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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菊苑留痕：首都图书馆藏北京各京剧院团老戏单（1951—1966）》的编辑出版为例，强调在京剧资料文献类图书编辑工作中责任编辑应提高学术意识，根据现有条件最大限度地增加稿件的学术含量和附加值，并增强服务意识。
[关键词] 京剧文献 老戏单 保存当下 口述与访谈 服务意识
[中图分类号] G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3） 02-0027-03
出版的意义在于文化传播与学术积累。就史料类图书的编纂整理而言，编辑所做不仅是对稿件的技术性完善，更为重要的是提高学术意识，尽力发掘选题，根据现有条件增加书稿的学术含量和附加值。以下笔者以《菊苑留痕：首都图书馆藏北京各京剧院团老戏单（1951—1966）》（下简称《菊苑留痕》）的编辑出版为例，谈一点自己的体会。
1 编辑缘起
关于这批戏单的信息，我是从老作者陈志明先生那里偶然得知的。一次闲聊，他无意间提及煤炭部退休高级经济师杨蒲生收藏了一批老戏单，很不错，建议我有空去看看。当时我正在学苑出版社负责戏曲类图书的出版工作，对相关史料文献很关注，遂乘兴登门拜访。至今我还记得刚看到那批戏单的情形：望着很仔细地夹在数册活页夹中、码放整齐的一大摞老戏单，我惊呆了。这是年逾古稀的老戏迷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看戏的宝贵记录，也是一笔丰厚的文化财富。杨先生身体不好，行动依靠轮椅，他最大的心愿是尽快为这批戏单找个好婆家，无偿捐献，并希望能够正式出版，惠及大众。综合考虑，相关的研究机构或公共图书馆应该是最好的选择。我猛然想起首都图书馆曾与学苑出版社合作出版过《首都图书馆藏旧京戏报》，我看到过全部戏单的原件，时间跨度自民国初年至新中国成立前。若续上杨先生的这批戏单，无疑是桩美事。经过沟通联系，事情进展很顺利，不仅实现了杨先生的心愿，也促成了首都图书馆与学苑出版社的再次合作，以《菊苑留痕：首都图书馆藏北京各京剧院团老戏单（1951—1966）》为名，将这批戏单公开出版。
2 《菊苑留痕》选题策划过程中的学术意识
2.1 深刻认识京剧研究的瓶颈
由于负责社里的重点项目《中国京剧流派剧目集成》的编辑工作，自2002年至今，我的工作重心转向戏曲类图书的编辑出版。通过与学术界的交往，深刻意识到京剧史料不足是当前京剧研究的瓶颈，相关文献的整理出版是当务之急。对此，苗怀明、傅谨、谷曙光等学者均曾分别撰文进行呼吁。“京剧研究是中国文化研究最为重要、内涵最为丰富的领域。京剧诞生已经有两百多年历史，且恰恰处于近代学术高度发达的时代，然而，京剧研究的成果，却与京剧如此重要的文化地位极不相称，究其原因，固然可以找出许多，但有一个理由是人们经常提及的，那就是研究资料十分缺乏。”[1]
对于史学研究而言，在一定意义上讲，史学就是史料学。戏单作为戏曲文献之一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戏单就是京剧演出的节目单或说明书。戏单的文献价值首先表现在忠实记录了某年某月某日的演出情况，哪些演员、什么剧目、班社名称，乃至剧场、地址、剧情、价格、剧照等，逐日搜罗，就是一部京剧演出实录。若往深处、细处探究，戏单尚可据以考订某位演员的生卒年、声誉高低的变化、演出剧目数量等。尤其堂会、义务戏的戏单，在剧目、演员的编排上大有学问”[2]。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市场上公开出版的老戏单仅有《旧京老戏单》《回首当年：中国戏曲学院老戏单》《首都图书馆藏旧京戏报》等数种，屈指可数。两百余年的京剧演出史，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当长的时段都没有涉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2.2 保存当下的理念
策划出版《菊苑留痕》还有一层考虑，那就是保存当下。
在学术和出版领域，对于史料文献的整理，多有贵远贱近的心理。对于当下，或缺乏远见，或熟视无睹。不可否认前人所整理文献的重要性，也不可否认汇编影印或点校出版此类文献对于学术的意义。然而，汇编影印或点校出版前人所整理的文献毕竟没有产生新的文献，而挖掘、整理、出版当下文献，做的却是文化积累的工作，仅此一点，足以表明保存当下的重要性。在现实中，由于未能及时抢救挖掘，使多年好不容易积累而成一定规模、具有不可再生价值的文献流散或惨遭破坏的例子并不鲜见。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当代的精品必定是将来的文物和遗产，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对文化的积累和传播而言，保存当下，应是编辑的自觉意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京剧史上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它是传统京剧的辉煌期，是京剧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而北京是最重要的舞台。时值新中国成立之初，革故鼎新，传统京剧在继承与变革中艰难前行，经历了从演出体制、演员地位直到演出剧目等的一系列变革。一系列重大事件影响深远，余绪至今，新中国的文艺方针政策在京剧这个当时最流行的大众娱乐中得到了最直接、最鲜明的体现，这在当时的戏单上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反映。
杨蒲生珍藏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地区各京剧院团演出戏单总数八百余张，涉及北京地区包括中国戏曲研究院、北京京剧团、梅兰芳京剧团、太平京剧团、马连良京剧团、首都实验京剧团、先锋社、奎德社等在内的各公营、私营京剧院团，体系完整、品相完好，以时间为序排列，是传统京剧最后的辉煌期的真实记录，为研究京剧流派传承、剧团变迁、剧场沿革、剧目流传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是宏观的京剧史研究以及微观的个案研究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
保存当下，何其重要。
3 《菊苑留痕》编辑加工过程中的学术意识
在《菊苑留痕》的编辑加工过程中，我并未把主要精力放在对稿件的技术性完善上——对编辑而言，这应该是最基础的工作——而是根据现有条件，尽力增加其学术含量和附加值。
3.1 通过访谈丰富戏单信息量，提高内容准确度
“从学术史上看，一部选注完备的史料书籍，要远比一般性的著作更有价值，学术生命力也更长”[3]。当下的文献挖掘整理工作，由于当事者大多健在，为丰富文献信息、甄别文献提供了便利。 “除收集文献资料外，当代史研究者还必须在口述史方面下功夫，访谈历史的当事人。口述史料不仅可以补充文献资料的不足，构成复原历史的双重证据链，而且可以提供历史发生当时的情景。这恰恰是仅凭借档案文献难以知晓的”[4]。就这批戏单而言，其收藏者杨蒲生与普通收藏者不同，绝大部分戏都看过。而且看戏经历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期者还有圈内好友数人，如邓元昌、古振威等，均还健在。邓先生留有当年看戏的日记；古振威在网络论坛上发表过一系列当年观剧的文章，资料准确，文字细腻，拥有很高的人气。根据这些情况，我与首都图书馆地方文献部合作对他们进行访谈（该部有北京记忆项目，做口述、访谈比较有经验）。在具体操作上，请作者杨蒲生和朋友古振威根据具体戏单进行回忆，内容包括社会状况、演出背景、剧团流变、观剧场景（印象深刻的细节）等，根据口述整理有价值的信息。访谈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收到了实际效果。
关于戏单，杨蒲生还以“瞧戏忆当年”为题有一系列回忆文章，如《解放后北京城唯一的一次“窝头会”》《中国戏校的老师为学生勤工俭学办厂筹资组织义演》《深值钦敬的“右派分子”之冲天干劲》《说说〈珠帘寨〉》《张云溪的挑滑车》《一场难忘的除夕晚会》《五十多年来北京京剧舞台上演出过的“梁祝”》《萧长华为中国戏校执排〈赤壁鏖兵〉中的〈激权激瑜〉》等，很有价值，亦择要采用。
以上所有信息，经过综合，均择要在相关戏单处进行扼要表述，大大丰富了戏单的信息量，提高了内容的准确度。
3.2 重视对史料的辨识和补漏拾遗
“史学研究非常强调资料的可靠性和可信度”，“辨识史料真伪的问题是非常突出的”。为此，在访谈过程中，我还请杨蒲生、邓元昌、古振威等对戏单的内容印制错误进行订正，对演出信息变更进行说明：比如原拟某人饰演某角色因故临时由他人代替，某一剧目临时取消，演出日期或地点临时变更等。因戏单一般提前印出，此类状况不可避免。后人不知，不加辨别，引为信史，致使谬误流传。
此一时段的演出，曾先后在《新民报》和《北京日报》固定版面刊登有广告。对于极少数演出时间、地点等不详的戏单，编辑就到图书馆查阅这两份报纸，以尽量补齐相关信息，为读者提供方便。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京剧的大变革时期，这一时期北京京剧演出团体众多，演员的流动性大。为帮助读者理清脉络，我特别约请杨先生与古先生合作撰写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京剧演出团体沿革略说》一文，详细进行介绍，以增强史料的系统性。
经过努力，《菊苑留痕：首都图书馆藏北京各京剧院团老戏单（1951—1966）》终于呈现于读者面前。虽然仍不尽完善，但值得欣慰的是，我的编辑设想基本实现，为学界提供了一份方便、合用的资料。对负责史料类图书的编辑而言，每个选题都是机缘，很可能只有一次，根据现有条件尽可能增加稿件的学术含量和附加值非常关键。
注 释
[1]傅谨.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前言）[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2]谷曙光.构建京剧学研究的良好文献基础[M]//剧学薪传：中国人民大学国剧学术论坛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
[3][4]王海光.磨洗与重构：当代治史研究刍议[J].战略与管理，2011年内部版
（收稿日期：2012-09-23）
[关键词] 京剧文献 老戏单 保存当下 口述与访谈 服务意识
[中图分类号] G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3） 02-0027-03
出版的意义在于文化传播与学术积累。就史料类图书的编纂整理而言，编辑所做不仅是对稿件的技术性完善，更为重要的是提高学术意识，尽力发掘选题，根据现有条件增加书稿的学术含量和附加值。以下笔者以《菊苑留痕：首都图书馆藏北京各京剧院团老戏单（1951—1966）》（下简称《菊苑留痕》）的编辑出版为例，谈一点自己的体会。
1 编辑缘起
关于这批戏单的信息，我是从老作者陈志明先生那里偶然得知的。一次闲聊，他无意间提及煤炭部退休高级经济师杨蒲生收藏了一批老戏单，很不错，建议我有空去看看。当时我正在学苑出版社负责戏曲类图书的出版工作，对相关史料文献很关注，遂乘兴登门拜访。至今我还记得刚看到那批戏单的情形：望着很仔细地夹在数册活页夹中、码放整齐的一大摞老戏单，我惊呆了。这是年逾古稀的老戏迷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看戏的宝贵记录，也是一笔丰厚的文化财富。杨先生身体不好，行动依靠轮椅，他最大的心愿是尽快为这批戏单找个好婆家，无偿捐献，并希望能够正式出版，惠及大众。综合考虑，相关的研究机构或公共图书馆应该是最好的选择。我猛然想起首都图书馆曾与学苑出版社合作出版过《首都图书馆藏旧京戏报》，我看到过全部戏单的原件，时间跨度自民国初年至新中国成立前。若续上杨先生的这批戏单，无疑是桩美事。经过沟通联系，事情进展很顺利，不仅实现了杨先生的心愿，也促成了首都图书馆与学苑出版社的再次合作，以《菊苑留痕：首都图书馆藏北京各京剧院团老戏单（1951—1966）》为名，将这批戏单公开出版。
2 《菊苑留痕》选题策划过程中的学术意识
2.1 深刻认识京剧研究的瓶颈
由于负责社里的重点项目《中国京剧流派剧目集成》的编辑工作，自2002年至今，我的工作重心转向戏曲类图书的编辑出版。通过与学术界的交往，深刻意识到京剧史料不足是当前京剧研究的瓶颈，相关文献的整理出版是当务之急。对此，苗怀明、傅谨、谷曙光等学者均曾分别撰文进行呼吁。“京剧研究是中国文化研究最为重要、内涵最为丰富的领域。京剧诞生已经有两百多年历史，且恰恰处于近代学术高度发达的时代，然而，京剧研究的成果，却与京剧如此重要的文化地位极不相称，究其原因，固然可以找出许多，但有一个理由是人们经常提及的，那就是研究资料十分缺乏。”[1]
对于史学研究而言，在一定意义上讲，史学就是史料学。戏单作为戏曲文献之一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戏单就是京剧演出的节目单或说明书。戏单的文献价值首先表现在忠实记录了某年某月某日的演出情况，哪些演员、什么剧目、班社名称，乃至剧场、地址、剧情、价格、剧照等，逐日搜罗，就是一部京剧演出实录。若往深处、细处探究，戏单尚可据以考订某位演员的生卒年、声誉高低的变化、演出剧目数量等。尤其堂会、义务戏的戏单，在剧目、演员的编排上大有学问”[2]。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市场上公开出版的老戏单仅有《旧京老戏单》《回首当年：中国戏曲学院老戏单》《首都图书馆藏旧京戏报》等数种，屈指可数。两百余年的京剧演出史，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当长的时段都没有涉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2.2 保存当下的理念
策划出版《菊苑留痕》还有一层考虑，那就是保存当下。
在学术和出版领域，对于史料文献的整理，多有贵远贱近的心理。对于当下，或缺乏远见，或熟视无睹。不可否认前人所整理文献的重要性，也不可否认汇编影印或点校出版此类文献对于学术的意义。然而，汇编影印或点校出版前人所整理的文献毕竟没有产生新的文献，而挖掘、整理、出版当下文献，做的却是文化积累的工作，仅此一点，足以表明保存当下的重要性。在现实中，由于未能及时抢救挖掘，使多年好不容易积累而成一定规模、具有不可再生价值的文献流散或惨遭破坏的例子并不鲜见。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当代的精品必定是将来的文物和遗产，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对文化的积累和传播而言，保存当下，应是编辑的自觉意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京剧史上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它是传统京剧的辉煌期，是京剧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而北京是最重要的舞台。时值新中国成立之初，革故鼎新，传统京剧在继承与变革中艰难前行，经历了从演出体制、演员地位直到演出剧目等的一系列变革。一系列重大事件影响深远，余绪至今，新中国的文艺方针政策在京剧这个当时最流行的大众娱乐中得到了最直接、最鲜明的体现，这在当时的戏单上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反映。
杨蒲生珍藏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地区各京剧院团演出戏单总数八百余张，涉及北京地区包括中国戏曲研究院、北京京剧团、梅兰芳京剧团、太平京剧团、马连良京剧团、首都实验京剧团、先锋社、奎德社等在内的各公营、私营京剧院团，体系完整、品相完好，以时间为序排列，是传统京剧最后的辉煌期的真实记录，为研究京剧流派传承、剧团变迁、剧场沿革、剧目流传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是宏观的京剧史研究以及微观的个案研究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
保存当下，何其重要。
3 《菊苑留痕》编辑加工过程中的学术意识
在《菊苑留痕》的编辑加工过程中，我并未把主要精力放在对稿件的技术性完善上——对编辑而言，这应该是最基础的工作——而是根据现有条件，尽力增加其学术含量和附加值。
3.1 通过访谈丰富戏单信息量，提高内容准确度
“从学术史上看，一部选注完备的史料书籍，要远比一般性的著作更有价值，学术生命力也更长”[3]。当下的文献挖掘整理工作，由于当事者大多健在，为丰富文献信息、甄别文献提供了便利。 “除收集文献资料外，当代史研究者还必须在口述史方面下功夫，访谈历史的当事人。口述史料不仅可以补充文献资料的不足，构成复原历史的双重证据链，而且可以提供历史发生当时的情景。这恰恰是仅凭借档案文献难以知晓的”[4]。就这批戏单而言，其收藏者杨蒲生与普通收藏者不同，绝大部分戏都看过。而且看戏经历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期者还有圈内好友数人，如邓元昌、古振威等，均还健在。邓先生留有当年看戏的日记；古振威在网络论坛上发表过一系列当年观剧的文章，资料准确，文字细腻，拥有很高的人气。根据这些情况，我与首都图书馆地方文献部合作对他们进行访谈（该部有北京记忆项目，做口述、访谈比较有经验）。在具体操作上，请作者杨蒲生和朋友古振威根据具体戏单进行回忆，内容包括社会状况、演出背景、剧团流变、观剧场景（印象深刻的细节）等，根据口述整理有价值的信息。访谈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收到了实际效果。
关于戏单，杨蒲生还以“瞧戏忆当年”为题有一系列回忆文章，如《解放后北京城唯一的一次“窝头会”》《中国戏校的老师为学生勤工俭学办厂筹资组织义演》《深值钦敬的“右派分子”之冲天干劲》《说说〈珠帘寨〉》《张云溪的挑滑车》《一场难忘的除夕晚会》《五十多年来北京京剧舞台上演出过的“梁祝”》《萧长华为中国戏校执排〈赤壁鏖兵〉中的〈激权激瑜〉》等，很有价值，亦择要采用。
以上所有信息，经过综合，均择要在相关戏单处进行扼要表述，大大丰富了戏单的信息量，提高了内容的准确度。
3.2 重视对史料的辨识和补漏拾遗
“史学研究非常强调资料的可靠性和可信度”，“辨识史料真伪的问题是非常突出的”。为此，在访谈过程中，我还请杨蒲生、邓元昌、古振威等对戏单的内容印制错误进行订正，对演出信息变更进行说明：比如原拟某人饰演某角色因故临时由他人代替，某一剧目临时取消，演出日期或地点临时变更等。因戏单一般提前印出，此类状况不可避免。后人不知，不加辨别，引为信史，致使谬误流传。
此一时段的演出，曾先后在《新民报》和《北京日报》固定版面刊登有广告。对于极少数演出时间、地点等不详的戏单，编辑就到图书馆查阅这两份报纸，以尽量补齐相关信息，为读者提供方便。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京剧的大变革时期，这一时期北京京剧演出团体众多，演员的流动性大。为帮助读者理清脉络，我特别约请杨先生与古先生合作撰写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京剧演出团体沿革略说》一文，详细进行介绍，以增强史料的系统性。
经过努力，《菊苑留痕：首都图书馆藏北京各京剧院团老戏单（1951—1966）》终于呈现于读者面前。虽然仍不尽完善，但值得欣慰的是，我的编辑设想基本实现，为学界提供了一份方便、合用的资料。对负责史料类图书的编辑而言，每个选题都是机缘，很可能只有一次，根据现有条件尽可能增加稿件的学术含量和附加值非常关键。
注 释
[1]傅谨.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前言）[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2]谷曙光.构建京剧学研究的良好文献基础[M]//剧学薪传：中国人民大学国剧学术论坛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
[3][4]王海光.磨洗与重构：当代治史研究刍议[J].战略与管理，2011年内部版
（收稿日期：2012-0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