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衎的这篇作品被命名为《淡呀淡的光》，我在阅读时首先关注的却不是光的意象，还有和光有关的“看”这一行为。作者提示这一阅读路径自有其意义和理由。除了题目涉及光，在正文中，光的意象也反复出现。比如小说在行将结束的时候曾写到：“一束太阳光从窗帘缝隙里射进来，照亮了室内的浑浊，小乌扬起手，扇了扇在光束里飞舞的烟尘，说了一句，‘原来光也会脏的。’”作为叙述者的“我”，也担心小说中那个率真的女孩小乌长大了会“终于像我们一样，和光同尘”。这些都说明，“光”在这篇小说中既是具象，又承载着寓意。虽然如此，更吸引我的，依然是小说中的声响——来自文学也来自生活本身的声响。这些声响未必大，更不尖锐，却值得倾听。
　　其实在小说的开篇，就有对于声音的描写：“年前，搬离住了十多年的老房子，喧嚷多时的‘拆迁’终于成真。新的去处在城东，离火车站不远，经常能听见火车声，就想到了苏童长篇小说《蛇为什么会飞》中那个靠近铁轨住在棚屋里的四口之家，逼仄的居住环境迫得小说里的男主人不得不趁着火车开过汽笛长鸣的瞬间，迅速地完成一项隐秘的欲望游戏。”火车声是容易听见的，喧嚷的“拆迁”——当下世界的消息，这隐秘的声响，却容易被忽视。多少让人感到有些意外的是，小说竟然一开头就提到苏童的长篇小说《蛇为什么会飞》。但读完整部作品，我们就会发现，小说的第一段这么安排是有道理的——它从各个方面入手，奠定了小说的整个写作基调。
　　《淡呀淡的光》有一种散文化的倾向，不妨视为一篇散文化的小说。它并没有什么激烈的情节，主要是以清淡之笔写平常之人情。它也不涉及多么重大的主题。行文上，也有着散文般实录的、抒情的意味。小说中有对生活、对文学、对自我的思索，也并不刻意往纵深处走，而是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生活中那些激烈的、烽烟四起的部分，并没有得到正面的描写。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冲突是不存在的。比如小乌的外婆，作为一个老年人，她是孤独的。为了回到子女的身边，为了抵御这种孤独，她甚至有可能故意制造了一场火灾。又比如小说中对“我”的生活的展现，也多是写日常里的小烦恼。比如因搬家而带来的种种小麻烦，谈恋爱时的小烦恼。不过，这种舒缓的部分和沉重的部分——比如我本来向往在上海工作和生活，却因为无力承受高房价的压力而放弃了理想——是相通的。这些沉重的部分，在小说中是一种背景式的存在，却无法忽略。忽略了它们，自然会觉得小说过于平淡。然而，只要注意听到这生活里的秘响，真正理解了人物本身，理解了生活本身，就会明白作者所写的并非是日常生活的流水账。他只是不想写得过于极端，不想写得那么满。正面强攻不是他的方法论。一个事件，他不想写足十分，甚至是十二分，而只想写两分三分。
　　除了生活本身的秘响，文学本身的秘响、文学和生活相互交织所引发的秘响，也都值得倾听，需要仔细听。叶维廉曾经谈到写作和阅读中，存在着一种秘响旁通的经验。在他看来，一篇文章，一首诗，它们的字与句，不是一个可以圈定的死义，而是开向许多声音的交响、编织、叠加的意义的活动，文章、字句是跃入广阔时空中去活动的阶梯，是进出历史空间里的一种交谈。对于这种状态，叶维廉曾经做过一段颇为形象的描绘，在此不妨引述：“打开一本书，接触一篇文，其它书的另一些篇章，古代的、近代的甚至异国的，都同时被打开，同时呈现在脑海里，在那里颤然欲语。一个声音从黑字白纸间跃出，向我们说话;其它的声音，或远远地回响，或细语提醒，或高声抗议，或由应和而向更广的空间伸张，或重叠而剧变，像一个庞大的交响乐队，在我们肉耳无法听见的演奏里，交汇成汹涌而绵密的音乐。”
　　在叶维廉看来，这种文意的交相派生和相互引发，这种秘响旁通的经验，在阅读和写作中是广泛存在的。但实际上，不同作品的秘响，在多少、强弱等方面都存在诸多的不同。徐衎的这一短篇小说，虽然未必有着交响乐般的庞大阵容，但是也有许多的秘响。小说一开头就谈到苏童的《蛇为什么会飞》中的细节，在接下来的叙述中，還不断提到科尔姆·托宾的《空荡荡的家》和《母与子》、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J·K·罗琳的《哈利·波特》、苏童的《桥边茶馆》等作品。这既是试图以互文的形式来拓宽作品的意义边界，也借此写生活和文学之间的互通——文学源自生活，生活也时常受到文学的影响。
　　刚才我谈到，这是一篇有散文化倾向的小说，是一篇有意以清淡之笔写平常人情的小说。以散文的笔法写小说是难度的，因为一不小心，作品就会显得过于琐碎，作品的细节和场景也彼此割裂，无法凝聚成一个整体;以清淡之笔来写平常人情也有风险的，如果只有清淡，如果只是写平常人情，小说就会显得淡而无味。这让我想起一九八三年，汪曾祺在给他自己的小说集《晚饭花集》写序时曾经谈到的一个观点。他说，和以前的作品相比，“在文风上，我是更有意识地写得平淡的。”追求平淡之美，以此构建一种“抒情现实主义”，是汪曾祺在那时候自觉的美学追求。可是，汪曾祺还谈到，“但我不能一味地平淡。一味平淡，就会流于枯瘦。”为了克服这一点，汪曾祺有他的方法，那就是“把平淡和奇崛结合起来”，“我的语言一般是流畅自然的，但时时会跳出一两个奇句、古句、拗句，甚至有点像是外国作家写出来的带洋味儿的句子。老夫聊发少年狂，诸君其能许我乎？另一点是，我是更有意识地吸收民族传统的，在叙述方法上有时简直有点像旧小说，但是有时忽然来一点现代派的手法，意象、比喻，都是从外国移来的。这一点和前点其实是一回事。奇，往往就有点洋。但是，我追求的是和谐。我希望溶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能把它们揉在一起。奇和洋为了‘醒脾’，但不能瞧着扎眼，‘硌生’。”溶奇崛于平淡的平淡，才有可能让作品不至于淡而无味，而是让人在舒缓自然的语言中感受到愉悦和美，觉得赏心悦目。由此可见，冲淡之美不是光靠平淡之笔就能写就的。
　　徐衎在《淡呀淡的光》中也在探索属于他的方法。比如说，把清淡之笔和戏谑之笔结合起来。和前面几代的作家相比，徐衎，也包括他这代的其他青年作家的知识、教养和经验是相对复杂的，也是多元的。他们依然喜欢严肃文学，能从中得滋养，但是与此同时，电影、音乐等港台和欧美的大众文化，包括当下中国的网络文化等，也都构成了他们的写作资源，甚至是思想资源。读《淡呀淡的光》，我会想到汪曾祺、苏童这些作家的作品，也会想到村上春树，想到周星驰。小说中写到“我”的女友/前女友阿英第一次来我家，“就犯了个严重错误。获悉我刚搬了新家，阿英送了一面挂钟作为见面礼，敏感的母亲觉得这不是个好兆头，嘴上不说，脸上并不好看，‘来来来，多吃一点，再吃再吃。’席间，连我都觉察母亲热络得过了头，反显得虚假。阿英像被人强行灌酒似的，顺从地吃了一碗又一碗饭，其间不小心放了一个屁，无疑又使尴尬的场面雪上加霜。”小说里还写到邻家的小女孩小乌在我家还没怎么装修的房子里用完洗手间出来，阿乌颇为直接地说，“坐便器上有一只蜘蛛。”“我”则不免觉得困窘，为化解尴尬而赶忙接嘴说“那是我养的宠物。”小乌则乐了，接着说道：“分我一只好不好？”“我”说，“等它分娩完再分你。”这样的细节、对白和场景，很有港台电影的味道，让我想起周星驰的电影。尤其是蜘蛛，难免让人想到《唐伯虎点秋香》里的蟑螂小强。这样一种戏谑之笔，无疑给小说增加了许多趣味，也让小说的叙述显得旁逸斜出。
　　《淡呀淡的光》中还有不少带有沉思气息的段落。尤其是从“我”的角度入手，写“我”的自我认知，以及“我”对阿英、阿乌这些人物的认知，对成长的认知，对这个时代的人际、文学和生活的认知。这些带有沉思色彩的笔墨，也增加了作品的厚度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