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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也会冲动
2012年7月16日，苏丹和田新丙与人生最重大的坎狭路相逢。
6月以来，田新丙经常发烧，低烧、高烧，变着花样不停，吃药、拔罐都无效，小两口创业忙碌的间隙抽空去检查，结果出来，医生却避开田新丙，悄悄把苏丹叫到一边，告诉她，田新丙是肝硬化中晚期，并伴有新生肝癌。
回到家，田新丙还不知情，还在忙着处理业务。看着丈夫的背影，苏丹忍不住躲到一边大哭了一场。
田新丙是个倔脾气好人。他善良、孝顺，岳父是肿瘤病人，需要补充营养，他听说植物蛋白好吸收，经常给岳父买大杏仁，老人家节俭，他每次都先在房间摘了价签再拿给老人。他勤恳、踏实，夫妻俩是程序员，一起创业后，客户有什么意见和反馈，他都会第一时间解决，经常错过饭点，
休息不好，肝病和这有很大关系。他细致、体贴，苏丹父母住在房山郊区，他们住市区，每个周末再怎么忙，他都会陪妻子挤公交车，回去陪老人吃饭。冬天天冷，为了不让妻子冻着，每次到家时，他的外套都披在苏丹身上。对孩子他慈爱负责，女儿上幼儿园，工作再忙，孩子的算术、拼音、英语，他都会亲自过问和指导，女儿和爸爸最亲。
但他也有缺点，耿直、倔强，遇到事情和分歧总会和妻子争执，寸步不让，甚至因为这，让两人的婚姻状态有着深深的难言之隐——事实上，6月里，两人已经离了婚，法律上来讲，他们已经没有了关系。
离婚的原因和两人性格有关，两人都犟，遇事不肯向对方低头，创业多年，两人对未来规划不同，各执己见，无法说服对方。争执时，情绪上来，不知道谁先喊的离婚，两人冲动下真离了。
复婚的台阶
离婚后，两人都后悔了。认识十年，孩子六岁，两家人相处和睦，多年的磨合，骨肉亲情早已深入骨髓。于是回到家，两人装作没事人一样，继续工作、生活，甚至没跟家人吱一声，只是双方还在暗暗较劲，想等对方先低头开口，再去复婚。
两人没急着去复婚，命运却焦急地来敲门了。
医生告诉苏丹，田新丙的病最好的治疗方法是肝脏移植。镇定下来后，苏丹上网去查肝脏移植的知识。这一查，苏丹彻底蒙了，全国有25万需要换肝的病人，但只有3万多的肝源。排队等的话，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而田新丙的病每天都在恶化。
等不到，那就自己解决。于是8月初，苏妈妈陈丽娟接到了苏丹的电话：“妈妈，我决定了，给新丙捐肝，现在只有一个障碍，我们得去复婚。”
原来之前半个月，她一面安慰丈夫，一面自己偷偷去医院检查身体。她已经确定，自己的各项指标都没问题，她是O型血，田新丙是A型血，可以进行活体肝脏移植。
面对苏妈妈关于他们婚姻状态的惊疑，苏丹没多做解释，事实上，她心里懊悔得滴血，因为中国法律规定，活体器官移植只能在配偶、直系亲属、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或养父母养子女、继父母继子女等之间进行。离婚状态下，她没法给田新丙捐肝。
我是最好的捐赠者
而田新丙知道她的决定后，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她的提议。
田新丙的考虑很现实，捐肝有风险，发生意外的话，自己没治好，苏丹的身体也会受损，女儿还那么小，到时这个家谁来支撑。苏丹考察各医院的情况时，就曾见过一个病友，头几天还谈笑风生，几天后术后感染，就去世了。田新丙不爱说话，苏丹劝多了，他就沉默以对，要做移植，首先就得复婚，他拒不肯去。
苏丹只能是慢慢地劝丈夫改变主意：“就算只有两三成的希望，我们也要试下。女儿那么小，不能没有爸爸。你的父母还在，不能白发人送黑发人。最重要的是，我已经习惯了依赖你，没有你，我会失去对生活的信心。”苏妈妈是警察，性格也非常坚强，她在电话里第一时间同意了苏丹的决定，见女婿不同意，她也一块劝：“不就是给身体换个零件吗，换了就好了。”
稚气的女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仍旧依偎着父亲，给父亲看自己的功课。看着孩子，田新丙动摇了——自己如果走了，这个家就真的会失去支撑。半个月后，田新丙终于接受了苏丹的提议。
这时田新丙的家人却表示反对。田新丙家七兄妹，兄妹间感情极好，他的姐姐和哥哥提出由他们来捐肝。大姐为此还特意来到北京，想说服苏丹，“我和弟弟都是A型血，移植效果会更好。”两人沟通了一个多小时，最终还是苏丹说服了大姐，“你们都是农民，平时要做重体力劳动，家里都有孩子要上学，家里负担重，捐肝会影响体质，干不了重活的话，会影响你们的家庭。新丙的事，还是我来承担，不要因为它影响两个家庭。”
生活在继续，一切都来得及
取得家人的一致同意后，8月里，苏丹分别跑去两人的户籍所在地——内蒙古和河南，办好相关手续，两人复了婚，但活体器官移植仅仅复婚还不够，还要经过手术所在医院的伦理委员会的审查，通过了之后，才能手术。
比较后，夫妻俩选择了北京总参309医院，因为这里的伦理审查组织流程时间最短，别的医院有的要等3个月。但309医院的伦理审查更严格，院里的伦理委员会由15名来自各个科室的专家组成，审查时所有专家都要在场，不记名投票，一票否决制。
第一次问询时，听说两人离婚2个月，田新丙确诊肝癌后才复婚的，专家中有人投了反对票。苏丹对冲动离婚的懊悔无法用语言形容，时间就是生命，她不喜欢走后门，当初为快点检查身体，她曾找到做护士的堂妹帮忙，好早点拿到检查结果。现在万事俱备，却在这被卡住了。
此时田新丙的甲糖蛋白由60多升到了88，他的病情在恶化，苏丹当即申请复查。
二度伦理审查在309医院还是第一次，院方特地报请总参申请复查。那段时间，苏丹每天都长在了309医院全军器官移植研究所办公室门口，所长石炳毅只要打开门，就能看到她。她请求、恳求、哀求院方尽快复审，在她的推动下，半个月后，院方启动了第二次伦理审查。
伦理委员会的问询非常犀利，直指人心，参与者要非常坚定、清醒，才能通过审查。
面对专家的疑问，苏丹哭诉：“因为我爱他。结婚离婚只是形式，爱在于真实的生活内容，实在做的每件事，我们有孩子、父母、家人，我们一起幸福生活，这才是爱。”苏丹父母也坚决地支持女儿的决定：“如果手术有意外，我们会替女儿带大孩子。”
两个小时的问询最终全票通过。
经过两个月的等待后，苏丹和田新丙在10月31号进行了手术，手术前后十多个小时。手术很成功，苏丹的589克肝脏从此安静生长在田新丙体内，他俩真正实现了血脉共融。经历过这样的患难与共，两人比以往更成熟，术后第一天清醒过来后，两人不能说话，只能隔着病床，轻轻触碰对方的手，但一切尽在不言中。
活体捐肝的例子很少，夫妻间移植也非常个别，因此这对夫妻患难之爱尤其受人瞩目。记者发稿时，两人还在重症监护室，苏丹已状态平稳，没有术后出血、感染等并发症，一周后可出院。但田新丙后续还有考验，受体要在2～3周后才会出现急性排异反应，要度过排异这一关，移植才算成功，并且要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但不管怎样，就如苏丹所言：我爱他，这就是生活。
2012年7月16日，苏丹和田新丙与人生最重大的坎狭路相逢。
6月以来，田新丙经常发烧，低烧、高烧，变着花样不停，吃药、拔罐都无效，小两口创业忙碌的间隙抽空去检查，结果出来，医生却避开田新丙，悄悄把苏丹叫到一边，告诉她，田新丙是肝硬化中晚期，并伴有新生肝癌。
回到家，田新丙还不知情，还在忙着处理业务。看着丈夫的背影，苏丹忍不住躲到一边大哭了一场。
田新丙是个倔脾气好人。他善良、孝顺，岳父是肿瘤病人，需要补充营养，他听说植物蛋白好吸收，经常给岳父买大杏仁，老人家节俭，他每次都先在房间摘了价签再拿给老人。他勤恳、踏实，夫妻俩是程序员，一起创业后，客户有什么意见和反馈，他都会第一时间解决，经常错过饭点，
休息不好，肝病和这有很大关系。他细致、体贴，苏丹父母住在房山郊区，他们住市区，每个周末再怎么忙，他都会陪妻子挤公交车，回去陪老人吃饭。冬天天冷，为了不让妻子冻着，每次到家时，他的外套都披在苏丹身上。对孩子他慈爱负责，女儿上幼儿园，工作再忙，孩子的算术、拼音、英语，他都会亲自过问和指导，女儿和爸爸最亲。
但他也有缺点，耿直、倔强，遇到事情和分歧总会和妻子争执，寸步不让，甚至因为这，让两人的婚姻状态有着深深的难言之隐——事实上，6月里，两人已经离了婚，法律上来讲，他们已经没有了关系。
离婚的原因和两人性格有关，两人都犟，遇事不肯向对方低头，创业多年，两人对未来规划不同，各执己见，无法说服对方。争执时，情绪上来，不知道谁先喊的离婚，两人冲动下真离了。
复婚的台阶
离婚后，两人都后悔了。认识十年，孩子六岁，两家人相处和睦，多年的磨合，骨肉亲情早已深入骨髓。于是回到家，两人装作没事人一样，继续工作、生活，甚至没跟家人吱一声，只是双方还在暗暗较劲，想等对方先低头开口，再去复婚。
两人没急着去复婚，命运却焦急地来敲门了。
医生告诉苏丹，田新丙的病最好的治疗方法是肝脏移植。镇定下来后，苏丹上网去查肝脏移植的知识。这一查，苏丹彻底蒙了，全国有25万需要换肝的病人，但只有3万多的肝源。排队等的话，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而田新丙的病每天都在恶化。
等不到，那就自己解决。于是8月初，苏妈妈陈丽娟接到了苏丹的电话：“妈妈，我决定了，给新丙捐肝，现在只有一个障碍，我们得去复婚。”
原来之前半个月，她一面安慰丈夫，一面自己偷偷去医院检查身体。她已经确定，自己的各项指标都没问题，她是O型血，田新丙是A型血，可以进行活体肝脏移植。
面对苏妈妈关于他们婚姻状态的惊疑，苏丹没多做解释，事实上，她心里懊悔得滴血，因为中国法律规定，活体器官移植只能在配偶、直系亲属、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或养父母养子女、继父母继子女等之间进行。离婚状态下，她没法给田新丙捐肝。
我是最好的捐赠者
而田新丙知道她的决定后，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她的提议。
田新丙的考虑很现实，捐肝有风险，发生意外的话，自己没治好，苏丹的身体也会受损，女儿还那么小，到时这个家谁来支撑。苏丹考察各医院的情况时，就曾见过一个病友，头几天还谈笑风生，几天后术后感染，就去世了。田新丙不爱说话，苏丹劝多了，他就沉默以对，要做移植，首先就得复婚，他拒不肯去。
苏丹只能是慢慢地劝丈夫改变主意：“就算只有两三成的希望，我们也要试下。女儿那么小，不能没有爸爸。你的父母还在，不能白发人送黑发人。最重要的是，我已经习惯了依赖你，没有你，我会失去对生活的信心。”苏妈妈是警察，性格也非常坚强，她在电话里第一时间同意了苏丹的决定，见女婿不同意，她也一块劝：“不就是给身体换个零件吗，换了就好了。”
稚气的女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仍旧依偎着父亲，给父亲看自己的功课。看着孩子，田新丙动摇了——自己如果走了，这个家就真的会失去支撑。半个月后，田新丙终于接受了苏丹的提议。
这时田新丙的家人却表示反对。田新丙家七兄妹，兄妹间感情极好，他的姐姐和哥哥提出由他们来捐肝。大姐为此还特意来到北京，想说服苏丹，“我和弟弟都是A型血，移植效果会更好。”两人沟通了一个多小时，最终还是苏丹说服了大姐，“你们都是农民，平时要做重体力劳动，家里都有孩子要上学，家里负担重，捐肝会影响体质，干不了重活的话，会影响你们的家庭。新丙的事，还是我来承担，不要因为它影响两个家庭。”
生活在继续，一切都来得及
取得家人的一致同意后，8月里，苏丹分别跑去两人的户籍所在地——内蒙古和河南，办好相关手续，两人复了婚，但活体器官移植仅仅复婚还不够，还要经过手术所在医院的伦理委员会的审查，通过了之后，才能手术。
比较后，夫妻俩选择了北京总参309医院，因为这里的伦理审查组织流程时间最短，别的医院有的要等3个月。但309医院的伦理审查更严格，院里的伦理委员会由15名来自各个科室的专家组成，审查时所有专家都要在场，不记名投票，一票否决制。
第一次问询时，听说两人离婚2个月，田新丙确诊肝癌后才复婚的，专家中有人投了反对票。苏丹对冲动离婚的懊悔无法用语言形容，时间就是生命，她不喜欢走后门，当初为快点检查身体，她曾找到做护士的堂妹帮忙，好早点拿到检查结果。现在万事俱备，却在这被卡住了。
此时田新丙的甲糖蛋白由60多升到了88，他的病情在恶化，苏丹当即申请复查。
二度伦理审查在309医院还是第一次，院方特地报请总参申请复查。那段时间，苏丹每天都长在了309医院全军器官移植研究所办公室门口，所长石炳毅只要打开门，就能看到她。她请求、恳求、哀求院方尽快复审，在她的推动下，半个月后，院方启动了第二次伦理审查。
伦理委员会的问询非常犀利，直指人心，参与者要非常坚定、清醒，才能通过审查。
面对专家的疑问，苏丹哭诉：“因为我爱他。结婚离婚只是形式，爱在于真实的生活内容，实在做的每件事，我们有孩子、父母、家人，我们一起幸福生活，这才是爱。”苏丹父母也坚决地支持女儿的决定：“如果手术有意外，我们会替女儿带大孩子。”
两个小时的问询最终全票通过。
经过两个月的等待后，苏丹和田新丙在10月31号进行了手术，手术前后十多个小时。手术很成功，苏丹的589克肝脏从此安静生长在田新丙体内，他俩真正实现了血脉共融。经历过这样的患难与共，两人比以往更成熟，术后第一天清醒过来后，两人不能说话，只能隔着病床，轻轻触碰对方的手，但一切尽在不言中。
活体捐肝的例子很少，夫妻间移植也非常个别，因此这对夫妻患难之爱尤其受人瞩目。记者发稿时，两人还在重症监护室，苏丹已状态平稳，没有术后出血、感染等并发症，一周后可出院。但田新丙后续还有考验，受体要在2～3周后才会出现急性排异反应，要度过排异这一关，移植才算成功，并且要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但不管怎样，就如苏丹所言：我爱他，这就是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