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大半辈子，既当过编辑，也当过投稿者。不过就时间的长短讲，当编辑只几年工夫，而当投稿者却延续了数十年，直到现在早已跨进70岁的门槛，手中的秃笔依然未停，继续着投稿生涯。因为是投稿者这一特殊身份，故对编辑如何对待稿件，有着极为深刻的感受。
　　实事求是地讲，在前二三十年，凡我投出的稿子，不管被采用与否，一般都是件件有着落的。特别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编辑们对来稿尊重与负责，真是到了家。即便是稿子根本不能用，也要在退稿的同时附上一页半页纸，说明不用该稿的原因。尽管有些原因说得不怎么具体，但不管怎么说对作者是个交待和安慰。我至今仍然不忘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肖也牧先生，他收到我的稿子，不顾自己身体有病，在病床上给我写回信，指出稿子的优缺点，就这还在信中写明因有病复信迟了“请你谅解”的话。还有，上世纪五十年代西安《工人文艺》编辑白浪（宁克中）先生，我不知他是看小说稿的，就把习作组诗《测量队到了丹江边》寄给了他，他十分负责，除把诗稿转给诗歌编辑向太阳同志外，还专门写信给我讲明转稿的过程。虽然那组诗最后是经向太阳先生之手编发的，但我至今都感谢白浪。如若遇上一位不尊重来稿的编辑，一看不属于他管的稿子随手扔进废纸篓，那我的稿子就无缘和读者见面了。
　　报刊编辑对作者的来稿不像以前那样负责，开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当我把稿子寄给没打过交道的报刊和编辑，除一部分见了报外，其他的大都石沉大海。开初，我还写信（附上退稿的邮资）去问，因为“泥牛入海无消息”，后来也就懒得再催了。每当给陌生报刊和编辑寄稿时，都要在心里默说 ：这恐怕又是一尊“泥牛”。当然，即便在那时，编辑中也仍然有十分尊重来稿的人，《书海》杂志吴成瑞先生就是一位。大概是1998年或1999年吧，我寄了一篇给所谓“秽史”《魏书》翻案的稿子给《书海》，隔了没几天就接到吴先生的信，说该稿理论味太重，不适合他们刊物，为了对稿子负责，他把它转给某大学学报。后来，该学报刊发了该文并寄来样刊。值得一提的是，该学报编辑也附一信，说稿子是吴先生转来的。对此，我真是太高兴了。
　　行文至此，我想在这里顺便说说一稿多投问题。近些年来，常有报刊声明反对一稿多投，我是完全支持的。因此，对那些负责任的报刊我从不干一稿多投的事。但我也曾一稿两投过，其所以如此，并非为多挣几个铜板，（对于我们这些晚年生活有保障的离退休老年人，想通过写稿赚几个钱者极少）而是被逼出的行为。老同志一般不会用电脑打字，一篇稿子写好改了又改，最后的定稿已经成了“花狸豹”了，然后再一字一字地抄，因年岁大、眼花、手抖，抄一篇千把字的稿子，往往得两三个钟头。如果把稿子寄出去而石沉大海，再给别的报刊寄只得再抄，而时过境迁时连自己也“寻不着门”了。于是，为防止将来麻烦，往往在抄时抄两份，一份寄出一份备用。可有时也怪得很，寄出稿子几个月无有消息，只得把备用稿寄另外一家，谁知停一段时间两稿都发表了。你说，这到底是怪报刊还是怪作者？为避免出现一稿多投，我有如下建议：（1）对不拟采用的手抄稿，可采取退稿制，如怕增加报刊负担，可如是公示：凡须退稿，请寄足邮资。（稿子若发，邮资退还作者）；（2）严格实行拟用通知制度，如多少天未接通知，可另行处理。当前也有报刊实行此制度，但不严格。我有一稿投某刊物，时隔五年竟又刊登，可之前该刊就明令“两月没有接到拟用通知可自行处理”。如果有制度不执行，那就使投稿者无所适从了（当然，时隔五年稿子发表，不管怎么说，这样的编辑还属尊重来稿的）。
　　正是由于一些报刊编辑对来稿采取极不负责的态度，我便杜撰出一个词，说他们是“草菅稿命”。此杜撰原出于成语“草菅人命”，我觉得，稿子是作者呕心沥血的产物，它和人命一样值得尊重。当然，所谓尊重来稿，并不是“来稿必用”。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稿子未被采用是十分正常的事。对此，投稿者必须明确。不管稿子是否采用，提倡尊重来稿，对传媒界无论如何都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