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圣经
　　黄昏降临了。铅块一般的云团正涌上西边扯旗寨的山巅。牛背一般的山峦在春天的暮色中愈发庄严。春天又回到了我们村，冬天枯萎的灌木丛重又泛出绿意。山莓开出洁白的花瓣，布谷鸟立在梓树上开始鸣唱：布谷，下种，布谷，下种……蜜蜂嗡嗡嗡地飞绕大半个菜园，最后还是落在了山莓花瓣上。蓬勃的看麦娘从湿润的地里破土而出，扯一把，凉凉的，手上沾着嫩绿的汁液。不时有成群的麻雀们从灌木、茶树中梭梭飞出，惊落叶片上的雨滴，在傍晚的天空远去。远处的野地里，偶尔能闻到几声狗吠声，春天到了，它们已经蠢蠢欲动多时，在田野里相互追逐、撕咬和交配。我感到一阵子焦躁。
　　一九九八年，南方洪荒，长江暴怒不安，巨龙在咆哮。堂姐家的门上贴着一张一九九八年的年画，一只白额大虎盘踞着整幅画的中央。那是虎年，不安分的年份，我刚好十二岁，我第一次知道自己属虎。那一年父母外出打工，已经七十三岁高龄的外公只好从几十里外赶过来照顾我。那一年，我多了一个身份：留守儿童。
　　我还记得他来时的样子，拄着他早些年去衡山朝香时买回来拐杖。另一只手握着旱烟枪，戴着顶毡帽，颔下是一把长长的山羊胡子。那真是一把好须，白得发黄，特别是惹他生气的时候，胡子一翘一翘的，像是灌输了情绪。那只黑色的人造革大包由小舅背着，里面装着板栗、烟丝、眼镜盒、几件破旧的衣物，一本破旧的《圣经》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几天前，小舅从怀化一路将他的那辆老式的28寸的凤凰牌自行车骑了下来，骑了一两百公里，翻越了雪峰山，风尘仆仆地进了我们家。坐垫是棕色的，钢圈锃亮，蹬一脚，扇出一朵花。那真是一辆结实的自行车，高大，威猛，车身有我大半个身子高，骑上去，鞋尖还够不着脚踏。它让我心里发虚，不知如何驾驭这怪物，常栽跟头，摔得鼻青脸肿。镇中离家里有二十里，没有自行车就得靠腿，那一年，这辆脾气大的家伙是我最亲密无间的伙伴。
　　“要听你外公话，等我赚了钱回来就给你买电视。”母亲出远门的清晨，下着大雨，天尚未亮透。母亲要给祖宗烧纸上香，外公不许。他起得早，跪在床上大声地向耶稣祷告，将家里所有人的名字都向耶稣念叨了一遍。母亲厌烦他信这套。不光是母亲，整个家族都是，三个舅舅，两个姨妈以及舅母、表哥表姐他们，都形成了统一战线，反对他信那套。
　　母亲临走前，单独拉我过来，在我耳朵根打悄悄：“你外公那套基督的鬼话莫要听。”伞哗啦一声绽放开来，她顶着伞出了门，雨幕中她的背影越来越模糊。我的心像二月的天气，潮湿又阴冷。待她彻底走出我的视线，我拼命地眨巴着眼睛，将滚烫的物质挤出来。那是母亲第一次出远门打工，去湘潭，她去挣钱给电视回来。
　　镇中是所寄宿学校，只有周末方能回家一趟，待周日下午又得返校。我骑着那辆笨重的铁家伙，在乡间阡陌飞奔。十二岁的单车，仿佛长出了飞翅。只要出门，不论远近，我都骑着它，整日形影不离。外公爱吃鱼，周五放学路过镇集市的时候，我便在鱼摊上挑一条花鲢或草鱼，将它系在龙头上，一路上它瞪着我，张着嘴，仿佛想说些什么，我看着心里也有些忧愁。那是一周以来，我们吃得最好的一顿。我们将鱼直接扔清水里煮，除了盐啥都不放，有点儿腥，但是照例吃得很开心。回想起来，那是我们在一起少有的欢愉时光。他不吃猪血，也不肯杀生，说是上帝的旨意。唯有对鱼的爱好，信奉基督之后也不曾改变过。他每天吃饭和睡觉前后都要祷告。“阿门，感谢神！”结尾的时候，他拖长了语调。祷告很冗长，特别是睡前。他会在上帝面前念及每个亲人的名字，祈福于神，赐他们平安。那一头，我已经沉沉睡去。世界昏暗，我在梦中等我母亲荣归故里。我看到了梦寐以求的电视，就摆在我家的长桌上。我笑醒了。
　　几乎每个亲人都厌恶他那一套。这些一辈子都没听说过基督的山民们，对于外公突然信教自诩为上帝之子的行为感到愕然，过后便是万般的阻挠和嘲谑。他们搞不懂耶路撒冷在何方，更不知道上帝创世纪的故事。他们信奉师公、土地公公、卢公真仙、玉皇大帝、观音菩萨，这些是他们精神信仰的全部组成部分。于他们而言，能有求必应，能祈福发财平安，就是最灵验的菩萨，至于耶稣，那是哪门子神？
　　外公预言一九九九年是世界末日。届时天降洪水，将淹没整个世界，上帝只会拯救他的信徒，其他人都会给洪水淹死。他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对于我们这些顽固不化的人，连连摇头叹气。一九九九年平安地度过了，新世纪的第一缕曙光降临的时候，外公的预言成了大家口中的一个大笑话。他们纷纷用戏谑的口气问他，上帝怎么没接你走啊？他不置一言，抱着一杆旱烟枪，坐在墙根底下吧嗒吧嗒地抽着闷烟，继续翻着那本残破不堪的《圣经》。我躲着他偷偷翻看里面的故事，所罗门、幼发拉底河、出埃及记、耶路撒冷、十二门徒、该隐……既陌生又好奇，我像闯入禁区的孩子，在神秘的世界里独自流连忘返。
　　他一来，我马上将书回归原处，绝不让他发现。
　　外公刚信基督的那一年，成了远近闻名的新闻人物。他将家中的《说唐》《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书都烧了。小的时候，我最爱听外公给我将隋唐英雄的故事了。薛仁贵、程咬金等人的名字，在他打开话匣子的时候，常被挂在嘴边。“那都是一些狠角儿……”他对一个人最高的赞赏莫过于此。信奉基督教之后，他再也不看这些，甚至提都不提。成天将“耶和华”挂在嘴边。“别人打你左脸，你把右脸也迎过去让他打。”只要在他身边坐下来，他就开始布道。对此我很是不解，别人都欺负到你头上来了，都在你头上下蛋了，打了你左脸还给右脸打，岂不犯贱么？“上帝都在上面看着呢！”他用宽慰的眼神安抚我。
　　不仅我不理解，舅舅、姨妈们也不理解。他们觉得外公大概是看那书把脑子给看坏掉了。以前他可不是这样子的，什么事都据理力争，在生产队时记工分，别人一天记十分，若给他九分，他肯定跳起来骂娘。谁都想不通他怎么变成这副样子了。大家都不知道他是哪天被这东西迷糊上的。那本《圣经》是赶场时别人送他的，那人早已不信了，就把书给了他。他看了后，就痴迷了，从此整个人都变了。
　　最先开始反对他的，是他六个儿女们。自从信了基督之后，外公不再每月初一、十五给祖宗们供奉香茶，也不烧纸。“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神就是上帝，我只信上帝，以后其他的我都不再信他们了。”他极其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惹怒了子女们，因为外婆去世已多年，这意味着他对外婆也不相认了。他们将他奉若珍宝的《圣经》藏了起来。在他祷告的时候，大声喧哗干扰。亲戚们轮番做起他的思想工作，只要不信教，其他任何事情都好商量。我的外公很快陷入重重包围当中，孤身奋战。他的身边整天回荡着埋怨和指责。外公默默地承受了这些，依然我行我素，每天吃饭睡觉都虔诚地祷告，替他们向上帝祈福，恳求上帝赦免他们身上的罪孽。 　　二舅实在忍受不了他整日的絮叨，把《圣经》撕了。这个小个子男人，平素少言寡语，少时逃避外公的责打，有过一段流浪的经历，吃过不少苦，漂泊过大半个中国才回来。他待外公也最好，有什么好吃的，最先想的是外公。他把他最心爱的书撕了，踩在脚下。外公嘴角痛苦地抽搐了几下，待二舅走后，他一页一页地拾起来，重新装订好，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依然我行我素地坚持着自己的信念。曾经这位对南岳圣帝奉若神明的人，每年的农历七月份，都要上衡山进香朝拜，自打心中有了上帝之后，闭口不提。为此他成天都要遭受亲人邻居挖苦、讽刺、嘲弄、戏谑、鄙夷，在人间，唯有上帝与他同在。这个世界没人理解他，唯有那个我们看不见的上帝。有天晚祷结束，他对我说，“我看到了光。”
　　我学着大人们的样子，不屑地回避了他迎上来的目光。
　　“孙悟空和耶稣谁厉害些？”闲下来，我找他讲白话。
　　“耶稣啊。”
　　“孙悟空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呢！”
　　我偏偏不服。为了让他拜服，我搬来的救兵有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观音菩萨和美国的航天飞机以及激光武器。这个只上过两年私塾的老人自然不懂什么是航天飞机和激光武器——事实上我也不懂，他只是眨着被旱烟熏得睁不开的眼说，“神是坚固的……”
　　他不能说服于我。我也不能说服他。
　　无数次我们发生着争执，不欢而散……但这不妨碍我躲着他，继续偷偷地翻阅着那本“禁书”。我嘴里常蹦出几个字眼，骇他一跳。“该隐”是谁，“约旦”在哪？“所罗门”是怎么死的？在他吧嗒吧嗒几口旱烟后，清清嗓子准备布道的时候，我却早已踏上自行车兜圈圈了。
　　十二岁那年，带给我最大快乐的，并不是后来家里添置的那台17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而是这辆饱经风霜的28寸的凤凰牌自行车。我找来抹布，上上下下清洗了一番，打上机油，往脚踏踩上一脚，后轮飞速地转出一朵花来。但这笨家伙非常不好驾驭，脾气大得很，动不动让我摔个四脚朝天。车很重，过于瘦弱的我需要憋口劲才能扶起来。为此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把这家伙给驯服。这么高的自行车，坐在上面，伸直了腿才能勉强够着脚踏，通常走不了几步就得从把屁股从坐垫上挪下来，努力蹬它几步。我相信很多年后，村子里的人依然不会忘记我那副滑稽的骑自行车的模样。经常在耕路边，我和它一头栽进沟渠里，我满头大汗地将这沉重的铁家伙扶起来，生气地踢它两脚，然后又心疼之极地将它身上的泥土擦拭干净。有一回，骑着它重重摔了一跤，把龙头撞歪了，使出吃奶的劲也搞不正，也没法推，只好扛着它走，累得满头大汗，走到家时筋疲力尽，只想哭。
　　大多数它是听话的，我让它动它就动，让它停就停，比小狗儿还听使唤。技术娴熟后，我骑着它，山间小路也敢走，一阵风似的飙了过去，再也不惧它了。暮霭黄昏，放学回家，外公总是坐在堂屋门口等我，膝上摆着打开的《圣经》，长旱烟杆支在墙上，小狗蜷曲在脚边，看见我，欢天喜地迎了上来。
　　夏天太阳落得晚一些。夕阳从堂屋逼近神龛时，白天就开始撤退了。只见那团夺目的光辉从天边慢慢西移，快挨着家对面的扯旗寨山尖时，天色就不早了。几分钟后，阳光全部落到了山后，白天从我们村和整个世界彻底撤退，太阳又将黑夜还给人间。天边只看得见巍峨的扯旗寨大概的轮廓，青黛色，最后变成漆黑，与眼前的黑暗融为一体。偌大的一座山被夜吞噬掉了。
　　没有电视的夜晚，我们通常早早就睡下。我睡这头，外公睡那头。睡前他要祷告。先报家门，再是地名，他六个儿女，外加女婿儿媳子孙，几十人，一长串下来，通常我已经沉沉睡去。早晨起床，太阳照常升起，外公的祷告也照常进行。
　　那年春天，我害了一场大病。脸上长满了红色斑丘疹，发热，高烧，鼻子出血……这个过程持续了一个多月。这是我最为灰暗的一个春天。所谓的寄宿，其实男生没有专门的宿舍。晚自习后，将课桌拼凑在一起，铺上自家带来的棉被，瞬间变成了床。六张单人桌，拼在一起，可以睡两个人。一人负责垫被，一人负责盖的被子。我和一个叫贺达唐的同学睡一起，高烧的时候，浑身难受，盖着被子浑身被汗浸湿，掀开被子则如坠冰窖，辗转反侧，彻夜难眠。第二天起来，喉咙和鼻子堵得难受，吐出来的都是一团团暗色的血块。我以为自己要死了，总之是活不长久了。吐血身亡，这是演义小说中最常见的死亡方式。《三国演义》里周瑜就是这么死掉的。南方的早春雨水丰沛，尚带着几分寒意，雨水软化了路面，到处都是泥潭，打湿的鞋子又冷又潮，也没别的鞋可换，只能这样熬着。起先老师让去学校附近的诊所，医生当是春天里的流感，开了些西药吃了。吃了几天，情况糟糕起来，连四肢都长满了红色斑丘疹。老师于是打发我先回家养病。
　　外公起先认为我脸上的红斑是漆疮。皮肤过敏的人，挨着漆树就会生红斑。小时候，我家旁边长着一棵矮漆树，也是春天的时候，我去拨弄它玩儿，结果回家身上长满了红斑，痒得要命。我从此和漆树敬而远之，再也没和它有过亲密接触，自然将它排除了。外公从盆栽里拔了几株韭菜，揉碎成汁，涂在我脸上，说是可以止痒祛斑。他不知道我患的是重症麻疹，亟须医治。晚上祷告，他反复替我向神祈福。我的名字频繁地出现在他与神的对话中。他说能见到光，在祷告的时候，神就在光芒里，在俯瞰众生，倾听他的祈祷。
　　那时家里没有电话，离家最近的一部电话机，在隔壁村，有五六里远。父母先把电话打到隔壁村，然后托顺路的人给我捎口信，告诉我父母下次打电话来的时间。通常是几天后，我赴约似的赶到隔壁村，电话铃响起的时候，听到父母那边的声音，心中原本千言万语想诉说，却一句话都说不上来，只是剧烈地哽咽着。
　　母亲得知我病了的消息，连夜赶了回来。她充满了内疚。觉得没照顾好我。又埋怨外公，说他信那套鬼东西，也不知找医生给我瞧病。外公没辩解，依旧每晚替我向神祈祷。他认为一定是他还不够虔诚，所以害我生了这场病。
　　母亲带我去医生那里挂了几次水，高烧才慢慢退下来，终于不咳血了。记忆中春意很浓，也鲜有雨水，到处都是黄灿灿的油菜花，嗡嗡的蜜蜂在花丛中穿梭，粉蝶在河边翩翩起舞。母亲待我病好后，因为工地得年底才结清工资，没发工钱，只得再次返回工地。 　　真正令我忧伤的，并不是这场病，而是五月份的时候，我的自行车被偷了。自行车在那段短暂又漫长的光阴里承载着一个少年所有的梦想，它就是我的放飞的翅膀，是我所有的源动力。在一个清晨，它永远消失在教学楼的楼梯间。
　　我怔怔地站在楼梯间，不愿相信眼前的现实。十来辆自行车，从左数到右，从右瞥到左，那辆属于我的自行车真的不见了，留下的空隙让我心里莫名地发慌。我疯了似的围着学校寻找，我甚至能嗅到它的气息，但是上课铃响了，我依旧一无所获。我确定它已经被该死的小偷骑走了。他没给我留下任何的念想，每次上厕所经过楼梯间的时候，心里都会猛然地疼一下，这个永不知名的贼，偷走了我内心里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它让我失去了翅膀，将我摁倒在地，再也没法飞翔。
　　自行车事件对我而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不敢想象失去它之后的影响，最现实的是，以后我只能搭车到乡里，然后靠脚走完剩下的五公里乡间小道。我也不知道回家该如何向外公解释自行车被偷的事实。他或许会认为是我弄丢了。那个周末像世界末日一般，我忐忑不安又万分难过地走在回家的小路上。夏日的阳光毫无怜悯地倾泻大地，我的汗与泪一起默默流淌着。回到家，外公果然一眼就发现了不对劲。
　　“自行车呢？”
　　“丢了。”
　　“怎么丢的？”
　　“被人偷了……”
　　他没再说什么，转身说了句，“那是强盗干的事，主把一切都看在眼里的。”
　　我知道他这句话的背后是什么意思。
　　自行车被偷，他果然又搬出那套东西来了。我非常生厌，躲得远远的。我甚至萌生了也去偷一辆自行车的想法。我的车被偷了，为何我就不能偷回一辆呢？我认为我的逻辑是对的。每次在镇上游荡，看见没落锁的自行车，心里就怦怦直跳。别人能偷，为何我就不能偷？脑海中流逝着千万种妄念。然而关键时刻却犹豫了。
　　回去的路上，内心充满遗恨。或许可以得逞，却输给了勇气。照他说的，每个人都守约，遵照主的意愿做事，这个世界只会变得越来越好，可事实是，王家今天骂李家偷了他家萝卜，张家的鸡跑黄家锅里去了打了场官司……而最重要的，我的自行车怎么也给人偷了呢？我发誓再也不信他的话了。
　　他跟村里年龄最长的人谈上帝，谈《圣经》上的东西。老人们都一脸的讪笑，不好当着驳他面子，只是不停地打岔，将话题一次次往民国引，往土改引，往文革引……他们相信那里会找到相同的话题。外公兴冲冲去，回来时一脸沉默，去过几次，再也不愿找同伴扯卵谈了。“他们不懂，都不是神的子民，死后升不了天的。”他这么说人家。
　　他宣布禁食的时候，是春末的一个黄昏。晚饭时，他就说了，“我要禁食三天。”
　　我不相信他三天不吃饭。第一天，他果然守约了；第二天，他依旧守约了；第三天……他还是守约了。我还能记得他那漫长的三日。他将步子迈得尽量地小，第一天不需要扶着东西，第二天，走路的时候就要借助桌面、凳子、墙面了。他一边扶着一边小心地走。脚步虚飘飘的，像随时可以飘着上天。他的脸色越来越灰，没有一丝血色。我真担心他会死掉。我煮好粥，问他吃不吃，他虚弱不堪地摇了摇手。饿得忍受不住，他就喝水。舀一瓢水，咕咚咕咚地喝下，然后静坐在那儿，或默默祈祷。到第三天的时候，他已经走不动了，坐在那儿，像尊菩萨，一动也不动。他祷告的次数要比平常的更频繁些，整个人沉浸于另外一个世界里，声音越来越小，像蚊子在唱歌。我洗了一个苹果，问他要不要，他抬眼看我一眼，带着几分责备。夜里他饿醒了，我听见他踱步到堂屋舀水喝的声音。他弯着腰，用手抚摸着肚子。那晚他再没睡着，辗转反侧，屋外的虫鸣在晨曦时分鸣金收兵，黑狗也停止了吠叫，唯有房梁上老鼠还在咬着木头。他喝了太多的水，肚子偶尔发出几下响声。我听着他的祷告声醒来已是第三天，他的整张脸成了青灰色，两个眼窝深陷了下去，相反精神却好了许多。
　　“今天可以吃饭了吗？”我问。
　　“熬点粥给我喝吧。”他虚弱不堪地说。
　　我的自行车没能再找回来。我想上帝若真的存在，我祈求他让自行车物归原主，若显灵，那我就信他。我无数次闭上眼，许下心愿，然而这个世界依然没有任何变化，上帝在无动于衷。我的自行车或许正载着偷车贼在飞奔。我有些气馁。那明明就是一种无法给人任何慰藉的假象。我不懂外公，他那么虔诚到底是为了什么？
　　没了自行车后，上学有五公里没通汽车的乡间耕路必须靠两条腿了。五公里路程伴随着我一路的胡思乱想。我一边幻想能找回自行车，一边诅咒那位偷车贼。我甚至厌憎外公那套别人打你左脸伸出右脸给人打的歪理。我只想睚眦必报，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更强烈些。我想让大家看到我的态度，让他们尝尝报复的滋味。这是生活在这个世界必须要学会的逻辑与为人处世原则。只有外公没教我这些。他教我要学会“忍耐”，要“宽恕”，要学会“爱”。那段时间，我成天愤愤然，眼前一片灰暗，感觉世界都要坍塌下来了。
　　伴随而来的，还有孤独。
　　我将蚂蚁装进玻璃瓶里，看它们徒劳无功地爬上整天。然后灌上水。我总是有事无事地踢黑狗一下，踢得它委屈地汪汪叫；或抓着扫帚一顿狂舞，顿时鸡飞狗跳，惊慌失措的声音响遍院落。那段时间，我热衷暴力，总是制造恐慌。外公有时静静地端详着我，似乎想参透我的内心。他想和我说些什么。我不愿搭理他。闲极无聊的时候，我甚至将班上最讨人嫌的李华请到家里玩。李华是成天一副邋遢相，身上油迹斑斑的，大老远就能闻到一股馊味，我怀疑他一个月才肯洗次澡。最让人受不了的，这人读初一了，鼻孔上还总挂着两条红薯粉，眼见就要垂下来了，只见他嗖地一下，硬生生地将危在旦夕的鼻涕又吸了进去……这人不仅不爱干净，学习成绩在班上也是稳坐倒数第一的交椅。上课铃一响，坐最后一排的李华准时入睡，下课铃响起，立马像个弹簧似的跳起来，屡教不改，老师们后来也懒得管他了。
　　这样的一个人竟然成为了我的朋友。一切都是孤独造成的。那段时间，周围的树木植物都像和我有仇似的，我飞舞着镰刀，在它们身上留下永不磨灭的伤口。我处死蚂蚁，杀死蜻蜓，撕掉蝴蝶的翅膀。外公坐在院子里，静静地抽着旱烟。我知道他在观察着我。我故意发出声响，恨不得与整个世界为敌。外公晚上祷告的声音也越大了些。 　　没了自行车，以后上下学除了搭车外余下的路程，就得靠脚了。从乡里下完车，沿着乡村小路到家里还有五公里的路程。每到周五傍晚，我踏着小路回家，过完周末，周日下午又得返回学校。通常到家时，太阳已经西沉，血红的巨轮被高大的扯旗寨没收，苍穹暗淡，最后只剩灿灿星光。清寂的小路，一个人走在路上凉飕飕的，总感觉背后跟了个东西。于是秋天的傍晚，在回家的路上，我遇见了鬼。
　　在一个人字山坳口，我突然听见两百米开外的左侧的茶山那边传来一阵怪叫声，循声望去，便看到一个浑身着白纱的小孩，正对着我蹦蹦跳跳，张牙舞爪地比划着。他的声音和动作非常诡异，不像是小孩所发出。起先我认定是谁家的小孩在和我恶作剧。但附近没有住户。因为茶山埋的都是些横死的年轻人，相当于乱葬岗，大人说，那里阴气重，常闹鬼，所以方圆一里多范围没有人烟。正当我迟疑不决时，这个“孩子”突然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的冷汗霍地冒了出来，从脑门、背脊骨哗啦啦地往下淌。我知道撞见了不干净的东西了。我抓起书包开始顿足狂奔。天已经暗了下来，眼看就要黑了。回到家时，我两脚发软，冷汗浸透了全身，带着哭腔把经过向他诉说了一遍。
　　“那是小鬼，有主在，他不敢过来造次。”
　　他的安慰没给我任何作用。从此，那个人字山坳成了我心中再也迈不出的坎。每次从那儿经过，我总是汗毛倒立，背脊骨发凉。我担心那东西又突然从哪冒出来，朝我怪叫。那是我回家的必经之路，然而一到傍晚，我就不敢从那经过了，必须等人结伴，才敢走。
　　外公知道了，他说到时我在那等你。每个周五傍晚，我远远地看到一个熟悉又模糊的身影蹲在那里。像尊菩萨。像上帝。他在我最胆怯的地方等候着我，守护我。我的心顿时涌上一股暖流，世界复又明亮起来，脚下也觉得有劲起来。
　　“我看没什么嘛。”他说。“神在这儿，这些小鬼就不敢靠近了。”此后每到周五傍晚，他就在那儿等着我。远远地，只要看到那团熟悉的身影，心里就什么也不怕了。他领着我穿过茫茫黑暗，穿过层层鬼魅，回到那座静静的小屋，然后烧火做饭。
　　那年冬天，我终于在家看上了梦寐以求的电视。《还珠格格》正火，到处都是小燕子的欢声笑语，我家也不例外。母亲回来了，父亲也回来了，哥哥也回来了。只有外公，完成了这桩照顾我的苦差后，没和我们一块过年，回老家去了。临走的时候，我默默望着他收拾行囊。那本《圣经》最后才放进包里，小心翼翼地用毛巾包裹着。他见我在注视着他，抬眼望了我一眼，旋即又低垂了下去。我听见他发自肺腑的一声喟叹。
　　此后三四年，外公再没来过我家。世界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他一次次的预言宣告失败，沦为了大家茶余饭后的笑话。他似乎还在继续嘀咕着新的预言，被几个舅舅一顿训斥，骂得只敢独自喃喃。他身边依然充满百般阻挠，没有一个人支持他的信仰。甚至连一个教友都没有。他从没见过教堂，没摸过十字架，没受过施洗，没向牧师进行过忏悔……恐怕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一位信徒。
　　他八十岁生日那天是在我家过的，阔别几年，他又来了。炎炎夏日，我正度过一个失败的高考假期。每一天都处于水深火热的煎熬中。失败者不值得同情。我将通往外界的大门深锁起来，拒绝任何人的告慰，像只身陷囹圄的野兽，向每个靠近的人发出一声声怒吼。我赶走了企图镇压我的父亲，赶走了伤心垂泪的母亲。只有外公，他什么话都不说，只是默默地望着我，像个上帝。我记得第一次出门远行的日子，太阳高悬，炙烤万物，一丝风也没有。我拖着一只巨大的行李箱，背着沉重的大包，把所有我的东西都统统塞了进来，我想我再也不会回这个鬼地方了。我要离家出走，去远方，即便是那所破学校，我也无所谓，总之离开家就行。我想我已经忍受够了。我拒绝任何人送别，拖着沉重的行李走出了大家的视线。我歇斯底里，只想活得更彻底一点。我把能得罪的人都得罪完了。我的父母，我的舅舅，他们被我气昏了头，他们断定我走不了多远就得打道回府。我顶着烈日越走越远，快要转弯的时候，我背后传来一声苍老的呼喊声。他的声音夹杂着一丝颤抖。苍老的呼喊电流一样击中着我的心扉。那一刹那，我泪如雨下。我忍不住回首望了外公一眼，心想那是永别了。外公在百米远的地方，他怔怔地望着我，上帝也没能挽回我的脚步。我还是选择走了。走了一条看不到前方的小路。没人觉得这个孩子将来会有什么前途。烈日将头皮晒得发麻，还没出村口，不堪重负的箱子就坏了，拖轮散落，拉杆断裂……我硬着头皮走下去，将一条路越走越长……
　　他在第二年夏天中的风。时值暑期，表兄弟妹都回来看他，以为他将不久于人世。儿孙满堂，将偌大的堂屋挤得满满当当的，纷纷唤他。坐在凉椅上的外公拄着拐杖想站起来，却败在了那条中风的腿上了。他只能坐在那儿一个劲地垂泪。他激动得哭了，一听到有人唤他就哭。“我的儿……求神赐福保佑你！”
　　大家都以为他将一病不起的时候，夏天将接近尾声时，他颤颤巍巍地拄着拐杖，竟能拖着那条中了风的腿勉强走几步了。他认为这是神在赐福，愈发敬畏神，言必称耶稣。
　　中风虽然没有将他击倒，但他的身体远不如从前活泛了，精神萎顿了许多，眼里的光芒逐渐暗淡下去，被更多的翳所替代。他生活圈子的半径大幅度缩短，除了院子，哪儿也去不成了。连赶集，都成了奢侈的梦想。那条中风失去行动能力的腿，变着法子折磨他。有一次，我看见他坐在门槛上，拿着柴刀，刮着小腿上的血痂。血痂像鱼鳞片一样脱落，渗出暗红的血。
　　“痒，痒得受不了。”他解释说。
　　这种饮鸩止渴的方法让人心寒。舅舅们也有过要给他买涂药的念头，都给他劝止了。“我有神赐福……”他刚开口，舅舅们就开始火冒三丈了。“神、神、神，你就靠神去吧！”
　　三年前的春天，我曾抽空去看他。他坐在大门附近的小凳子上，四月天，依然穿着冬天的行头，戴着棉帽，脑袋一勾一勾地打着盹。春天的阳光照在他的身上，照着他那被烧出几个大窟窿的棉裤上，照在透过窟窿露出的大腿根上，照在他那张尊严所剩无几的脸上……我感到一阵悲凉。我的外公已经垂垂老矣，老得已经快认不出我是谁了。他三岁的曾孙正爬在脚盆边戏水，玩得正欢。属于他的时间才刚刚开始。若干年后，他可能对这位老人仅存的记忆都会消散掉。 　　他尽管依旧能吃能睡，身体到底已经衰退下来了。他的记忆已经变得模糊，甚至连身边最亲的人，也老半天念叨不出名来。冬天的时候，他已经脚不沾地，整天卧在烤箱里眯着眼，谁也猜不到他在打盹还是在沉思。我曾给他特意从长沙买过一本《圣经》，替代了已经破烂不堪早已没法阅读的那本。我希望他能再和我谈谈耶稣，谈谈《马太福音》里的故事。我甚至想告诉他，我也经常翻看《圣经》，多年前他教过我的那些道理，长大后我自己在书上找到了答案。那些令人无法接受的道理，而今我已经渐渐领悟并深以为然。或者说，这么多年来，我潜移默化地遵循着他的教导长大。那些东西无形地影响着我的性格，我惊讶地发现，教化的力量竟如此巨大。
　　今年春节，我特意带了相机回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给外公拍张照片。满屋子的亲戚，他的儿孙后代们的喧哗声充斥着各个房间。他像个局外人似的，静静地呆在偏房里，耷拉着脑袋，像是谁也不认识了。我给他拍照，他的精力已经明显不济，靠着墙坐在长条凳上，迷茫地瞪着镜头。他的目光已经涣散，很难聚集，像陌生人一样看着我。甚至连久坐都成了难事，坐着身子就往旁倒去，表哥眼疾手快地扶着。
　　拍完照，我扶他在门口晒太阳。
　　“给口水喝。”他近乎可怜地祈求我。
　　给他切了两个冰糖柑，他颤抖着接了，吃完继续说，“给口水喝。”
　　冬天的阳光打在他已经没有多少血色的脸上，他花白的胡须上沾满了橘黄色的果粒，眼瞳变成了灰绿色，已经看不到光。那个曾经对我说能看见光的人在枯萎。他不再和我谈《圣经》，嘴里缠绕着谁也听不清的呓语。找了满屋子，我也没找到那本《圣经》，听说已经卖了废品。他已经不再需要上帝，“给口水喝，”他反复哀求着。我悲凉地望着外公。
　　这张照片十几天后派上了用场。那天夜里，我接到父亲的电话，告知外公快不行了。他走得很安详。头天晚上不再进食，夜里无疾而终，享年九十岁。我从省城一路奔驰，也没赶上与他见上最后一面。我将新买的《圣经》放进棺木，这下谁也不再干涉他了。
　　我的外公叫刘洪福，三岁丧母，历经军阀混战，国共两次合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反五反，大饥荒，文革，土地承包制，计划生育和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他一直被孤独包围，最后被孤独收留。这位最终也没有进过一次教堂没见过十字架也没有受过施洗的老人，真的会与上帝同在吗？下葬那天，桃花已经盛开，春雨霏霏，全天下仿佛都为他在下雨。
　　米花
　　九十年代初期，我们村开始攀比谁的肚子最大。热天时习惯性地把衣服往上一掀，那圆滚滚的大肚子慌忙挣脱出来，霸气侧漏，羡煞众人，跟现在的土豪晒豪车别墅一样。大肚子证明人家伙食好，家庭条件宽裕。钱都是虚的，吃到肚里才是实打实。我们村的乡村教师春华是水车第一个大肚子的人。他每晚都喝一瓶珠江啤酒，因为听说喝了啤酒可以长啤酒肚。长了啤酒肚的春华说起话来都要比别个响亮些，也受人尊重。背地里闲聊，最先说的就是，“你瞧谁谁，以前多穷啊，现在也发体了……”
　　村里一个个都发了体，脸上泛着油光，晚饭后拍着响亮的肚皮。唯有孝敏不胖。孝敏老婆偷偷跑去广东打工，几年不回，也没个音讯。孝敏独自带着两个女儿，又当爹，又当妈。有一天，曲儿告诉我，她娘回来了。她一只手拿着奥利奥，脸上沾着饼干碎末，另一只手抓着根金华火腿肠，焦黄的头发扎了一对羊角辫。她显得很高兴，像是故意跑过来告诉我这件事。她姐冬儿走过来，默默拉起她就往家走。曲儿瘦得像麻杆，听说得了什么病，脸上没点血色，白纸一样，那细脖子用手掐下就会断。
　　孝敏的婆娘米花果然回来了。米花穿着一袭碎花连衣裙，一头短发，染得五颜六色，像打翻了的调色板。米花懒洋洋倚靠着门抽烟，遇上相识的人就打声照面。几年不见，有些人已经老得快要认不出来了。孝敏好像不在乎，婆娘回来了，两片厚嘴唇笑得合不拢嘴。两间土房早已开裂，上面的瓦片都快挂不住了。米花和孝敏睡里间，冬儿和曲儿睡外间。和米花没跑前一样，更破败。米花带了许多塑料花和小首饰回来，见了来串门的女人，每人给一个。来串门的女人快把门槛都挤塌了。
　　问，“在外面做什么？”
　　“进厂。”
　　“进厂做什么？”
　　“什么都干。”
　　有人问染这头发花了多少钱，有人摸了摸她身上的碎花裙，问县城不晓得有没有卖的。米花不冷不热地回答着。她们想听米花说外面的花花世界，几千上万块的一件衣服，上百万的豪车，高耸入云的大厦……听得妇人们心旌摇曳。便都抱怨起这个小村庄的种种不是。小啦，穷啦，落后啦，长这么大都没出去见过世面啦！奉承米花在外面见足了世面，也不算白活一遭。米花脸上只挂着淡淡的笑。有女人甚至动了心，说也想跟米花出去闯一闯。
　　不知谁也漏了口风，说米花在广州站街呢！听说隔壁村的亲眼所见，听出了口音，认得米花。妇人们一下子团结起来，统一战线，再不提要跟她出去打工的事。说起米花来，满脸的鄙夷。水车的男人同样一提起米花，牙齿就咬得咯咯响。嫌米花给这个村庄丢了脸。她是水车有史以来的头只鸡。从事这种职业的在水车还是有史以来的头一个。他们传言米花在外面不光站街，还有了一个相好的，是一个退休老工人，比她大上三十岁。两人一起姘居。
　　原先的米花可不是这样。齐耳短发，好打扮，见谁都笑嘻嘻的。米花给孝敏生了两个女儿，孝敏就打她，骂她干活又懒，太阳晒屁股了也不晓得起床，还不会生儿子。两人三天两天打架，鸡飞狗跳，米花一气之下，跑去广州进厂去了。她给人当过仓管员，保洁工，在鞋厂、电子厂也干过。后来不知怎地给老乡碰上了，回来说，米花原来不进厂呢，她在外面站街！水车的男人火一起窜了起来，视为水车的奇耻大辱，好像给他们都戴了大绿帽子似的。
　　米花回来，要跟孝敏离婚。
　　米花说，离。
　　孝敏说，不离！
　　米花说，不离也得离。
　　孝敏说，谁说的！
　　米花说，国家说的。国家说夫妻感情破裂，分居一年以上就支持离婚。 　　孝敏说，我不懂法，我说不离就不离。到了离婚那天，孝敏躲了起来，米花寻不到人，只好自己去了法庭。孝敏以为他不在场，婚就离不脱。米花不仅离了婚，还要带两个女儿走。孝敏气得跳起来骂娘。孝敏说，带女儿休想！把女儿藏起来，不让米花寻到。米花寻了一气，没找到。清晨背着一只包走了。
　　过了一年，警察打电话来，问孝敏认得米花不。孝敏说认得。警察说，米花被人害了，赶紧把尸体领回去吧。米花裸死在出租房。孝敏说，我不去。
　　第二天大早，孝敏红肿着眼，踏上了南下的长途汽车。
　　宰年猪
　　鸡叫三声，二叔已经起床了。天边还稀稀地挂着几颗星，弦月西悬，天冷得要命，推开门，寒风倒灌，人忍不住得打几个冷噤。天尚未亮，灰白色的小路像条冻僵的蛇，伸向远方。草上沾满了露水，接二连三的鸡狗吠叫声，在丘陵地带绵延不绝。二叔有时在水车宰，有时上洪庄、枫树，最远的是去下游的清江。清江最远，要走好远，二叔不愿意去。
　　杀猪匠都有自己的家伙，竹篓里背着肉钩、骨刀、剔骨刀、细铁铳棍、榔头、麻绳、磨刀石。杀猪要用大澡桶褪毛，澡桶都是主人家自己备。这是行规。
　　有时杀完一口猪天还没有亮。一般主人自己留一边猪肉，另一边卖给二叔，拿到他肉铺上去卖。杀猪多了，身上总有一股洗不掉的猪屎气味。二叔说这是匠气。不用洗，洗掉了，猪就不怕你了。杀猪也得有杀气，一口三百来斤重的猪，要把它从猪圈里赶到堂屋的“刑场”，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水车杀猪都在堂屋杀，满堂红，图个吉利。
　　四五条大汉，前头两人拖猪耳朵，后头两人提猪尾巴。猪嗷嗷地叫，声大得瓦片都要掀起来。它知道此命休矣，拼了老命地挣扎。堂屋放两条长凳，架着两条扁担，摆成一个“井”字。把猪弄进去需要花大力气，主要还得用技巧。先不忙动手，把猪赶进堂屋再说。也不叫赶，叫哄。“咯子咯子……”女主人像唤狗儿似的哄着它走。二叔手里操着一只米筛，米筛就是猪的铜墙铁壁，猪嗅到了不安分的气息，掉头想跑，一头撞到二叔的米筛上，往左，撞，往右，撞，它只好乖乖一心往前走。进了堂屋，门啪的关上。人立马换了脸色，提耳朵的，拽尾巴的，捉脚的，“一二一……一二一……”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猪上了长凳，还要挣扎，几个大汉赶紧压住，说时迟那时快，二叔麻利地抽出杀猪刀，一手按住猪头，对准猪脖子一戳一转一抽，那猪的哀嚎声让流水声堵住了似的，狂喷的猪血只往地上的木盆里而去。木盆里放了盐，血遇盐就凝结，稍顷就凝结成了一坨一坨的血豆腐。二叔按住猪头摇了摇，猪哼哧哼哧的，力气越来越小，耷拉着脑袋，已经只有出的气没进的气了。二叔将刀上的血往猪身上揩拭几下，将猪一脚蹬翻在地，向主人讲几句吉利的话。作为猪的一生就这么结束了。
　　所有的猪都怕他。见了二叔就诚惶诚恐，在猪圈里打着转，议论纷纷。二叔把猪圈门打开，它们屁股挤着屁股，拼命地朝着墙角挤。墙角里堆满了猪屎，一坨一坨的，上面生了些灰绿色的霉，二叔说猪屎发霉，预示着猪肉价格要涨了。
　　二叔一来，猪注定活不长了。但是猪也不会白白任人宰割。有一只猪聪明得很，起先乖乖地一声不吭地出了圈，一出圈它就狡猾了，趁人不注意撒腿就飞了，夜色弥漫，四周一片漆黑，猪们循夜色而逃，人们捶胸顿足。
　　没跑赢的猪被人们按在板凳上，二叔的杀猪刀朝猪脖子一戮一转一抽，猪血如泉涌，猪命迅速奔赴黄泉了。水早也烧开，盛在门外一个大澡桶，把猪抬入澡桶中，猪开始洗此生第一次澡。往开水里泡上几分钟，就可以脱毛了。二叔用剃毛铲给猪全身剃毛。开水恰到好处，剃毛铲所到之处，猪毛猪鬃纷飞，猪瞬时白花花的，怪惹人爱。他们把猪抬起来，把扁担放在澡盆沿上架住，开始仔细清理它褶皱里的绒毛，绒毛很难拔干净。二叔用尖刀在猪的后蹄刺破一个小口，用条细铁棍从小口处往里伸，细铁棍隔着层猪皮，从后脚一直慢慢地伸到腰、前颈，这是给猪“通气”。通完气，二叔把细铁棍拔出来，鼓足劲，死命地朝那小口处吹气。二叔的腮一张一合，就像欧阳锋在练蛤蟆功。猪开始慢慢变大，像气球一样慢慢膨胀起来。一口三百来斤的猪，吹足气，看起来就像六百多斤似的，滚得动。吹得滚圆，二叔赶紧用稻草把那口子绑紧，以免漏了气。
　　吹足气的猪刮毛就容易了。那些边角死角一览无余。水车杀猪不兴给猪剥皮，全部都是刮毛。猪被吹过气后，刮起毛来，特别顺滑。毛刮完了，一切都收拾停当，就等着开膛破肚了。这时把猪绑在梯子上，往墙上倒挂了。猪的主人在旁边烧上纸钱、一只木猪来祭祖，以求来年养猪风吹草长。二叔操起尖刀，对准猪肚皮，从中间对称着一路往下剖，刮开那白花花的脂肪和红艳艳的鲜肉，肚、肝、肺、腰子、胆囊、膀胱浪花般露了出来。二叔将猪脏掏空了，用大木盆接着。猪的胆囊就附在肝上，摘除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弄破了，一副猪肝就废了。猪的胆囊比鸡蛋还大，二叔说，吃了猪胆会明目。猪尿泡大，用火煨了，小孩吃了不遗尿。
　　把内脏全部摘除来，接下来就是翻肠了。那是苦差事，又是细活。肠子先用细铁棍穿过，倒一下，肠子就翻了过来，猪屎猪尿哗啦倒腾一地，热腾腾的，臭气冲天。翻的时候不能将肠弄破了，不然吃起来带上猪屎的味道。接下来还得翻猪肚和切肉。二叔把猪头剁下来，让案板上一顿，整块案板都颤抖了几下，那血淋淋的猪头眼睛还睁着。猪很快被大卸成四块，主人家说这肉要剁成多重一块，二叔二话没说，刀光一闪，重量和主人说的八九不离十。
　　杀完猪，天渐渐亮透，二叔收拾妥当，将工具收回竹背篓，洗净手，坐下来开始吃早饭。吃的是杀猪菜，喝烧酒，扯卵谈，从一头猪谈起，最后谈到美国的白宫，面红耳赤争了起来，好像奥巴马就坐对面，正吃着杀猪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