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西方哲学既有一个合的传统——认为二者之间具有最终的统一性,又有一个分的传统——认为二者之间没有最终的统一性。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容易使人把他归入合的传统,但实际上他应当被划入分的传统。在这个分的传统中,笛卡尔的独到贡献在于明确区分了理论原则与实践原则,从而彰显了理论与实践之分的主体性维度。笛卡尔的理论原则就是通过怀疑一切来重建知识的基础和体系,但他反对在社会生活中也采用这一原则,而主张遵纪守法、顺应世事,即按实践原则行事。中国的学术传统不主张类似的区分,而讲求为学与为人的统一。这种讲求的本意不可谓不好,可在实际中,学者们却普遍拿做人处世的复杂思虑来对待学术,凡事只有实践原则,没有理论原则,以致难以做出理论上彻底的创造性成果来。笛卡尔的这一区分给中国学界的启示就是:我的研究我做主,我的生活看情况。