楼》、《红楼人三十种解读》、《红楼哲学笔记》，通称“红楼四书”。我不是把《红楼梦》作为研究对象，而是作为生命体认对象即心灵感悟对象。这两种方法很不相同。作为研究对象，主体与客体是分离的，所谓研究，便是主体对客体的把握。而作为生命体认对象，则主客融为一体，“心心相印”，用诗人何其芳的语言表述，便是“以心去发现心”。也就是以我自己的心灵去感悟《红楼梦》人物尤其是主人公贾宝玉的心灵。因为我守持本真之心，所以才能发现和理解贾宝玉那颗世界文学中前所未有的最纯粹最质朴的心灵，才能发现《红楼梦》是王阳明之后的一部最伟大的“心学”（不过，它不是思辨性心学，而是意象性心学），也才能发现《红楼梦》的哲学要点之一是“心灵本体论”（我讲述的《红楼梦》哲学要点包括“大观视角”、“心灵本体”、“中道智慧”、“灵魂悖论”、“澄明境界”等）。贾宝玉是一颗心，其文学形象是心灵载体。贾宝玉是个“富贵婴儿”，他的内心是一个无比广阔、无比光明的“婴儿宇宙”，它蕴含着人类心灵最真最善最美的一切，不仅具有充分的人性，而且具有出污泥而不染的神性。这颗心灵五毒不伤，没有世俗生命的种种机能，如仇恨机能、嫉妒机能、算计机能等，唯有审美功能。他处于荣华富贵之中而不知荣华富贵，身为贵族公子而不知贵族公子,完全是一种“无知”、“混沌”的心灵状态。他有一颗“平常心”，连身为王妃的姐姐回家省亲，个个惊喜万状时他也还是一颗平常心。他受宠不惊，受辱也不惊，被父亲打得半死没有一句怨言。他就是那样一颗心，但要真正读懂这颗心并不容易，需要读者也有接近这颗心的质朴灵犀。所以我除了要感谢老子的帮助之外，还感谢慧能、马祖道一等禅宗大师的帮助。他们帮助我认识了所谓道正是平常心（“平常心是道”）。有了平常心，才有内心的质朴和内心的自由，才能在苦难面前不惊不怖，在成就面前不骄不傲。我们的心灵方向，应当走向贾宝玉，而不是走向贾雨村，也不是走向贾政。
　　我所以写作《双典批判》，对《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展开毫不含糊的批判，也正是感到这两部小说的精神指向和自己的心灵方向完全相反。《三国演义》作为中国心机、心术、阴谋、权术的大全，它给世道人心以根本性破坏。可是中国人常以三国中人和水浒中人为楷模去争取英雄事业。在《双典批判》中，我批判了“造反有理”的大命题，并非认为造反全无道理，而是不赞成“凡是造反使用什么手段都合理”这一逻辑。我认定，“手段”比“目的”重要。手段重于目的，大于目的。残暴的手段不可能有真正伟大的目的，血腥的手段不可能建构真正的“太平天国”。甘地、托尔斯泰所以坚守“非暴力”理念，实际上也是把“手段”看得比“目的”更重要。至于《三国演义》，为了一个“皇权正统”的目的而用尽心机心术，把千百万生民抛入血流成河的战争之中，更是荒唐。我的心灵反向努力，正是反“三国演义”的方向。《水浒传》虽没有太多机心，却有可怕的凶心和黑暗的手段，李逵杀婴儿（杀四岁的小衙内），这是一个巨大的象征，它对我的心灵产生极大的刺激和打击，我的心灵走向，既要告别刘备和曹操，也要告别李逵和武松，然后朝着他们的相反方向走。老子说，“反者，道之动也”，我的反向努力，符合道德运动的规律，并非别出心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